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在“保全中国”论的影响下，日本更加热心于中国事务，关注中国的改革。

1899年，张謇去日本前就拟好了考察项目，传达给大阪朝日新闻社及嘉纳治五郎等教育界权威人士，以期获得协助。

赴日考察的清朝官员故沈翊清东游考察受到了日方的热情接待。如九月初六日抵东京，日本参谋部、外务省均派人在馆招呼。

一、对考察农业官绅的热情接待

在日期间，日人多次造访沈翊清寓所，表达两国同文同种之情，并劝中国练陆军、开学校。沈翊清也拜访参谋部、外务省等机构，所晤官员，大体均持这类态度。

参谋部总长大山岩对沈翊清言：“汉唐以来，中国以汉文为日本开风气，兹日本所讲求各国武备，如可采择，亦所以报中国也。”

作者与外务大臣青木周藏晤谈，青木谓：“中国不必仇教，中国应多派大员赴各国游历，中国练兵急于开学堂等事，作者认为其言“款款深深”，极以为是。”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作为首位赴日考察商务的清朝官员刘学洵的身上。

在其6月20日赴东京各巨商之约时，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涩泽荣一在致欢迎词时提到：“贵国亦尝派员东渡，然皆为两国交涉而来，从未有考查我国商务之举”。

作者在日受到了日本工商业人士的热烈欢迎。黄璟在考察时亦参加了茨城县各界的欢迎宴会。

据其日记载，在宴会上当地农业学校校长三宅铿首先致欢迎词说：“敝国维新后始讲求农务，尚无可观。贵国地广人稠，如果实力为之，必较敝国事半功倍。今公虚怀探访，不知能裨益于贵国否？”

盛宣怀赴日考察之时亦记载：“外务省派来接待之书记深泽（暹号古愚）氏云，已预备专车，亦谢绝。”

是日，到船拜访者，中国驻长崎领事王松丞刺史，调任神户领事张隐南太守，长崎县荒川知事，三菱造船所丸田所长。

制铁所宫本（桂仙）购买长，三井物产会社山本社长派来之高木氏。 盛宣怀刚到日本，便有各界人士争相拜访，后参观各学校、银行等也受到了热情接待。

除此之外，在其他各官员的东游日记中，我们也都可以看到类似的记载，官绅在日本参加博览会或是参观农校工厂之时，无不受到相关负责人的接待。

同时，当考察人员对其所观有疑问之时，日方也会积极给予解答，并提出较有见解性的意见。

由此可见，日本无论是政府还是地方，都是对中国赴日官绅的考察报以较为欢迎的态度的。

二、对农业技术与农业方法的推介

官绅赴日本参观博览会或考察农业之时，大多官员都会对博览会农林馆及农商品陈列所做相关记载。沈翊清参观农工商品陈列馆时记载：馆设于明治三十年，陈列本国并外国物产。

如米谷、茶烟，绸缎，布毡、织绣、油画、皮革、羽毛、骨角、漆磁、草木竹纸、五金、珠石各品，并玩物、文具等类。

楼大四楹，宽三座，馆长伦藤显理引视其售卖物品，皆有纸牌注明定价，可随意购买若仅供观览者，则不注价。

在展览上商品的同时将部分商品标价，可以起到农商产品宣传、交易的双重目的。

凌文渊也曾在日记中提到：“是馆陈列物品凡九部，曰植物、曰动物、曰农业、曰园艺、曰农业方法、曰制造饮食、曰制造农产云、曰机器用具，合九部，又分大纲百十数类，每类又分细目，不可详述。”

由此可见，日本当时已将农业与农业方法、农业制造产品区分开来，更可见其对当时最新农业方法、农业制造机器的宣传与推广。

这种宣传与推广不仅是针对本国居民，也是面向包括当时的清朝在内的各个参观国。

在博览会农林馆，比各类农作物更吸引人眼球的是所展示的北海道开垦图，张謇和凌文渊都曾对其做详细记载，并颇为称赞。

北海道农业学校校长佐藤昌介过访张謇处也言：“北海道未垦地尚十分之九，今岁计渔业、农业、林业、矿业所产值四千万元。”

言语间不乏对北海道地区农业开垦措施的推介及所获成果的称赞。

张謇闻此想到，“以日本一反计华地一亩八分，郡所征当华钱二十五文，町村所征当华钱五十至七十文，亦殊不重。合我二十二行省计之，入北海道者何止百倍？”

此外，日本各农校对于来访者也并未吝啬指教。

张謇在参观东成郡鹤侨村农校时是由该校校长亲自导观，横渡北海道，到达札幌农学校之时，校长佐藤昌也与张謇一行人均有会面，后又游历了博物馆植物园等。

张謇在日记中表示:“日本人在实业、教育方面对于来参观教育的中国人介绍得非常仔细，例如山田西村小池藤泽还有三井参事石田清直大家就是这样。”

中国人在参观农校后基本都是的虚去实归，颇有有所得。 这一点，在其他考察官员的身上也可得证实。

刘学洵拜访农商部大臣之时，对方曾承诺：“所辖之农务局、蚕丝局，商品陈列馆，俱可随时往阅。”并将将农商务省沿革章程相赠。

黄璟去涩谷农科大学参观之时，学长松井直吉、厂长原凞，导观各所四十八处。参观农业地质调查所时，几名技师一同导观，技师“各以所著图说见始”，并对所参重点做详细解说。

李濬之观大阪府立农学校之时，校长井原百介氏极欢迎。先导观各校室，其课程年级后又参观试验场。后参观师范学校时，学校同样安排了相关人员带其参观。

三、派遣日本教习的原因

首先，为国家争夺在华利益是日本教习愿意来华执教的内部原因。在日本奉行“保华论”的背景之下。

在大批日本教习以“支援中国教育”的名义涌入中国担任教习。 但其背后是日本当局保全既得利益目的的驱使。

于1898来到中国，并在福州东文学堂执教的桑田丰藏曾说：“美国和法国都相信随语言而来的国家利益，都计划建立更多的法语学校、英语学校，我是坚决和它抗衡的。我并且强烈地感到，我们必须固守优势地位，作为(日本)利益的一部分。”

又因培养理科学生之结果，因其职务上之关系，定将与日本发生密切关系，此系扩张日本工商业于中国的阶梯。至于专攻法政等学生，定以日本为楷模，为中国将来改革的准则。

果真如此，不仅中国官民信赖日本之情，将较往昔增加20倍，且可无限量地扩张势力于大陆。

这一时期众多教习来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代表了当时的日本政府，我们甚至可以将其看做某种政治任务。通过思想教育向中国学生灌输亲日思想、培养亲日分子。

为日后争夺在华利益培育新兴势力。除了政治原因以外，丰厚的薪酬也是日本教习愿意来华执教的重要原因。

关于早期日本教习的薪酬，兒山奇人坦言：“旧本人在中国教育界龙腾虎踞，他们的月棒约在一百元到五百元之间，标准可达日本的三到五倍。”

1902年袁世凯在保定创设将弁学堂时，打算招聘牧野田彦松来校任教。中岛访问顺天时报社时，聊起了袁世凯想要邀请牧野田彦松的话题。

黑崎恒二郎说：“如果月俸达不到四百两，应该劝不动牧野田。”

就1903年1月就职于三江师范学堂的十一名日本教习的俸禄来看， 其总教习的月薪高达400元，即使月薪最低的图画教习也可达到200元。

转眼再看部分师范学堂的农业教习1902-1909年不同年间的工资，即使早在1902年，其月俸也可达到湘平银110两。

在南京府农林试验场给当时的赴日教习宫本政藏的聘用通知上也对其俸禄及其他的待遇做了书面规定：“俸给额每月新湘平银一百两。”

另外，其赴任及归国的旅途费用，在中国的住宅安家费用也是由当地的政府提供。与此相比，相同时期甚至后几年的两湖矿业学堂教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却低得多。

除了唯一的美国教员以及教授英文的教员工资较高之外，其余国内教员的工资都是低于100元的。与之相比，赴华担任教习对多数日本教员来说确实是具有吸引力的。

最后，清政府的有意聘请亦是促成教习派遣的重要外部因素。

清朝末年，清政府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新式教育兴起后也需要补充大量懂得新兴学科的教师，一时间，师资力量面临严重匮乏的窘境。

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明言：“学堂固宜速设矣，然而非多设不足以济用，须多设，则有二难:经费巨，一也。教员少，二也。求师之难，尤胜于筹费。天下州县皆立学堂，数必逾万，无论大学小学断无许多之师。”

同时，后期清政府的财力日减，已逐渐支撑不起巨大数额的留学生费用，便只能不断减少派遣人数，而民间自愿赴日学习也是屈指可数。

在这种客观情势下，当时的统洽者权衡利害综合考虑之后，决定聘请日本的教师来中国，省时省力，也节约了经费，可谓一举多得。

当然，日本教习的被聘请到中国来，除了上述一些原因以外，和日本政府在当时所采取的对华政策。

即在《马关条约》的保护下，大量向中国移民，以扩展其在华势力这点也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