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和詹姆斯·斯图尔特(James Stewart)关于一个即将自杀的男人的故事在影院没有取得好成绩，但后来成为了经久不衰的节日经典。
在詹姆斯·斯图尔特被派往二战之前，他是好莱坞最大牌的电影明星之一。他出演了28部电影，凭借《史密斯去华盛顿》获得奥斯卡提名，甚至在一年后凭借《费城故事》获得最佳男演员奖。他趾高气扬。
但在美国空军与纳粹作战三年之后，这位37岁的士兵于1945年回到家中，发现一切都变了。他与米高梅(MGM)的合同已经到期，他的经纪人也离开了电影行业，他患上了后来被公认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我只是有点害怕，”他后来回忆起自己新发现的情况。然后弗兰克·卡普拉打来电话。
卡普拉之前曾两次执导斯图尔特的电影，包括《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她想为一部名为《生活多美好》的电影做宣传。这个想法来自作家菲利普·范·多伦·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他因为无法出版一篇短篇小说而感到沮丧，于是把它作为一张21页的圣诞贺卡寄给了朋友。制片人戴维·亨普斯特德(David Hempstead)看到这部电影后，立即买下了它的版权。
“你在小镇上扮演一个小伙子，”卡普拉向斯图尔特解释，斯图尔特后来回忆道。“你结婚了，生了这么多孩子，你父亲去世了，你得接管这栋楼，还得*款贷**。”最后，你要自杀了，你要从桥上跳下去，一个名叫克拉伦斯的天使来帮助你，但他不会游泳，所以你下去救他……”他说到这里，“这听起来不太好，是吗?斯图尔特不顾一切地想再次工作，完全信任卡普拉，只有一个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部电影最初是由RKO Pictures公司制作的，开始时有些磕磕绊绊。在创建了三个不完善的脚本(其中一个由道尔顿•特朗博(Dalton Trumbo)编写)之后，RKO在Capra加入并立即看到其潜力之前决定搁置该项目。当他这么做的时候，他聘请了创作二人组的夫妻弗朗西斯·古德里奇(Frances Goodrich)和阿尔伯特·哈克特(Albert Hackett)来帮助他把失败的剧本打磨得更加连贯。三个人相处得不好。“弗兰克·卡普拉可能太傲慢了，”哈克特说。“剧本还没写完，我们的经纪人就打电话来说，‘卡普拉想知道你多久能写完。’””弗朗西丝说，“我们现在结束了。“我们放下笔，再也不去管它了。”最终还是卡普拉和乔·斯维尔林(Jo Swerling)、迈克尔·威尔逊(Michael Wilson)、多萝西·帕克(Dorothy Parker)等编剧合力完成了剧本的其余部分。
1946年4月，这部电影终于开拍(今年圣诞节将在英国影院上映)。演员和工作人员立刻觉得他们在做一些特别的事情。贝德福德瀑布，一个沉睡的虚构小镇，故事的展开，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电影场景之一;占地四英亩，有75家假冒商店和建筑，一条三条街的主街，20棵成年橡树。对于冬天的场景，特效部门不喜欢用传统的方法把玉米片涂成白色来代替雪，发明了一种创新的、更具说服力的化学物质。
并不是电影的规模和创新让所有人都感到兴奋，而是故事本身的力量。斯图尔特扮演的乔治·贝利是一个年轻人，他梦想着“从这个肮脏的小镇上抖落灰尘”，成为一名建筑师，环游世界。但是，渐渐地，他感到贝德福德的墙在向他逼近。在为他人牺牲了一生的梦想后，贝利被逼到了自杀的边缘。一位名叫克拉伦斯的天使来到贝利身边，向他展示了没有他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每个人的生活都与许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克拉伦斯说。“当他不在的时候，他会留下一个可怕的洞，不是吗?”
这个故事感动了斯图尔特，他还在受战争的影响。在早期的一个场景中，他的角色发现自己在路边的酒吧里，带着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绝望，向一个他只相信一半的神祈祷。“我不是一个祈祷者，”他说，“但如果你在哪里，你能听到我，告诉我怎么走。”我已经忍无可忍了。上帝，请给我带路吧……”他紧握着颤抖的手揉着嘴，开始哭了起来。那一刻，演员卡罗尔·伯内特(Carol Burnett)后来形容为“银幕上最出色的表演之一”，但剧本中没有。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斯图尔特在1977年说，“我感到了无处可去的人们的孤独和绝望，我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我忍不住抽泣起来。这是完全没有计划的。当这部电影完成时，几乎所有参与其中的人都相信它的成功是不可避免的。“我认为这是我拍过的最伟大的电影，”卡普拉说。更好的是，我认为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世界并不同意。
当它在1947年开业的时候，它的美好生活还远未达到收支平衡。正如《美好生活》(It ’s a Wonderful Life)一书的作者珍宁•贝辛格(Jeanine Basinger)所指出的那样，这是战后的第一个完整的圣诞节，影迷们希望看到的是不强求的乐观情绪。这是一个美好的生活，尽管它有一个愉快的标题，没有给他们。
批评者也不相信。《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评论员博斯利?克劳瑟(Bosley Crowther)写道，“这幅画的缺点在于它的多愁善感”，他把乔治《新共和》的曼尼•法伯(Manny Farber)指责卡普拉“走的是一条容易、头脑简单的道路，不太相信观众的智慧”。这部电影在今年的票房收入中排名第26位。“1947年底，”斯图尔特说，“这部电影静静地被束之高阁。”
几十年来，它一直是这样。但是后来，慢慢地，这部电影被重新评估。这部影片的版权归共和影业所有，共和影业对这部影片信心不足，以至于未能在1974年续签版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该片的复苏。美国电视频道对免费内容心存感激，开始重播。当然，如果不是它古怪的机智、真实的表演，以及其中心思想——“有朋友的人不会是失败者”——的历久不衰的辛酸，光有这些还不够。
从那以后，《生活多美好》几乎没有离开过电视和电影屏幕，被认为是卡普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更好的是，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之一。“这部电影现在有了自己的生活，”卡普拉在1984年说，“我可以把它看作与我无关。”我就像一个孩子长大成为总统的家长。他说:“我很自豪……但做这项工作的是孩子。”
也许他所指的“孩子”就是詹姆斯·斯图尔特，他无疑是这部电影的灵魂人物。斯图尔特说:“这部电影就是拒绝被束之高阁。”“那些爱它的人，非常爱它，他们一定告诉过别人。”他们不会让它死去，就像克拉伦斯不会让乔治·贝利死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