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邓玉芬的家乡被日本侵略者侵占，划入伪满洲国，百姓从此坠入了日本侵略者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邓玉芬家的日子愈加艰难。为了糊口，3个大点儿的儿子只得离家外出去扛活，夫妻俩也被迫带着几个小儿子，撤到张家坟村东南的猪头岭山上开荒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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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上的苦还在其次， 最使人难以忍受的是，日本侵略者不但不许中国人使用中国的年号，还强迫百姓忘掉是中国人。邓玉芬虽没有文化，但也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么，她一次又一次地教育儿子们：“记住，咱是中国人。到死也不能忘了祖宗！”
玉芬和乡亲们盼望着中国*队军**早点打回来。盼啊盼，终于盼来了八路军。当她得知这是一支抗日救国的队伍，是穷苦人自己的队伍的时候，真像见到亲人样高兴。7月，丰滦密第一支游击队在猪头岭上成立，邓玉芬的大儿子永全、二儿子永水就成了这支游击队的战士。9月，她又送三儿子参加了白河游击队。从此，邓玉芬的心就和八路军、游击队更紧地连在了一起。
邓玉芬的家是八路军和伤员的经常住所，她为八路军烧水做饭，缝补衣服，为伤员接屎接尿，喂汤喂水，从不嫌烦。她和孩子们以粗糠、树叶、野菜搭着充饥，把自家大部分粮食省下来招待亲人，杏干、杏仁、倭瓜子之类的小吃他们自己舍不得吃，攒起来留着款待八路军。每当伤病员痊愈后离开她家，她都像送儿子出征一样，把衣服洗净补好，一边叮咛着，一边把煮熟的鸡蛋硬塞进他们的衣兜，还要拉着他们的手送出老远，老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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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春天，邓玉芬的丈夫任宗武与四儿永合、五儿永安不幸遭到马营据点日军偷袭，任宗武和五儿同时遇害，四儿被抓走。邓玉芬闻讯犹如五雷轰顶！悲愤交加使她几次晕厥过去。
然而，坚强的邓玉芬没有屈服。她苏醒过来后，谢绝了亲友的挽留，拉起两个小儿子，坚定地说：“走，回家！咱和鬼子拼到底了！”
就这样，邓玉芬毅然回到猪头岭，接过丈夫使用过的镐头，没日没夜地刨地播种。她只有一个念头：把丈夫和儿子的活儿都干出来，多打粮食，支援部队消灭敌人。
不幸的事情接踵而至：1942年秋，大儿永全在保卫盘山根据地的战斗中英勇牺牲；1943年夏，被抓走的四儿永合惨死在鞍山监狱；1943年秋，二儿永水在战斗中负伤回家休养，因伤情恶化无药医治死在家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坚强的邓玉芬都挺住了。她对子弟兵更亲了，在她的心里，每个八路军战士都是她的儿子，都是她的希望。她把更多的母爱给了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她盼望着六儿、七儿快些长大，继承父兄的遗志，抗日救国。
1944年春，日伪再次进行疯狂“扫荡”，一连7天7夜搜山剿岭，百姓纷纷躲进深山。邓玉芬的六儿跑丢了，她只好背着刚满7岁的小七躲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一藏就是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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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洞里又阴又冷，加上几天几夜没东西吃，小七病了，浑身烧得像火炭，哭闹着要回家，要吃饭。玉芬百般哄劝，小七仍哭闹不止。日伪军正在搜山，如果哭声被敌人听见，不但母子二人会落入魔爪，更严重的是旁边不远的山洞里还藏着许多乡亲，必然也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邓玉芬心急如焚，可7岁的孩子子哪受得住饥饿和病痛的煎熬啊，他还是大声地哭。情急之中。玉芬再也顾不得许多，从破棉袄里撕下一团棉絮，一狠心塞进小七的嘴里。小七猛踢猛挣，母亲紧紧搂住他，死死地堵住他的嘴。过了许久，日伪军走远了，玉芬忙把棉絮扯出来，可怜的孩子已被堵得脸色青紫，没有气了。
邓玉芬心似刀割，泪如泉涌，死命地摇着孩子一声声地呼唤着，孩子这才慢慢缓过气来，两眼可怜巴巴地望着妈妈，用极微弱的声音喃喃地说：“妈妈，我饿，饿……”
邓玉芬的心碎了，她真想冒险出去给孩子找点吃的来，可这关系着附近乡亲们的安危，她不能这样做啊！当天晚上，连个大名都没有的小七连病带饿死在妈妈的怀里。邓玉芬再也承受不住这天大的精神打击，她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当即昏死过去。
邓玉芬从昏迷中醒来，已是躺在猪头岭上自家窝棚里，身边没有了小七，只有乡亲们。乡亲们含着眼泪告诉玉芬，日伪军撤走了，小七埋在了山坡上。邓玉芬挣扎着来到山坡，扑倒在孩子的小坟上失声痛哭。泪水一滴滴渗入坟土。泪哭干了，她又一捧一捧地往坟上添着泥土。那寂静的荒山上，只剩下了她一个人，坐守坟旁，整整一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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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坚强的邓玉芬又一次站起来了。她顽强地生活着，她要亲眼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中国人民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邓玉芬笑啊，尽情地笑啊，她要用笑声，告诉九泉之下的丈夫，大儿、二儿、三儿、四儿、五儿、七儿：咱们中国人胜利了！
*党**和人民没有忘记邓玉芬妈妈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了邓玉芬很好的照顾，而她却为自己给国家增添负担而感到不安。
1970年2月5日，邓玉芬因病逝世，享年79岁。2012年12月，在邓玉芬的家乡密云县石城镇张家坟村，一座5米高的邓妈妈花岗岩雕像落成。
邓玉芬雕塑
■文/改编自《冀东抗战史话（下）》（王辅睿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编辑/王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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