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站站前的道路辐射网是个扇形，向东北方向延伸的是中山路，向东南方向延伸的是民主路，正东方向与胜利大街垂直的是中华路。不过“中华路”这个名字是1946年起的，1910年这条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叫“沈阳大街”。1919年，被日本人强行改成“千代田通”。日本人为什么偏偏对“千代田”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东京最开始还是个小渔村的时候就叫千代田，而直到现在，东京的千代田区依然是东京核心区域及日本的政治心脏，日本王宫、议会、首相官邸、中央行政机关、最高裁判所等都集中在这个区域。从当时的命名和建设来看，他们谋取我们大好河山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沈阳的这些街路名称才被慢慢地改正，虽然在1966年到1981年间中华路曾被改作东风大路，但是它最终还是改了回去。从1946年至今，取“中华民族”之意的中华路阅尽繁华，依然繁华。
沈阳的中华路虽然历史没有那么悠久，却独具特色。它建于1908年到1915年之间，比中山路稍微晚了一点儿。它像是满铁附属地的对称轴，连接了这块近乎矩形区域两个长边的中间点，西边的点是铁道大街上的奉天驿（今沈阳站），东边的点是国际大马路上的马路湾。自打这条路建成，它的长度就没有增减过，一直是1430米，因为它的两端一直是固定不变的。
中华路的西侧定位是以当年的奉天驿为基准，但是中华路开建的时候，奉天驿也只不过是刚刚确定完位置而已。在它之前，奉天有一个火车站叫“茅古甸”，那也是奉天的第一个火车站。1899年，沙俄在东北修建了东清铁路的南部支线，铁路修到奉天以后，在现在的老道口附近建了一座俄式青砖平房，名为“茅古甸”。茅古甸是俄语发音，是俄国人对满语“谋克敦”的译音，而谋克敦最初是皇太极改元建都之后给沈阳中卫城改的名字，意思是“天眷盛京”，后来盛京虽然改作了奉天，但谋克敦这个名字却延续了下来。当时，茅古甸远离主城区，站前一片荒芜，站内的铁路线只有5股，属于四等站，是个简陋至极的小站。日俄战争以后，日本取代沙俄占领了铁路，因为嫌俄国人建的车站小，他们在1907年扩建了站房，新修了站台。没过多久，他们还是觉得小，于是就在距离老道口茅古甸站以南1.2公里处选定了一个新站址，投资30万日元新建了一座车站。1910年10月，新站建成，被命名为“奉天驿”。奉天驿的建筑风格被人们定义为“辰野式”，这个“辰野”指的是日本近代著名建筑师辰野金吾，他是日本第一批去英国学建筑的留学生，回国以后致力于让西方建筑扎根于日本，并积极投身教育，培养出无数的后继者，成为代表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建筑界大师。需要厘清的是，辰野金吾的名头响是响，但是奉天驿不是他本人设计的，他的学生太田毅才是真正的设计者。太田毅1901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建筑学科，1907年来到满铁建筑课工作，1910年回到日本，1911年病逝，他比他的老师辰野金吾死得还早。在奉天驿尚未完工之前，他就离职了，剩下的工作是由吉田宗太郎帮他完成的，如此交接工作的还有大连大和旅馆（今大连宾馆），也是吉田宗太郎帮太田毅做的收尾工作。太田毅还有一个代表作就是奉天驿对面建于1910年的“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中山广场那个“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是后来搬去的），也就是现在的中华路1号沈阳铁路宾馆，已被列入辽宁省*物文**保护单位。这两座建筑是“辰野式”风格的集中体现，红砖的外立面，白色的线条、墙角，中央以及两翼角楼上大小不一的绿色铁皮穹顶，穹顶上开设的圆形天窗。这些非常具有辨识度的元素严格按照轴线对称分布，让人一看便知这座建筑的来历和渊源。所以后来建筑学界认为，奉天驿是沈阳外来红砖建筑的典型代表，标志着“满铁新市区”引进“洋风”建筑的开端。奉天驿和日本东京的东京驿（今东京车站）风格基本一致，有所区别的就是，东京驿是由辰野金吾亲自设计的。
中华路以及附近的中山路、南京街、和平大街等，都是以前满铁附属地里的重要街路。尽管那个时候我们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眼看着别人在我们的土地上随便盖房子还讲究风格而束手无策。但是时至今日，当初这些欺凌我们的人早已被我们赶了回去，这些建起来的房子也早已落入我们手里，它们全都是我们城市发展历史当中不可或缺的一分子，没有了它们，这段历史就断了一截。而中华路西端的这几座建筑，恰恰是这段历史中的重中之重。它们初建的时候，奉天城除了几座教堂是外来的西洋建筑之外，其他的建筑依然沿袭着几千年的传统，保持着农业社会的特征。它们的到来，是东洋化了的西洋建筑第一次进入奉天，也是刚刚成立的满铁在奉天进行的最早的试验。不论是辰野金吾这样典型的英国派，还是其他几位法国派、德国派，他们都是吸纳了上述建筑的经典气质，糅合了日本式的理解，才设计建造了那个时代日本的大量西洋古典主义建筑。奉天只是这次日本人“西学东渐”的余波。奉天驿以及对面千代田通（中华路）路口两侧的“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与奉天铁路事务所”和“共同事务所、贷事务所奉天铁路公安段”是奉天近代外来建筑的老前辈，也是沈阳城市发展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1920年10月，途经奉天驿的瞿秋白曾经写道：“车站上一片嘈杂的声音。行李搬出车子之后，却看不见一个中国脚夫。对面望着大和饭店雪亮的电光，传出些叮叮当当的刀叉声，好不热闹。”同时他还感慨：“为什么一出山海关到了奉天站，那繁华壮丽的气象与北京天津不相上下，却已经另一个世界似的。”
奉天驿
站在中华路上往西边看，最显眼的就是沈阳站，即以前的奉天驿，因为它就矗立在中华路尽头的中央；往东边看，基本上看不到几座老建筑，新盖的大楼鳞次栉比。它不像中山路，老建筑留存的相对还多些，在中华路从西往东捋，首先是现在中华路和太原街交叉路口，也就是满铁附属地时代千代田通与春日町和青叶町的交叉路口，千代田通以北为春日町，以南为青叶町。路口南侧是现在的太原南街1号，也就是以前和平商场那个位置，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座巨大的百货店，叫作“奉天几久屋百货店”。它是一家日资连锁商场，由时任日本国会议员岸田正次郎投资经营。这家百货店是1935年新建的，1939年8月才开张，是一栋3层的营业大楼，营业面积2750平方米。它经营日用百货、服装鞋帽、针织床上用品、纺织品、儿童玩具、舞台戏装、食品糕点、烟酒糖茶等十几个大类的商品，主要销售对象就是在奉天的日本侨民和伪满的中上层人物，全店从业人员有二百多人，绝大部分都是日本人，而它经营的商品也绝大部分来自日本。它是当时仅次于满蒙毛织株式会社百货店的日商百货商店，经营非常活跃。据说开张之后不到两年就赚回了全部的投资，但是这栋楼在1945年的时候已经烧毁了。路口北侧，就是太原北街86号，即现在中兴大厦那个位置，以前有好多家店，包括花屋、酒馆、洋服店、糖果店等，最著名的是消费水平最高的合名会社中谷时计店，总店设在日本大阪，在日本东京、名古屋，中国上海、长春等地都设有支店，在大连、抚顺、哈尔滨等地设有出张所，经营各国钟表、贵重首饰、宝石、金银器、眼镜、自来水笔、纪念品、锦旗、照相材料等。如此看来，中兴的位置，很早以前就是一个卖奢侈品的地方。中谷时计店的那栋楼在20世纪50年代变成了“联营公司”，它在沈阳人的生活中足足火了三十多年，直到80年代被拆掉，挪到了中华路63号，也就是以前日本人忠灵塔的那个位置，而老联营的位置被中兴大厦给占了，老联营的繁华也被中兴大厦取而代之。
满铁奉天地方事务所
千代田通东向
千代田通西向
其实，从中华路太原街路口到中华路南京街路口，乃至从中华路胜利大街路口算起，是看不到什么昔日景观的。以前春日町的所有老店铺几乎全军覆没，但唯有临近中华路南京街路口，有两栋建筑会让人眼前一亮：一个是以前的“志诚银行”，一个是以前的“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
春日町旧影
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旧影
说起沈阳的银行老建筑，我们可以笼统地把它们分为3类：一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人建立的日资银行以及伪满成立后看似伪满银行实则日本控股的日资银行；二是奉天开埠以后涌入的美国花旗银行、英国汇丰银行、法国汇理银行等欧美系外资银行；三是张氏父子掌管的“家族银行”。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当然是用来对东北进行金融掠夺的第一种，而志诚银行则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例子，它三者都不是，属于硕果仅存的几家民族资本之一。志诚银行，源于由山西曹家控股的渊泉溥、富森竣、咸元惠、义泰长、锦泉福五家钱庄。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很多商户和有钱人纷纷歇业或逃回“关内”，钱庄放出的*款贷**大部分无法收回，而钱庄向官银号借用的款项已由1932年6月成立的伪满中央银行接管，钱庄必须偿还。也就是说，除非破产或倒闭，这些钱庄想跑都跑不了。1933年11月，伪满中央银行颁布了伪满《私营银行法》，目的是掠夺、渗透、控制东北的民营金融资产，计划通过大幅提高运营资本金门槛，让民营私营钱庄和私营银行因资本金不足而被淘汰。那五家钱庄谁也达不到40万元资本金的要求，如果想取得新的营业许可，就必须接受日本人的注资和控股。为了生存，也为了抗争，面对侵略者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压力，这些民族资本并没有退缩。奉天“贷业同业”工会主席巩天民与五家钱庄老板商定了一个合并计划，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坚持办中国人自己的银行，由巩天民代表五家钱庄向伪中央银行和伪财经部进行交涉申报。1934年12月，他们终于取得了营业许可证和股份公司注册证，新的银行定名为“株式会社志诚银行”，由股东选举曹氏家族股东代表曹章甫为董事长，戴国忠、赵钰等人为董事，巩天民出任常务董事长兼总经理。1935年1月4日，奉天志诚银行正式开业，经营存、放款、贴现、汇兑、押汇等业务。经过一番艰苦的努力，银行终于开张了，但是民族资本对日伪资本的抵抗才刚刚开始，想要在夹缝中求生存，智慧和勇气缺一不可。为了应对1938年12月伪满《新银行法》规定的100万元最低资本金，奉天大大小小的民族资本雪中送炭，纷纷到志诚银行来开户，使其达到要求；为了应对1942年7月日本人“强化整备”措施要求的1000万元总资产标准，志诚银行与同是民族资本的奉天实业银行合并，并将董事长的座位让给了奉天实业银行董事长陈楚材，曹章甫为副董事长，巩天民为常务董事兼总经理，合并后的志诚银行资本总额达到1200万元，总算没有被立即关停。但是，侵略者达不到目的根本不肯罢休，1943年5月，他们在东北颁布了《普通银行资金特定运用法》，规定民营银行存款总额40%支付存款准备金，30%用于购买公债，30%上交日伪中央银行存入“共同融资户”，由日伪中央银行支配使用，不准提取周转。存款行如急需用款也只能以此为担保向中央银行借款，这就意味着从资金流动上志诚银行完全丧失了经营自主权。没多久，志诚银行就陷入绝境，只能倒闭。1950年，东北银行负责人与巩天民等人协商，决定重新建立公私合营志诚银行。1955年银行业务移交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市分行和平区办事处，但银行的牌子一直保持到1966年才被撤掉。现在它是工商银行南站支行，位于中华路118号。2004年沈阳市*物文**局将其列为沈阳市第一批70处不可移动*物文**之一。
“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就在中华路志诚银行的隔壁，但它现在的门牌号码是南京北街312号。该建筑建于1928年，当时是东三省官银号千代田分号，1932年7月挂牌成为“满洲中央银行千代田支行”。新中国成立后归辽宁省总工会使用，2004年被列为沈阳市第一批70处不可移动*物文**之一，目前被租用。
中华路南京街路口到中华路和平大街路口这一段属于中华路的东段。它和之前的西段一样，基本上被百货公司、商店、饭店、银行所占据，但好在还有建于1926年的中华路162号建筑侥幸得以留存。它其实是以前千代田通的街面上最典型的商业建筑，2层楼高，楼顶女儿墙下部突出，房檐装饰欧式花纹，云卷立柱。尽管这些细节已经被各种硕大无比的招牌和装潢挡在了后头，但是它的高度和格局依然会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它的非同寻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