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思婷
与维也纳有关的作曲家多如繁星，诸如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萨列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作曲家安东尼奥·卢西奥·维瓦尔第也与这座城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在欧洲红极一时的“红发神父”于1741年在这里悄无声息、失业、甚至贫困地死去，而他的音乐的复兴则要等到百年后的20世纪。17年圣诞节期间，笔者与朋友们来到维也纳，探访了维瓦尔第的故居、墓地旧址等，试图寻找他的最后足迹。
维瓦尔第的最后一年：落魄维也纳
当年花甲之年的作曲家离开他的故国意大利是被逼无奈。自从1736年维瓦尔第的父亲、同时也是他毕生的导师和支持者——乔万尼·巴提斯塔·维瓦尔第——去世之后，维瓦尔第就陷入了连接不断的沉重打击与决策失误中。1737-1738乐季，主教Ruffo对维瓦尔第下达了费拉拉的歌剧禁令，原因是按照梵蒂冈传统，神父不能亲自出席歌剧演出；同时有报告称维瓦尔第与女歌手安娜·基洛交往过密。维瓦尔第侄子的丑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主教的决定。祸不单行，1738年3月，维瓦尔第任教几十载的慈悲圣母院（Ospedale della Pieta）决定辞退他——观众的喜好改变了，新一代的意大利音乐市场不再青睐维瓦尔第过时的音乐风格，无论器乐还是歌剧的演出，他是都门可罗雀。在这种情况下，1740年夏天，年老的作曲家决定到维也纳孤抛一掷——选择维也纳的原因是明显的，因为那里有喜好他音乐的查理六世，同时他收到了纳克恩滕大门剧院（Theater am Karntner Tor，今天的维也纳国立歌剧院的前身）下一乐季歌剧的邀请。
然而，维瓦尔第的运气确实已尽。查理六世的突然中毒去世，所有剧院关闭一年，导致维瓦尔第在维也纳处于失业状态；奥地利继承战争打响；从前的资助者不再搭理他；而作曲家由于年老和资金紧张而无法再次旅行。1741年6月28日，维瓦尔第终于赚了一点点钱——公爵Vinciguerra Tommaso Collalto买下16首作品，仅支付12匈牙利达克特（ducats），仅够在维也纳的小旅馆住上一天——而如今，维瓦尔第的手稿估价已达9万美元（根据苏士比拍卖行对他的咏叹调手稿Eon Feroce Che Avvinto Freme的估价）。一个月后，1741年7月28日，维瓦尔第在维也纳因肺病去世，以贫困的第三等级市民规格下葬。他心念着的歌剧《弥赛亚的神谕》（L’oracolo in Messnia，RV726，已失传）在1742年终于上演，然而作曲家却无法复活。
萨赫酒店咖啡厅外墙的维瓦尔第故居铭牌
维瓦尔第在世时其名声就已渐褪，去世之后其作品更是很长时间无人问津。当他的天鹅之作《弥赛亚的神谕》在维也纳落下帷幕后，200多年再无任何维瓦尔第的歌剧上演。巴赫的改编让人们再次想起这位威尼斯老作曲家，而当音乐学家们再次用积极的眼光去审视维瓦尔第的作品时，已经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
从维瓦尔第故居到萨赫酒店咖啡厅
维瓦尔第在维也纳的故居（也是他的去世之地）在维也纳有名的商业街克恩滕大街（KärntnerStraße）38号，当年的房东是马鞍商人的寡妇Agatha Waller（一说拼写为Wahler）。故居离维也纳国立歌剧院（Wiener Staatsoper）仅一街之隔，维瓦尔第选择这里租住，恐怕是出于方便去歌剧的考虑。时代变迁，当年的平房经过多次改建，如今已是著名的萨赫酒店咖啡厅所在地，风靡奥地利的巧克力蛋糕萨赫蛋糕（Sachertorte）1832年就从这里起源。萨赫酒店咖啡馆一直是世界各国游客在维也纳的必到之地，人们情愿排队多时、只为品尝一块最正宗的萨赫蛋糕。那么，这地方还会不会有什么维瓦尔第的痕迹呢？围着咖啡厅转了一圈，我们很高兴地在外墙上发现了一块深红色的大理石铭牌，上面写着“1741年伟大的作曲家安东尼奥·维瓦尔第（1678年3月4日于威尼斯-1741年7月28日于维也纳）居住在此处，献给维也纳科技大学管弦乐团与教授”。稍后我们在咖啡厅里品尝萨赫蛋糕时，历史与现实不由得在我的脑海中碰撞，维瓦尔第如果天上有知，他一定很想尝一块自己故居出品的萨赫蛋糕吧。
萨赫酒店（左）和咖啡厅（右）。右边建筑的一楼外墙上可见一块深红色大理石的铭牌，指示出维瓦尔第故居
查理教堂与维也纳科技大学：维瓦尔第墓地旧址
从萨赫酒店的咖啡馆、也是几个世纪前的维瓦尔第故居出来，我们开始了寻找他的墓地旧址的旅途。
维瓦尔第当年葬礼的举行地是维也纳的圣斯德望大教堂（Stephansdom，或称“圣施蒂凡/司提反大教堂”），这座教堂也是日后海顿、莫扎特的婚礼举行地，萨列里、舒伯特的葬礼举行地。关于维瓦尔第葬礼有一个动人传说：当年还是合唱团成员的小海顿在维瓦尔第的葬礼上演唱了安魂曲。海顿是否出席了这位老作曲家的葬礼我们不得而知，而如今学者的研究可以否认这一传说。从维瓦尔第的葬礼清单上看，它仅仅提到有“六个圣坛男孩”出席。唱歌需要额外收费，经文歌的收费就更为昂贵，而经济拮据的维瓦尔第的维也纳之旅的陪同者（基洛姐妹俩，可能还有作曲家两位未婚的妹妹）可能没有这个财力。因此，维瓦尔第的葬礼是在静默中举行的，年幼的海顿并没有在他的葬礼上歌唱。
夜幕中的圣斯德望主教座堂
维瓦尔第安葬的墓园SpitalerGottesacker（也被称为Armesünder-Gottesacker，意为被处决者墓园）位于卡尔广场的查理教堂（Karlskirche，“卡尔”即德语化的“查理”）旁，安葬的是贫民与被处决的犯人。19世纪初，该墓园被拍卖，其后建起了今日的维也纳科技大学。因此，维瓦尔第确切的墓地位置已无处可寻，唯一可以看到的是维也纳科技大学在临近查理教堂的墙面上的纪念铭牌。
1737年的SpitalerGottesacker
那天我全程带着一朵小黄花，留给维瓦尔第。它的来源是这样的：清晨，我们在维也纳中央公墓祭扫作曲家们的时候买了一束*菊黄**花，我特意留了一朵；经过一天的行程，到达维也纳科技大学的时候已夜幕降临，小花也有点儿蔫了。顺着维也纳科技大学的围墙摸索着，在卡尔广场正在拆除的圣诞市场的废墟边上，我们在墙上发现了这块铭牌。朴素的石板上刻着“1789年之前，这里是老人院（Burgerspitals）的被处决者墓地（Armesünder-Gottesacker）；安东尼奥·维瓦尔第，1678年3月4日出生于威尼斯，于1741年7月28日葬于此处”。这块铭牌树立于维瓦尔第1978年300周年诞辰纪念时，它没有照明和指示，隐藏在黑夜中，墙角下还堆着些冬季的残枝败叶。看到如此冷清破败的景象，我们很是失落。这位如今依旧给大家带来快乐与慰藉的作曲家，其真身却在这个被人忽视的角落。“请趁着艺术家活着的时候购买他们的作品”的警句放在这里真是令人格外唏嘘。
维也纳科技大学外墙的维瓦尔第墓地旧址纪念铭牌
意识到把这朵祭扫的小花放在这铭牌底下就等于扔到垃圾堆里，我们来到了维也纳科技大学旁的查理教堂。幸好这教堂给了我们些许安慰。查理教堂如今为了纪念这位安葬在教堂附近的威尼斯作曲家，定期上演维瓦尔第的《四季》。旅游博客“秘密维也纳”（SecretVienna）这样形容查理教堂的维瓦尔第音乐会，“夏天的时候——当你在听‘夏’时——请想一想它的作曲家，说不定他就在你几米之下他的墓里哼着旋律”。我们将这朵祭奠的小黄花摆到了教堂音乐会宣传栏旁边，虽然并不是当年维瓦尔第墓地的确切位置，但希望这位去世在异国他乡的老作曲家可以收到这份心意。
寻访贝多芬故居中的惊喜：维也纳的维瓦尔第纪念雕像
拜访完维瓦尔第冷清的墓地旧址，即便安慰自己——在教堂天顶看到的带有奇异光芒的圣灵鸽子安抚着逝者们的灵魂，我的情绪仍然非常低落。然而，次日在寻访贝多芬故居的路上，维瓦尔第在维也纳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小惊喜。
贝多芬在维也纳搬家数次，我们决定去贝多芬1827年去世时的故居看看。这处被称为“贝多芬逝世之地（Beethoven-Sterbehaus）”的原建筑在1903年的时候被毁，目前的建筑是重建的。在通往故居的路上，我们路过沃蒂夫教堂（Votivkirche）。教堂后的花园里，一组白色大理石的女子乐团雕塑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走上前去，那三位女乐手前的矮碑上的金属浮雕上，雕刻着的正是维瓦尔第。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夜幕下的查理教堂
我查阅了一些关于这座纪念雕像的资料。它立于2001年，雕塑家是意大利人Gianni Aricò。雕塑为了纪念维瓦尔第为年轻女孩的音乐教育所做出的贡献：“他是一位作曲家、小提琴家、音乐教育者与神父；他并没有太长地从事神父这项事业，他在女子孤儿院的工作为年轻女性打开了音乐教育之门”（援引自区长Hans Benke在揭幕仪式上的讲话）。在“猫途鹰”网站上，有人在维瓦尔第忌日这一天，在他的浮雕旁留下了一朵小小的白玫瑰，我不由得心生感动。
留给作曲家的小花
值得一提的是，一组类似的雕像被竖立在威尼斯的港口，面对着旅行者和游船。威尼斯的雕像由青铜建造，与维也纳的相比缺少了维瓦尔第的纪念碑，意味着作曲家已不再在他的家乡。雕塑家在个人网站上说道：“维瓦尔第的音乐在深层次的情感投入中捕捉了我们的感受……这组雕像中每个人物都在时间与空间、和谐与不和谐、欢乐与悲伤中互相联系。”这样的安排不由得让我想到英国学者Micky White认为18世纪中期重建的慈悲圣母院教堂（现名Chiesa di Santa Maria della Pieta）的天顶画中一位半露面庞的红发男子是维瓦尔第，体现了孤儿院在维瓦尔第逝世后对他的纪念（相关研究在BBC纪录片Vivaldi’s Women里有涉及）。
结语：从落魄维也纳到重获荣誉
1739年，维瓦尔第在给赞助人Marchese Guido Bentivoglio的信中哀叹“夺走我的荣誉就是夺走我的生命”，然而他的荣誉江河日下，他的生命也很快随之消逝。19世纪，当学者们因巴赫而最初注意到维瓦尔第时，他只是“单薄与了无生气的骷髅”（语出德国小提琴家、指挥家、音乐学家Wilhelm von Wasielewski）；直到德累斯顿和都灵的维瓦尔第手稿被发现，才让学者们意识到这久已静默的威尼斯音乐中的独创与丰饶。即使斯特拉文斯基所言的“维瓦尔第把一首协奏曲写了400遍”可能不无道理，维瓦尔第今日的荣誉仍绝对超过了他在世时：暂不说《四季》的发行量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也不说《荣耀经》和众多协奏曲的大受欢迎，即使他的歌剧录音也渐渐完备，在假声男高音和女中音的演绎中逐渐让人们熟悉。如今，当我们重新回顾维瓦尔第生命中在维也纳最后绝望的脚步时，耳边飘荡着的或许正是旅游纪念品店里小八音盒响着的“春”，真是令人不由得对作曲家多舛的命运与历史的造化弄人感慨万千。
威尼斯的维瓦尔第纪念雕塑
参考文献：
M. Talbot, The Vivaldi Compendium, Woodbridge (2011).
M. Lorenz, Haydn Singing at Vivaldi’s Exequies: An Ineradicable Myth (2014).
M. White, Antonio Vivaldi: A Life in Documents, Ad llissum (2013).
K. Heller, Antonio Vivaldi: The Red Priest of Venice, Harl Leonard Corporation (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