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6日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安子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据悉，有关部门要举行纪念活动，深切缅怀这位既为香港经济繁荣努力，更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及落实“一国两制”的历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
我同安子介先生相知有素达十年，不*公论**谊私恩，都应该为这位可敬可亲的乡伯写点纪念或传纪文字。然而，因为在我心中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致使在撰文的这段时间里，百感交集，再次深陷痛惜的心境。
让时光隧道回返到1999年12月20日。是日，举国上下庆祝澳门回归中国，安子介先生因病未能出席庆典活动，我的心一下紧揪起来，默默祈祷先生能早日康复。圣诞节前夕，收到他寄来的贺卡，忐忑不安之心情才算平静了些。2000年6月，我随市政协考察团到西北等地调研，途中惊闻安先生于6月3日在香港与世长辞，我含泪发去唁电。我真没想到，他去得竟然如此之快，他最终没有走进21世纪，而且再过23天就是他的89岁寿诞，着实令人扼腕痛惜。
我同安子介先生相交始于1990年。时年6月，在市政协文史委工作的我负责主编的第一辑《舟山文史资料》图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其中有上海杨志刚先生撰写的一篇有关安子介先生的史迹介绍。我把此书邮寄到香港，并去信问好。未曾料想，先生竟在7月12日便回信，并邮寄了由他亲笔题词的《解开汉字之谜》等5册亲著（该5册书现珍藏于舟山市博物馆）。
时至1991年5月17日，天气晴朗，年近八旬的安子介先生在离别定海55年之后，重返故乡观光。这一天恰逢舟山解放41周年纪念日，是巧合，还是上天刻意安排？后同安先生交谈时说起此事，他说：“今天是舟山解放纪念日，我是知道的。”由此引发了咱俩对1840年爆发的*片鸦**战争定海保卫战和英国*力武**侵占舟山及其改占香港的史事回溯。世上的事，有时还真的有些离奇。1996年1月2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成立，时年84岁的安子介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原籍定海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石乔**向原籍定海的安子介颁发了任命证书。1997年7月2日，原籍定海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将特区最高荣誉奖章——大紫荆勋章颁授了安子介（安子介在首批12名获奖者中位居榜首）。中国政坛三位重量级的又同为定海籍的历史人物，共同参与收回在*片鸦**战争期间中国清政府调换被英军侵占的舟山而割让的香港，真是件值得回味的史坛佳事。
话又回到1991年5月，其实，早在数日前，我已接到安先生来电，得知他要来家乡一事，一届市政协主席王守明等领导十分重视，考虑到我同安先生的关系，决定由我出面，去拜访安先生更为妥实，更显亲近。于是我和政协机关驾驶员杨舟平一起到普陀山如愿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安先生，并代表市政协赠送了“月是故乡明”的书雕匾额（“月是故乡明”五字是我提出来的，由时任市政协文史委专职副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王亚先生书写，钱文浩先生负责制作）。安先生对这件礼物爱不释手，回到香港给我的信电中还多次提及，这件艺术品太好了，制作工艺别致，篆书功底厚实，还有“月是故乡明”五字的涵意，可谓是珠联璧合。
当时，在普陀山拜访安先生时，还有一段小插曲。由于负责接待和保卫的人员不知详情，不允准我拜访安先生，于是双方争执起来，我说，“我和安先生是老朋友，如见不上面，安先生得知后责怪下来，我可不负责任啊！”他们见我语气硬朗、派头十足，一时也摸不清我到底是哪路“高人”。只好将信将疑进屋通报。未几，安先生笑容满面走出来，紧紧拉着我的手，一见如故地用上海口音高兴地说：“噢，是我的小老乡来了。”闻听此言，我心情十分激动，真想不到一位享誉国际的名人，竟如此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事后，得知正在就餐的他听说是我来了，马上放下碗筷出来见我，此事着实让我感动至今。说不完的亲近话，道不完的家乡情。当有关人员怕影响安先生休息要我们早些结束谈话时，他却说：“难得和小老乡见上一面，无妨，无妨。”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叮嘱道：“你年纪还轻，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我们后会有期。”上车后，他还频频招手致意示别。谁也料想不到，这是咱俩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
十年期间，我同安先生之间书信往来不断。有段时间，因各种原因我不太安心于政协文史工作，先生来信耐心开导：“每个人生在这世上，出生都是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但如果能把时间尽量利用，用心学习，一定会有成就的。”在先生直抒胸怀，肝胆相照的忠言面前，我还能有什么话可说呢。其后，我一直把先生的忠言当作自己的座右铭，用心学习，安心工作。在职期间，本人及编辑的文史资料图书多次获得全国、省、市有关部门的表彰和奖励，这些荣誉的取得，与安先生多年来对我的谆谆教诲是完全分不开的。
中国有句古谚：“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缘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尽管它是让我们捉摸不透的东西，但我对此深信不疑。否则，很难解释，一位是国际名人，一个是海岛平民，年龄悬殊38年，却结成忘年之交。除了平时的书信电话往来，每年圣诞节前夕他总按时寄来贺卡。尤使人感动的是，1994年7月我去信请他代购几册书籍，由于没有写清楚书的出版单位，结果，年过八旬且社会活动十分繁忙的老人竟冒着酷暑在香港几间大书店四处寻找，未果。又来信问询，最后如约邮寄于我。这件事固然与先生高尚的品格、广邃的博爱之心分不开，但用“缘分”一说来归结，大概也算是最美妙的解释了。
今年4月，为准备安子介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活动，省委*党**史研究室陈峰同志一行到舟山搜寻有关安子介先生的史实，在采访中问及：“你同安先生交往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不加思索地说：“是先生的待人真诚。”
在我的眼中，安子介先生虽然是一位香港工商界和政坛的风云人物，更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凡夫，像父亲、如同仁；是长者，又像挚友。正如先生他自己所宣称的：“我不是无脓无血的人。待人好也希望人待我好。”先生盛名于世，却超脱势利、处事持平，善与人和，难怪他得到香港各阶层的拥护，难怪他受到祖国人民的信任，并被委以重任，参与收回香港主权的伟大历史进程。
在我的眼中，安子介先生是一个坚强的人。祖籍浙江定海的安子介出生在上海。安子介的外祖父在一次沉船事故中不幸遇难，艰难的生活造就了他母亲坚强的性格，这对安子介的性格和思想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旧时舟山一带，母教均有一套口授格言，而安母更善于用民间谚语教育后辈要坚强生活。“刀在石上磨，人在人上磨”，“求来的雨不大”，“一事不知，士者之耻。”……母亲的教诲使安子介一生难忘，获益匪浅。安子介说过：“童年下的种，一生有收获”。记得在安子介18岁那年，他参加上海室外运动会13英里马拉松竞走，共有263人参加。因他听了别人的误导，赛前，早餐只吃了两个鸡蛋白，不料，赛时就肚痛，不得不停下来，坐在路旁呕吐，落在倒数第二。但他不服输，吐过后奋起直追，超越了179人，从262名追到第83名。事后他感慨地说：“无语猛追，其乐无穷，比考试得了第1名还快乐。”年轻时的这一偶然插曲，使安子介永记难忘。日后他追求学问、经营事业时那种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不能说与此无关。
在我的眼中，安子介先生是一个永不满足的人。他说过：“我不是完人。”但他毕生不弃不舍，万事苦苦追求一个“好”字。就连他的笔名“盖好天”也含有一个“好”字，他的笔名许多人都不知道，我也是听香港金庸先生说起，但不十分确定。于是，在普陀山同安先生交谈中，我曾问道，“盖好天”是不是先生的笔名？他说，是的。我一时兴起，唐突地说，您老是不是要与“盖叫天”试比高？（盖叫天（1888~1971），系中国著名著名京剧演员，以演短打武生为主，注重造型美，讲究表现人物精神气质，世称“盖派”。）他爽朗地笑着用京腔答道：“岂敢——岂敢——”。我一下子被他逗笑了，结果两人都笑个不停，惹得边上的保卫人员莫名其妙，呆呆地看着咱俩。于是，我也不好意思再深问下去。反正，“盖好天”的笔名，一定有他的来由。为了追求这个“好”字，安子介在青少年时代，尽管因战事频频，被迫几次中辍学业，但他仍勤奋好学，坚定地向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奋进。“广的方面要博，深的方面要专。”是安子介求知的信条；而“活到老，学到老”，对安子介来说，不仅仅是句座右铭，更是数十年来的生活实践。安子介是一位著名的汉语言学家，他曾获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清华大学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名誉教授，以及广州、上海、江西等地多所高等院校名誉教授、主席之衔。曾被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马寅初誉为“理论透彻、罗材广泛……足见著者对贸易实务曾有深入研究……是为国际贸易理论与实际间一良好桥梁”的《国际贸易实务》一书，是安子介在1945年8月的战火中完稿的。如今，这本著作仍然是许多大学里的主要课本。可有谁想到，这么一部有影响的著作，是安子介在重庆油灯下，把双腿泡在水缸里（以防蚊叮），经过三年的努力完成的。著名的《解开汉字之谜》（中、英文版），开始动笔的时候，他已是年近七旬的人，第二年，他突患心肌梗塞，可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续写此书。其间，由于安夫人叶纫荃的精心照料，安子介终于在1982年得以完稿并出版，他在此书扉页上写有4个字：“献给夫人”。安夫人于1987年逝世，他把五册著作《解开汉字之谜》放在夫人的灵柩里，以志永念。这里顺便提到的一事是，1982年，当舟山老乡世界船王董浩云逝世时，安子介拖着病体参加追悼会并致悼词，情意深切，令人感慨万千。从这件事也可窥见安子介确实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之后，他完成了《劈文切字集》、《安子介现代千字文》等系列著作，揭开了汉字研究新的一页。他还与长子安如磐合作，研制成功汉字电子写字机（又名“安子介写字机”），他创造了“安氏汉字电脑编号”输入法，在北京、华盛顿、伦敦都得到专利权，为汉字迈向现代化作出了贡献。安子介除了能够说多种中国方言外，还是一位难得的外语人才，他精通多国语言。在他出任贸易发展局主席时，曾出访德、法、英、西班牙和日本，他皆流利地用当地国的语言演讲，使世人对他的语言才能大为惊叹。安子介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凭着他渊博的学识和永不满足、孜孜不倦的精神，为香港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所创办的南联实业有限公司是香港最大的华资综合性纺织印染集团之一，该公司还是全香港使用电脑管理贮货的第一家，集团属下共有20余家工厂，3000余名员工，产品销售全世界。除了纺织业外，安子介还广及工商界诸多方面，他曾任和记黄埔、九龙汽车、香港电视、上海商业银行、邵氏兄弟影业、海南发展等大公司的董事。安子介历任港英行政局、立法局的非官守议员、大学及理工教育资助委员会副主席、香港棉纺织同业公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香港训练局副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和香港、日本经济委员会委员兼联络委员会主席等职。在任期间，他几乎跑遍全世界，宣传香港，争取香港的权益。他在1961年率团出访欧美亚非21个国家，已数不清与多少国家的官员进行过谈判，终于打破了当时欧美限制进口香港纺织品的僵局，使香港产品打进了国际市场。安子介还成功地发明了一种“三经一纬”（128根20支纱×60根16支纱）的斜纹布，达到了南非政府提出的针对香港入口的纺织品每时布要有172根纱、不足此数则征重税的严格限制要求，使香港纺织品无阻地进入了南非市场。安子介首次把香港时装带到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举办大型国际展览会，为香港时装打入美、日市场开了先例。作为一位卓有贡献的国际贸易专家，他在海外社会同样受到尊敬，他曾获英国女王授予的CBE及太平绅士勋衔、法国总统授予的I’Ordre National du Merite国家的功勋章以及日本天皇裕仁授予的一枚三等瑞宝勋章；他还获得美国德州达拉斯市荣誉市民的称号……
几十年来，安子介身在香港，但却时刻关注着祖国内地的建设事业，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已退休且年已古稀的安子介，为实现*小平邓**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义无反顾地挑起了历史的重担。从1983年起，他先后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在香港主权移交的历程中，先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香港事务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错综复杂的起草和咨询工作中，安子介坚持基本法应保障香港繁荣稳定的方针，注意发扬民主，发扬集体智慧，身体力行，踏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1988年7月，正当基本法工作进入紧张阶段，安子介因肺炎引起心脏功能趋弱，他入院做了大手术，在病床上，他念念不忘基本法，还亲自起草函件邀请内地委员到港交流。一个月后出院，他又全身心地投入到繁忙的工作。经过4年零8个月的辛勤工作和不懈努力，1990年4月，这部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诞生了。当*小平邓**、江*民泽**等中央领导亲切会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祝贺香港基本法制订成功时，时年78岁的安子介感慨万千地说：“基本法是一件史无前例的文件。到1997年7月1日，把香港主权由英国交回中国，我们也就完成了历史任务，可昭告后人。”
安子介先生所得到的荣誉以及获得的成就，向世人证实了他所走的路是对的，印证了他所发现的一句名言：准备+机会=运气。同安子介先生的交往中，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也多多少少悟出了几分做人的真谛。今天，当我怀着伤楚的心情，写下这篇文章后，我依旧深切感受到，如果仅仅是这种怀念，那么我的怀念应该说是不合格的，甚至可以说无法回报先生对我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继承前辈先志才是真正的纪念，而不是流于形式。
1918年，安子介7岁时同父母摄于上海
来源：中国舟山政府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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