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福喜现在住的郊区小院里，养着七八只大狗。他指着门口睡觉的那只老狗说道，这一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陪伴最久的，以前可灵敏了，能从车这头直接跳到车那头去，现在不行，老了，路都快走不动了...除了门口晒着太阳睡着的狗，还有墙上的老照片、手里拿的烟斗、架子上的弓箭，这座不大的院子里处处透露着年代的痕迹，透露着一个老人对于过去一切的怀恋与不舍。
在弓圈，杨福喜算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是往回数二十多年，情况大不一样。
1992年国企改制，杨福喜离开了工厂下海经商。因为经营不善，第一次做生意的他，很快尝到了失败的滋味。此时的杨福喜已过而立之年，兜里没一分钱，迫于生计，他只好跑起了出租补贴家用。两班倒的日子，他过了五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来到了1998年，这一年杨福喜40岁。
古人常说，四十不惑，但是杨福喜的心里充满了疑惑，对于弓箭，他有着难舍的情怀，但是如何靠着这张弓吃饭，他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九八年的下岗潮冲淡了香港回归的喜悦，也冲散了国人购物的欲望。弓箭，曾经的兵器之王，在现实世界里早已被遗忘的一干二净，即便是作为娱乐项目，也鲜有人问津。1999年的一个周末，杨福喜路过八角游乐园，看到那边有家新开的射击馆。到了馆里和工作人员闲聊才知道，他是今天第七位客人...杨福喜说，当时的价格是30块钱射999支箭，基本就等于随便射，但是前面六位没有玩超过一小时的...
外面是一个经济衰颓的世界，回到家里，是一百多把无人问津的良弓。千禧年的钟声叩开了新世纪的大门，但是杨福喜的困境却没有得到丝毫改善。整整三年，他的弓卖出去不到三把，回忆这段艰难岁月时，杨福喜不无心酸的说道：“这不光是我这辈子最落魄的时候，可能也是聚元号最落魄的时候。”
如果不是昔日曾有过的辉煌，或许此刻也衬托不出聚元号的落寞。想当年，聚元号的先祖们跟随八旗铁骑南征北战，踏破山海关，入主北京城。那时候，弓箭师傅住的是皇宫，吃的是皇粮，拿的是六品官员的俸禄，材料有专人供应，全年产量没有定额...那是一个属于弓箭制作艺人的黄金时代。
但是很快，随着火器的引入，弓箭在战争中的地位大不如前，并随之没落。道光三年，战事频繁，国库空虚，弓箭造办处的师傅们被迫搬离了紫禁城，来到了东四的弓箭大院。此后一百多年，“聚元号”、“天元号”、“广生号”、“隆生”、“天顺成”等老字号相继在这座大院挂起了牌子，试图恢复昔日的辉煌。
但时代的车轮滚滚，人算终究敌不过天算。
1912年，大清王朝覆灭，弓箭大院失去了最后的屏障，被迫走向市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此后数十年，直奉战争、中原大战、抗日战争、国共战争相继爆发，等到新中国建立，再看弓箭大院时，当初的四十多家只剩下四家，还守护着传统弓箭传统最后的门面。然而这一点“门面”，很快便被1956年的公私合营彻底的打入了历史的尘埃里。
杨福喜就出生在这座百年兴衰的弓箭大院里并度过了他的童年时光，直到它1967年被拆除。他还记得八岁那年，爷爷杨瑞林给他做了第一把弓，从此开启了他与弓箭制作技艺分不开的一生。据他回忆说，小时候家里男孩只要是到了上学年龄，爷爷都会给做一套小孩子用的弓箭。那时候的院子也宽敞，一群小朋友就在院子里练习射箭玩。
小时候的杨福喜动手能力很强，他自己发明的“考试作弊器”还被拿到学校展览，别的老师看到后都惊呆了。如果不出意外，小杨福喜会跟着爷爷和父亲学做弓箭，几十年后顺利的成为聚元号第十代掌门人，但是突如其来的“三大改造”，公私合营，让这一大家人的生活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公私合营之前的几年，是聚元号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一个月大概是30、40块钱，好一点的50，但是杨家一个月靠着这间弓箭铺子就能赚5000！公私合营之后，政策开始要求大力发展一切与人民息息相关的行业，比如纺织、粮食一类，而其他与人民生活相去较远的行业就先不鼓励不提倡，弓箭无疑就属于后者。
杨福喜的父亲和爷爷一家八口人被迫停止了弓箭制作，全部进了体育用品厂，改行做起了乒乓球拍、象棋、羽毛球。只有杨福喜的父亲杨文通失望之下，毅然离开了体育用品厂，找了一个做木工活的单位，辗转几处之后，进入北京市水利局，一直干到1990年退休。
或许正应了那句“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当初最失望的杨文通，反倒成了第一个重新拾起“聚元号”牌匾的人。祖辈的光耀已成昔日的回忆，摆在杨文通面前的，是家里一些破得不成形的旧弓箭，还有“*革文**”时期被锯成两截藏在柴火垛里的一张老弓。
这把老弓说起来有些来历，弓面的火印清晰的刻着几个字：“道光三年毅甫制”。据杨福喜说，这张弓是聚元号的老掌柜为了纪念聚元号弓箭铺成立一百周年而制作的，道光三年即1823年，也就是说，这个老字号迄今为止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
1998年6月6日，在北京朝阳区团结湖某小区一个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平房里，杨文通、杨福喜父子将“聚元号”的牌匾重新挂在了墙上，消失了四十多年的“聚元号”、弓箭大院唯一的幸存者，重新开业了。
然而此时的杨福喜正处在人生的低谷，他还没有萌生出未来“此生只为弓箭而生”的崇高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想混碗粥喝”。但现实是，想靠着制作弓。箭这项冷门的技艺“混碗粥喝”，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杨福喜很郁闷。
郁闷的杨福喜大概不会料到自己很快就能摆脱困境，因为当时有三个人跟他一样郁闷。
三个人里一个叫徐开才，原国家射击队总教练；一个叫谢肃方，是个英国来的“中国通”；还有一个叫仪德刚，是中科院的博士。
1998年的某一天，杨福喜无意间看到一则新闻，说是北京西山有一家射击场用活鸡、活兔当靶子供玩家射击。虽然新闻对这种行为持有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是杨福喜敏锐的觉察到这里面可能会有对弓箭感兴趣的玩家。
于是第二天，杨福喜和父亲带着家里的几套弓箭，开车直奔西山而去。到了那边下车，发现射击场附近已经围了一大圈人。当时市场上主流的弓箭还是滑轮弓，也称现代复合弓，杨福喜拨开人群钻进去瞧了两眼，二话不说便返回了车里，掏出了自制的中国传统双曲反弯复合弓。
人群顿时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凑过来围观这种失传已久的传统弓箭，而当时挤在人群里的，就有徐开才。
徐开才，原中国射击队总教练，中国迄今为止惟一打破男子射箭世界纪录的选手，被誉为中国箭坛的“开国英雄”。1995年，已经55岁的徐开才在一次与英国友人的聊天中意外的发现，外国人对于中国传统弓箭的研究，竟然比中国人还深入。“那怎么成，外国人都懂，我也要搞明白。”从那以后，徐开才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弓箭上，看书、做笔记、包括到外地参观博物馆内收藏的弓箭和到古玩市场淘宝。但是这些都是“死”的，直到那天在射击场上遇到了杨福喜，他才惊喜的发现，原来传统弓箭制作技艺，还没有完全“绝迹”！
两人一见如故，徐开才拉着杨福喜父子去了他的办公室聊了一个下午，他对杨福喜说：“弓箭制作技艺也是国粹，绝不能失传。”这番话对杨福喜的鼓励很大，也让他坚定了重拾弓箭制作技艺这门手艺的决心。
在徐开才的帮助下，杨福喜开始接触到了许多“圈子”里的人，也有了更多获取原材料的途径。2002年，也是在徐开才的介绍下，杨福喜结识了人生中第二位“贵人”——时任香港知识产权署署长的谢肃方。
谢肃方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也是个中国通，他对传统弓箭非常感兴趣。第一次见面，谢肃方就对“聚元号”的制作工艺赞叹不已，不但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把弓，还帮杨福喜建立了外国网站，自此之后，大批的弓箭爱好者慕名而来，杨福喜终于不用再为生计发愁了。
而“聚元号”真正的转机，出现在2003年。当时，还在中国科学院读博士的仪德刚，正在为自己的课题苦恼。他准备写一篇有关中国古代弓箭的论文，但是缺少研究对象。在徐开才的介绍下，仪德刚来到了“聚元号”结识了杨福喜，在弓箭铺调查学习了八个月之后，仪德刚完成了自己的论文并在中科院获奖。
仪德刚的博士论文引发了轰动，一个月之内，杨福喜制作的80多套弓箭全部售罄，往后再来只能提前预定。
“聚元号”火了。在徐开才、仪德刚等朋友的建议下，2006年，聚元号作为“硕果独存”的弓箭制作老字号，申请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此时的杨福喜早已摆脱了当初只是“为了混一口粥喝”的窘境，他相信自己是在“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争一口气”。
杨福喜做到了，他的产品远销到40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父亲杨文通，却没能看到这一天。2006年5月13日，就在国务院批准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名录的前一周，杨文通因病去世。
我们一行人见到杨福喜的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2018年，这位六十岁的老人身体依然强健，拉40磅的大弓不费吹灰之力。
在一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腰背挺的笔直，对待每个问题都一丝不苟。采访之余我曾私下问他，同样的采访问题回答很多次会不会很烦？杨福喜回答的很爽快，说当然会。但是，他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人家也都是有工作任务来的不是么？你把人家拒之门外，人家完不成任务，回去了怎么跟领导交代？他接着举例说，曾经有一个电视台的编导说要来拍摄，我答应了。结果第二天来，好家伙，带着一百多人，闹哄哄的，要把整个家里布置全都重新弄一遍。我当时就来气了，冲他们说：“你们是来拍摄的还是来*迁拆**的？”完了我就把节目组撵走了。但是到了晚上，那个编导打来电话，哭着说自己完不成拍摄就要被辞退，我想那还能怎么办呢，那就来呗。
心软的杨福喜在剧组走后，自己一人拾掇了大半个月，才把家里重新给收拾好。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作为一个有着“大侠”风范的手艺人，似乎脾气就应该大一点，谱子摆的高一点，但是杨福喜不是。早年的生活艰辛，使他轻易能够同情并理解他人，从而心生慈悲。就拿制作弓箭来说，杨福喜说道：“我有时候也很纠结，因为弓箭这个东西当然大家都想做的越准越好，但是你做的越准，射的越准，也就越损。打仗也好，打猎也好，都是杀生的行当，所以手艺人也有自己的痛苦，但是现在好一些了，大家射箭是为了陶冶情操、修生养性...”
杨福喜现在住的郊区小院里，养着七八只大狗。他指着门口睡觉的那只老狗说道，这一只是我最喜欢的，也是陪伴最久的，以前可灵敏了，能从车这头直接跳到车那头去，现在不行，老了，路都快走不动了...
除了门口晒着太阳睡着的狗，还有墙上的老照片、手里拿的烟斗、架子上的弓箭，这座不大的院子里处处透露着年代的痕迹，透露着一个老人对于过去一切的怀恋与不舍。
回忆自己六十年来的人生，他总结到：“四十岁以前是浑浑噩噩，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每天为柴米油盐担忧，四十岁以后我才终于明白，我这辈子就是为弓箭而生的。小时候老师总说我没‘常性’，做事儿三分钟热度。刚拾起弓箭（制作技艺）那会儿，我哥都说，别看他瞎折腾，过几天就不折腾了，指不定把弓箭扔到哪去呢。他们都不看好我。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我坚持了二十年，而且现在干得还不错。所以我就明白了，我就该着是做弓箭，瞎折腾了几十年，终于回归了正道儿...”
“回归正道”的杨福喜偶尔也掩藏不住自己的“玩儿”心，他在《箭士柳白猿》里客串了一个武馆的老馆长，和于承惠老师飙戏；他去北京电视台《三十六计》拍摄现场给人家讲射箭，结果自己变成了演员；此外，成龙、吴宇森、霍英东也曾或邀请他为电影制作模型，或向他私人定制弓箭...
谈到聚元号的未来，杨福喜盯着树梢头飘过的云朵发了会儿呆，像是在说给别人听，又像是自言自语一般的说道：“给我的任务我都完成了，聚元号没有折在我手里面，也就问心无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