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大陆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在短短五日的时间里就斩获15亿票房，相信已有不少朋友在周末看了这部电影。截至7月10日，豆瓣上已有405208人对这部影片进行评分——总分9.0。56.1%的人选择五星，仅有0.2%的人选择一星。
上一部评分超过9.0的国产电影，是2002年上映的《无间道》。
这世上有两种资源，是不可能平衡，也永远无法指望它会平衡的。
一个是医疗资源，一个是教育资源。
故事的主人公程勇，从印度低成本代购仿制药，以低于市场几十倍甚至亏损的价格卖给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以保证那些吃不起正版特效药的绝症病人能够生存。他试图通过低成本，来打破医疗资源的不平衡，给予人们生存下去的希望，并且在短期的小环境内获得了成功。
印度仿制药虽然便宜又好用，但是在国内却属于违禁药品，*私走**和贩卖都是犯法的。
所以才有了这句经典台词：
在大环境中，这种不平衡是不可能逆转的。
Title 1：某些癌症，在部分发达国家看来，不过是一种慢性疾病。
在美国安德森癌症中心，有一座“一日医疗楼”。之所以得此名号，是因为来这里的癌症患者，做完化疗后就遵照医嘱直接上班去了，在他们眼中，癌症是一种慢性病，而不是绝症。
服药后，这类白血病人就可以正常生活
因为就当地医疗、医保和收入水平而言，药物治疗成本虽然昂贵，但并不足以对个人生活构成太大压力。
而彼时的中国，情况则大为不同，绝大多数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吃不起正版的格列宁——作为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唯一的救命良药，近4万元一盒的价格让那些想要活命的患者吃掉了房子、吃得倾家荡产。
而在美国，一盒专利期内的格列宁市场价仅卖2000刀，面对大环境下医疗资源的极度不平衡，病人们只能通过代购求药、境外就医、异地看病等方式求以生存。
张长林卖了十几年假药，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Title 2：为何抗癌药物如此昂贵？
抗癌药物产业并不能以常规产业链逻辑来度量，因为与高昂的研发成本相比，生产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2014年，美国塔夫茨大学药物发展研究中心（Tufts CSDD）的报告显示，如今，开发一种新的处方药，平均成本已经达到了26亿美元。
这些数据来自10家大型医药公司，药物的研究时间往往在10年以上；当药物通过审批后，还需要后续的3.12亿美元来研究剂量强度、配方和新的适应症等，也就是说，总成本会达到29亿美元以上。
由于研发周期长、成本高昂等条件限制，外加准许销售的企业，都是原创研发、最早拥有专利的公司，所以抗癌药物的价格昂贵，首先有着最理所当然的原因：这些公司在研发药物的时候投入了巨量的资金，之后当然要在专利期内从市场讨回成本。如不是因为暴利的市场需求，绝症患者们甚至看不到这些神药的问世。
进口原研药成本高，并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它们卖得要比高收入的发达国家还要贵。这其中还有临床实验、药物研发、审批等各类成本和各类累计税收、中间利润等等。
2013年人民日报的调查报道发现，治疗乳腺癌的赫赛汀，在大陆要卖24500元，而香港药房的最低报价约合人民币14800元，一江之隔，每盒药价格相差近一万元。
Title 3：降本，是平衡这种市场不公平束缚枷锁的重要力量
上游供应商药厂需要赚钱，无论是研发还是仿制新药，他们都没有错。另一种意义上，恰恰是他们救了病人。
这种不公平博弈现象普遍存在的原因，是由市场逐利本质决定的。
在产业链中，当市场价格下行时，大公司通常掌控主动权，并且往往会把成本压力转嫁给整个供应链，降多少，什么时候降，都是大公司说了算，这是贸易的正和博弈；当下美对华贸易战“伤敌一千自损一百”的状况，也是霸权主义的一种体现，这属贸易零和博弈，但无论是哪种博弈，降本都是冲淡这一类不公平束缚的一副良剂。
供应链金融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把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延伸向原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群体，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小微企业获得合规的金融服务，帮助中小企业降低交易成本与融资成本。
这对中小型企业来说就意味着无一例外地规避了不公平博弈中所遇到的拖欠账期、转嫁成本等问题，在贸易战市场低迷、降价压力大的环境下求以生存的空间，这不正是电影主人公救世的初衷。
最后，分享一段电影中的Tip：
程勇在一片杀虫烟雾中看到的神像，左手拿着兵器，右手拿着头颅和一只碗。是印度神迦梨。迦梨曾与恶魔搏斗，然而恶魔的血滴到地上，又会变成新的恶魔。迦梨只好托着碗，去接恶魔的血。当程勇重新卖药，他就像是与病魔搏斗的神，托着很多人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