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纪兮风

编辑|纪兮风

前言

本文调查了关于克里斯托弗·雷恩的伦敦金融城教堂可能消失的公众辩论，以此作为了解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众对“遗产”和历史保护的态度发生变化的窗口。

笔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公众参与遗产和历史保护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拆毁教堂的辩论暴露了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普及了自1870年代以来一直被少数文化精英所独享的一种“遗产”概念。

一、背景

1923年2月下旬，一大群人聚集在圣保罗大教堂，纪念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的生平和工作。会众包括来自市政厅、皇家学院、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和法国中央银行的代表团, 接受了圣保罗大教堂的现代主义院长威廉英奇的布道。

英格赞扬了雷恩的博学天才，将雷恩的建筑描述为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最高体现，并将雷恩建筑的“理智和明智”的尊严与维多利亚哥特式的过度和愚蠢进行了对比。然而，这场庆祝活动，就像英国历史上许多其他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纪念活动一样，充满了不祥的预感。

这位所谓的“忧郁的院长”通过对雷恩建筑面临的内在危险发出严厉警告来结束他的布道。“很有可能”，英奇声称，“另一场欧洲战争将结束这场和雷恩天才的许多其他纪念活动。圣保罗的追悼会是皇家建筑师协会、伦敦协会和公共记录办公室联合举办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中的第一个，以纪念雷恩逝世200周年。

随后的两周举办了宴会、特别展览、雷恩建筑徒步旅行、化装舞会、雷恩协会的成立，以及致力于复制雷恩的绘画和信件的多卷本作品的启动。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人们对雷恩建筑遗产的热情一直在增长，作为更广泛的“爱德华巴洛克式”情感的一部分，它庆祝英国新古典主义的大炮，其范围远远超出了雷恩，并涵盖了琼斯和范布勒等人。

1897年雷金纳德·布洛姆菲尔德的出版物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史，经常被描述为这种新情感的基础文本，将雷恩置于英国巴洛克式建筑的中心。事实上，正如布隆菲尔德、博尔顿和勒琴斯等人所阐述的那样，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巴洛克风格与对雷恩的钦佩密切相关，以至于后来被称为“扳手”。200周年代表了这种日益增长的钦佩浪潮的高潮。

两周以来，雷恩作为一位有远见的人和国宝被公众铭记。他的建筑遗产被誉为“英国性”的物质体现，据说用“一种他们认为是自己的语言”与英国人交谈。然而，笼罩在这些庆祝活动、纪念活动和纪念活动中的每一个活动之上的，都是一种失落和遗忘的幽灵。

这种不祥的预感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文明本身不稳定的深深焦虑。正如理查德·奥弗里所强调的那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被“传染性的、几乎是自我放纵的对当下的幻灭”和一种独特的病态文化所困扰，这种文化专注并详述了无数文明崩溃的情景。

人们普遍认为，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伦敦肯定会遭到空袭，这进一步助长了人们对“古老”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建筑消失的担忧。然而，欧洲重新爆发敌对行动的前景并不是这种悲观情绪的唯一来源，也许也不是主要来源。马戛尔尼、韦布和其他许多人表达的担忧至少部分是由于担心本土“故意破坏”和持续推动城市发展所带来的威胁。

本文调查了关于雷恩的伦敦金融城教堂可能因计划中的拆除或空袭而遭受损失的公众辩论，以此作为了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公众对“遗产”和历史保护的态度发生变化的窗口。

笔者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公众参与遗产和历史保护概念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拆毁教堂的辩论暴露了战争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普及了自 1870年代以来一直被少数文化精英所独享的“遗产”的概念化。

战争的经历是这种态度转变的核心。 战争的深刻破坏鼓励英国公众珍惜并采取措施保护国家身份和遗产的标志。尽管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纪念”文化已经写了很多，但历史学家对战争改变公众对“遗产”和历史建筑保护的态度的影响却奇怪地保持沉默。

此外，“纪念”通常被认为是指建立新结构，而不是保护现有结构。例如，阿斯特丽德·斯文森对英国、法国和德国遗产兴起的精彩描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结束，而迈尔斯·格伦丁宁对欧洲保护主义的长期调查侧重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重建的规模，而不是这种重建有助于形成新的环保主义态度和意识形态。事实上，许多现存的保护主义史学要么关注保护主义运动的维多利亚时代起源，要么关注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熟“遗产产业”的出现。

二、城市教堂拆除运动的越演越烈

近代历史和未来世界的严峻景象都助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雷恩市教堂命运的悲观情绪。在1860年至1904年间，这个“建筑家族”的三分之一以上在福音派圣公会机构的要求下被拆除，该机构渴望将教堂的有限资源从维护空置建筑（无论多么美丽和具有历史意义）转移到一个在快速发展、供应不足且令人担忧的“无神论”的大都市郊区，传教士努力拯救灵魂。

从1850年代的布隆菲尔德主教开始，一连串的伦敦主教认为，这座从19世纪中期开始人口迅速减少的城市世纪，是 可耻的“过度教堂” ，拆除城市教堂并出售其永久业权将为最需要的教堂扩张提供资金。

1860年的福利法案让拆除不少于14座城市教堂，其中大部分是雷恩在1670年代至80年代重建的。尽管包括莫里斯和拉斯金在内的著名文化评论家谴责这些拆除行为是破坏公物的行为和对国家遗产的犯罪，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公众仍然不相信，仅出于遗产考虑就可以证明保护已经过时的建筑物是合理的。

这个拆除计划于1904年3月完成，当时由Wren于1674年重建的圣乔治，博托尔夫巷倒塌并与圣玛丽山合并。这座教堂在拆除前已经关闭了十年，尽管它与威廉·贝克福德（其遗体被埋葬在教堂中）有联系，而且它曾经“风景如画、庄严的外观”，但没有人为它的消失而哀悼。

在圣乔治教堂被拆除之后，城市教堂拆除运动沉寂了15年，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重新兴起。1917年国家决定召集伦敦金融城的教区长离开他们的教区并让他们为国民服务，这重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是否可以通过将这些神职人员返回他们空荡荡的教区来最好地利用紧张的教会资源应对敌对行动，或者通过扩大大都市郊区教会的承诺。

圣乔治教堂

伦敦主教亚瑟·温宁顿-英格拉姆本人曾在1890年代担任贝斯纳尔格林的主要传教士，他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值得就城市教区的未来设立一个特别委员会。

由著名法学家菲利莫尔勋爵担任主席、由圣公会神职人员、市议会成员、外行教士和建筑专家组成的九人委员会于1919年对这个问题给出了大胆且极具争议的答案。由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出版和发行的伦敦市教会委员会背叛了其发起人和出版商的传教原则。

首先，报告建议将该市划分为四个圣公会行政区，每个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常驻校长和四名常驻助理神职人员。城市神职人员人数的减少将为教会每年节省24,000英镑，同时还确保不少于18名常驻城市神职人员的存在。它还可以相应减少城市教堂的数量。

因此该报告的第二项建议是拆除19座教堂，并按市场价值出售其场地。这些销售将至少筹集到1,695,620英镑，可用于资助大都市其他地方的教堂扩建。对于像八十多岁的埃德温·弗雷什菲尔德这样曾参加过维多利亚时代后期拯救城市教堂的斗争的人来说，这些建议读起来很熟悉。但十九座被谴责的教堂中有十三座是由雷恩设计的。

在1860年代和70年代，Benefice专员计划拆除其中的许多建筑，包括圣玛丽山和圣阿尔班，伍德街，但有相当一部分建筑没有拆除。例如，福斯特巷的圣迈克尔教堂、康希尔教堂和圣韦达斯特教堂等广受赞誉的教堂首次面临拆除的前景。

整个5月，1920家报纸被对报告建议的愤怒信件淹没。“伦敦的历史与这些教堂紧密交织在一起”，《每日纪事报》的一位记者写道，“拆除其中任何一座都是破坏公物的行为，并且会极大地削弱这座重要城市的历史联想”。这是一个广泛认同的观点。

每日纪事报

《每日邮报》、《早报》和《城市报》的记者，例如，建议进一步拆除城市教堂将通过为了肤浅和粗俗的权宜之计而抹去其历史身份，从而摧毁真正的“伟大城市的灵魂”，并且这种行动方针将永远抹黑“已经拥有的一代人”就这样无情地抹杀了历史”。

事实上，这种对后代谴责的担忧以及对每一代人都必须为子孙后代保护历史古迹的义务的相应认识，贯穿了关于报告建议的大部分辩论。用《星期六评论》的一位记者的话来说，“每一代人都应该自给自足，没有人有权抢夺后代的传家宝，任何资本都可能以拥有这些传家宝为荣”。正如这个观点所暗示的那样，到1920年代，城市教堂保护的倡导者几乎完全放弃了应该保留这些“传家宝”作为礼拜场所的观点。

相反， 城市教堂几乎完全被视为历史文本 。“出于纯粹的宗教目的，以使用它们的人数来衡量，这些教堂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它们的价值”，《观察家报》的一名记者承认，但“承认这一点并不会以任何方式削弱现在大多数教堂无可争辩的价值”作为代表我们国家生活中最有趣的审美阶段的艺术作品的问题，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保存”。

《观察家报》

类似的信件出现在省级报纸上。“那些教堂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会众，但这不是重点”，《曼彻斯特电讯报》的一位读者声称，“那些教堂是国家的……这些建筑是石头上的历史，至少向我们展示了思想和理想我们的祖宗不讲课就可以'。

三、公众对“遗产”态度转变的催化剂之第一次世界大战

公众对拆除教堂的态度在1860年至1920年间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整个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公众对城市教堂的未来基本上漠不关心。维多利亚晚期的保护主义者对这种冷漠的程度感到沮丧和沮丧，如果不是完全惊讶的话。

“如果”，一位批评拆毁教堂的人在 1884 年写道，“在伦敦就这个问题适当地引起了公众舆论，并且适度地鼓动起来，这些可耻的破坏行为就会停止”。尽管 AE·丹尼尔 在1898年声称发现了“早期迹象”，即“公众思想正在觉醒，意识到城市教堂拆毁的肆意野蛮行为”，但“公众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疏远，直到爱德华时代保护组织推动的遗产议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态度转变的必要催化剂。 首先，最明显的是，战争提高了公众对任何形式损失的敏感性，尤其是对“文明”自我造成的损失。在一个被对文明崩溃的焦虑所支配的“病态时代”，文明成就的装饰品变得神圣。1920年至1926年间，反对拆除教堂的强烈反对语气说明了这种焦虑的程度。

因此，就此而言，阿斯顿·韦伯是否担心城市教堂的拆除最终会导致“许多宝贵的东西……在整个王国”消失。在20年代，反对拆除城市教堂的反对者经常援引与战争有关的损失来为其立场辩护。

报告发表后威尔弗雷德·惠滕问道：“如果德国的空弹炸毁了 19 座古老的城市教堂，伦敦人会有什么感受，他们会说什么？” 谁能衡量他们的悲伤和愤怒？然而，惠顿沮丧地指出，“如今，这些属灵的羊圈正面临着被它们自己的牧羊人更彻底摧毁的威胁”。人们几乎在所有关于城市教堂命运的争论中都发现了这一论点。

例如，建筑师班尼斯特弗莱彻爵士在城市制服俱乐部的一次聚会上声称，该报告提议比“匈奴空袭”还要“野蛮”；《记录》的一名记者争辩说，“如果在1914-18年间，有十七颗*弹炸**摧毁了建议拆除的十七座教堂，那么我们应该已经听到很多关于堕落的德国人的邪恶、*渎亵**神灵等的消息”；一位“震惊的”城市教堂管理员观察到“匈奴人在他们所有的残酷破坏中并没有摧毁一个地方的19座教堂”；

战争造成的人员伤亡规模也促成了遗产议程的成功。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纪念”文化使 麦克默多早先担心城市教堂的拆除将从公众记忆中抹去另一个国家失落和重生的故事。除了纪念“伟大的死者”，正如威廉莫里斯所说，城市教堂还保存了伦敦最大灾难的故事。在麦克默多看来，这些教堂是一个更伟大、更自信的时代的圣地和纪念碑。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这种观点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旁观者1920年6月正是表达了这一观点：“我们目前正在争论战争中阵亡将士的纪念碑。我们是否期望在400年的时间里，当局会忙于扔掉他们的遗体，因为他们的墓地已经变得太有价值，无法为他们的神圣目的而保留？

在1920年代，人们将这种将城市教堂概念化为大众抵抗的“纪念”，反对在其他地方重建城市教堂的建议。据《建筑新闻》报道，唯一比摧毁这些“公民历史圣地”更荒谬的行动就是将它们一块一块地移到郊区。实际上，在阿斯顿韦伯看来，这无异于“不诚实”。

拆除和重新安装被认为是不诚实的，正是因为城市教堂已被理解为根深蒂固的纪念物，如果从其基本背景中移除，这些纪念物将失去所有意义。

毫无疑问，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里，民众反对拆除城市教堂的规模如此之大，部分原因是人们的口味发生了变化。到20年代，哥特式建筑已经明显过时，英国公众开始对文艺复兴晚期和格鲁吉亚建筑和风格表现出更大的欣赏。

此外，许多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急于将崇敬哥特式和诋毁古典模式的父辈描述为短视、没有文化且容易破坏公物。斯特雷奇的《著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于1918年出版，这只是众多反维多利亚主义的例证之一。

然而，20世纪初的强度城市教堂的世纪防御更直接地是大众对保护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的态度发生更广泛变化的结果。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公众对城市教堂的保护不是漠不关心，就是反对。

在大量传福音的文化中，空荡荡的城市教堂构成了丑闻。除了表明精神萎靡和最严重的教会浪费和腐败之外，对于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教堂还体现了城市“残余”文明化的失败。 要求保护这些建筑物的呼吁被认为是这些失败的征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大多数城市教堂保护的倡导者都是出于与拆除倡导者相同的精神关注。

三、公众对“遗产”态度转变的催化剂之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大众对城市教堂的态度。战前，拆毁教堂的拥护者能够有效地将自己展示为基督教文明的捍卫者，反对唯物主义和社会不负责任的冲击。战争结束后，这个衣钵被那些提倡保护的人接管了。尽管*迁拆**人的担忧基本没有改变，但公众对*迁拆**的支持却消失了。

不仅如此，还出现了一种流行的对石头而非灵魂的崇拜。在1920年代，关于保留教堂的精神争论也消失了。遗产主张几乎完全取代了这种精神考虑。如果战争造成的损失规模使这成为可能，遗产主张的“精神化”也很容易融入新兴的纪念文化中。事实上，战争对以遗产为基础的城市教堂保护论证的普及所产生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第一次世界大战引发了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完成了。雷恩市的19座教堂在闪电战中遭到破坏或摧毁。仅在1940年12 月29日晚上，就有33艘被损坏或摧毁。这种破坏 恢复了城市教堂与审判和复兴的历史联系 ，并增强了它们作为 英国抵抗运动象征和英国民族认同图腾的地位。

这种地位通过他们与圣保罗大教堂的“家庭关系”得到加强，从赫伯特·梅森标志性闪电战照片的广泛流传中，圣保罗大教堂成为“文明本身的视觉象征”。尽管对各种阅读和用途开放，但这张照片将基督教的正直、国家机构的复原力和物理破坏的强大视觉鸡尾酒很容易转移到对圣保罗的“孩子们”的欣赏上。

因此，许多最早对闪电战的破坏进行分类的尝试都强调了对城市教堂造成的破坏。在媒体对闪电战破坏的报道受到审查并且很难获得照片证据的时候，这种对教堂的强调尤为重要。詹姆斯教皇·亨尼西广受赞誉的《战火之下的历史》, 例如，将其大部分页面用于城市教堂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沉思了闪电战与1666年大火之间的相似之处。

尽管教皇轩尼诗承认在规模上存在显着差异，但他仍然发现许多引人注目的相似点。事实上，“伦敦的第二次大火”在报纸和期刊中很常见。 战争恢复了城市教会在国家灾难、生存和复兴的叙述中的地位。它还增强了教堂的纪念功能。 在闪电战之后，包括休·卡森和 JM·理查兹在内的许多人认为，被毁教堂的遗迹应该基本保持不变，作为失去和生存的凄美、鲜活的纪念碑。

伦敦新闻画报对此表示赞同，特别 强调了雷恩被毁坏的教堂的奇异之美。 事实上，许多同时代的人都相信，这种破坏 提高了城市教堂的价值 （在某些情况下还提高了美感）。尼古拉斯·佩夫斯纳就是其中之一，他认识到战时破坏在普遍普及重要建筑（尤其是城市教堂）的遗产欣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在伯灵顿杂志上写作在闪电战之后，佩夫斯纳为失去这么多精美建筑而哀悼，但声称这种损失将改变人们对那些幸存建筑的态度。佩夫斯纳写道：“如果这种感情的复兴是我们面临的毁灭的结果，那么对于英国建筑之美和尊严的广泛遗产……那么我们将能够说那些已经毁灭的建筑，它们没有白死。

1946年，鉴于这种新地位和新功能，英格兰教会终于结束了近一个世纪之久的拆除城市教堂的努力。四年后，其余的每座城市教堂都获得了一级上市地位。转变完成了。

四、参考文献

[1]迈克尔·哈特，《关于爱德华七世时代的巴洛克风格和“文艺复兴”》卫报，1923年2月10日。

[2]理查德·奥弗里，《暮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国悖论》，纽约，2009 年。

[3]苏珊·R·格雷泽尔，《恐怖的承诺：1908-39 年英国想象和经验中的空中力量和城市的破坏》。

[4]斯特凡·戈贝尔和斯特凡·戈贝尔，《战场中的城市》，佛蒙特州伯灵顿，2011年。

[5]阿斯特丽德斯文森，《遗产的兴起：保留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过去》，2013年。

[6] 约翰凯里，《知识分子和大众：文学知识分子的傲慢和偏见》，伦敦，1992年。

[7]斯蒂芬科里尼，《心不在焉：英国的知识分子》，牛津，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