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王孝通在其《中国商业史》序言中写道：“商业以政治之治、乱为盛、衰，国势随商业之盈、虚而隆、替。……凡政治修明者，商业必盛；政治窳败者，商业必衰。商业盛者其国罔不兴，商业衰者其国罔不亡。盛衰兴亡之间，丝毫不爽。呜呼！世之论治者，可以鉴矣。”揭示了商业发展与国势强盛密不可分，有力地否定了古代重农抑商、抱残守缺的陈腐观念和政策。
作为一个山区小县，古黎川（旧称新城县）偏居武夷山西脉一隅，交通落后，信息闭塞，观念朴素，明代以前，“民鲜逐末，重离乡井”，士、农、工、商四民中，绝多以农耕为主，家境稍殷实者兼以读书攻仕，处处“风气和平，比屋弦诵”。至于商贾懋迁，历受王朝短视影响，往往被视为“贱业”。
略述江西商人的分布及形成原因
从五代到北宋，完成了中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元、明、清的定都北京，巩固了中国政治中心东移的格局，从而才有了江南的变迁与崛起。
到了明代，江西的重要性无疑十分凸显。唐初王勃说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成为唐末五代后江西经济文化发展繁荣的预言。长江连贯大运河，成为东西与南北的经济运输线，也成了国家盛衰的命脉。在近代铁路和海运开通之前，鄱阳湖和赣江是贯穿中国南北的交通要道，与北通京都、南下广州的驿道相连，奠定了商业发展的良性基础。连黎川这样的蕞尔之地，也有河流贯通长江，舟楫往返，其线路为：黎川—旴江—浒湾—李家渡—抚河—南昌—鄱阳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江西人异地经商逐渐兴盛，大致源于两大因素：
一是人口迁移。明初洪武时期，直接从江西迁出的数量约200万人。挟一技之长的江西移民，流向湖广乃至川、黔、滇、豫，从而造就了大量的工商业者。明成化间吉安人彭化说：“（吾乡）商贾负贩遍天下。”明末抚州东乡人艾南英说：“凡其所事之地，随阳之雁犹不能至，而吾乡之人都成聚于其所。”王士性《广绎志》有云：“江（西）、浙（江）、闽三处，人稠地狭，总之不足以当中原之一省，故身不有技则口不糊，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唯江右尤盛……故作客莫如江右，而江右又莫如抚州。”基本上肯定了江西商人的旅迹，且有技有术，凭旅贩或技艺吃饭，而非抢占山头、混世奸邪为能事。
湖广是江西移民的主要集居地，也是江西商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徐世溥《榆溪集选·楚游诗序》说，江西商人到武汉，犹如跨门过庭。盐、当、米、木材、药材、花布，在汉口称六大行业，皆有江西商号，尤其是药材业，几乎被清江商人垄断。而云南居住的人口，多为抚州人。艾南英说，其乡“富商大贾，皆在滇云”。万历时任云南腾冲兵备道的王士性曾言：“滇云地旷人稀，非江右商贾侨居之，则不成其地。”明代以前均无这样显赫的历史记载，可以想见明王朝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张瀚认为：“今天下财货聚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江）、（南）直次之，闽粤又次之。”据统计，明代各地在北京的会馆见于文献者有41所，其中江西14所，占34%，居各省之首。说明江西商贩已是普遍而非零星现象，故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美誉。
二是地瘠民贫，食指繁多，难以维生。虽然不少名士称颂江西商人遍及神州，但古人在安土重迁、流动性较弱的境况下，多为生计所迫，才不得不负贩四方。盖人多地少，贫苦无恃，守着三分地与热炕头虽亦悠然，却难以抵御天灾、战火和苛赋，故不免远离桑梓，而不仅仅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的诗意。新城县志载：“新城之民，农之家什九，农无田者什之七。”身为农民，却无田可耕，无地可种，势必寻找其它活命之途。
明人郑晓《地理述》称：江西之民，“不务稼穑，至有弃妻子以经营四方、老死不归者”。不愿农耕的人肯定有，只是古代并不风行，所以郑晓说的“不务稼穑”，概括不准。明代新城人邓元锡所编《方域志》称抚州府“人稠多商，行商达四裔，有弃妻子老死不归志”。清江县（今樟树市）商人“或弃妻子徒步数千里，甚有家于外者。粤吴滇黔无不至焉，其客楚尤多……穷家子自十岁以上即驱之出，虽老不休”。这有一点像徽商，少小离家老大回，甚至至死无归。只是，江西外出闯荡的商人，散户多，雄心小，魄力微，囿于小得则满，小富即安，即有商帮也不牢靠，故历史上没能形成像徽商、晋商一样的气候与能量。
张瀚分析得比较理性：“（江西）地产窄而生齿繁，人无积聚，质勤苦而多贫，多设智巧，挟技艺以经营四方，至老死不归，故其人内啬而外侈。”艾南英说：“民稠而田寡，不通舟楫贸易之利。虽上户所收，不过半亩数钟而已，无丝泉竹木之饶，故必征逐于四方。”虽然穷，但有思变之胆识，与生存之技艺，敢于流布四方。故其它地方如福建、两广、浙江甚至大漠之处，也遍布江西商旅的足迹。明代学者王世懋发现，福建建阳、邵武、长汀等地居民的口音与江西口音相似，一经询问，原来此地有大量江西商人的活动与入籍。江西商人远走他乡，甚至落户异地，黎川家谱也有相关记载。比如中田陈氏家谱载，支祖元盟公共生四个儿子，其中第三子茂夫，“出商河南，遂家于裕州武阳县”。
最早有文字记载的黎川商人
远在北宋，黎川乃至建昌（今南城）就有商人诚信经营的记载。记录此事的人就是吕南公。
吕南公（1047-1086），字次儒，简称南公，号灌园先生。今江西黎川县三都村人。北宋文学家，著有《灌园集》二十卷，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称永乐大典本，实为四库全书本。
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卷七稽录了《洛中、旴江八贤》，其中洛中五贤，旴江三贤。洛中五贤采自司马光的《序赙礼》，旴江三贤采自吕南公的《不欺述》（作者注：《灌园集》未录）。
南公所写的是南城人。北宋时，黎川属于南城县的乡都，故于此将南城、黎川作为一个整体来论。
一是陈策。他曾经买一匹骡子，却因脊背患病不能被鞍，不忍心再转卖给他人，遂养在郊野栏中。他的儿子和一个“猾驵”（即奸诈的伙计、牙人）谋划，乘一途经此地的官员的马死了，便将此骡背表皮磨破，表示是新鲜外伤，是被鞍骑过的而卖给他。陈策听说后，反对坑骗牟利，连忙前去追赶，见了买主，如实告诉不能让人骑乘驮运的实情。官人不信，经当面试鞍不行，才退了购款。
陈策还做典当生意。一个人到他家去买质地轻软带有椒眼文饰的银器，陈策不卖。这个人有些生气，就问：“我明明见你家中有这种东西，现在为什么不卖给我呢？”陈策回答说：“是啊！我家存放的这种银器，时间已经很长了，有的已变质了。我听说你买这东西是为女儿作陪嫁用的，怎么能用这种过期报废的货物来坑害你呢？”说罢，将家中所存的银器投进炭火盆中焚毁，并对买主说：“我这东西是从质人手中典当来的，怕不是实心货，作个验证让你看。”
二是危整。一天，他带伙计到市场上买鱼，只买5斤得了10斤，原来是伙计在秤砣上做了手脚。危整了解底细后，不愿让卖鱼人吃亏，忙前去追赶。跑了几里才追止，把多给他的鱼，按价补给了卖鱼者。
三是曾叔卿（曾巩堂兄）。他到南方购买一批陶器，准备转卖到北方，却迟迟不向北方运销。这天，一个跟他一起做陶器生意的人前来买货，叔卿答应并卖给了此人，进而问道：“现在你买这些陶器干什么？”回答说：“欲效公前谋耳。”想学叔卿一样从事转销贩卖。叔卿当即说，你可不要这样做，“吾缘北方新有灾荒，是故不以行”。不仅如此，叔卿还表示，现在告诉你真相，是不能让你受损。于是退回了货款。其时，“叔卿家苦贫，妻子饥寒不恤也”。叔卿后来参加科考，庆历六年（1046）中进士，官至秘书省著作佐郎，知登州。
——陈、危、曾三人的事迹，反映了北宋建昌之地的商贸集市已比较繁荣了，也展示了它处于武夷山中部赣闽交通的冲要位置。三人是在竞争激烈、“无商不奸”的环境里淘洗出来的贤者、智者，以其贤——善良不欺的品德，不贪图利益，不欺侮贫苦，赢得信任；以其智——生财有道的规矩，公平公正，道义为先，获得成功。不可否认，当时的商贸中，也不乏狡诈的奸商驵人存在，折射了市场的良莠不齐。
黎川商人的社会构成
王士性说：“江右俗力本务啬，其性习勤俭而安简朴，盖为齿繁土瘠，其人皆有愁苦之思焉。”鲁九皋说：“土瘠而民贫，鲜有可耕之地，其地之所产亦不足以供一邑之食，于是逐末者众。”陈循在论及江西科举之盛的原因时，也像张瀚、王士性、鲁九皋一样将其归结为“盖因地狭人多，为农则无田，为商则无资”。由此可以看出，明代江西商人构成的基本特征：贫寒。为改变此一状况，外出经商遂成为首选，哪怕借钱也要尝试“下海”。此后，随着商业的兴盛，人们的传统观念也有了极大的变化。邓元锡说：“（黎川）行贾岁渐多，即小贾，经岁外出，不复重离乡井如昔时矣。”明清以降，黎川人外出经商，大致不外乎以下几种类型。
1、弃农服贾者。家境贫寒的农家子弟，往往又因父母无助或早殁，失去依恃，不得不以贾代耕，寄命于商。这类人最多。饶拱辰《明经硕夫王公传》载：石陂王硕夫，字洪宇，自幼虽想读书攻举，但父亲纯斋中年捐馆，不得不跟从伯父璞斋经商于湖北。主营木棉，运销江西，“卖利尝数倍，以故家日隆隆起”。中田鲁邦辅，幼而失父，遵奉母教，食贫茹苦，备历艰辛。刚成年，母亲又去世了，兄妹多人，无以为生，遂远游贵州省，与胞兄贸易于松桃，开创福茂油行，兼办闽广京苏布匹，“富有日薪，渐臻美备”。中田鲁源，七岁失恃，随父种田。刚成年，则想光大门楣，“因挟资服贾，家业渐见丰盈”。涂摙，字鹏远，号一斋。“幼失恃，鞠于祖母邓。长，以大母垂白在堂，父且老，无担石储，遂服贾以谋甘旨”。
2、打小习商者。此类为先天的商界士卒。西城吴仁溥，“幼习贾，交易无欺，称为信人”。中田鲁廷才，“弱冠习治生之策，客吴城（今永修县吴城镇），历大江南北闽广川楚，拥巨赀”，“性孝友，奉养备至，最得二人（指父母）欢心”。明代学者、江西吉水人罗洪先说过：“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这句金玉良言，为千百万寒士指明了一条谋生之路。
3、弃儒经商者。世代业儒，苦于久无中式显露者，家道日落，虽拘于“耻为末”、“讳言利”的信条，但不得不放下业儒的身架，于是让子孙辈弃而从商。中田陈以汧，“困诸生三十年，贫甚”，不得不命其子世爵习贾，“贸迁于吴楚闽越燕齐赵魏间”，未来世爵积赀巨万。同邑邓洪道亦困于诸生，家事清贫，遂命儿子世侃外出，“以服贾起家”。
4、科场偃蹇，文星难出头，遂挥泪游商者。宏村孔昭文，“少读父书，长游太学，耻囿乡曲也，往往挟赀走燕、楚、吴、越之疆”。科名难求、仕途艰进，使人们视科举为畏途，不少人“耻囿乡曲”，从而厕身于商业浪潮中。比如洲湖黄日生，“屡应乡试未售，以家事殷繁，遂弃儒服贾于飞鸢”。洲湖黄氏在本县以及邻县光泽、邵武均有大手笔生意，如盐店、典当等，故能建得起“船形古宅”这样的大夫第。
5、弃仕业商者。黎川唯一典型的就是陈道。陈道，字绍洙，号凝斋。陈世爵独子。乾隆十三年（1748）进士。自小见父亲生意忙碌，便从旁帮忙打理。后来虽中进士，以父母年高又无兄弟，遂接管父亲生意，在家侍养不仕。
6、绍述父业兄产而从商者。邓兆馨，“父世侃，以服贾勤，瘁起家。馨继父业，扩旧产数十倍”。邓兆龄，字玉鸣，兆馨弟。“幼与兄佐父服贾，勤俭自持”。中田鲁诚斋，小小年纪，因兄长要闭户读书，便果敢承肩，跟从父亲外出经商，“跋涉山川，毅然力往，以为此子道所宜然也”。
黎川商人的资金来源
中田乡贤鲁九皋说，新城“为商贾者，多假货为生”。揭示了古代商贩多缘于家境贫寒，地利之获又难以维持生存，不得不靠借贷业贾。借贷的方式主要有友情借贷、邻里相帮、好心资助、甚至“信义为本”而凑资等模式。
饶大俊，字康伯，十四都人（今十字蔡家一带人）。经商于福建沙县，设场开矿冶铁，因而先富起来。一个布行小老板向他借了“金数百”一直没有归还。大俊的弟弟看不下眼，将其布匹几乎抄攫干净。大俊不高兴道：“所以为我者得矣，如斯人何？”于是归还了布匹。而且亲自造访布行，偏又碰上布行的多名索债者追逋，大俊大方地为布行老板清偿债务，布行由此得以不败。
邓兆龄，贷给同乡黄某三百缗，“越岁，信杳。他日，遇之途，稔知为舟覆资倾状。复予以金，为数月，（黄）获利息而归。”行商是比较难做的，不仅有陆行舟载的风险，还有寸寸节节的关卡及市场牙人的盘剥。黄某能获利而归，可谓不易。
王仁，字静安，号穆斋，社苹人。有一客户在黎川负债较多，因索债无法，只欲寻死，举家号哭，王仁力劝债户宽期，并助商号资本，客户三年后尽偿债务。其子王轼，乾隆五十二年（1787）进士，也是社苹王氏唯一进士。
陈世爵，字浣修，号立轩。当初从商时，资本甚微。期间，父亲以汧问：“治生固急，无本奈何?”意思没有钱怎么办呀？世爵回答说：“儿以信义为本耳。”果然是个硬角色，世爵“与人期，无宿诺。虽甚风雨，必往践之。四方之人数千里外，千万金但得府君一言，遂为左券”。世爵尝言：“‘吾昔贾吴城归，舟覆，尽没其赀，念皆受人所付托，归无以见人。……归与与金者约曰：吾不幸罹此，必悉家所有以偿。不足，以佣终之。’（与金者）皆曰：‘君岂欺人者。’复假以数千金，俾再往，获利数倍，尽偿前所负而加赢焉。”这便是凑资了。可以说，自后中田陈氏发达，进而“一门七进士”，世爵居功至伟。后世创“广仁庄”，义助乡民，也体现了陈氏“重信义、和三族”的家风。
黎川地处山沟沟，人们恋栈乡土，一边又寄望“耕读治家”，其见识、观念自没有通衢大都之人明达。哪怕与府城南城人相较，也远远不如。比如说，南城“民尚通而善贾，乐为远游”。明代出身于商人家庭的南城人罗圮有过一段高蹈的话：江西建昌府属的南丰、新城、广昌三县之民，成化、弘治以前，为“不出封疆、向食其土之人，以傲乎南城之逐末于外者。虽然，南城之商亦傲之曰：‘吾缠数镪，倾囷倒廪无后已。’”有钱在握硬道理，贫贱骄人自无趣。至今曾同属一府的南丰、黎川、广昌、资溪人在商业方面仍难比肩南城人，盖观念不及也。一如当时的黎川人固愿拘于乡土，泥守祖山、祖坟、祖屋。当然，黎川商人即便经营得当，获“千金数百金之产，辄张一肆以逐什一之利”，辛辛苦苦完成了原始积累，往往不是追加投入，扩大生产，“小买卖而至大开张”，就是回家购地置田，以永天年。
黎川商人的信用
白纸黑字，借贷双方，一般会立有文契，讲求贷还信誉。还贷结息时，须交验双方文契。借贷活动是受法律保护的，如有逾期违契者，则可告官追缴。《皇明条法事类纂》有一则材料颇为典型：
天顺二年（1458），刑部奏准：今后江西客人在湖广等处买卖生理，有因负久钱债等情应许告理者，止于所在官司陈告，即与准理。若不候归结，辄便赴上司及来京诉告者，一体依律问罪。重则照依见行所告词讼，不问虚实，俱各立案不行。……若有倚势刁泼，添捏重情，并不干已事，募越赴京奏告，一体依律问罪，断发原籍当差。所告情词，不问虚实，俱各照立案不行。
这里指出了几层意思：一是债权人在异地可申告，当地政府要接差立案，不能推来搡去的，“即与准理”，否则问罪；二是债主不得洒泼，动辄越级申诉，强如今天的越级缠访，否则“一体依律问罪，断发原籍当差”；三是说明当时商业活动中的借贷关系实已普遍存在；四是证明江西人主观上缺乏借贷活动的法律保护意识。
吴大栋，字朝佐。父亲死时，有遗债未偿。十几年后，大栋货殖于广东，已很富裕了。回来时，旧债主已早殁，借条也无存，其子孙并不知有出贷之事。大栋亲诣其家，告诉过去借钱之事，愿出广东的货物计价抵偿。如今的老赖极多，且以负债为能，大栋此举，重信然诺，颇足以摒扫敝俗。
涂肇新，字敬三，号安恕。年轻时负贩两湖川滇，积有家资，晚年回到故乡，不再外出奔波，将本钱托付一伙计，让其前往苏、杭等地贸易。没想到该伙计将本钱花光，还买了两个女人回家。“尝付巨金与伙某往吴营贩。某荡其资，买二妾回”。有人劝肇新械之赴官问理。肇新笑着说：“彼不义，但取我之财，而致彼败名丧命，何忍乎？”遂不问。不仅此，“有闽盐商逋负巨万，诸索者邀新讼，将窘商以取盈”，作为债主之一的涂肇新还为闽商居停调解。
商人重在和气生财，往往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如邓兆龄，“尝置产某绅，居间为所绐，空费千金”。兆龄曾经向某绅士投资，不幸却被他所骗，损失上千两银子。有人劝他诉讼，兆龄辞曰：“吾但破钞而已，讼即累某绅名也。”实在是个很有雅度的人。
黎川本地商业的渐次兴盛
黎川未立县之时，隶属建昌（今南城），其商业可以追溯到宋代。宋代，南城称建昌军，市肆药业兴起，官府设立“建昌军药局”。至明代，建昌已有“上有苏杭，下有建昌”之誉，民间也流传“药不过建昌不行”之说，故从事药业的商贾较多。黎川位处山区，中草药遂有了极大发展。
王孝通有言，清代盛时，虽时颁恤商之政令，然仍採重本抑末之政策，奖励稼穑。康熙二十九年上谕曰：“阜民之道，端在重本。”三十九年七月，谕户部“国家要务，莫如贵粟重农”。雍正二年，谕各省督抚曰：“四民以土为首，农次之，工商其下也。农民勤劳作苦，以供租赋，养妻子，其敦庞淳朴之行，岂惟工商不逮，亦非不肖士人所能及。”又令州县岁举勤劳俭朴之老农一人，给以八品项带，以示鼓励。七年谕户部农事为国家首务。乾隆二年五月，谕农桑为政治之本，又曰：“朕欲天下之民，使皆尽力南畝，历观三朝，如出一辙。”清代以商人居四民之末，朝野上下，均不知以重商为务，所以商业仍未能振兴。
政策自是政策，老百姓要生存，在孤寒贫困之时，像水渗沙一样，自然也会勇奔其它途径，不再拘囿于“四民”的颠末之论，不再抱残守缺、轻利重名。明代以降，黎川人也不惜舍本而逐末，远货通都，坐地经营，工矿并进，商云渐兴。这体现了现代学者所谓明代为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之说，产生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商业初潮。所以，有识之士以为“谋生各有其道，习艺俱无害理，除读书力学务农外，凡一切技艺之事，何莫非治生之法，安而行之可也”。明正德之前，黎川还是“民鲜逐末，重离乡井”，而隆庆之间，则已“行商渐多，不复重离乡井如昔时矣”，至万历时，更是“长幼竞乐刀锥”。商业劲风吹拂之下，人们的观念有了根本变化，社会也对此一现象趋于认同。而士大夫的言论及著作，亦表现出崇商、护商的倾向。如明末南丰籍学者梁份认为：
（商贾）劳心力以殖货财，其候时转物，致远穷深，经日月出入地，所经营日不暇给，而处心应事有大过人者。乃以经术经世律之，不亦过乎？世之名儒，守一经以求荣一命，其深沉得丧，咸委之命，况乎其它！吾不知学之负人、人之负学也，可慨也。
清初县人邓篆《新丰桥记》云，南津当地“居民绣错，烟火绵亘，鸡犬自归村巷”，到了清顺治壬辰年（1652），富室与贫家屋宇相连，井然有序，贸易旺盛，市场繁茂，商旅如云，“走马臂鹰，黄尘掩日”。一到中秋之夜，新丰桥与横港桥灯花夹道，挈儿携妇，熙来攘往，“不知城中尚自萧条也”。——这篇文章可能最能反映清初县城南市的商业发展状况了。
清中期，鲁九皋说：“中田之户一千四百有奇。其为士者二十之一、为商贾者亦二十之一、为农者十之三、农而兼工者十之二、其专为工而游艺于闽越吴楚者亦十之一焉，其余则所谓闲民转移执事者也。”虽然务农者仍占3/10，但比例远远降低，业商者、手艺人陡然增多。
清后期，陈兰祥《新城县城内保甲图》载：县城“烟户1420户，男，大3143丁，小2608丁；女，大1603口，小1018口”，其中，从事商业贸易的人就有1375名之多，占总人口的16.4%。这个数目就相当庞大了。而县城外的南坊，从商人员似乎更多，渐形“明清老街”盛景。陈兰祥《南坊三图保甲图》里载，烟户2793家，男性7193人，女性5110人。其《南坊论》又说南津一带人口繁盛，经商的人员有2400多人，住宿的饭店有8家。——倘如其说，可谓异常繁华了。
虽为山区小县，黎川有两大资源优势，一是有水运，古代为最省力的舟旅；二是地处“江闽孔道”，两省交界之所，故“其仕宦商贾，舟车负担之往来，昼夜无停晷”，遂成为货物中转站与集散地，本地和外地的商人汇聚在一起，使商业迅速膨大并由此形成大量的市镇，成为当地商业繁荣的见证。清中期，建昌府境内5县共有大小市镇85个，其中黎川县11个，即钟田、槠俨、飞鸢、五福、石硖（三十三都）、石硖（四十都）、龙安（三十三都）、龙安（四十五都）、洵溪、熊村、宏村。乡都市镇，就是我们常称的墟市。墟市的定点定时，为商人从事长期而又稳定的贸易提供了可能，边界墟市逐渐成为省际贸易的场所。民国期间，县城南津一带，各类商户“视之甚小，而旧日皆年有数十万进出者”，“从前闽赣土货交易多以黎川为中心，故大商甚多，富力甚厚”。
黎川运入的货物以海产品、食盐为主；销出的货物以纸张、水烟、烟叶、米粮、茶油、草药、竹木为主。在自给自足之余，也有大宗粮食输出。研究表明，清代每年经贡水、章水和黎川杉关等水陆通道运销福建、广东的粮食至少有一百万石。而*草烟**，更是黎川的品牌之一。清中晚期黎川黄烟极负盛名，不仅畅销于省内外县份及大小村镇，就连沪、苏、鄂、湘、浙、闽等大中城市也设有批发和零售的烟庄或烟店。
傅春官认为，黎川商业繁盛之区，以南门外为最，其次当推中天（此地无考）等处，及往福建一路。山河水浅时，惟用竹排。地近福建，进口货以海菜、鱼皮、闽笋为大宗。闽笋则运至省城发卖。黎川制造的食物，有粉丝、粉皮等项；又产纸二种，一毛边纸，一大膫草纸，止供本地销售。……惟产香菰、芸香，为该县专利之物。光绪三十年九月，县令向冠群上报称，县属出产，以烟叶为大宗，各行栈收买刨丝，打包装箱，经客商贩运苏沪及九江吴城一带出售，销路既广，获利甚厚。此外，芸香纸张，出产不多，间有出境。现在商情顺适，并无弊窘境窦。
清晚期，黎川县为确保本县经济发展，推行了一定的商业保护措施。比如，成立农工商矿局，设于旧崇正书院内。光绪二十九年在十九都中孔理公祠内设一农工局，兼司保甲，派监生陈善熙等为首士，栽种苎麻、*草烟**、靛青等。三十一年十月，在县南门设立工艺厂，购回织毛巾篾机器各一具。雇工匠二人，教授本地游民。又奉文设立习艺所，购买织布土机两架，并各项器具，雇就织匠缝工，教令待质罪犯，学习织布织带及缝衣各事。有的还建厂办公司，如乡绅蔡英谟、张友典各开设樟脑一处，每月均可出脑二三斤不等，在本处售卖，每斤只售银六七钱，除成本外，获利无几。运赴上海，每斤可售银一两五钱上下，获利较厚。再如邓星详在十三都陶狮旁，陈善熙在八都墟上，李锡晋在四十四都隘上，各设樟脑一处。等等。
矿业方面，黎川因技术落后、资本难求的问题，有的盲目开采，结果停办。光绪三十年九月，县令向冠群上报称：该县横港桥一带，河中出产铁砂，经广冶等七家开炉鼓铸，具结认捐，业经前县夏令禀请试办三年，限满再行领照，每岁各炉摊缴税银二百三十三两三钱三分一厘。三十二年十一月，据县令傅维新表称：横港桥河中所产铁砂，已由两江查矿委员矿师勘明，并无来源，恐难持久。所以，铁矿业遂湮灭了，黎川的矿业不复兴起。
商业市场的渐次兴起，但尚未成熟，故难免受到牙人的侵削。清代曾为江西官员的凌燽说过：
商贾挟本贸迁，历经险远，止以博锥刀之末。然贸易所至，时贵时贱，各有不同。货滞则稽，货行则售。放收出入，惟恃行家为之评价归账，而不法牙行往往侵吞客本，俾之经年坐守，本息皆消。揆厥所由，总因客商将货经行发店后，一时收价不清，不能守候。即以现价重复回往经营，而行家即乘间自向各店私收，各店以发货原由行主，故亦照给不疑。迨客至催交，业为牙行侵费，奸牙计舞所出，因之替后挪前，移彼清此，积渐既久，累客滋多，一朝败露，行主则弃行潜遁，客商则本利皆空。成年告讦，追给无期，即竭力催追，究之十不得一，此实行家之通病客。
不论行商还是座商，在经营活动中都存在极大的风险。而牙行的行径，常让商人冷齿。在黎川本土的市场中，也有类似的丑行，严重抑制了商品经济的正常流通及合法商人的根本利益。如县志载：
万寿宫，一在四十八都西城桥。乾隆五十九年，监生杨先沛同邓、杨、薛、朱、包、郭等姓捐建。嘉庆二十三年，复于殿东隅添建文昌阁。向有射利之徒，以故帖（指先前的法帖）冒充，私索买卖粮食行税。先沛等较准公斗，用铁索锁系殿外柱上，令买卖粮食均于此处印用，不得妄取分毫。经同安司吴详请县宪徐颁示勒碑存案，其弊乃息。
自清康熙朝起，为规范牙行的行为，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相关律令。有的地方贯彻得较好，但牙行的各种劣迹仍时有发生。总体上，黎川商业市场的步伐已停止不了，继续朝着繁盛之向而进。
黎川习俗由节俭渐趋侈靡
王士性说江西人“习勤俭而安简朴”，绝少鲜衣怒马、燕宴戏剧之举。黎川此地又如何呢？明中后期，乡贤王材说，黎川风俗绝对的好，没有什么嫖娼赌博之事，男耕女织，赋税及时，知耻自爱，不嗜讼狱，人人务崇孝悌。比如加冠、婚礼、祭扫、立祠，都很朴素节俭。但是，服饰、器用、燕会等方面，“日向奢靡，犯分耗财，无复顾忌，则渐于南城也”。王材虽肯定了人们的勤俭，但风俗日益浇薄，也渐显侈靡了。
上文提到邓篆《新丰桥记》说南津人“走马臂鹰”，可知当时的风气已有较大变化了。而作为全县七镇三市之一的中田，贸易墟市，商贾云集，津梁古渡，交通频仍，有“小苏州”之称，“时人只知有中田，不知有新城也”。其实，该县早有“小苏州”之称。据洵溪张氏家谱载：张嵩龄弱冠之际，“父以食指繁，命弃读习贾，然所习豆豉铺耳”。当道咸之世，承乾嘉之隆，风俗豪放，争华门靡，邑有“小苏州”之称。江南重镇苏州，明清以来，商业就比较发达，也比较侈靡。黎川号称“小苏州”，其生活消费、社会习俗自然可知。
鲁九皋指出中田习俗的弊病说：“俗尚浮华，衣服、宫室务求美丽，岁时燕会婚嫁庆祝之举，贫富征逐为繁侈，以饰观听。”因人们崇尚浮华，贫富征逐，以致于哪怕节俭者，也只为子孙计，惟有“小家”，没有“大家”，不顾兄弟骨肉之情，无视宗族乡*党**之饥馑。在鲁九皋眼中，当时中田的境况并不如何美妙，“为士者，以训读为事。为商贾者，多假贷以为生。为农者，皆佃主租，终岁勤动，所得不足所食”。丰年还可支撑，倘一遇凶荒，则弱者坐以待毙，即使有一两家好行其德，所赡助者又能有多少？所以，九皋对中田人的攀比逐靡自然多有微辞。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古黎川人民，不论读书求仕者，还是外出经商者，都有叶落归根、造福乡梓的观念。主要是置办田产、平粜赈济、捐粮助饷、办学助读、建祠立庙、修桥铺路等。比如中田鲁廷才，在吴山经营十几年稍富后，“乾隆甲辰，里中米价腾贵，公抽已緍往他郡採买谷数千余石，碾米减价平粜，乡人均沾其泽”，“岁戊午六十，戒家人毋得繁费称觞，特捐腴田二十石零七斗助入永济桥以资修造，以利行旅”。又比如鲁惇裕，“幼失怙恃，家无立锥，克自振作，挟计然策，风霜雨雪，艰苦备尝”。乾隆庚寅、辛卯、壬辰年，中田歉收，乡人嗷嗷待哺，家赀渐见丰饶的惇裕，出白银数百两，前往抚州买谷运回平粜，里人赖以安。再如涂摙，除广置祭田外，曾因黎川书院创建，没有报酬的情况下督建了三年，声称“此人才蔚起之地也”。这些人都知道“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道理，不管获利以归还是折阅而返，最终都愿望和宗睦族，携手共创公益事业。
商人的回籍，官宦的致仕，最大手笔就是置办田产，为后代计久长。明代地租率一般都在50%左右，而且国家对私有土地持保护政策。所以，财产的土地形式具有相对稳定和较高利润的优势。这就刺激了商人对土地的投资。从黎川一些家谱中可以发现，除义田、祭田、赡田之外，有的家族广置塅田、山地、门店。中田陈氏的租田远至本县厚村飞源、三源村一带，宏村童氏买山于邻县南丰太和，洲湖黄氏的租田在福建光泽县止马也有。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百贷业集，富贾多起来了，同时也带进了外面世界的精彩，故风俗渐趋侈靡，似无可逭。在邓元锡看来，黎川风俗之所以如此，实受南城朱氏藩王府影响至深。“藩邸移染，盘飧错水陆列数十百品以为珍，宫室无限度。工技作淫巧日甚，婚独以富赀，甚乃视为利窟，相要责不厌，盖靡靡敝矣。庞风日散，淫俗滋僻，财力殚而费奢，机谋深而伪煽，虽山谷之民，视通都终质而距古弥远矣。”虽不否认上行下效的效应，但我并不认同邓氏观点，作为“士子”，他在家乡仅感受到了上层的影响，可能尚未意识到底层涌动的活力。
应该说，明中期之后，除大都市外，随着商品市场的高昂，江南各府县渐吹奢侈之风，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黎川亦不例外，故有“小苏州”之称。明人顾起元《客座赘语》有云：“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絍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娼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这也间接映证了邓元锡所言不虚，让人犹有“世风不古”之叹。不过，明人陆楫却以为“盖俗奢而逐末者众也”，恰恰反映了商业发展带来的变化，即现时所谓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也。“使相率而为俭，则逐末者归农矣”，那又得回到了地老天荒、茹毛饮血的畋猎时代了。（2018年3月5日）
来源：风雅黎川
监制：尧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