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1955年秋后开始在农村出现的农业合作化高潮很快在城市得到了响应，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纷纷走上街头，敲锣打鼓要求公私合营。1956年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指出：从中华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以来，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中的职工和资本家，都以无比的热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全国私营工商业最集中的上海，到处可以看到“庆祝批准公私合营”的大红横幅和耀眼的黄金“贔”字，到处是工人和资本家们组织的报喜队。许多被批准公私合营、或者被批准筹备公私合营的工厂和商店，都张灯结彩，举行庆祝仪式。工人们不仅欢欣鼓舞庆祝企业的新生，而且以主人翁的姿态把这种热情变为改善企业经营管理的力量。全国各私营工商业者进一步认清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光明前途，纷纷表达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与此同时，首都北京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出现热潮。各个区县锣鼓喧天，爆竹声声；各条大街的私营厂、店，几乎家家挂上了红幅，到处张灯结彩，庆祝公私合营的队伍一队接着一队地在街上*行游**。1月10日一天全市就有17963户私营工商业被批准公私合营。至此，北京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公私合营，成为全国第一个全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的城市。
北京市的手工业者则积极要求加入手工业合作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他们有的酝酿建社；有的成群结队申请报名入社。1月11日和12日，北京市10个城区和近郊区29个行业的手工业者分别*会集**，庆祝538万名个体手工业者被批准入社，使入社人数达到全市手工业总人数的956％，基本上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潮，使城市的小商小贩也难以置身于社会主义改造之外。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避免引起他们的疑虑和不安，人民政府决定，根据小商贩的意愿分别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或参加公私合营。1月25日，*云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说：“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在*安门天**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北京市市长会上宣布：“我们庆祝郊区农业的完全社会主义合作化的胜利。庆祝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的胜利。庆祝手工业全部合作化的胜利。我们已经挖掉了穷根，打下了依靠大家共同劳动、使国家富强、使大家生活共同富裕的基础，我们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月21日，上海市各界人民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大会，大会宣告：“上海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今天已经公私合营了；上海全市的手工业，今天已经合作化了；上海郊区农业，今天已经转为社会主义的高级社了；上海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此后，其他各大城市也纷纷宣告进入社会主义。根据1956年6月的统计，全国12亿农户中，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有11亿户，占农户总数的917％（其中075亿户加入了高级社）。全国个体手工业者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生产小组或供销生产合作社的已占个体手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90％。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个体小商业也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代购的业务。个体渔民、个体盐民和运输业中的个体劳动者也基本上实现了合作化。畜牧业中的互助合作运动也有了发展。据此，*共中**八大宣告：“我们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要变革资产阶级所有制，变革产生资本主义根源的小私有制。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
二、知识分子会议的召开和向科学进军
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被认为将“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基于这种认识，毛*东泽**在1956年初就发出了“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的号召，并提出：“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自1951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以来，知识分子的处境与面临的任务是极不相称的。具体来说存在六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估计不足，即对他们的政治进步和业务水平估计不足；二是信任不够；三是安排不妥；四是使用不当；五是待遇不公；六是帮助不够。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毛*东泽**于1955年11月23日召集*共中**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和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开会进行商议，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同时决定成立*共中**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由周恩来负责，有*真彭**、陈毅、李维汉、徐冰、张际春、安子文、周扬、*乔木胡**、钱俊瑞等参加，下设办公室，开始会议的筹备工作。
1956年1月14～20日，*共中**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北京召开。毛*东泽**、*少奇刘**、周恩来、*云陈**、林伯渠、董必武、彭德怀、*真彭**、张闻天、*小平邓**、陈毅、罗荣桓、李富春、*向前徐**、贺龙、蔡畅、*先念李**、*一波薄**、王稼祥等参加了开幕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279人，包括57位在京的*共中**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中**中央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27个省辖市市委书记或副书记，以及*共中**中央、国家机关、全国性群众团体、重点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关、军事机关等各部门的*党**组织负责人。周恩来代表*共中**中央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主题报告，61人作了大会发言（另有29人印发了发言稿）。
周恩来的报告，坦言当前面临的一个矛盾，即各类专业人才匮乏。报告认为，当前知识分子的力量，在各个方面“都不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急速发展的需要；而我们目前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待遇中的某些不合理现象，特别是一部分同志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某些宗派主义情绪，更在相当程度上妨碍知识分子现有力量的充分发挥。”他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正是为了“加强领导，克服缺点，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
报告把中央调整知识分子政策的必要性确立在三个基点上：（1）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中国必须急起直追。（2）承认1949年以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有很大进步，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生了重大变化。报告确认，“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3）批评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表现为：“低估•69•当代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2期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不认识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对怎样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怎样进一步改造知识分子、扩大知识分子队伍、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能力等迫切问题，漠不关心。针对当时面临的问题，报告提出了“最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力量”的三项措施：第一，应该改善对于他们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他们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第二，应该对于所使用的知识分子有充分的了解，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能够积极地进行工作；第三，应该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5／6的工作日（即每周40小时）用在自己的业务上。
1月20日，毛*东泽**到会讲话。他说，有两种领导方法：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比较慢一些，比较差一些；另外一种使得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党**中央和各部的任务，都是要促进社会主义，不能是妨碍社会主义，应该是“促进部”，而不应该是“促退部”。所以，要反对右倾保守，各项事业要办得“又多，又好，又快，又省”。要在科学技术方面有计划地赶过外国，先接近，后赶过。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催生的一项重要成果，就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12年科学规划”）的制定。1956年1月5日，李富春提出了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动议。他提出要像规划工业建设中的“156项”一样，来确定迅速发展我国主要学科和重大专题的科学技术研究项目。李富春的动议很快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知识分子问题会议把这项工作提上了*共中**中央的重要议程，会议一结束，当月就成立了由范长江、张劲夫、刘杰、周光春、张国坚、李登瀛、薛暮桥、刘皑风、于光远、武衡组成的十人小组，负责主持规划的制定。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成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陈毅任主任，李富春、*一波薄**、郭沫若、李四光任副主任，张劲夫任秘书长，科学规划十人小组成员都任副秘书长。
1月31日，陈毅、李富春主持召开有中央各部门、各有关高等学校和中国科学院的科学技术工作人员参加的动员大会。国务院和规划委员会多次举行不同类型的会议，听取各方面科学家、专家和有关部门的意见。中央调集了600多名各门类和学科的科学家，后来，参加编制工作的科学家增加到787名。根据苏联的资料，1956年，约有600名苏联学者（其中60人在中国工作长达2～3个月）与近500个苏联科学和设计机关、学院参与了“12年科学规划”的制订和修改。
经过中苏两国科学家近一年紧张工作，终于在1956年12月编成中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规划确定国家重点任务为57项，包括616个中心问题，其中12个重点优先保证，6项“紧急措施”。当时公布的有4项，即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和远程操纵技术，还有两项没有公开的绝密任务：原*弹子**和导弹。这6项“紧急措施”，构成了当时中国发展尖端科技的关键性措施。这个科学远景规划，推动了中国“向科学进军”的进程，是中国科学事业的良好开端。
三、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与反冒进
1955年秋开始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以后，毛*东泽**在11月间就考虑如何加快农业发展的规划问题。12月，他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了一切事业都要加快的思想，并把它概括为“多、快、好、省”的四字口号。*共中**中央接受了毛*东泽**的意见，《人民日报》1956年的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正式传达了*共中**中央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提出了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以及提早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要求。同时要求在各条战线继续批判右倾保守思想。1月25日，*共中**中央以草案形式公开发表了经最高国务会议通过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要求到1967年，粮食产量达到1万亿斤，棉花产量达到1亿担。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开始膨胀，要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97％；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93％（其中粮食增长84％、棉花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14735亿元，比上年增长706％（即一年完成五年计划总投资额的35％左右）；高等学校招生183万人（比原控制数字提高57万人）
由于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规模过大，1956年1月13日，国家计委在一份简报中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了1956年物资供需不平衡的严重状况。4月上旬，经济建设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严重后果更突出地表现了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钢材、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出现严重短缺，并已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物资的储备。在农村，为了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试图使“12年科学规划”中的种种事情在两三年内办完，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早过急地兴建力所不及的基本建设，在耕作制度和耕作技术的改革方面———推广双季稻、良种、早播密植、双轮双铧犁等，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强迫命令，引起农民不满。
*少奇刘**、周恩来等领导人对毛*东泽**提出的反对右倾保守，“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是赞同的。但处于实际工作领导第一线的他们，不能不对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作冷静的思考与周密的计算。周恩来在2月8日召开的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他强调订计划一定要“实事求是”。（pp190、191）2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原定的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可能和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计划指标，进行了压缩。会议决定：中央各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削减6％（加上各省市削减后的金额），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年初甚至达到200亿元左右）减到147亿元；双轮双铧犁产量由500万部减到350万部。会后，国家计委根据会议决议修订《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就是后来所说的“二月促‘退’会议”。
4月中旬以后，周恩来、*云陈**等根据国民经济已经出现相当紧张的局面，认为：经过压缩后的1956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仍是一个冒进的计划，相应地规定的远景规划数字同样也冒了。5月，周恩来同李富春、*先念李**再次就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国家预算交换意见，并指导在起草预算报告稿中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6月4日，*少奇刘**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半年来经济建设中所产生的种种矛盾和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财政支出、压缩基本建设投资的意见。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少奇刘**主持*共中**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6月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基本通过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初稿。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在概述了已经出现的急躁冒进的种种表现之后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急躁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由于*共中**八大召开在即，早被订得很高的“二五”计划指标也待重新修订，以便向*党**的代表大会提交一个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新方案。为此，周恩来多次同有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磋商。7月下旬，周恩来、*云陈**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国家计委提出的“二五”计划的第三方案。鉴于“多、快、好、省”的口号从年初提出以后在实际工作中人们追求的只是多和快，而忘记了好和省，没有起到预想的积极作用，因而，周恩来等在修改提交八大审议的“二五”计划建议草稿时，删掉了在重要位置出现的“以多、快、好、省的精神”一语，以至此后有一年多时间人们没有再提及“多、快、好、省”。*共中**八大接受了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通过了由周恩来主持制订的一个注意综合平衡、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这样，如何安排好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做好“一五”计划和“二五”计划衔接工作的任务又提上了日程。
在11月举行的*共中**八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7年应当实行“重点发展，适当收缩”的方针。他说：“八大规定的建设方针是，‘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这样一个大国，数量上的增长稍微慢一点，并不妨碍我们实现工业化和建立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
周恩来明确指出：“明年的计划方针应该是，保证重点，适当退却或者适当收缩。”有些东西，过去冒了，现在要收缩一下，但是并不是没有重点。“总的方面是要收缩一下的，不然站不稳，那就会影响我们的货币、物资、劳动、工资等各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不要使中国也发生‘波兹南’，几十万人或者几千万人站在街头上*愿请**，那问题就大了。”针对许多人对降低指标存在顾虑，周恩来解释说：“八大的建议和农业四十条，是规定了每年进度指标的。这两个文件经过我们研究以后觉得可以修改。上不去，就不能勉强，否则把别的都破坏了，钱也浪费了，最后还得退下来。凡是不合实际的都可以修改，这样就把我们的思想解脱了，不然自己圈住了自己。”*少奇刘**在报告中对经济建设的比例关系和建设速度问题也发表了意见。他说：“我们应该注意这么个问题，就是国家的积累、社会的积累，用多少资金投资，积累应该多少，重工业与加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比例这么一些问题，以及我们工业建设中的速度，放在一种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什么叫稳妥可靠呢？就是群众总不能上马路，不能闹起来，还高兴，还保持群众的那种热情和积极性。昨天*云陈**同志也讲，他主张宁愿慢一点，慢个一两年……每个五年计划慢个一年稳当一点，就是说‘右倾’一点。‘右倾’一点比‘左’倾一点好一些，还是‘左’倾一点好？”“昨天有同志讲，慢一点、‘右’一点，还有一点回旋余地，过了一点、‘左’了一点，回旋余地就很少了。”全会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把“保证重点，适当收缩”作为1957年计划的方针。
会后，*云陈**根据二中全会决定的方针，具体主持编制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工作。经过多方工作，按照“首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其中主要部分应该保证最低限度的民生，有余搞基本建设”的原则，提出将基本建设投资压缩到114亿元的方案，提交中央讨论。7月15日，经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工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034亿元，比上年增长45％；农业和农副业总产值计划安排为6115亿元，比上年增长49％；粮食为3820亿斤，比上年增长47％；棉花为3000万担，比上年增长38％；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安排为111亿元，为上年的794％。在项目的安排上，减少了非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增加了生产性建设的投资比重。1957年适当缩减了各级学校的计划招生人数。1957年职工总数，年底计划达到2226万人，比上年减少约14万人。在1957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指导下，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工农业总产值和财政收入稳步增长，基本实现财政、物资、信贷的三大平衡，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
但是，毛*东泽**对反冒进一开始就是不赞成的。他在1956年4月下旬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提出追加1956年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的意见，受到与会同志的反对。他对周恩来、*少奇刘**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也明显是不满意的。毛*东泽**在11月15日全会闭幕这天讲了七点意见。他说：“要保护干部同人民的积极性，不要在他们头上泼冷水。我们曾经泼过冷水，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泼过冷水，不也是促退吗？那个时候我们有个促退委员会。后头我们说不应该泼冷水，就来一个促进会。本来安排的是十八年，一个促进就很快，四十条上写的是一九五八年完成高级化，现在看样子是今冬明春。毛病也不少，但是比那个促退会好一点，农民高兴，（因为能）增产。没有这个合作化，没有这个增产，这样大的灾荒，就不好增产二百多亿斤。”后来，毛*东泽**在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批判反冒进时说：“他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的七条是个妥协方案，是筑一条堤坝，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四、苏共二十大与毛*东泽**《论十大关系》
1955年秋天，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急速推进。在当时的形势下，毛*东泽**在12月提出即将召开的*共中**八大的指导思想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少奇刘**主持会议，传达毛*东泽**关于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少奇刘**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座谈会结束前，*少奇刘**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共中**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同志预作准备。
据资料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5月28日期间，*少奇刘**先后约请*共中**中央、国务院37个部委局的80多位负责人到他住处的会议室，请他们汇报本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事关全局的问题。汇报座谈，经常是从白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亲自记笔记，不时地提问、插话，同部长们讨论，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少奇刘**从现实的具体情况出发，着重就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等等方面，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和见解，丝毫没有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息，就在*少奇刘**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过程中，毛*东泽**得知此事，很感兴趣，他让*一波薄**也为他组织安排。因此，自2月14日至4月22日亦先后听取了财经方面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
在此期间，苏联*产党共**于1956年2月14～25日举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露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震撼了整个世界。鉴于自列宁逝世以后的几十年来，斯大林被认为是列宁主义的捍卫者和继承人，是成功领导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领袖，是苏联赢得反对德国法西斯卫国战争伟大胜利的统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当之无愧的导师。因此，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无疑就意味着苏联*产党共**及其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自我否定。由于苏共在没有充分做好思想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贸然抛出斯大林问题，而且传达的范围太广，速度太快，事后又缺乏解释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苏联社会、社会主义阵营中引起了思想的迷惘和疑惑以及社会的分裂和混乱，在西欧和美国*产党共**中也出现了严重分裂的局面。
3月16日，毛*东泽**主持*共中**中央书记处会议，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及其影响进行讨论。毛*东泽**在会上讲：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产党共**都出现混乱。此后，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斯大林的错误。在3月19日的会上，毛*东泽**就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征求大家意见，他说，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在3月24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东泽**说，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照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又说，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建设时间并不长。从马克思发表《*产党共**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100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空前艰巨的事业。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政专**，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力求不犯大错误。会议决定，写一篇文章，说明*共中**的观点，作为对苏共二十大的正式表态。毛*东泽**说，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他要求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地讲道理，希望能在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4月5日，《关于无产阶级*政专**的历史经验》（以下简称《一论》）一文，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正式发表。文章首先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接着对斯大林问题作了全面评说，指出：第一，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政专**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能够设想它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呢？”“无产阶级*政专**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第二，斯大林在后期工作中“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主观不符合客观，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第三，“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即使是在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中，这种矛盾和斗争也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第四，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这就向人们说明，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斯大林这样的错误，有它的不可避免性；根源不在于个人崇拜，是思想方法问题；个人崇拜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独有的现象，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吸取苏联的教训，就是对书本上的东西和苏联的经验要加以分析和鉴别。这样，较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从理论上对斯大林的错误作了深入一层的分析，又吸取苏联的教训。
这篇文章受到了社会主义各国*党**的普遍重视。苏共中央在6月30日的决议中，特意引证这篇文章来说明*共中**对苏共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所采取的措施的“拥护和支持”。《真理报》出版社还将该文全文进行准确校对后，印成小册子，发行了20万册。
在经过从2月到4月漫长的调查研究，吸取了苏共二十*揭露大**斯大林错误的教训，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毛*东泽**在4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共中**中央对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也由此从原来反对右倾保守的套子里走了出来，转向对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十大关系”中有五个是经济关系，五个是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核心是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从1953年开始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总口号下，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绝对化，认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必然导致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其后果是：苏联的粮食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东欧各国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也造成了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有的一种短缺经济。鉴于这种种教训，毛*东泽**认为，虽然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但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东泽**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样，就从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其二是讲分配关系，即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东泽**说，我们过去常说“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将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这两种关系处理好。就是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要给工厂和合作社一点独立性。毛*东泽**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至于同农民的关系，毛*东泽**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毛*东泽**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他强调：“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那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政专**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其三，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东泽**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在这里，毛*东泽**所讲的实际上已经触及政治体制的问题。政治关系也讲了五个方面。
鉴于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毛*东泽**提出，*产党共**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东泽**强调：“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制抵**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毛*东泽**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当年召开*共中**八大的指导思想。
五、“双百”方针与民主政治建设苏联方面在学术界和文艺界揭露出来的问题，对中国*产党共**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警示，促使人们从苏联教条主义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提出中国自己的科学文化工作的方针。早在建国之初，毛*东泽**对戏曲工作就曾提出过“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对史学研究有过“百家争鸣”的指示。因此，*共中**中央在讨论十大关系的同时，对如何繁荣艺术、科学等问题也作了讨论，正式确定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
在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东泽**在作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5月2日，毛*东泽**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次讲十大关系时，公开宣布了这个方针。他说：“我们在*共中**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二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派，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5月26日，*共中**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他说：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有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他强调，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党**必须去掉宗派主义、去掉过多的清规戒律、去掉骄傲自大，坚持谦虚谨慎，尊重别人，团结一切愿意或可能合作的人。
“双百”方针的提出，在当时学习苏联过程中出现的教条主义氛围下，在经历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批判《红楼梦研究》、由批胡风的文艺思想到追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造成*党**与知识分子紧张关系的情况下，确实是一阵沁人肺腑的清凉之风。
与此同时，根据毛*东泽**提出的*产党共**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的基本估计，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也就摆上了议事日程。毛*东泽**曾就斯大林滥用权力造成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至于如何加强民主监督，以防止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周恩来曾提出了具体的设想：（1）制度上的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在1956年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就体制问题发言，明确提出在制度上的中心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特别是要防止官僚主义。指出：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结合，是我们行政工作部门的大问题，是我们国家制度上的一个问题。（2）*政专**要继续，民主要扩大。与民主集中制相关联的是*政专**与民主的问题。7月21日，周恩来在*共中**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着重讲了“*政专**要继续，民主要扩大”问题，指出：“从国内来说，残余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完全肃清，从国外来说，帝国主义还敌视着我们，因此，我们的*政专**应该继续。但是，由于我们的*政专**更加巩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更加强大了，所以我们的民主就应该更扩大，而不应该缩小。”“我们的人民民主*政专**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政专**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他认为，人大代表要经常去接触人民；人大可以允许辩论，允许唱“对台戏”，当然这是社会主义的“戏”；要进一步使人大代表参加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一直到公安、司法工作；中央与地方也要互相影响，相互监督。
上述发扬学术民主和政治民主的思想，在*共中**八大都得到了确认并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五、*共中**八大的新方针和新政策
1956年9月15～27日，中国*产党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东泽**致开幕词，*少奇刘**代表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小平邓**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德朱**、*云陈**等68人在大会上发言，45人向大会提交了书面发言。
毛*东泽**提出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指出：“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比起1942年整风以前，已经提高了一步，但是我们还有严重的缺点。他提出了至理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少奇刘**在向八大作的政治报告中郑重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报告对工业化建设的方针，轻重工业的关系和建设布局，国家计划与运用市场调节的原则作了明确阐述。关于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报告指出，*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关于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建设：报告指出，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必须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这也是符合扩大民主生活、克服官僚主义的要求的。报告突出强调了加强国家法制建设的迫切性。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因此，斗争的方法也就必须跟着改变，完备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
*小平邓**在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突出指出了中国*产党共**已处于执政*党**的地位，面临着新的考验。它很容易使*党**员沾染上官僚主义、滋长骄傲情绪，而有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需要实行*党**内的监督，也需要来自人民群众和*党**外人士对于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其关键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优良作风。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党**的团结统一、*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作了说明。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他指出，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是由个人作出决定。必须坚决反对“以集体领导的外表掩盖个人专断的实质的办法”。“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报告还指出：“个人崇拜是一种有长远历史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也不会不在我们*党**的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八大通过的决议正式宣布：在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建立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具体体制，应该是以计划生产、集中经营、国家市场为主体，以由生产单位根据原料和市场情况进行生产、分散经营、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作补充。
总之，*共中**八大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由于政策允许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小商贩继续存在，并决定在一定范围开放自由市场，因此，个体工商户的数量在*共中**八大以后，很快有了明显的增长。于是，人们又担心资本主义工商业被改造以后，重新出现资本主义。对此，1956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怎样对待手工业个体户》的社论。指出：“在合作化高潮以后，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是并不奇怪的。”“手工业个体户的继续发展，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是必然的趋势”。“手工业个体户的发展，一方面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增加了市场的商品供应；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城市的就业人数。这是对国家有利而无害的事情。”12月，毛*东泽**在同全国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负责人谈话中更说道：“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需要”，私人可以投资开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需要，更是在实践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搞社会主义继续进行探索在认识上的开端。可惜的是，探索没有继续沿着这个思路走下去，并很快走了回头路。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对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并未从根本上发生怀疑。毛*东泽**等*共中**中央领导人虽然在吸取苏联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很多重要原则，也相应地对具体政策做了规定，但*共中**八大所追求的社会主义目标模式依旧是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明确规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生产私有制残余是*党**的今后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尽管历史出现过曲折，但毛*东泽**等*共中**第一代领导人在1956年前后所进行的走自己的路的探索，功不可没。
六、匈牙利事件与《再论无产阶级*政专**的历史经验》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捅的“娄子”，其影响在东欧各国，尤其是在波兰和匈牙利很快暴露了出来。这就是苏联长期对东欧各国*党**和国家实行控制、残酷*压镇**异己所形成的矛盾。1956年6月，首先在波兰的波兹南爆发。经过多方协调，波、苏的紧张关系到10月30日最后得到缓和。这时，匈牙利人民反对一贯按苏联指挥棒行事的拉科西集团的斗争进一步激化，并由和平*威示**发展到*力暴**冲突，最后导致苏联出兵进行*压镇**。匈牙利事件在西方世界掀起了一阵反苏*共反**高潮。
1956年11月11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铁托在普拉发表演说，认为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根源应追溯到1948年斯大林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南斯拉夫说起，这就是斯大林主义。铁托认为，苏共“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谴责了斯大林的行动和他的直到那时的政策，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作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不是当作一个制度问题。而个人崇拜，实际上，是一种制度的产物。”“根源就在这里，这就是需要不断地坚持地根除的东西”。铁托提出，必须承认“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具体的道路”，“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这种“新的趋向”（指走向社会主义不同的具体道路———引者注）“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苏联*产党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曾经为这种趋向创造了相当多的因素。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主义路线再度得胜”。把斯大林的错误追溯到制度的层面，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是难以为人们接受的。于是，如何吸取波、匈事件尤其是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就成为摆在执政的各国*产党共**人面前的重大课题。
就在匈牙利事件尚未完全平息的11月4日，毛*东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说道，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的*产党共**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并提出要继4月发表的文章，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11月10～15日，*共中**举行八届二中全会。*少奇刘**就时局问题作报告，向全会详细汇报了*共中**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共中**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他指出，我们要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不能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要重视发展农业和加工业，要关心人民生活；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干部中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他强调，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毛*东泽**在全会作总结性讲话中，对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的看法，与他在11月4日的讲话完全换了一个视角。他说：“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产党共**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政专**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象有些人那样，*化丑**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东泽**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这就是说，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主要不是有利于打破教条主义的束缚，而是否定了“作为各国的模范”的十月革命的道路；波匈的问题，不是照搬苏联犯了教条主义，主要是阶级斗争搞得不彻底。因此，现在的问题，也就主要不是从斯大林错误中吸取教训，而是维护斯大林，维护“作为各国的模范”的十月革命的道路。经*共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继续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政专**的历史经验》（简称《再论》），正是根据毛*东泽**的上述思想写成的。可见，与《一论》相比较，“强调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了。《再论》的主线，是提出了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据此分别论述了由斯大林问题引发的四个问题：第一，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基本道路的估计；第二，关于斯大林功过的估计；第三，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第四，关于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关于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文章指出，具有基本性质的是：有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政专**；通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消灭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剥削、消灭阶级；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等五条。文章认为“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文章强调指出：“每个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的过程，除了有共同的方面，还有不同的方面。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具体的发展道路。”“但是从基本原理上说来，十月革命的道路却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这不但是苏联无产阶级的康庄大道，而且是各国无产阶级为了取得胜利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如果说《一论》主要是强调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实践相结合，走各国自己的道路；那么《再论》主要强调的，则是各国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武装夺取政权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
针对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问题与制度有关的观点，《再论》评论说：“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而不能再适应苏联发展的需要了呢？当然不是如此。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年轻的，它所走过的时间还不到四十年。苏联经济迅速发展的事实证明，苏联的经济制度是适合于生产力的发展的，苏联的政治制度也是基本上适合于经济基础的需要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是由社会主义制度而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有些人想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对于经济事业的管理来解释斯大林的错误，认为政府管理了经济事业就必然成为妨碍社会主义力量发展的‘官僚主义机构’，这也无法令人信服。谁也不能否认，苏联经济的巨大高潮正是人民的国家政权有计划地管理经济事业的结果，而斯大林所犯的主要错误，却很少同管理经济的国家机关的缺点有关。”基于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是各国无产阶级都必须走的“共同的康庄大道”；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当然不需要去‘纠正’社会主义制度”等认识，那么，探索社会主义各国自己道路的门，也由此被堵死了。
于是，《再论》提出了反对要“纠正”社会主义制度的修正主义的任务。文章说：“斯大林的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产党共**的队伍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潮无疑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而事实上，帝国主义也正在积极地利用这种思潮。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整个来说，《再论》提出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观点，对半年多以来国际上发生的许多重要事件的分析，对当年稳定社会主义各国的局势，维护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团结，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从接受斯大林错误的教训，实行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社会主义各国自己道路的角度来看，则并未产生推动作用。
来自《当代中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