这部电影你一定看了，就算没看肯定也早就被剧透了，它就是 ⬇️⬇️
《我不是药神》
坦白讲，由于看电影前就已经刷过几篇影评，这是我第一次坐在电影院里看到大龙标的时候，内心竟有点欣慰。
《我不是药神》口碑有多炸裂已经无需多言：在一票从片名就能看出是烂片的国产电影中，这是中国医药领域第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影片，反映的是社会上多年来的天价抗癌药现象。尽管影片在人物塑造上还存在一定的脸谱化倾向，但仍不影响其被冠以“中国电影的救命药”之名。
一开场，片子就注明了“由真实事件改编”，故事原型其实是这样的：与片中“格列宁”一字之差的药物格列卫是一种治疗慢粒白血病的明星抗癌药，药效显著，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救命药。然而，此药价格相当昂贵：在国内，2013年以前格列卫一个月药量的售价是2万多元。
2002年，与影片主人公“程勇”名字一字之差的陆勇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必须服用格列卫控制病情，两年就花了50多万元。后来，陆勇接触到了印度药企生产的一款仿制药，并把自己作为实验对象，测试药物的有效性。发现仿制药的药效不错之后，陆勇开始把药物推荐给更多病友，2014年开始帮他们从印度代购仿制的格列卫。
后来，陆勇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得知陆勇被诉，上千名病友集体写信请求对陆勇从轻处罚。经调查，检察院认为，陆勇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和金融管理法规，但尚不构成犯罪。最后，公检部门撤销了起诉，陆勇被释放。
相较于现实中更多的无奈、平凡，电影倾向于赋予小人物英雄性甚至“神性”特质，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这部片子不能算作完全的现实主义，但已经拥有了现实主义的质感。
影片泪点不少，除了“吃个橘子吧”的悲凉宿命感，还有两句话直击人的内心。一句是：“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另一句是：“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
影片里，白血病人抗议天价药时打出的横幅上写着“生命诚可贵，格列宁价更高”；现实中，湖南一位慢粒病人去省委要求格列宁入保时说，“有病没有药是天灾，有药买不起是*祸人**”。
所以，吃进口药还是仿制药？药物的价格、疗效、副作用，处处都是病患考量的“性价比”。据报道，故事原型陆勇，如今还在服用印度的仿制药。而对于很大数量的患者来说，根本不面临这样的选择：正版药是万万吃不起的。
更有甚者，患者会买药品原材料自己“制药”，由于剂量掌握不准和技术上的欠缺，承担的将是更大的安全风险。
但是，“房子吃没了，家人吃垮了，不吃药，就只能等死”。在天然的求生欲面前，在绝望之下，冒冒险，又何妨？因病致贫，就是天灾*祸人**。从这个意义上讲，钱，确实是命。
这些挣扎，这些“dying to survive”的生命，才是这部影片深处，动人心魄的现实。影片的艺术性很容易遮蔽这一点，这是片子理应扎出的血。
所以，谁能说人们对于这种悲剧共情的眼泪里，没有暗含着一丝恐惧？
@南方周末 在报道中提出，目前的重点不是药神，重点是解决神药。
为什么抗癌药会这么贵？这是影片所引发的争议点，不少观众将天价药造成的一切悲剧归咎于“利欲熏心”的药企。
然而实际上，正是这些药企不断投入巨额经费，才促进了药品研发的不断革新。以格列卫为例，从发现靶点到获批上市耗费了约50年，制药企业诺华投资超过50亿美元。根据相关法规，专利药存在保护期限，只要期限一过，仿制药就可以合法生产。所以说，专利期是一款药物回收成本和获取利润的关键期。
况且，目前中国使用的多数抗癌药都是国外专利。某跨国药企相关负责人提到，新药的价格，与该国现有的医疗水平以及国家整体医疗成本支出同样相关，与研发技术更为先进的美国、日本相比，我们国家的需求弹性更低，大量病患成为新药的刚需群体，而国内也很难在进口新药上市后，研发出更有优势、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同病种药品与之竞争。
所以，很显然，指望药企靠其对于生命的慈悲心自动降价是既不理性、也不现实的想法。“我们不能借着肉贩、啤酒商或面包师的善行而获得晚餐，而应源于他们对自身利益的看重。”药企不能赚取足够的利润，就没有动力继续新药研发，强迫药企降价绝不是解决天价药的长久之计。
而根据 @丁香医生 报道，专利药的降价一般有三种途径：
随着专利到期，仿制药进入市场，专利药的价格一般会降到原来的20%；
跟印度一样，实施对于药品的强制许可；
政府通过相关政策及医保谈判，降低药品价格。
2017年，人社部启动了医保目录药品准入的首次国家谈判，在长达4个月的筹备和谈判后，最终将36种新药纳入目录，平均降价幅度44%。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谈判效果凸显出世界各大制药公司正配合中国政府降低药价的行动，尽管这使一些产品的营收增长放缓。今年从5月1日起施行进口药零关税，还采取政府集中采购、抗癌药等纳入医保报销目录等方式，并加快创新药进口上市，进口化学药不再逐批强制检验。
中国人民大学国发院研究员 @刘鹏 建议，鼓励进口药企以出售专利药特许使用权，或者以旧技术换市场的办法，鼓励其与国内药企合资生产，以有效降低成本。
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蔡江南 看来，让老百姓用得上抗癌药，要用创新药和仿制药两条腿走路。美国即是典型。政府不干预市场，创新药和仿制药呈现出两个极端——创新药价格昂贵，但仿制药市场竞争激烈，价格便宜。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专业监管，让上市的仿制药质量得以保证。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 @*震王** 认为，要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稳扎稳打地鼓励国内药品创新，同时将现有的社保资金资源利用最优化，“医改的目标从来没有变过，就是要合理诊疗、合理用药，不要把钱浪费在不必要的药品上。大量的医保资金被扭曲的医药价格所浪费，临床医生也没有合理用药的积极性，只有解决这些问题，将社保资金用在更有用的地方，才能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
实际上，不只医疗领域，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动态平衡的整体，药价只是目前显现的一个患处。这其中，法理与人情、知识产权、商业利益与生命价值等的权衡博弈无处不在，由此所催生的新的社会矛盾亦不能忽视。毫无疑问，目前我们正处于解决这个问题的过渡期。
而面向历史，面向未来，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在疾病和命运狰狞的面孔下，不管是专利制度的改革、医保制度的改革、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创新以及法律法规的完善、仿制药评价体系的健全，在不同发展时期，总要不断在其中寻找那个平衡点。
只是，这个平衡点，当以对人的生命尊严的确认作为最高价值评判标准。这是《我不是药神》给我们最原始的感动，也是一切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和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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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张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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