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双峰并峙的局面在青春文学里一样存在。同样曾获过新概念大赛的一等奖，同样年少成名且名满天下，同样作品超级畅销，使得长期以来，人们将郭敬明看作是唯一能与韩寒并肩的 80 后作家。不过，也许除这些之外，两人再无共同点。正如前文所言，韩寒是以“黑社会”风格打破“前意识形态”在青少年中稳固的统治地位，而郭敬明则是以“温柔乡”风格进行了“去意识形态化”的努力，并建立了青春文学的常态。两人的文风迥异，各自后来选择的道路亦大相径庭。从 2003 年推出《幻城》、《梦里花落知多少》等作品成名以来，郭敬明的每部作品都成为中国图书市场上的超级畅销读物。他的作品成为图书市场的风向标，他的作品风格即是青春文学畅销书的圭臬。在以市场为导向的青春文学里，郭敬明所有作品一脉相延下来的风格构成了青春文学常态的绝大部分。
一、“独一代”的“温柔乡”
郭敬明笔下的“温柔乡”有两个世界，一个是完全凭空虚构的幻境，另一个是被过滤后的现实世界。《幻城》是前者的代表作，小说架构出了一个虚幻、神秘的空间，充满着奇幻的色彩。在这个空间里，有冰族与火族，有火焰之城，有幻雪帝国，人们有着白色晶莹的瞳仁，白色的长发，千年的寿命和如同梦魇般华丽的幻术，人们有着樱空释、梨落、星旧、泫榻、岚裳、蝶澈、潮涯、迟墨、片风、皇柝、渊祭、剪瞳、离镜这样的名字……这样的小说注定要超脱于凡尘之上，要高于对现实的摹写，而必须要依靠特定的艺术效果唤醒读者心灵的慰藉与沉醉。
《幻城》更像是脱胎于日本的动漫。在《幻城》里，奇诡的想象贯穿于小说的始终，作者以惊人的想象力虚构出了变幻莫测的人物、曲折离奇的情节、如梦如幻的场景。“这种幻想是轻灵的，浪漫的，狂放不羁的，是那种被我称之为‘大幻想’的幻想。” 小说里写到梦幻城池，写到神圣之战，写到王朝更替，写到雪雾森林、刃雪城、幻雪神山、冰海人鱼宫，“作品的构思，更像是一种天马行空的遨游。” 在想象之外，郭敬明有着高超的语言驾驭能力，“滔滔不绝、左右逢源，无论在描物状态方面还是在剖析灵魂方面抑或是哲理性的解说方面，都无搜索语言的捉襟见肘” ，作者凭借语言的高明，塑造出种种瑰丽的画面，营造出一派唯美的意境。
在幻境之外，郭敬明还为“独一代”营造出了另一个温柔乡，那就是被过滤后的现实世界。这是一个过滤了现实苦难与底层困顿的世界，这是一个过滤了艰辛奋斗与绝望挣扎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高级白领、宝马香车、任性的女公主和一群供他们赏玩的钻石王老五。比如在近期出版的《小时代》系列中，“顾里、南湘、唐宛如和林萧（叙述人‘我’），上海大学同一宿舍的四个女孩子，过着超现实主义的校园生活，享受着‘流星花园’式的爱情，顾源、席城、卫海、简溪这些男友们各方面都类似日本动漫美少年” 。这样的世界如何不让广大涉世不深的女性读者们为之心折？购买、阅读一本郭敬明的小说就等于拥有了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不过，这个世界里的人们并非没有烦恼和焦虑，但是他们的烦恼与焦虑显然带有浓厚的“独一代”特色。郭敬明很会把握也很会展现“独一代”的心灵世界，进而引起共鸣。他懂得“独一代”的自闭、脆弱，害怕长大融入成人世界，于是不停地为自己、为同龄人贴上“孩子”的标签：“一直以来我是个性格复杂的孩子，很多人说我很难了解”，“我就是这样一个孩子，我诚实，我不说谎。但如果有天你在街上碰见一个仰望天空的孩子，那一定不是我。因为我仰望天空的时候，没人看见”。他懂得“独一代”的孤独与寂寞，于是喜欢反复写这样的文字：“我是一个在感到寂寞的时候就会仰望天空的小孩，望着那个大太阳，望着那个大月亮，望到脖子酸痛，望到眼中噙满泪水”，“ 当我抬头仰望天空的时候我才是真正寂寞的，可是我总是在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才仰望天空”……在小说《梦里花落知多少》里，一干人物基本都是城市富裕家庭中走出的独生子女，衣食无忧，但是他们会为孤独而辗转反侧，会为忧伤而废寝忘食，会为懦弱而自怨自艾，会为情变而黯然销魂，会为友谊的背叛而如丧考妣……这种情感的过份夸大对于“为赋新辞强说愁”的青年人来说，并非致命的要害，何况对“自我”、“小我”的感伤式的抒写也是五四新文学遗留的宝贵传统，遗憾的是，当一部文学作品完全靠这些忧伤、明媚、寂寞、孤独的情感来支撑时，未免显得单薄，何况维系这些情感的故事情节更是离奇而肤浅——在《梦里花落知多少》里，让众多年轻女性读者哭泣不止的悲剧是由帅气的陆叙被暴打身亡、痴情的白松吸毒、率真的火柴入狱、忧伤的顾小北被情人诱骗等一系列事件造成的，这样低级的悲剧根本谈不上命运的悲剧、性格的悲剧或者心灵的悲剧，或许可以为之单独命名为“事件的悲剧”。这些集中安排的事件可以让我们再次感叹作者的想象力卓尔不群，换作是《幻城》这样的小说，未始不是一种褒奖，但是对于一部写世俗的小说来说，用过于离奇曲折的情节来发展叙事只能凸显出作者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的观察肤浅、思考平庸。不过，对于郭敬明和“独一代”的读者而言，这些都不重要，因为世界上本就没有深刻而真实的温柔乡，唯有过滤掉深刻，才能过滤掉思考的痛苦；唯有过滤掉真实，才能过滤掉现实的苦难。
二、商业逐利与时尚流行
郭敬明尤其是他的《幻城》的登场则带有浓厚的商业运作色彩。《幻城》最初是篇短篇小说， 2003 年 9 月发表于《萌芽》杂志头条。在当时《萌芽》的青春读者群体拥有绝对的数量优势，依托这个平台，短篇《幻城》在发表后引起了很多年轻读者的关注与欢迎。对于商人来说，这就是商机。 2003 年 11 月，春风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联系到郭敬明，希望他能在一个月的时间将一万多字的短篇《幻城》扩充到十多万字的长篇《幻城》，然后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于次年一月出版。从开始扩充暨再创作到出版上市，前后历经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实在令人膜拜郭敬明倚马千言的才华，以及出版社迅雷般的工作效率。商机稍纵即逝，也许非如此而不能成就小说一出，黄金万两的盆满钵满。然而从文学的角度大可以对长篇《幻城》进行质疑：首先，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无论是在文本结构还是叙事节奏上都有着很大的不同，成功的短篇是否就一定适合扩充成长篇，答案显然是未必；其次，短短一月完成十多万字的创作，或许是出于商业逐利的客观需要，但对于文学本身来说，这种急就章背后的创作心态似乎不太严谨且太过功利。文学层面上的弊病并不影响商业层面上的成功，郭敬明在成名之初就尝到了这个甜头，从而鼓励他随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幻城》出版之后的发行也彰显出商业逐利性。 2004 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春风文艺出版社特地将《幻城》中的插图印制成挂历，赠送给各地的图书批发商，社长举行招待会，希望图书批发商们多订多卖。过去，出版社作为我国文化体制内的事业单位，罕有如此主动推销的举动，而在《幻城》的发行上，春风文艺出版社可谓是开了屈尊的先河。此后，出版方对于《幻城》的炒作与推销可以说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程度，《幻城》责任编辑时祥选特地为作品开设了网络论坛，和读者进行互动交流，询问读者所在地的书店里《幻城》是否已上架待售，对于尚未上架的书店，则主动与其联系发货。《幻城》赤裸裸地变成了一种商品货物，并且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幻城》的畅销除了文本自身的价值之外，更多的是仰仗铺天盖地的商业运作。
另外，在九十年代文学边缘化之后，作品的畅销与作者的神化并不等价，像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余华的《兄弟》都是行销百万册左右的超级畅销书，这些作者却远远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明星，但郭敬明却是真正的明星与偶像，他的身后有无数支持他的“粉丝”，他所到之处必鸡飞狗跳，他的一言一行必令无数少男神魂颠倒、无数少女花枝乱颤……他的成名和韩寒是两种性质，韩寒的成名多是由于“黑社会”风格的直接对抗性引人侧目，“革命”时期的人心所向；而郭敬明的成名则是成就于商业利益集团的造星，是出版方为了保证市场利润所采取的商业手段，制造明星就等于创造一个商业品牌，商业品牌可以实现利润的长期化与最大化。“在整个大众文化领域，明星制造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定理，一个确保市场收益的保护阀；而在明星制造的背后，有着大量的参与人员，如经纪人、出版商、媒介宣传人员，甚至包括文化学者，他们共同建构了明星制造产业” ，在郭敬明被封神成星之初，各色人等、各种商业推广神通轮番而上，郭敬明同时被塑造成与韩寒截然相反的品学兼优的大学生、比韩寒文学水平更高明的两届新概念一等奖得主、“以 45 度仰望天空”的俊美而忧郁的青年等一系列形象，近乎千古完人。在这里提及一个有趣的现象，在造星时的每篇软文里，郭敬明的形象塑造处处都要以韩寒为参照物，并在各种领域都能压倒韩寒。两人水平孰高孰低姑且不论，但这种明显具有偏向性的比较其实很有争议。即便从市场角度来看，推销商品时处处贬低同行也是商业战中不道德的行为，何况在当时，文学尚未完全市场化，文学还没有堕落为商品，这种比较就是硬对两个个体的人进行的比较，并且是“拉偏架”式的比较，这种靠踩人上位的做法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很让人不齿的。后来韩寒长期敌视、嘲讽郭敬明或许有这方面的原因。在大众文化领域，比较有时就意味着 PK ，在低层次的大众那里， PK 总能吸引眼球，而 PK 的胜利方总能成为大众文化领域的英雄。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对于中国出版界而言，其实具有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因为这是建国以来中国出版界用商业手段造出的第一个大星星，在造星时，出版界的各种商业手段得到了阅兵般的检验，出版界完全走向市场不再是痴人说梦。而日后青春文学被商业操纵正是肇始于此，可以说，郭敬明为青春文学建立了又一常态：商业逐利性。
此后，郭敬明不断丰富着青春文学商业性常态的理论与实践。他的商业才华在青春文学常态的发展里一次次显露。对于后来郭敬明的商业才华与行为，有一段话做了最精练的概括：“ 6 年来，他持续有作品问世，又有很多跟出版相关的经营活动，比如《最小说》、《岛》系列丛书的策划，他还从事商业活动，涉足娱乐领域，唱片、电影等，和出版相关的一切他都在做：另外，他的整个概念是在做平台，推出一些新的年轻作家，这已经是运营公司的概念了。他这个人除了作家之外，还有商业头脑。 2005 年时我和他聊过，他对未来商业模式有自己的打算，是一个经营者，有企业家的风格，和《福布斯》倡导的创业精神一致，但我们不对他作品的艺术价值做评价，我们是纯粹从商业价值来考虑榜单的，至于商业价值与文学价值是否成正比，还有待于专业人士的评论。”
追逐经济利益便不可避免地使文学作品染上时尚流行的色彩。大众文化的消费基本都是投向时尚流行领域。郭敬明的作品从最初博采各家时尚流行文化（如日本动漫、日剧韩剧、港台歌曲）之长到自成一家——成名后的郭敬明的作品本身就是这个时代的时尚流行文化。但虚怀若谷的郭敬明始终没有放下学习的姿态，他的作品开始频频展示物质生活上的时尚流行。以近作《小时代》为例，黄平先生曾整理出一份这部小说里的时尚生活用品：“ Hermes 店里的黑色 Birkin 包与茶壶、 Prada 桃红色手包、 LV 男包、 Tod ’ s 男鞋、 Vertu 手机、《 Vogue 》杂志、 Channel 发带与 NO.5 香水、 MUJI 饭盒、 Burberry 西装、 NinaRicci 连衣裙、奔驰 S500 、 Armani 沙发、 AnnaSui 唇彩、 Adamo 电脑，等等。” 如此多的奢侈品如何不让物质化的少年男女们为之眼花缭乱，进而臣服。这些时尚物质之与郭敬明的小说正如意象之与诗歌，或者说，在郭敬明的小说中，这些时尚用品就是一种意象，它所承载的是青年一代的物质欲望和奢华梦想，令他们目迷五色而不能自拔；它所蕴涵的正是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提出的“炫耀性消费”（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也译为“夸示性消费”）的心理，通过消费让他人明了自己的经济强势，让自己得到优越感。这种以“炫耀性消费”达时尚流行的文学风格后来播及到整个青春文学的常态中，在许多青春文学作品里填塞着诸多的时尚物质的意向，洋溢着物质上的迷恋与优越感，比如张悦然作品的主题常常离不开 酒吧、香水、时装、漫画、电影等，她的 《这些那些》一文中有这样一段极具典型的叙述：“ 星巴克的女侍开始坐下来吃她的宵夜。那是一块样子很好看的奶酪蛋糕，她给自己煮了一杯Esppresso，开始看当地的报纸，Straitimes。她在看一场演唱会的宣传广告。我和小舞都讲话讲得很累了，于是插上电源，用手提电脑看影碟。”寥寥数句中可以看出文本里高密度的物质意象，轻描淡写的时尚生活，这种姿态略带慵懒的炫耀所透露出的是更高级别的优越感。
比较一下这种时尚流行与过去的文艺作品中时尚流行的区别。在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里，时尚流行领域往往局限于流行音乐、通俗小说、发型服饰等等，对于这种时尚流行的追逐往往取决于个人文化品位的选择，而不需要投入过多的经济基础，属于大众可以消费得起的大众文化；而今天青春文学常态里的时尚流行更多的是宣扬一种物质上的时尚流行，需要强大的经济支持。这种时尚流行给青少年读者所带来的是唯富论、唯经济论、唯商业论、唯物质论，在贫富分化严重的今天，这种时尚流行对于富裕者不啻是一种献媚，对于弱势群体却施加了深深的压力。郭敬明的作品以及整个青春文学常态正在逐步转化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门客与帮闲。
80 后文学先锋性的大众化，与先锋性的寿终正寝，以及青春文学常态的全面形成都始于郭敬明。郭敬明更像是一种新意识形态王朝的建立者。对于青年人“自我”的发现，以及“去意识形态化”是新概念作文与 80 后文学先锋性的一种，郭敬明成功地将这一先锋性进行了大众化，然而过于商业性的大众化，使得这些因素发展成畸形。青年人的“自我”膨胀成自怜与自恋，而“去意识形态化”简直就被异化成商业化、商品化、物质化、唯利润化。黄平先生尖刻地批评“郭敬明的作品，是一种最卑下的浪漫主义，在资本的黄金竖琴下无限献媚。” 实际上，当商业逐利性成为青春文学常态的一种时，献媚的又何止郭敬明一人呢？他还只是个“孩子”，还独自担当不起这个重任。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他是献媚的第一人，他是建立青春文学这一常态的开山鼻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