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院菌
“口红效应”指的是经济低迷时期人们通过购买价格较低的但可得到立竿见影效果小物来获取心理满足。因此越是经济萎靡不振，像口红这样的商品销量反而上升得越快。但在学院君看来，低迷时期口红的热销不光是因为价格低廉得到的心理满足，更重要的是口红所能带来的振兴意义。
一只颜色恰如其分的口红，带来的不光是上妆者脸上的好气色，更有面貌气象的焕然一新，以及精神上的自我振奋。所以姑娘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想购入一只新口红为自己打打气，也许并不是拜物教主义的作祟，而是口红真的富有如此魔力。至少在第二次的世界大战时期，同盟国这边以红色的唇膏，群而起之力抗逆境的过程就很能说明问题。
说同盟国之前要先说说德国对口红的态度。与历史上某些国家对于烈焰红唇的禁忌一样，德国纳粹*党**在1933年就下了唇膏的禁令，在重大的场合不可以化浓妆涂红唇。“化妆的女性不能出任政府职位并被委以重任”，因为红色的唇部是张扬的诱惑与轻佻，与德国女性的日耳曼母亲与妻子的纯良形象相违背。日耳曼女性要肩负起繁衍民族纯正血统的高贵使命，就必须兢兢业业克己奉献，迎来母性的光辉就必须*制抵**红唇的诱惑。
而在另外一边的英国对于女性涂唇膏的权利却极尽保护和鼓励。英国政府的战时供给部曾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口红对于女性的作用相当于香烟对男性的作用，这对她们来说是一种保留生活正常性和尊严的方式”。
证明以上言论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发生在1945年4月15日，英军解放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一次救助。在英军为医生和医护工作送来了食物、药物和医疗器材的救助品以后，4月下旬的一天一个神秘的包裹被送到集中营的女子病房前，里面是大量口红。
英军救护车队的指挥官为这一特别的物资捐助解释说，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口红对女囚犯帮助更大的了。她们躺在床单上，身上也没穿睡袍，但是嘴唇却是红彤彤的……她们是人，不在手臂上的号码。是口红率先把人性还给了她们。”
涂口红既是女性战时的权利，也是义务。政府和媒体鼓励在工厂和*队军**工作的女性涂上口红，以提升鼓舞士气。正如英国坎伯来一位家庭主妇拉斯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涂的唇膏鲜艳，在这样阴沉的日子里，唇若笑不出，嘴角依然上扬。”
英国女性对口红也是同样的珍爱。虽然二战时期口红并不禁止，但是由于唇膏的制造原料是甘油，所以还是要实行配给制，以便省下甘油拿去制造*弹炸**。尽管这样英国女性还是涂上唇膏继续出门，哪怕唇膏只涂剩到一小节，还会放在炉上加热回收与再利用。
战时对红色唇膏最为推崇的的还要算是美国。即使在战火飞扬时期，唇膏的生产流水线也从来没有停止，唯一不同的是口红的包装材料从黄铜变成了磨光的硬纸板，省下的黄铜用于*用军**生产。在美国有没有那一抹红唇唇膏，不是美丽的问题，而是士气的问题。
美国军需生产委员会就曾经表示：“女性因为涂唇膏散发出的蓬勃朝气、自信和亲切会传染和感染给男性，所以这是士气的问题”。而美国的精神科医生也说，唇膏是“非必需的必需品”，对人们抵御战争恐慌和鼓舞精神有神奇的效果。而海军陆战队有一份指引，里面就明确的告诉军中女性同胞如何正确地涂口红；唇膏的颜色必须要和制服上绯红帽带的颜色进行搭配。
如此这般，美国对他的好战友—英国那边唇膏缺货的问题也不会置之不理，在英国战时物资紧缺时，秉承兄弟之邦的情谊为英军中的女性送去了爱心包—包里尽是唇膏，前有“雪中送炭”、后有“战时送唇膏”。
正如口红品牌Tangee的一则战时广告的文案称：
“没有口红让我们赢得战争。但口红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何而战。”
从这个意义上说，口红象征着对和平时期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与无法摧毁的乐观精神，对于赢得战争确实是一剂美丽强心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