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定市大丰车行创始人周静轩（原名周秉礼），其8岁丧母，15岁在本市西大街快利商行学徒，学习修理自行车技术。三年出徒后，在快利车行当了三年修车工人。民国十二年（1923）娶妻张玉凤，婚后从快利车行辞职，在小金钱胡同口北侧路西，开办立丰修车铺。张玉凤拿出50两白银做为开店投资。当时保定市东、西大街有忠兴合、善昌、恒达三家车行，资金雄厚，立丰修车铺所需零配件只能到这三家选购。
资金不够时，搞点赊购，凑合着满足维修需要。张玉凤除家务劳动外，在立丰修车铺还是个辅助劳动力，周静轩焊活，她就拉风箱，里里外外两个人。由于辛辛苦地经营，业务逐步好起来。后来业务多了，活儿做不过来，收了一个徒弟，这时候家和店才分开。这样年复一年，企业不断发展。后来，周静轩感到在营业竞争激烈，需要向外扩展。修车用的零件从本市买进，要比天津的价格高得多，于是就去天津采购。为了节约开支，不花火车费，便骑自行车去天津采购，十分艰苦。立丰修车铺开张以来，由于修车认真，货真价实，技术上有独特之处，于是信誉渐渐树立，业务由吃不饱变成吃不了，屋里屋外摆满了该修的活儿。于是，周静轩又收了第二个徒弟。
民国二十年（1931）南大街保定医院倒闭，有3间门面6间后楼，经人介绍，以每日拆息2分的高利借款200元倒了铺底，月租3袋绿鱼面粉。立丰修车铺搬到南大街，改名大丰车行。这时全家节衣缩食，企业早开门，晚关门，很少在晚上12点以前休息。后来和房东（袜子孙家）商量，同意将门面翻建成新式样，半年后改建完成，大丰车行业务趋于正常。
1934年天津大北公司来保定推销皮爱司（BS）内外车胎、菊花牌自行车。当时善昌、恒达和忠兴合车行各自包销佳那司牌、老头牌内外胎和僧帽牌、兰牌、飞利浦等牌号自行车，又均为名牌货，这三大家均不愿与大北公司合作。最后找到大丰车行，双方达成包销协议，并允许独家包销，价格由大北公司制订，货物售出后，汇交货款。
大丰车行销售区域北至涿县（现河北涿州），南至定县（现河北定州），不得超越。为了打开局面，大北公司允许将销货量1%的新皮爱司外胎剪成5厘米宽的长条，作为宣传试验品，便于顾客察看胶性大小、胎壁厚薄、拉力的强度，以吸引顾客购买。菊花牌自行车的瓦圈、叉子、架子、车把等如有残缺，立即无代价换新。凡购买上述商品，大丰车行义务加工，并赠送宣传品，有印有商标的白毛巾、日历、吸烟架等。通过以上做法，信誉一天一天增加，在顾客心目中树立了货真价实的印象，一传十，十传百，销货量大大增加，压倒了其他名牌车和内外胎。
买卖搞活了，资金周转快了，进货量也多了。大丰车行对大北公司的经营信誉也一天天扩大，大丰车行要多少货，大北公司就供多少。包销的最大特点是∶一不用现款，没有利息负担；二是可将大北公司收货款反复使用一两次，以解决自己企业的急需。这样越搞越活，营业范围越来越宽广，大丰车行扭转了过去的被动局面。再去天津进货，情况和以前大不相同了。火车到了天津，一出车站，大北公司汽车就接送到旅馆。天津好多同行争着请客，联系供货。
大丰车行在业务经营中，严格掌握两点，一是凡是经营的自行车零部件，必须是优质名牌，例如，链子、车条、脚蹬子均为僧帽牌等。二是维修车辆精益求精，负责到底。以优良技术招徕顾客，特别是焊活，有独到的绝招，许多修车铺的焊活都送到大丰加工。一个企业的活跃，在于它的业务项目多，大丰车行虽然包销业务相当可观，仍然不放弃维修业务。因此营业额大大增加，从业人员增加到12人，当时在天津、北京、石家庄和保定地区各县颇有声誉。人们一说起修车来，就是去保定大丰车行找老周。
1937年日军发动侵华战争，保定沦陷后，日军实行经济*锁封**，工商业萧条，商品不能外销。日伪特务、警察猖獗，横行霸道，对工商户敲诈勒索。一次，伪警察买车胎不给钱，叫给他记账，因此争吵起来。伪警走后，给大丰扣上私通八路的帽子，叫人到日本宪兵队。吓得周静轩赶快托人赔礼道歉，请了几桌酒席，最后送去分量很重的戒指才算了事。还有一次，一天夜间突然日军宪兵及伪军警包围了周家，将箱笼橱柜全翻遍了，说是搜查电台。结果一无所获，临走前还扬言不算了结。后经托人找到诬报的特务，不但送去金银首饰，而且给他从外地接老婆、租房、买家具，给他安家，才算不再追究。
后来在货架上不敢多摆商品，优质名牌商品都放在暗处，只有熟人来买，才敢拿出来供应。供应城外商品，更是提心吊胆。外胎卖给城外，先将车子上的旧车胎扒下来，每个车圈换上一条新内胎，两条新外胎，推出城去。大的零件，如车架子、车把、叉子、瓦圈等，就装在拉炉灰的车底层拉出城外，如被发觉就要马上给伪军警行贿，如果叫日本人发现就大祸临头了。
1940年日军一度实行经济开放，大丰车行为了摆脱困境，将33辆自行车的零部件由水路运往天津。在天津东南角草厂庵开了恒丰德车行（内字号）。虽说在天津是个很小的工商户，然而也逃不出日军的魔掌。他们以“强化治安”为名，搞全市搜查，大量掠夺物资，小小的车行也被查抄了一卡车商品，恒丰德因此垮了台，只好改成大丰车行的一个驻津的商业点。大丰车行因此也大伤元气。1945年日本投降，企业生产经营仍陷于极端困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丰车行得到政府的扶持，得到一定发展。1950年，周静轩之子周永泰参加了企业，担任了经理。1955年1月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安排其为自行车业大丰门市部副主任、董事会董事，1985年被选为保定市工商联委员，1986年任南市区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