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文化主题书店
第628个故事
沙坪坝曾经叫做俱乐部的时光
作者：曹进
题记：
有人曾经做过统计，人若以活到八十岁为平均值，大约有二万九千天的生命，要走过八万多公里的路程，可能与二十九万个人擦肩而过。
经历过八十载月岁的洗礼和时光的打磨，能够在记忆中被收藏的人和事只是沧海一粟，这些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沙坪坝曾经叫做“俱乐部”的时光就是我心中的那片“巫山云”。
图源网络，侵删
今天，凡是到沙坪坝的重庆百货沙坪坝商场一带，都可以说是到了沙坪坝，但不会与“俱乐部”这个名字产生任何关联。然而，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凡是坐车到这里，不管是电车还是汽车，车上的售票员都会大声喊道“俱乐部到了，下车咯！”
那时叫的俱乐部的地方，就是指今天沙坪坝最为繁华的重庆百货沙坪坝商场那一片三角形地带。
时光倒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那时候重庆市正大举实施文化振兴。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两路口宽银幕电影院、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等一大批文化设施场地在这一时期相继建成。
图源网络，侵删
作为文化区的沙坪坝也不甘落后，大兴土木搞文化建设，将今天的沙坪坝区文化馆和重庆百货沙坪坝商场一带的居民全部进行了搬迁，整体迁到下面陈家湾的南友村和向乐村。
搬迁后的这块地在1958年成立了沙坪坝区文化馆，建成了可容纳两千多人的文化馆剧场，成立了沙区川剧团，还修了一个露天的灯光篮球场，这些构成了当时沙坪坝区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也给当时的沙坪坝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为什么这里当时叫俱乐部而不叫文化馆呢？老一辈的人也没有给我们作出明确的解释，只是口口相传叫俱乐部。我猜想，也许是刚刚解放不久，大众对文化一词还比较生疏，能玩得起文化的人不多。
另外，当时中国与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关系很好，这些国家通常都习惯称这种娱乐文化场所叫俱乐部，咱们叫俱乐部似乎有点与国际接轨的味道。
图源网络，侵删
沙坪坝老文化馆里面的剧场，门口是几根高大气派的柱子，与今天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剧场一样。这也许就是当时最时髦的建筑样式，大门都是几根顶天立地的立柱。
在剧场里面，有舞台和乐池，可以进行各种文化演出活动。从我记事起就经常看见剧场里有沙坪坝区的各种文化汇演，这样的文化汇演活动一直延续到了改革开放初期。
记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重庆一中的宣传队到文化馆剧场参加沙坪坝区的文艺汇演。前面一个演出单位的乐队在乐池中没有放好麦克风的位置，演出开始后，就听到乐队的指挥在说“笛子，你的音吹左了，不要吹了”，然后，乐队的笛子声音就开始沉默了，台上演出伴奏的声音也似乎小了很多。随后又听见有人在说“指挥！没得笛子伴奏就没得声音了，笛子，笛子，你左了就左起吹嘛！”
这显然是业余演出团队没有经验，乐队的人在乐池里说话的声音，都一五一十地在剧场音响中播了出来。满剧场看演出的人听到后都笑了起来，闹得台上的演奏者们也不知所措，便停下了演出。
那些年，文化馆剧场里的业余文艺汇演，大家都非常认真投入，但也出现了许多业余演出才有的意想不到的状况，最后评比演出的结果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的。然而，这些演出是接地气、亲民的，很受沙坪坝区人民喜爱，当时汇演的门票都是一票难求。
图源网络，侵删
剧场偶尔也会演一些电影，与沙坪电影院和小龙坎的工农剧场串片。串片就是同一部电影在一个影院放完一或两卷胶片后，马上由骑摩托车的人将放完的胶片转运到下一个电影院开始放映，轮回放映以增加放映密度，满足大量的人群观看电影的需求。那是文化生活匮乏时期才有的现象，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有一次在剧场里看电影，一卷胶片放完后，不知什么原因后面的胶片还没有运到，漆黑的剧场只好将电灯全部打开，等待后面的胶片到来。这时候，那些卿卿我我，靠在一起谈恋爱的年轻人，一下子就暴露在大庭广众下，场面相当尴尬。
还有一次，是放映阿尔巴尼亚的一部电影，当电影里的男女主人公拥抱正要亲吻的时候，一只大手遮住了放映机的的镜头，直到那个过程结束后那只手才放开，让电影继续放映。
这些都是那些年代才有的有趣风景，也成为了今天珍贵的回忆。
图源网络，侵删
后来，改革开放初期，文化馆剧场开始有了一些专业和半专业的文艺团队来演出。一次有个四川内江来的文艺团体演出，有一个脚有一点跛的歌唱演员，唱那首《水手》的歌曲唱得的很好，很感动人，接连唱了五六遍都还下不了台。
当时恰逢台湾歌手郑智化风光无限的时候，他们都是残疾人歌手，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也体现出那个时代人性开始慢慢解放，有些曾经在某些方面受禁锢的人也能够在大庭广众下演出和表演了。
剧场门口有一个大坝子，有一棵今天仍然生机勃勃的大黄桷树。那时每个周末在树下都有故事会，印象深刻的有说书人程梓贤、曾令弟等等。这个以摆龙门阵形式开展的故事会从一九五八年开始，一讲就是六十多年。据沙坪坝区文化馆统计，这里讲过的故事会已经超过4000余场，讲演的故事达5000多个，吸引观众超过400万人次。
图源网络，侵删
自我读小学起，就经常在黄桷树下听文化馆的说书人讲故事。听过《三打白骨精》，也听过发生在我们沙坪坝《红岩》的故事。有一次黄桷树下的故事会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是*革文**后期，曾令弟老师讲的一个歌颂人民公社社员大公无私，一心为集体的故事。
说的是有一个叫佘占山的自私自利的社员，将集体的青石板占为己有，悄悄抬到自己家去，后来经过生产队队长和社员的教育，以及他本人激烈的思想斗争，将石板归还集体的事情。
今天，依然清楚记得曾令弟老师结尾时的精彩对话描述，佘占山说：“嘿，青石板三个人怎么抬嘛。”队长说：“啷个不好抬嘛，三个人，抬丁丁猫送回去嘛。”“抬叮叮猫”这些带有丰富形象的乡土话音，转眼都过去了五十多年了，还清晰地刻在听故事的人的记忆里，这就是草根力量和本土文化的魅力，就像广场故事会旁那颗蓬勃生长的黄桷树一样，根深蒂固，枝繁叶茂。
黄桷树往外就是老沙坪坝文化馆的大门，也就是现在三峡广场沙坪电影院门口一带，那里也有一个坝子，形形色色的人在那儿进行表演，经常上演着一些意想不到的精彩，俨然成为那个时代引领沙坪坝的时髦地方。
记得那时有一个经常吹笛子的人，喜欢吹那首当年流行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吹得那是行云流水，听得出他对笛子的喜爱和对这个曲目的钟情，围着听的人群也是听得陶醉幸福，纷纷猜测是哪一个文工团下来的人。
那里有时也会看到有些卖小玩意的。一次，看见一个人卖自己编纂的很粗糙的油印小册子，封面是《生活小窍门》。他用手按住小册子也不让人翻看，搞得神秘兮兮的。有一个人好奇买了一本，我凑上去看他翻开第一页：第一条巧补尼龙袜的方法竟然是用胶布来粘住，让人忍俊不禁。
还有一次遇见卖简易复印膏的。他将融化的蜡融进些红色的东西，做成大拇指大小的小块，拿着它涂抹在白纸上，再把有蜡的白纸压在想要“复印”的报刊的文字上，用指甲按住刮两下，就将报纸上的文字“拓”了下来。最后，将“拓”下文字的纸放在另一张白纸上，再按压一下，报纸上的文字就可以完整“复印”到白纸上，这样就可以简单“复印”出自己需要的文字。
在那个物质和文化都落后的年代，复印机虽然是一种奢望，但是，想留下美好文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人们心目中从来没有停止过。
今天看来，当年在沙坪坝文化馆门口，那些形形色色的卖艺和卖小玩意的人，倒不一定会赚到什么钱，但他们都是口若悬河地鼓吹他的东西如何如何，反倒像是在大庭广众下展示个人才智，炫耀聪颖。这也是在计划经济年代，人的个性受到压抑的一种表现，是对统一刻板生活方式的对抗。
在这儿也不时能够看到这样一些场景：
当时吃饭都是需要粮票的，一些外地来的人或者本地人没有粮票是吃不了饭的。在这儿就可以看见有些人手里拿着粮票在卖，但是执勤的人一来就如鸟兽般散开了，因为这会被当作“投机倒把”而被抓去进行批评教育。
还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有些年轻人学西方的嬉皮士穿喇叭裤，也要到俱乐部这块坝儿来超一下（显摆），成为了当时人们称为的“超哥”，这些人被执勤的人发现也是要被抓的。有次就看见一个穿喇叭裤的年轻人，被逮住后，执勤的人用剪刀剪下了喇叭裤一尺长的喇叭口，那个年轻人就穿着被剪掉喇叭口的裤子，露着光光的腿杆悻悻地走了。
图源网络，侵删
沿着老文化馆大门向陈家湾方向走，是沙坪坝文化馆长长的围墙。改革开放初期，这里沿着围墙排开了长长的路边摊。有从沿海带来的喇叭裤、牛仔服、蛤蟆镜，还有邓丽君的磁带… …什么时髦的物品都有。白天这里熙熙攘攘，买卖的吆喝声不绝，晚上九、十点钟摊位上仍是挑着灯开着夜市，摊前依然是人头攒动，络绎不绝的。
但是，忽然有一段时间，晚上不到七点，整条街就冷清下来，摊主纷纷收摊走人了。一问才知道电视台正在*放播**《射雕英雄传》，大家都回去看洪七公和黄蓉去了。这成为改革开放初期又一道风景线，人们仿佛一夜之间忽然明白，原来除了赚钱，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是如此强烈。
文化馆剧场后面有两个池子，修着精致的小桥流水、假山花园，这里有沙坪坝老文化馆给沙坪坝区几代人的记忆。
靠着大一些的池子旁边有一栋两层楼的黄色楼房，那是沙区川剧团的所在地。经常有演员在池子边练习乐器，有弹琵琶的，有拉二胡的。七十年代初我在重庆一中读书的时候，下课时常去那儿听川剧团的乐手们练琴，时常听得如痴如醉，流连忘返。
川剧团后面是一个露天开放式的灯光篮球场，没有篮板的两侧是两米来高的看台。记得那些年的夜晚，那儿经常上演“兄弟杀”。比赛免费让观众观看，经常是场场爆满。
六十年代末的一个春节，知青们纷纷返城过节，沙坪坝区的知青大多是在万县、开县、云阳、巫山等地下乡落户的。春节前两天的夜晚，便上演了开县知青对万县知青的篮球赛，由开县和万县的知青和他们的亲人组成的啦啦队，为各自球队助威呐喊，场面热闹非凡。
最让人记忆深刻的是有一年的重庆市工交系统对人交系统的篮球比赛，激烈程度空前。当时有一方被裁判罚得只剩下四个人了，最后，还是双方各上四个人打完了比赛，这样的比赛在正规的场合是看不到的。
那时篮球赛场的主席台上挂着一个圆形的计时钟，比赛结束都不用裁判吹哨子，而是用一面锣来敲打，就是像川剧里面敲打的那种锣（我怀疑就是在旁边川剧团借的）。每当比赛要结束时，人们看着主席台上的钟，就像今天的人们在春晚上新年倒计时一样，齐声数着“10、9… …3、2、1”。随着观众的倒数声落下，主席台上举起锣的人敲出“敦”的一声闷响，告诉大家“鸣锣收兵”，今天精彩到此为止。
后来，改革开放初期，篮球场拆掉了，改建了一个溜冰场，吸引了许多时髦的运动爱好者。
今天，那儿早已没有篮球场和溜冰场的痕迹，只有几个卖体育用品的商店，仿佛告诉着人们这里曾经是一片运动的天地。
沙坪坝，在四十年前它叫做俱乐部的时光里，那些依稀的影像构成了故土乡恋的轮廓；黄桷树下熟悉的声音成为今天挥之不去的记忆；恋恋的往昔已成魂牵梦绕的过去；斑驳动人的故事已成难以忘怀的烟云。当沧海已成桑田，这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如甲骨文般镌刻在我心田。
今天，当我身在都市的繁华之中，行进在城市的高楼之间，这一切仿佛在告慰曾经在这块土地上走过的许云峰、江姐等革命先烈，曾经在这儿留下脚步的张伯苓、冰心、郭沫若、巴金等前辈先驱，以及曾在这块土地上走过的所有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