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4日傍晚六点，古巴第二大城，圣地亚哥已是暮色沉沉。
这是我第二次来古巴采访，上一次是去年夏天，美国与古巴宣布恢复邦交。正因为来过一次，在得知卡斯特罗去世，我被要求火速赶往古巴的时候，顿时感到头大。上一次为了办采访签证，耗费了近半个月的时间，而这次在时间上绝不允许。如果没办法及时拿到古巴采访签证，作为记者将寸步难行。
采访前“把牢底坐穿”
别无选择，我只能在机场办旅游签证先到哈瓦那，再见机行事。但显然，这算不上是个“一招鲜，吃遍天”的办法。等我赶到古巴国际媒体中心，央求当地官员加快办理旅游签证换记者签证的时候，当地新闻局官员伊格，满脸疲惫，无奈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Jay，我明白你想要什么，也愿意提供协助。但你知道吗？和你的想法做法一样，办个旅游签证就赶到哈瓦那，然后来找我更换记者签证的各国记者，有上千人，他们就站在你的身后，很多人也都认识我”。
工作人员在卡斯特罗下葬墓地前采访后合影
除了苦等，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让同行的摄影师梁悅信记录下在古巴遇到采访签证难办的现场报道。但除了一分多钟的现场报道片之外，我们无法记录的是当时的焦急心情，因为在媒体中心里，没有拿到采访签证就堂而皇之地打开摄影机拍摄的后果，不堪设想。
我们不敢离国际媒体中心太远，唯恐自己有幸提前获得证件办理的时候，错过了当地官员的喊号。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苦等了八个小时，终于排上号，换到了签证，有了在这个国家合法采访的资格。虽然八个小时只靠一大瓶矿泉水撑着，但我还是感到幸运。因为身边一些来自亚洲其他国家的同行抱怨说，他们比我提前三天赶到哈瓦那，但到现在还没有换到签证，欲哭无泪。还有一些国家的媒体同行更加郁闷，因为他们等了又等之后，等到的却是古巴官方冷冰冰地回复——不予办理。所以，这段经历告诉我，古巴的采访签证，绝不是靠“把牢底坐穿的精神”，就一定能得到的。
但很快，对我来说，就发生了乐极生悲的一幕。
采访证被挤丢的狼狈
拿到签证后，我火速冲出国际媒体中心，钻进同事焦美俊订到的出租车里，赶往直播连线的哈瓦那革命广场，这时距离直播开始不到半小时。这一天，是11月29日，也是古巴在首都哈瓦那举行公开悼念卡斯特罗去世最后一场活动的日子。革命广场，人山人海，出租车只能远远地停在广场外围。留给我的选择，只有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挤过去，而当时距离只有10分钟了。
我不记得自己在人群中喊了多少遍“请让我过去，我是记者。”人群中，多数人表示理解，好心地帮我让出一条缝隙。但也有一些对我的行为大为光火的当地人，不仅在身后骂上几句，还不断推搡我。那十分钟，我不敢回头，脑子里所想的，就是我要在直播开始前，抵达目的地。我不知道我是如何做到的，后来我从其他媒体的报道中得知，那晚在革命广场上集结的民众人数超过三万。我真的很庆幸自己没有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在这个重要的仪式现场，引发*踏事踩**件。
正当我为自己动作灵活地钻出人群感到有些得意的时候，低头一看，却发现胸前别着的采访证，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人群中被挤掉了。顿时，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又一个八小时”。我告诉自己，要先忘记这个令人沮丧的问题，集中精力先完成直播再说。
在哈瓦那革命广场直播
之后的24小时，可以用峰回路转、路转峰回来形容。
前往圣地亚哥的14个小时
在我解释原委之后，古巴国际媒体中心的工作人员这次真地做到特事特办，当夜就帮我补办好了证件。但很快，我们采访小组一行又得到了一个坏消息——由于古巴官方决定要将卡斯特罗的骨灰在东部城市圣地亚哥安葬，出席葬礼仪式的各国政要，还有他们的随行已经把11月末到12月4日葬礼举行前，所有从哈瓦那飞往圣地亚哥的机票订满了。留给我们的唯一选择是，花上至少14个小时，驾车从哈瓦那赶到圣地亚哥。
记者在圣地亚哥直播现场
从哈瓦那到圣地亚哥，有古巴目前路况最好的，唯一一条国道。但即便如此，这一程开得也不轻松。白天时段，我们无法完全跟随远处的骨灰运送车队，因为沿线路段会有*锁封**。只能不时地绕小道走，从一个镇穿到另一个镇。一路上我们记不清向多少路人打听前行的方向。夜晚赶路时间，远方多数时候是漆黑一片，没有路灯，我们不仅要小心颠簸的路面，还要当心不知会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来的牛猪家禽。
赶夜路时，和古巴人一起看卡斯特罗葬礼电视报道
一次次小心从牛群猪群边开过去的特雷莎告诉我们，在古巴的公路上开车，不时会遇到有人偷了这些家禽后，把它们故意在有车辆快速行近的时候，推到道路中央，在看到汽车将它们撞死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死禽用快刀剁成小块打包装走。至于这样的做法会平添多少交通事故，特雷莎撇了撇嘴说，自己也不清楚。
古巴国道路边的餐馆
我们也在沿途品尝了古巴人真实的一日三餐。在一家公路沿线的农家餐馆。店家向我们推荐了有当地特色的腌猪腿肉配米饭，每份只要40古巴比索，相当于两美元。但美中不足的是，和我们一起就餐的还有数十只挥之不去的苍蝇。30度的天气，好心的店家端来了冰水免费让我们喝。可就在我们正准备仰脖一饮而尽的时候，司机特雷莎大声制止住了我们，说古巴的自来水还没有到可以直饮的卫生标准，我们这样喝下去，估计人没有到圣地亚哥葬礼现场，就该改向直奔医院了。
古巴人对卡斯特罗去世的真实感受
在圣地亚哥等候卡斯特罗骨灰的人群
古巴人究竟如何看待卡斯特罗的去世？我尝试过用街头随机采访的方式，来获得答案。但所有的受访者无一例外，都给了我们相似段落式的回答——对前领导人的去世感到遗憾，但相信古巴的未来会更好。
经验告诉我，这不可能是所有古巴人的真实想法。
1
在我们逗留的圣地亚哥当地小旅馆，旅馆男主人文森特一看我们是华文媒体，好奇之余也愿意和我们聊两句。说到卡斯特罗去世，文森特表示自己并不感到悲伤。说着说着，50岁的文森特谈到了自己的家庭。在卡斯特罗掌权，推动土地改革，工农业国有化之前，自己的父亲是一个工作努力，一心为家族积攒财富的农场主。他记得父亲当年开设了规模很大的工厂，并鼓励工厂员工用他所发行的代购券，在农场里购买自己的生活所需，尽量将员工才刚挣到手的月工资，又还给了自己。话说到此处，文森特说，但后来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家族生意日趋凋敝，原本应该属于“富二代”的自己，如今也有只能守着这家三间客房的小旅馆过日。
至于自家的生意为什么会萎缩成眼前的这番光景。文森特建议我们采访他的父亲。但电话拨过去，他得到的却是一番警告，86岁的老父亲警告自己的儿子要谨言慎行。父亲的叮嘱让文森特彻底打消了接受我们采访的念头。直到我们准备离开圣地亚哥时，文森特还念念不忘地叮嘱我们，千万不要公开报道有关他和他家庭的经历。
2
古巴人朴实，也好客。家住距离圣地亚哥城外80公里处的尤利亚斯，热情地让我们留宿一晚，一切免费。谈到卡斯特罗的去世，尤利亚斯说自己还是挺难过的。他的父亲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公务员，所以自小就受到家庭熏陶，对这位政治领袖无比的崇拜。但成年之后的尤利亚斯，还是选择了经营农场，而不是子承父业。这两年自己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选择还是对的。尤利亚斯自豪地跟我说，他一晚可以亲手宰杀三十头猪。我一边竖起大拇指称赞，一边问他为什么不多养几头猪，多赚钱？他摇头笑笑说，30头是政府批准给农场的配额上限，自己不敢多养。
在当地人尤利亚斯家被招待吃饭
3
亲手打造古巴计划经济的卡斯特罗已经离世，但古巴人相信国家的既定政策仍然会长久的持续，因为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仍然在影响这个国家。当地小有名气的有机食物餐厅经营者提托，在1983年曾在古巴国防部的内部食堂担任厨师，也因此有过和卡斯特罗握手聊天的机会。他回忆说，当时的卡斯特罗胃口不错，为人也很开朗率性。他还听说，卡斯特罗挺喜欢吃中国的红烧肉。不过后来因为健康和安全的原因，这个爱好和抽雪茄的习惯一同戒了。作为每天和食物打交道的大厨，提托说，卡斯特罗说戒就戒的作风，了不起。
记者和受访者提托
4
47岁的艾尔伯特在哈瓦那老城中心经营一家二手书店。他原先不愿接受我的采访，但经过一番劝说解释之后，他也打开了自己的话匣子。艾尔伯特天生就是一个书虫，所以一直很开心地经营父母留给他的书店生意。他其实不关心政治，最爱读的是自然科学书籍。可是在哈瓦那的旧书行业，访客来淘的书籍十有八九都是政治方面，都和卡斯特罗家族，革命战友有关。考虑到全家人的生计问题，艾尔伯特也只有耐着性子，一本本地把自己从古巴各地淘来的政治类书籍先读一遍，好在向顾客兜售时，自己能说出一二，让顾客信服。毕竟一本旧书如果能赚到二三十个古巴可兑换比索，就相当于很多当地人一个月的工资收入。
哈瓦那二手书店老板艾尔伯特和他的收藏
艾尔伯特说，这些年读下来，自己也对卡斯特罗的经历有了更多的了解，常常会在脑海中遐想自己穿越时代，见到这位革命领袖当年挥斥方遒的景象。当他听别人说卡斯特罗去世了，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两三分钟之后，这才勉力让自己接受了事实。
尾声
因为各种环境，时间上的不便，我没有办法记录下和他们每一个人的完整对话，甚至是只言片语。但历时七天的古巴之行，十三个省的昼夜穿梭，让我和同事们感受到了卡斯特罗去世对于这个国家的真实影响，国人对于这位领袖人物的真实看法。他们对于卡斯特罗的感激，崇拜，抱怨，举手投足之间的种种表情，虽然没有以存储卡的形式记录下来，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作者：曹劼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
编辑：刘晓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