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未来科学大奖周】女科学家去哪儿了 - 科学伉俪专场
制作：易士少 发布：杨仕省 供稿：未来论坛联合女科学家论坛
1. 直播时间：2020年12月27日 14:00-17:00
2. 嘉宾介绍：
Session Chair
颜宁，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主持嘉宾：
颜宁
对话嘉宾：
董欣年，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杜克大学生物系杰出讲座教授，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科学院院士
王小凡，杜克大学终身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宋丹丹，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翟季冬，CCF-IEEE CS青年科学家，清华大学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闫浈，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吴建平，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助理教授
李文斐，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联合博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张哲，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院博士后，拟聘山东大学“齐鲁青年学者”特聘教授，博导
3. 校对：唐洁 中国科学院 | Neural Galaxy
目录
一、论坛开场... 3
二、嘉宾自我介绍... 4
三、问题交流探讨... 6
（一）、忆苦思甜之最深刻的最艰难与最幸福时刻... 6
（二）、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13
（三）、双方职业生涯有冲突怎么办？... 17
（四）、读博or生小孩？... 20
（五）、如何规划好同时兼顾事业与小孩？... 23
（六）、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何应对面试回答平衡家庭与事业... 25
（七）、科研中的性别歧视... 26
（八）、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 29
（九）、竞争与合作... 31
（十）、人造子宫... 33
（十一）、女性科学家的天花板... 34
（十二）、科研者间的互相理解协调... 34
（十三）、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 35
（十四）、新人发问：如何独立开展科研实验室的规划及安排... 37
（十五）、农村女孩的希望之路... 41
（十六）、终极发问：曾经优秀的女学生去哪里了？... 41
（十七）、说在最后... 44
四、结束语... 47
一、论坛开场
颜宁：大家好！欢迎来到一年一度的女科学家论坛。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颜宁，之前在清华大学，现在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首先我花几分钟时间和大家介绍一下女科学家论坛的缘起，如果有人关注过我的微博就知道，我曾经在2014年写过一段，我们在一次博士生面试时，有一位女性硕士面试的时候，我一位同事问她说，你现在已经这个年龄，可能很快会有婚育的问题，将来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当时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面试一天了，直到这位女同学进来，这位男同事才开始问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你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
因为大家可能习惯了说女性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但是如果你真的去回想一下在新闻里面或者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有多少位男同志被问这个问题呢？很少，对吧。好像有一定的约定俗成，似乎如果你是女性，你就既要兼顾事业还要照看家庭，所以这样想一想，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是不是就已经固化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有个想法，我们需要有一个论坛，把女性科学家、女性科技工作者集合在一起，大家去分享我们每一个人的挫折、困惑、经验和教训。虽然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完整的复制或重走别人的路，但至少可以看看其他人走过什么样的路，时间久了，这样能够让你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让你不孤单、不害怕，让你有勇气面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就是为什么2015年开始发起女科学家论坛。
从2015年到2019年每一年都是在清华大学举办，由当时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来协助我举办这个论坛。但今年因为疫情，我本人还有我们好几个位嘉宾都在美国，没有办法进行线下聚会，我们就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线上进行一个女科学家论坛，而且也是第一次请到四对科研伉俪，第一次有男嘉宾，所以说这个机会非常难得。因为所谓女性问题并不只是女性的问题，所谓女科学家的问题也不是女性这个性别独有的问题，事实上一直都是两性的问题，所以今天非常荣幸能够请到四对科研伉俪，他们处于事业的不同发展阶段，我非常感动的是我们在筹备这个论坛的时候，时间已经相对比较晚，跟几位老师，包括还在求职阶段的几位同学、我们的朋友们一说，大家都是很快回复，真的非常感动，谢谢大家的支持。同时也要感谢未来论坛的工作人员，还有返朴的工作人员，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筹划并且组织了这个活动，谢谢大家的支持。这就是我的开场白。
在这次活动之前我们征集上来了上百个问题，我知道大家有很多困惑，希望我们的嘉宾能够与大家分享、解惑，可能不是解惑，真的只是一个分享，我们就是实话实说。
二、嘉宾自我介绍
颜宁：接下来先请各位嘉宾作个简短的自我介绍。首先请嘉宾董欣年作自我介绍。
董欣年：颜宁你好，非常高兴能参加你组织的女科学家论坛，这是我第一次来这个节目。我是生于武汉，在北京长大，1978年上的武汉大学，武汉大学毕业以后，1982年到了美国，在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作研究生，我1988年初到麻省总医院做博士后，1992年的和小凡一起到杜克做生物系教授，一直在杜克工作到现在。
王小凡：我是王小凡，我是1978年进入武汉大学，事实上从那儿我和欣年结识，我们是同学。我也是1982年到美国，先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 (UCLA) 读博士，虽然我们是1983年结婚，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们是异地，1986年底去了麻省理工学院 (MIT) ，1992年我们一起在杜克大学找到了教职，一直到现在。
颜宁：等一下希望听到你们更多的故事，谢谢。下面有请丹丹做一下自我介绍。
宋丹丹：谢谢颜宁老师，谢谢活动的组织和邀请，我的名字叫宋丹丹，也比较好记。我目前在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是长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我是2000年进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读本科，2004年本科毕业之后在系里直博攻读博士学位，2009年博士毕业之后就到了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任教，一直工作至今，谢谢大家。
翟季冬：颜宁老师好，大家好，我是翟季冬，我现在是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工作，我是2003年来清华读博士，2010年博士毕业，做了两年博士后，2012年开始正式工作，现在已经工作8年，主要做并行计算、高性能计算方向，现在是计算机系长聘副教授。
闫浈：大家好，我是闫浈，很荣幸再次参加女科学家论坛的活动，因为我有幸参加了第一届女科学家的活动，那时候刚刚博士毕业，现在再次参加非常开心。我2011年本科毕业于*京大南**学，直博在清华大学，师从施一公老师，之后师从颜宁老师在清华和普林斯顿做博士后研究。在去年秋天回国正式加入西湖大学，开展自己的独立实验室研究。我主要的方向还是做生物方向的蛋白质结构。谢谢大家。
吴建平：大家好，非常感谢主持人的邀请，非常荣幸能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参加这次女科学家论坛。我叫吴建平，来自浙江衢州，我2008年进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学习，2012年本科毕业，直博进入颜宁老师实验室做博士生。2017年博士毕业，刚好那时候颜宁从清华大学去了普林斯顿，我也跟着去了普林斯顿读了两年博士后，2019年的时候来到西湖大学成立了自己的实验室，我现在在西湖大学做了一年的助理教授，谢谢大家。
颜宁：等一下如果有些故事如果你们自己不讲，我还记得很多呢。
最年轻的一对：文斐。文斐在清华是经常在观众席里面，这是第一次做嘉宾了。
李文斐：谢谢颜老师的邀请，也谢谢组织者，很荣幸能在此参加这个活动，第一届的时候我就有参加，但是我是坐在观众席，现在我在嘉宾席，我感觉很开心。我现在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劳伦斯国家实验室读博士后，今年是我的第五年，我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和张哲应该是明年初会回到祖国怀抱，然后加入山东大学，开展我们自己的独立实验。我们两个在这里是资历最低的，所以我们主要是作为“迷弟”“迷妹”来学习。关于我自己的身份，我是一个科研工作者，我同时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我的简单介绍，谢谢。
张哲：大家好，我是张哲，很荣幸能够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样一个论坛。我自己本科就读于西安交通大学，2010年的时候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那时候认识了李文斐，到今年这个时候我们大概认识了十年。2015年博士毕业的时候我们结婚，目前结婚5年。我们今年是进入求职的过程，目前已经初步确定去山东大学工作。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三、问题交流探讨
（一）、忆苦思甜之最深刻的最艰难与最幸福时刻
颜宁：张哲是我见到才发现，以前是在楼道里经常遇到，真是好久不见了。
这一次我们看到，我们请的四对不仅仅是科研伉俪，而且也都是父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每一个家庭有一个或者两个娃娃。我们为什么在请嘉宾的时候是这样的设置呢？就是因为现在网上很多人一说到我，就好像说她能够成功，因为她是单身，她没有家庭拖累，但是事实上有家庭、有事业是绝大多数人的现状。那么特别是在有孩子之后是很多人都要面对的一个如何处理家庭事务以及事业，当我们在征集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收到最多的一个反问是什么叫做平衡？能够平衡吗？这个问题先放在这儿，抛砖引玉。请各位嘉宾也想一想，特别是你们有一个实验室，实验室某种程度上也是自己的孩子，家里还有一个孩子，这时候如何平衡这两个方面，可以请各位嘉宾稍微酝酿一下。
我现在提的一些问题基本上都是为了抛砖引玉，也帮大家去寻找一些问题。在大家准备问题的过程中，我先有一个问题，请每一位嘉宾用大概一两分钟的时间，比较简短的回忆一下你们在事业打拼过程中、家庭事务处理过程中，你认为迄今为止最印象最深刻的、最艰难的一段经历以及最幸福的一段经历。我们现在反过来请文斐和张哲先开始。
李文斐：印象最深刻的最艰难的事情，应该是刚来美国读博后的那一年，因为跟我一块工作的是一位来自于爱沙尼亚的博后，他一张口说话的时候我整个人都是懵的，因为他的俄式英语真的听不懂。我在清华杨茂君老师实验室做的是X-射线方向的，来这儿以后学冷冻电镜，但是教我电镜的科学家是来自韩国，所以我听他说话的时候经常会走神，就感觉是在听韩剧。交流上的困难让我在实验上就面临很大困难，所以第一年我基本上都是在困惑和比较低迷的状态中渡过，第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成果，就在适应了。这是我比较艰难的时候。
最幸福的时候很多，比如第一篇文章接收了， 找教职时我们拿到了第一个共同的录用通知（Offer） 。还有一件事情印象深刻，是我在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出生的当天我在实验室做文章的最后一个图，等文章图刚发给老板，羊水也破了，自己打车去的医院，一切都刚刚好。很幸运，很幸福 。谢谢颜老师。
张哲：我觉得最难的一段时间是在读博第四年左右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我的课题也没有太大的头绪，因为清华博士毕业也是需要有发文章的压力，由于我的另一半非常优秀，她已经在第二年就发了一篇Nature，所以我觉得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要延期，我们两个人的人生规划各个方面都需要有很大的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
最幸福的一段时间，应该是在第二年，课题有了进展，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在冬天，在清华的宿舍里还没有来暖气，把第一篇的草稿写完，写完最后一个句号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的压力一下子就放空了，很释然，在那个时候应该是最幸福的时刻。
颜宁：感觉我们做科研有些时候说到幸福，好像幸福的家庭，总有相似的幸福，好像幸福的科研人员也是相似的幸福，感同身受。闫浈、建平，到你们了。
闫浈：我先说最幸福的时刻，其实也是第一次做出课题的时候，当时是刚刚解出RyR1结构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因为进入施老师和颜老师实验室，周围所有人都特别厉害，我进去就从什么都不会开始学习，然后到独立自己去尝试做一个课题，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不顺利，反复的尝试，最后终于自己可以做出来这个课题，当时非常非常开心，这比以后再做出任何课题都开心，因为是第一次。
如果说艰难时刻，我觉得是我去年经历的以及现在还在经历的时刻，因为去年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一切从零开始，包括整个屋子的装修都要从我自己开始去设计，所有的仪器摆放，买仪器、选仪器、试剂，然后招人，我们刚刚回来招人也比较困难，过来的同学来自不同的方向、也没有背景，一切从零开始。与此同时，我也是在怀孕阶段，建实验室又要从零开始，以及中间经历生产，现在还在哺乳期，这一段还是比较困难。
颜宁：其实我一直特别佩服你，你从面试开始，这段等于是我跟你一起经历的，所以真是特别佩服。
吴建平：我先说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独立以来这段时间，我和闫浈是同时来到西湖大学的，我们在筹备实验室建设的时候遇到很多挫折，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闫浈走在楼道里突然摔倒了，那时候她还怀着身孕，那时候压力特别大，也特别紧张。虽然在我们起步阶段有很多困难，但其实我们的课题也是有一定进展的。我其实踌躇满志，有一个课题感觉自己做的特别出色，在发表前用力打磨它，但是非常不幸，在今年7月份正当我提交这个论文的时候，在Nature上有一篇相似的论文出来，这对我的打击也非常大，尤其是在事业刚起步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挫折，真的是非常懊恼。但是我也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作为一个PI ，不像自己学生，除了自己需要立马调整过来，还得需要安抚相关的学生，以及尽可能把影响降到最低。然后立马准备好自己的手稿去提交，也算是差强人意，现在这篇论文我们也已经发表。
最幸福的时刻也是读博期间做出课题的瞬间。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和颜宁老师写文章的时候，颜宁老师刚好在出差，我和她是轮班倒，我白天在这边改文章、做图，写邮件交给颜老师，颜老师在地球另外一边，在我夜里的时候改，所以我们刚好把时间利用的非常充分，所以文章投的特别顺利，特别开心，收获特别大。
颜宁：2015年，我当时在瑞士出差，记得非常清楚。我们下面请丹丹。
宋丹丹：我仔细回忆了一下，自己最艰难的选择应该是2017年左右，我们学校开始推行人事制度改革，所有新来的人走新体系，对以前的老人来讲可以选择进也可以选择不进。学校那时候鼓励做的不错的老师们进到新体系里面。但当时我当了副教授一段时间，已经是博士生导师，同时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当时有一段特别艰难的选择，是不是要重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后来经过反复的纠结和犹豫之后还是选择进到了新体系，成为了我们学院唯一一个从老体系转到新体系的年轻老师。
最幸福的时刻，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首个聘期的中期考核，当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张军院士的主持下，在各个学院的各位领导的考核下，我的前一个聘期的工作得到各位老师的肯定。今年4月到7月我们经历了国内外同行的评议、本学科学术委员会的评议，以及最后到校学术委员会的投票，我顺利的成为了长聘教授，完成了预聘-长聘 (Tenure track) 到终身教职 (Tenure) 的转变。就觉得自己的压力减轻了不少，能够继续做自己喜欢的事业是个比较幸福的事情，这是事业上。家庭方面，我觉得很多时候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都是非常幸福的。谢谢。
翟季冬：我之前看到颜老师给的这个题目我就想了想，最艰难的时候，我2010年博士毕业，到现在已经工作快十年。我就想我过去到底事业上发展最艰难的，我现在想起来最难的是博士期间，我们这个方向相对偏系统，出文章很慢。我在博士期间比较好的工作都是最后一年或者最后两年才出来。其实在博士期间，这个过程对我整个的心路历程提升非常重要，我以前看BBS，当时有一个帖子“读博士是一个心境成长的过程”，现在每次想起这句话都觉得很有意思。我现在当老师，尤其我这个方向，也会鼓励学生，虽然可能遇到最困难的时候，还是希望能坚持下去。反而博士毕业了，最近这十年工作感觉和我读博士期间比，这些都不算特别有挑战。
最幸福，也想了想，我觉得我感觉平时有一点小幸福就让自己特别开心的人，我想不到有特别开心，我其实每天都会寻找很多事情让我开心，这样无论工作、生活会觉得很有意思，比如我们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改为在线，这篇文章是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在400多篇投稿中，我们是入选最佳论文提名 (Best Paper Nominee)，刚才颁奖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拿到荣誉提名奖 (Honorable Mention Award)，我觉得应该相当于第二、第三，但是我也很开心。自己读博士会拿到一些奖项，现在带博士生第一次拿到一个这样的奖项也非常开心。还有今年我还拿到一个CCF-IEEE CS的青年科学家，这也是对自己工作很多年的一个肯定。所以这些都会让我很开心。
颜宁：谢谢！也祝贺季冬。下面请欣年。
董欣年：我是挺羡慕季冬，他能够为一些小事情觉得很开心，这个是老天给你的一个很好的个性。我是觉得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有特别难过的一段时期，一般的人都不会逃过这一段时期，有的时候出现的早、有的时候晚。对我来讲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是我到杜克以后，1992年到1999年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在我终身教职（Tenure）之前是非常艰苦的一段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经费很难拿到，所以我经费很少，但是我确实是有很好的学生，当时我实验室连我在内只有四个人，但是我们做的非常好。但是我得到终身教职前一年的时候，得了一个要命的病，折腾了有一年。折腾完了以后，我和小凡想着总算是过去了。但是那时候我的终身教职拿上去以后，在系里面全票通过了，大家开派对庆祝，然后到了学校那一步，学校拒绝了（Deny）我的终身教职决定（Tenure decision）。当时好像就是快到圣诞节的时候，我的系主任给我们打的电话。当时我们就觉得非常的不能够理解。后来系主任跟我讲，我们系要替我申诉，但是这个申诉要到圣诞节和新年以后。所以那段时间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从那以后，好像我的路子越走越顺，而且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我觉得我非常幸运，那个时候我挺过来了，叫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颜宁：否极泰来。
董欣年：有很多很好的事情，对我事业上比较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itute)。那天我记得是儿子毕业典礼，毕业典礼就很高兴。回来在车上，只是翻一下手机，我看到郑宁给我写了一个邮件祝贺我进了休斯医学研究所，我自己还没有看到通知。进休斯医学研究所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转折，我现在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我也比较喜欢不同的研究领域，进入了休斯医学研究所之后，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所以这个是我很高兴的事情。
王小凡：我先讲讲我觉得最难过的时候。实际上我从大学过来以后到了美国，我的研究生读的比较顺，基本上四年多一点，发了两篇Cell 的文章毕业了，去了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挑了非常难做的题目，就是要克隆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 (TGF-beta receptor)。后来有一次我们去看赛狗，当时哈罗德瓦·姆斯 (Harold Vamus, 后来作过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和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 主任)，他也去了。我们三个人坐在一起。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赌过。他就每次赌狗，2块钱，最后他老输。结果在我面前很尴尬，他说你把科学生涯都赌在克隆这个转化生长因子β受体上面，你2块钱都舍不得放。后来我多少年后就想起他说的这个话，他怎么看，我记得当时我们做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四年，已经超过我研究生的时间了，别人是来了又走了，我这个还没戏。我当时和欣年谈过这个事情，如果不成功我可能就转到工业界去，我们也没法，当然我们也做了最大努力。结果最后我发现有个新的方法，结果那年我们去迪士尼，带着儿子玩儿的特别高兴，欣年说你这么高兴，她还在担心，我说我有一个新办法了，我回去要试，两个月后就克隆了，接下来又克隆另外一个。当时找工作，别人老问我们，你们两个怎么找到一块儿去了，我说还是欣年先找工作，她找到了，我才去申请的，结果我们就到了一个地方。这是我科研遇到最艰难的事。我有时候跟一些人讲，你自己还是要有坚定的信心。当然也不是说我是撞墙，实际上每次都想着最新的办法，怎么去解决，最终还是成功了。
我最高兴的，是刚才欣年讲的，我一直认为欣年特别不容易，她前面植物方面的研究资金比较少，相对我们做癌症的也比较难，她刚才也讲得了一场大病，又被拒绝了终身教职，最后她那次进了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接下来又选进了美国科学院院士，我就觉得非常高兴，她一直专心专意做科研，跟我还是有点不同，我还做些其他的事情。你给欣年条件，让她好好的专心专意的做她想做的事，这就是我最高兴的事儿。
颜宁：你们在讲的过程中都是有能够体会的到的高兴幸福的瞬间，或者当时很艰难的感觉，特别是大家都是做科研的，我忽然发现大家在说到艰难的时候，虽然我们的跨度好几十年不一样，但是大家大多数提到的还是和科研有关的最艰难时刻或者课题不顺或者找工作怎么样，某种程度说我们的生活相对挺简单，本身反而是一种幸福。
（二）、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
颜宁：我刚才在看着大家，我在面前的屏幕上就在想，我们平时聊天的时候见到位女士会问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但是当大家成双成对同时出现的时候，你面前看到的都是事业有成的教授们或者即将成为教授，然后也都是父母，你怎么可能只问其中一位而不问另外一位。有时候如果大家把脑子里的固有思维破除，就会发现很多问题本身或者本身就有偏见的。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要想一想，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问，那它就合理吗？今天确实很难得有机会，因为我经常被人这样问你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我就说我不需要平衡，我事业和家庭完美融合，我平时一玩一边工作一边生活。这就是我自己选择的一条路，但是肯定也是个个例。今天有机会看到四位男性科学家在我面前，请问诸位你们是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的。
王小凡：这个问题我确实想了很久，可能你也知道我对我们整个的教育体系、科研体系一直比较关心，你刚才讲起为什么你发起这个论坛，实际我回忆起大概2001年的时候，我和施一公老师还有林海帆老师当时作为讲席教授，我们当时和学生有一次对话，当时搞的比较晚。结果有一个女学生提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她说老师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看下来我们在座的同学里面有一半以上是女同学，但是再往上看到了副教授、教授就越来越少了，而且成了教授的人头发全都白了，显得老态龙钟，而且不像很多男教授，过的好像非常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离开中国的时候很早，1982年就离开了，当时我们认为在中国男女平等是解决了的问题。像我们的母亲都有她们自己的专业，都工作非常努力，当时没有这种印象。结果一个很大反差，听到这个问题。这些年来，实际上我也认为我们应该正视这个问题，比如你刚才问的，作为男性科学家，我从来都认为欣年的事业是对她同等重要的，跟我自己的事业一样重要的，一定要互相帮助。所以从家务上来讲都是互相分担、互相照顾。我们做博后的期间就有了儿子，实际上欣年怀孕的时候还在写她的论文，挺不容易的，后来别人告诉我，她一边写论文一边妊娠反应非常厉害，闻到油味就要吐，当时我还不在，因为她在芝加哥我在波士顿，所以她过来以后我们有了儿子，是非常幸运的事情。刚才你也问到幸福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天工作很累，但一回到家，看到儿子就会把烦恼丢到一边去了，我们又是学生物的，就会关注他学会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动作，所以在这个方面又可以分解在工作中碰到的问题，我前面的工作很不顺利，虽然我试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但是回到家这个就可以撇到一边，因为你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当然我们的父母也付出了很多精力也帮我们，我们当时也很紧张，周末我们必须两个人都把孩子接过来带，不能让母亲再继续带。实际上我们相当累，晚上我们儿子不睡觉，他精力特别好，不到11点不睡。基本上欣年做了晚饭以后我吃完就回到实验室，她得哄孩子睡觉，起早的时候我们儿子会把我推醒，他要看电视，所以就养成了在沙发上一块跟他看电视的习惯。实际上把家庭合在一起，我觉得从精神上也是很大的支柱，两个人一方面有共同的要把孩子带好，同时又把自己的事业也都做好了，到最后我们到了杜克，我们住的相对比较近一点，10分钟可以到学校。我记得头6年我们都是晚上或者周末要去实验室的，但是我们是轮着来，谁忙谁就去，另外一个就把孩子带起来。所以互相帮助，互相体贴，做家务事。比如欣年很会做饭，但是她最不喜欢收拾餐具，我偏偏喜欢打扫这些东西，所以我们配合的特别好。她以前收拾房间我管洗衣，周末一块儿买菜。因为欣年到现在开车仍然不是特别好，所以到现在我们都是出门一块儿出，反倒有很多时间我们一块讨论事情，包括家里的事情或者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很多朋友都告诉我们，他们最后变的一个人单独做事情反倒不好，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做也挺好的，有机会在一块儿交流很多东西。这是我的感受。
颜宁：我们说出去我们的嘉宾有欣年和小凡，就有人给我微博留言，说我以前在他们实验室，他们感情特别好，所以你们学生都是看得到的。下一位季冬讲一讲。
翟季冬：我接着小凡老师刚才的话题讲，我先介绍一下我和丹丹有两个小孩，老大是男孩上二年级，老二是女孩现在是幼儿园中班，相对来说现在比较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他在厨房里洗餐具，我分享几个我和丹丹之间的故事。首先我们俩的风格不一样，我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比如家里洗小孩衣服这件事情我擅长，对小孩教导的事情丹丹更擅长，就交给她。我们两个人也会交错，在谁不出差的情况下就会多带一些小孩。总的来说，我跟丹丹就是各有分工，每个人有一些在家里比较擅长的事情。像刚才小凡老师提到，两个人相互理解，因为都做老师，经常会赶进度的截止期限，因为我俩还好，做的方向不一样，可能赶截止的时间不一样。所以如果她赶最后期限，我就提前一周两周不会安排出差，会在家里面；如果我有出差或者赶截止日期的时候，反而丹丹会帮我分担一些，能提前规划一些会好一些。谢谢。
颜宁：建平在你讲之前我都可以帮你泄密，之前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家做饭建平做的比较好，闫浈主要做甜点，比如水果捞。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也是闫浈先找好工作，然后建平再绕着闫浈所在城市去找，所以你们这个我是知根知底，所以才请你们来这个论坛，你来讲讲。
吴建平：我们在普林斯顿的时候，其实也是优势互补，闫浈特别喜欢设计，比如今天要做什么菜，她会知道什么菜搭什么菜，她设计好，然后我去执行，我是下厨的那一位，这个搭配特别默契。平衡事业和家庭方面，两个人在事业上互帮互助，包括闫浈她性格上，包括我自己，有一点内向，她能力上特别出众，但是不太敢于往前迈出一步，我经常鼓励她要敢于尝试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包括她去找教职也是，当时她还在犹豫终身教职（Tenure）是否合适，其实我觉得以她的能力确实已经准备的特别好了，她就差走出这一步。对我来说有一个特别的压力，因为自己的太太先找好教职，我还没有找，所以当时也思考了一些。我最初打算是在美国做至少三年的博后，因为闫浈已经找好了工作，所以我也面临这个选择，自己是按原来的设想去做，还是两个人尽可能的在一起会比较好，所以最后我也做了一定牺牲，开始独立找工作，最后也很幸运在西湖大学找到了教职。
刚才季冬讲的小孩的话题，我感觉瞬间压力大了起来，我们小孩现在才10个月，带小孩的付出相比季冬来说还是少了一些，我们现在主要是父母在帮着带，所以说也特别感激父母在抚养小孩过程中的投入，这样我们才有更多精力在科研上。
张哲：首先关于分担家务，最开始首先要感谢我的父母，疫情期间我们也不方便，老大现在两岁半，老二六个月，老大之前在托儿所，但是因为遇到疫情也不敢送，我父母在春节期间来这边过年，所以他们可以来帮我们看小孩，我和文斐都是在疫情期间把自己的第二篇文章顺利投出去，接收了。所以这首先要感谢父母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具体到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生活，家务的分担，比较简单的是一三五、二四六谁做家务这种，但是如果再比较具体一点，其实我们是谁如果最近比较忙，另外一个人可能多做一些，比如我最近这篇文章在修回，我可能投入的时间会少一点，这时候文斐就会做的多一些，当文斐的课题比较关键的时候我会多做一点。再比如具体到很细节的一天，我们住在伯克利，我的工作地方是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 (UCSF)，我每天需要坐车，所以我会起的很早，大概六点半坐最早一班车从伯克利到旧金山分校 (UCSF)，文斐大概是八点半左右送老大去托儿所，下午五点的时候文斐需要把老大从托儿所接回来，所以她在实验室待的时间会比我短，所以当我回家以后我会负责做饭，做饭之后我可能给老大看看书，带带他，这时候文斐可以想想第二天的课题怎么安排，花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的课题上，这样会弥补一些她在白天时间的付出。所以这就是我们俩相互之间如何协调。
颜宁：确实在这个过程中各家都有各自的问题，或者请外援或者自己彼此协调。谢谢各位！
（三）、双方职业生涯有冲突怎么办？
颜宁：大家在讲述自己的经历过程中，已经把我们收集上来的一个问题里面很重要的一条给涵盖了很多，有不止一位在问，你自己的科研事业与伴侣的职业生涯有冲突的时候是如何解决的，刚才已经听到了建平是围绕着闫浈找到工作你也尽量在附近找。不知道其他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特别是当你们事业并不是特别同步的。文斐和张哲虽然是在同步，但是你们的专业是不一样的，可能在求职的时候并不见得能够同时在同一个学校或者同一个城市拿到。这种时候不知道各位可以不可以跟观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你们如果双方职业生涯不同步，有冲突的时候，如何解决？
李文斐：其实我们和闫浈和建平一样，是一个人找好了另一个人在附近找，找博后的时候我文章会比较早一些，所以我先找的，我们先看了一下美国的城市，感觉加州高校比较多，所以我们把加州高校列了一个名单 。我找好以后张哲就在附近找。找工作也是这样的，我们尽量是在一个城市。当然有的时候会面对两个人不同步的时候，比如张哲拿到了一个很好的录用通知，启动和年薪都比较高，但是这个学校不雇佣夫妻对教职工（Couple），夫妻俩不能同时入职，所以当时想是不是让他接受录用通知，我就在附近找一下，我确实也找了，但是没有合适的，我就想去工业界，后来张哲说你还挺喜欢做科研的，而且你的性格比较适合，所以他就把那个录用通知放弃了，然后我们重新找了其他城市的，总之一个原则：两个人一定要在一块儿，这样照顾孩子就比较方便一些。
颜宁：这也提醒了我，我在普林斯顿，我们的生物学系里总共不到40位PI，教授就更少了，但是这些教授里面有三对夫妇现在已经拿到终身教职了，所以我在想，至少在美国包括我在请嘉宾的时候，我们也是尽量想把专业多一点，除了生物之外也在找计算机各个专业的，我们发现杜克也是很多的夫妇都是在做PI。我请欣年和小凡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美国一些高校会有意识的帮助应聘人去解决两个人的问题。
王小凡：我们系有三对，每一对事业都做的挺成功，另外一对是丹尼和萨利，萨利是我们杜克的教务长，他们两个也是我们系的，还有另外一对也是。从杜克大学来讲，可能也不是唯一的，现在在招人的时候都是考虑到这一点。前不久我们一个很好的朋友去世，他们让我写一个悼念的，我就提到，实际上他是欣年他们系的教授，我找工作来做研讨会（Seminar）的时候，他还亲自来听。听完以后可能和我们系主任还要讲一讲，他虽然是做植物方面，他是想知道我做什么，如果我们系把我招来，这样他们就能够把欣年招来。从大家的努力来讲，都是比较主动的做这个事情，认为这个事情肯定是一个实际问题。这个问题从学校研究所来讲是作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帮助考虑的。
现在美国这边已经解决比较好，国内现在这个问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希望今天的嘉宾，还有听众都慢慢的都要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当初我们两个人也是讨论过的，当时欣年先准备好了，她已经开始找工作了。我们从博后的时候，当时来美国我们一个在洛杉矶、一个在芝加哥，我们当时讨论第二年可能要结婚，是不是一定要到一起，但是其中一个人可能要耽误一些时间，因为要放弃当时的实验室，我的角度来讲，我不大愿意再耽误了，我比欣年大四岁，我去大学的时候已经做了八年工人了，跟她还是不一样。所以我就想时间不能再浪费了，要不然我就太大了。所以当时我们商量好我们做完以后到一个地方一起做博后，当时我们看中波士顿是很容易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结果我找到做癌症的，欣年找到做植物研究的实验室。当时我们完全是考虑到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又变成不同步了，因为欣年先解决了工作问题。我们当时商量不要申请太多地方，申请的地方如果找到，我们有一定会去，前提一定要考虑好。不然最后申请了一大堆地方，最后发现两个人共同的太少，后来就会一大堆问题。欣年当时得到了杜克的录用通知，最好的还是杜克，我就说那我也去杜克，就申请了一个地方，就得到了。所以个人来讲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讨论，前面几位讲的，确实要找到一起。因为两个人工作很难，还有小孩的问题，一定在一起互相帮忙，这就容易度过这些。现在学校还是很好，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们要招一个人，想要他的时候，会问他的另一半在做什么。有时候他做的东西我们学校不做这方面，我们会问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C) 他们有没有可能。甚至在个别情况下是杜克来出钱，我给他启动基金你们那儿有名额，或者在学校内不同学院帮助做这个事情。这件事情在管理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董欣年：学校并不是光是为了招来的人而做这些努力，实际上也是为了学校。因为招来的人要能够在这儿久待，而且能够做得好，没有家庭两地分居的压力，就会有更多时间为学校服务。其实要想清楚了，做这个事情是对学校有利的。
颜宁：普林斯顿疫情前招的最后一位助理教授，其实也是他太太先在我们的心理系拿到了教职，他申请我们也非常高兴，他们双方都在普林斯顿，对他们家庭也好、对我们也好。其实我在想什么时候有空咱们可以一起写文章，国内招聘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一些误区，感觉如果招一对配偶，好像是在照顾另外一方似的，其实有时候根本不存在照顾谁，仅仅是双方恰好都是旗鼓相当要找工作了，不仅仅是为了PI，而且对学校也好，当他们能够把资源共享，他们能够更专心的从事科研，更有效的照顾家庭，反而对学校、对学生都是更好的。国内在招聘人，在管理者，在一些体制上面也需要有一些改革，或者专门有意识的去做这件事情。小凡老师其实是经常写一些文章的，各个方面，什么时候咱们可以写写这个方面的。其他的各位有没有想要补充或者想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如果协调双方的事业发展，有些时候是发展阶段的冲突。
（四）、读博or生小孩？
颜宁：我们今天毕竟是女科学家论坛，刚才大家讨论中已经把双方的步调、求职过程中的一些问题都涵盖。下一个问题，针对女性的问题，结婚可能是两个人去协调，培养孩子也可以双方，但是在生子这件事情上现有技术只有女性来负担，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对于生孩子方面，女性如何寻求更多的助力？甚至我微博上有人提问，我现在在做博后，又怕年龄大了以后，健康问题，现在到底生不生之类的。诸位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经历可以分享？
闫浈：我刚刚经历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提问者问的关于什么时间段，也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因为你人生的每个阶段，读博士、读博后或者当PI，每个阶段都是忙的，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哪个时间是最好的。在要选择生孩子这件事情确实是要有付出，你带孩子可以有人来帮你，但是你怀孕、生产、哺乳是没有人可以帮得了的，必须自己做。我刚好在自己建立实验室这段时间，产检这些确实每次都要花很多时间，但是安排好自己的事情，其实也是可以的。可能生了孩子之后比较辛苦的就是要睡觉很少了，因为哺乳、带小孩或者自己身体上的一些事情会比较耽误时间，但是总要经历这个过程，当走过这段时期回头看，会觉得自己还不错的，自己这个都能经历过来，以后再遇到什么困难都没有问题。
李文斐：闫浈说的我都感同身受，但是我想说可能个人体质不同，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生了两个，在三年之内，就是传说中的三年抱俩，我觉得怀孕不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也不会耽误实验，我前三个月会有孕吐反应，在家的时候会比较严重，一到实验室我就神清气爽，因为闻不到油烟味。到生孩子的当天我还可以走路特别快，因为我喜欢做实验的时候走路特别快，我同学就说从背后看你根本不像怀孕的。第一个孩子是在修最后一个图片的时候，羊水破了，然后打车去的医院。第二个孩子，我上午是听了Robert Glaeser老先生的演讲，开始有宫缩就在那数，因为疫情期间美国的一些医院政策有些变化，医生说等到特别疼的时候再打电话，所以我等宫缩特别严重特别疼的时候打电话，当时医生说你很可能快生了，赶紧来吧，到医院后是一点，我衣服没有来得及换，无痛针也没来得及打，医生刚进来，孩子就已经出来半个脑袋了，医生衣服也没有来得及换就把孩子给给接生了。也挺幸运的，也挺惊险、挺刺激的。不是鼓励大家去冒险，只是想说怀孕不是那么困难的一件事，唯一一个不方便的就是最后一两个月肚皮特别大，坐那儿修结构或者写文章的时候总感觉肚子里的人在踢肋骨，特别疼，但是也有好的地方，不用喝咖啡，你想困的时候就有人把你踢醒了。生产完以后老大还挺好的，但是老二特别的困难，如果当时我们先生的老二，我们可能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因为老二真的是不睡觉，晚上要一直抱着，哄着，而且哭，美国加州好多房子都是木头的，隔音又差，怕吵到邻居，所以她一哭就抱，有时候晚上困的不行了，就在那躺着睡着了，睡了10分钟她猛的一嚎又把你给叫醒了，我感觉真的是很折磨人。古代如果惩罚犯人的话估计也就是不让你睡觉，老二真的是把我们折磨的够呛。但是现在回想也还好，都挺过来了，挺开心的一件事儿。而且老二是女儿，小女孩的衣服都特别可爱，有时候也会给心里也有一些治愈，就感觉付出也是值得的，谁让你这么可爱呢。就是这样，我觉得还好。
颜宁：有些时候别人一想象有多难，只有当事人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
宋丹丹：我怀孕期间和文斐老师有点像，我两个孩子都是工作到生前一天，前几个月有一些反应，后面还算比较稳定。另外问题里面提到如何寻求一些助力。我们其实还是依赖父母比较多，我们父母一直跟我们一起住，帮我们带孩子，包括今天出来，两个娃在家都靠父母在管着。其实包括身边有些人，很多他们也是有一些父母帮忙，或者是请育儿嫂或者住家保姆和阿姨分担一些工作，也有一些送到早教机构里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这件事情回头看过来没有那么难，主要的时间和精力在小孩前几年的时候要看护比较多，当孩子逐渐上学之后，都是自己可以白天全身心的工作和实验，其实大家找到自己合适的稳态的点进行家庭和工作的协调，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颜宁：我也确实是，整天一想起来就觉得大家都太厉害了，但听你们说起来似乎都还蛮轻松的，不过还是个人甘苦自知。
董欣年：我想说一下我怎么看这个事儿：在中国，科学家这个职业是一个新兴职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才在中国发展的很快。但是我觉得很不幸的是，把科学家的生活好像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都是一般的人，中国有句话“成家立业”，人的一生，成家立业是一生的一个过程，这为什么对科学家是例外呢？我觉得不应该例外的。而且每个人潜力都是非常大的，只要你想做这个事，就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我看了一下我实验室的研究生和博士后，多于一半的人是在我的实验室结婚、生孩子的，而且他们都做的很好。我记得一个博士后跟我讲，她说欣年你知道不知道，我人生的三件大事都是在你这儿完成的。第一件在这儿结婚了，第二件生了我的儿子，第三件是在这儿找到工作了。我之前没有怎么想过，后来一想确实是这样，很多人在我实验室做研究生、博士后的时候结婚生了孩子，有的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其实也不是不能解决的，而且你可以看出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做事情的动力不一样了，他们实际上在为自己的孩子做研究。人如果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和自己的孩子努力的话，和给老师做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误解这个事儿。科学家也是人，我们有科学家想结婚生子的，也有的想自己单身的，都可以的。我们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个例。为什么其它行业都可以成家立业，科学家不能呢！我们一样可以。这个理念如果变了的话，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潜力来解决这个事儿。而且生孩子、养孩子是个非常高兴的事情。我看有一个网友的问题提起家庭琐碎，实际上琐碎的事情才是生活中最高兴的事儿。人在得病时就会想，如果我能够到菜场买菜，能够给家里做饭，不担心自己的健康，这是多高兴的事情。所以家务事不是不好的事，实际上是很好的事。
颜宁：听欣年讲的时候我意识到现在讨论的时候，不由自主的把家庭和事业对立起来了，似乎顾此失彼，你只能做这个工作，因为我本人是其中一员，因为我比较懒，我没有办法平衡，但还是这句话，世界上本来就是多样的，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也非常同意每个人最重要的是你要想一想，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事业，然后再按照这个目标去协调、去努力。
董欣年：我非常同意这个。每个人都有对自己一生的期望、期待，如果你要期待又有家庭、又有事业，这是可以做到的，并不是不可以做到的。
（五）、如何规划好同时兼顾事业与小孩？
颜宁：刚才已经讲到自己实验室里很多人读博、博后期间有了小孩，包括文斐和闫浈也是，事实上这恰巧是我们收集上来的很多人问的一个问题。不知道提问的人是女孩子还是男孩子，回答也不限于女嘉宾，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又想要孩子、又想从事科研，那么什么阶段是个比较好的阶段？对于生育时期如何安排好？
王小凡：闫浈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确实没有哪个阶段是最好的。刚才我讲了，欣年是博士没有毕业之前怀孕，最后在博后期间我们把孩子带大。还有副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的期间，实际上每个年龄段都会有事业上要做的事情，你一定要处理好。从年龄来讲，我也是主张不要搞的年龄太大，大家都知道35岁以后，从生理角度来讲。我自己回过头看，我的女学生，几乎每个都有小孩，也有两个小孩的。一方面做导师的人，包括在座的你们将来自己有学生，有博后，都不应该把这个当做一个问题，这不应该让人觉得不舒服，你要生小孩，在我这儿做学生还是做博后，实际上不应该冲突，这样解决好了，也许时间稍微拖长一点，这都是正常现象，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就不是问题了。
董欣年：做了父母以后，他们的责任心就更强了，在实验室做的任何事情，实际上都是为他们的家而做的。人的驱动力就不一样了，所以并不一定能够把生孩子作为一个拖后腿的事情，实际上不是的，是给他们的一个动力。
颜宁：我们听欣年和小凡在讲的时候，大家可以意识到作为实验室导师面临自己实验室学生有结婚生育计划时候的出发点。我就想起来我们征集问题的时候有一个人说真正的性别平等是压根不提性别，我就说我不同意，其实我们要意识到有些事情是有性别区别的，比如生这件事情只能是女性的，你作为管理者也好，作为实验室导师也好，你要意识到确实你的学生有这样一个需求，同时给他提供必要的帮助，这才是真正的性别平等，而不是忽略有这样一个差异。我们讨论的并不是一定鼓励你生孩子或者你不要生孩子，这都是个人选择。如果我实验室任何人他们想要生孩子，包括在我的微博上也呼吁，特别是国内的各个研究机构或者高校，其他地方要注意给妈妈们提供哺乳室，很多时候喂奶的问题一个小小的房间就够了，但是恰好是在很多学校是缺失的，所以其他人应该意识到他们有这个需求的时候，你应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和帮助，这才是我们需要呼吁这个机会和机构应该意识到的问题，而不是讲没有条件。
张哲：其实在哺乳期，你的另一半她每天额外需要用一到两个小时时间哺乳，所以作为另外一方要考虑到她的这一点，要主动的多承担一些事务，她有额外的时间需要哺乳，的确在哺乳期间男性应该主动多做一些家务来补充这样的时间。
颜宁：我自己在旁观想到一点，女孩子们当你们真的有了这个计划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我要硬扛，其实要寻求帮助，你需要什么帮助大声说出来，有时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问题，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我始终觉得想要改变，第一步呼吁大家的觉醒，就比如现在已经看到越来越多学校设立了哺乳室，这都是进步，有时候不仅仅是为你自己。退回来说，就为你自己怎么就不对了呢？这是在捍卫你的合理权益、合理要求。大家有这个问题不仅是在论坛上讲，在平时的生活工作中意识到这个问题，就应该说出来。
（六）、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何应对面试回答平衡家庭与事业
颜宁：这个问题是说作为普通的初入行的科研求职者女性，如果面对你怎么平衡家庭和事业这类问题，怎么回答既不冒犯又能表明自己的态度，我想他可能是受我微博的影响，把这个当成一个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了，但是以后越来越多的男性会被问到这个问题，这才会正常。大家有什么建议吗？你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因为现实也是，当你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心里又不舒服。
李文斐：你可以告诉那些面试官，你有后援，父母可以帮带孩子，他们当然不知道带孩子并不会特别影响工作时间，他如果问这个问题肯定是担心你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所以我们回答问题的话就告诉他们我们有父母来帮忙，或者我可以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早晚接一下，其他时间都是由老师照顾的。
颜宁：或者说孩子是先生带。我有一个博后，她老公跟着她来到美国，看孩子、做饭，全力支持她的科研。
宋丹丹：我身边国内的高校，我们专业有很多男老师，这个平衡都是各个家庭自己在找平衡的状态，我身边确实有几位都是爸爸在主力带孩子，可能自己的另一半不一定在学校，有的甚至是医生，有的从事不同的工作，他们另一半工作非常忙的情况下，爸爸会承担起更多照顾家庭的责任，确实带的非常好，都是模范爸爸。像颜宁老师说的，这个问题不一定仅仅是女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每个家庭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方式，根据双方的职业特点、时间、精力，包括自己的追求和定位的情况，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就是最好的。
（七）、科研中的性别歧视
颜宁：这里有一个问题，各位作为女性科学家是否经历过科研领域的性别歧视？能否分享一下自己或者身边朋友的经历？
我先说，我确实没有感受到的，我从自己做PI开始感觉到到的是年龄歧视，“她还小”。大家思考过程中我可以回答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在很多次论坛上都有人说，是不是有性别歧视。我就说有时候大家也是先入为主的，觉得这条路对女性太难了，是不是有人歧视你，其实不是的，至少我经常看到，在美国某种程度当大家都在觉醒的时候，你是女性在求职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反而是有优势的。
王小凡：好几次评奖过程中，我发现申请人还有最后进入最后候选人，女性科学家占的比例非常小。所以几次会上我都提了这个问题，后来我发现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并不是别的人有意识的去歧视，而是女性科学家一般比较谦虚，同时可能有时候没有想把自己的工作说的多么多么重要，这一点就体现出来到最后可能在评奖过程中，一个是她自己不去申报，最后可能出现真正要挑的时候也没有几个。还有一点，最近特别是疫情后，基本上招人都是网上进行的，包括一些顶尖大学，我都提出了这个问题，你们怎么女性科学家申请人这么少，一方面是不是我们广告做的不够多，说我们也会很照顾家庭生活，否则都会认为竞争太厉害了，别人都不敢报。还有一点他们写的申请信，还有自我介绍上，相对来讲比较谦虚。我是负责北大、清华这边的，进人的时候要找人来做评估，有时候我会发现女性科学家的申请被说成好像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基本就按照现在博后的路往下走。但真正有时候面试的时候发现她很有想法，只不过没有写在纸面上，她觉得这个不成熟或者有一定把握的时候才讲出来，这造成了她们不能被选出来作为面试对象。这就体现了一种，不是人们真正的歧视，反过来由于整个过程，会把很多优秀的女性科学家筛下去，从教职的申请到评奖。我今天给颜宁也讲一下，你们有机会要宣传这一点，不要觉得我的想法一定要很成熟才讲出来，现在大家提倡你是不是敢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东西，人家看的是0到1，结果一看你提的都是比较稳当的，结果别人不愿意挑你了。这个还是要强调一下，有些场合大家都讲讲。最后造成了怎么回事儿，没有女性候选人。我记得有一次评选中17个候选人只有1个女性，但是人家说我们这个没有问题，只有一个人报。
颜宁：小凡您肯定是参加了很多评奖委员会，我想问评奖委员会里女性比例如何？
王小凡：我那次发言的时候我说我们在座19位评委，只有两位女性，17位男性，这个比例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别人可以说我们院士层，5%的院士是女性，太少了。所以一方面要鼓励，一方面评选委员会里面，像美国是专门做这个事，你要是组织一个会，共同主席一定要有一个女性，否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不会给你会议的钱，是硬性规定的。最近德国也有，你大公司的董事会女性一定要占到一定比例，因为有时候是惯性，你说没有候选人。我那天说了某大学怎么会这么少的女性候选人，他说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歧视，那你们是不是要宣传我们要有日托（Day care），让人家觉得我来不会竞争那么厉害，我的家庭怎么办。这个问题不能光挂在嘴上说要重视这个问题。最后用“没有候选人”来做解释。最后这个不平衡始终存在，而且有发展更厉害的趋势。
颜宁：我问这个问题也是自身经历，我去年得了求是奖，我一看嘉宾评委，我发现所有评委当时没有看到女性。其实很多做的非常优秀的女科学家。我为什么鼓励大家去开会，因为你见到过这个人听他亲自作报告和从文章上看的白纸黑字一个名字是不一样的，当整个生态以男性为主的时候，选人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会想我知道他是谁，这工作不错，自然印象分就上去了，这是一方面。所以任何场合我都呼吁，你们各种组织团体或者评奖委员会该有意识的增大女性比例，因为很多女性科学家真的做的很好的。另外一条，关于一个机构性别比例。我有一个小观察，一个院系里面女性比例越低，后面求职的女性，往这个系求职的比例也越低，反之亦然。比如我们普林斯顿分子生物学系，女性比例很高的，去年我数的时候40位里15位女性。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招聘的时候招聘一共发了4个录用通知，3个是女性，来申请我们的女性也多，这就变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大家一看这里女教授很多，一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友好的的环境，所以就更愿意投这种地方。而另外几个系，可能女性PI只有5%都不到，其他人也就有点望而却步的意思，为什么你这边女教授这么少，你这边是有什么问题，它就是给人一种你是否欢迎我的感觉。所以大家在投简历的时候，不知道闫浈、文斐你们在求职过程中有没有把这个作为你们的考量。我自己观察出确实有这么一个区别，一个系现有的女性PI的比例也会影响到收到申请的性别比例。
闫浈：现在美国可能做的好一些，会比较平等。中国可能像有一些比较老的学校会比较在意（Care），但是西湖还比较好，女性比例还是比较高的。我在求职的时候，其实我的资料里面就没有显示出我是男的或者女的。西湖这边大概有8位女PI，比例相对其他学校还是比较高的，我们也成立了女PI的交流团体，大家可以交流一些日常遇到的问题或者经验。
吴建平：包括也还会请一些做的很出色的女科学家来西湖大学做报告，给学校的师生做交流。
李文斐：请问一下西湖大学有日托吗？
闫浈：没有。当时我们是想弄这个，但好像说比较小的孩子，国家会有一些规定，要有什么样的资质才可以办，是比较难审批的。
李文斐：如果一个高校能够有一个日托的话，对于无论女性或者男性PI来说都是特别好的政策，在美国的话三个月以上的孩子就可以报日托，家长很放心，把孩子放在那儿，可以全心投入自己的工作 。
闫浈：国内我周围同事还是以父母带为主。
颜宁：印象你我们小时候，或者你们小时候，反而是那些单位都有自己的托儿所。
闫浈：在那时候可能有一些安全问题，现在可能政策更加严格。也许是这样。
颜宁：你们如果有了女科学家联盟，有问题就大胆提出来，向你们院长和院领导们争取自己的权益。
（八）、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
颜宁：观众里有在问，就是在开始之前谈到的，联合国妇女署的数据显示，新冠疫情让全球女性地位*退倒**25年，这也是因为无酬工作，女性更多的做家务事，这些都是你付出而没有酬劳的。这个问题是科研机构和家庭应该如何支持科研女性？
大家你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因为你们最知道存在哪些问题的。我们这个论坛不仅仅是分享经验教训，某种程度也是抽提一些问题，希望引起一些关注，推动一些改变和进步。大家想一下求职过程中或者入职之后有哪些问题，你觉得是应该受到这个社会关注或者你的单位应该注意的。
李文斐：刚刚说的托儿所，我是比较希望我在的学校能有这样的设施或者这样的条件，因为对我们来说能够解决我们对于孩子的顾虑，家长带孩子当然也是好的，但是家长也有自己的生活，特别是是两个孩子的话工作量还是挺大的。
因为新冠疫情，我感觉有时候线上的一些会议还是挺好的，比如有时候家里走不开，如果能够通过线上会议参加一些国外或者国内的会议，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省的路上折腾的时间了。既有线上也有线下，多个选择会是比较好的事情。
颜宁：刚才说到托儿所的事情，我想起几年前参加一次国际会议，是高登研究会议(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现在都有Power hour是针对女科学家的。当时就有日本的同事说他们好像有一个大学还是有人专门捐款，专门针对女性科研工作者，不一定是PI，你有了孩子，专门给你这个经费，让你去找Baby Sitter。这个经费可以鼓励这个大学招人，这也是一些其他的国家在努力的方向。
我觉得大家有些时候不能等着别人帮你提出问题，自己真正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来或者团结更多人一起提出来，有问题不应该把自己视为弱者，认识到两性有区别不是什么坏事，这和平等无关，就是因为有差异，才需要你照顾我这一条，这是真正的公平。因为哺乳每天多花一两小时，基金委如果有年龄限制的申请，女性是可以多出两年的，这都是有原因的，不是什么特殊照顾，恰巧是因为特殊的比如怀孕只能女性承担，就应该把这段时间考虑在内，这才是合理的政策，捍卫我们的权利不是示弱的表现。
（九）、竞争与合作
颜宁：这次请到各位科研伉俪机会难得，关于这些问题，我是代人提问，不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好多问题很多人在问，还是蛮有趣的。请问各位伉俪，在科研成就方面彼此会有竞争心态吗？
翟季冬：我和丹丹是这样，丹丹09年博士毕业，她先工作，我比丹丹晚工作一些，现在丹丹现在是教授，我还是副教授。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蛮开心的，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做的很好，她自己很开心，这样家庭也会很和谐，内部的环境也会非常好，这样你看到自己家里压力没有那么大，自己也会很开心，我反而不会存在什么内部竞争。前两天丹丹发了一个朋友圈，她把我形容成队友。我们朋友还回说怎么是队友。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好像一个团队，队员的成长对你来说都是好事儿，所以我蛮开心看到自己的伴侣能够成长。这是从我的角度。
宋丹丹：我觉得好像并不是竞争或者是一个负面影响，其他嘉宾也说到，可能是看到另一方做的比较好，有时候见贤思齐，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也要努力，有一个奋斗的榜样，有一个标杆在那里，自己很多时候不会那么懈怠，包括有些时候会互相做一些鼓励，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正面的一个方式，我形容成“队友”，就是不管是事业上还是在育儿、家庭上面是并肩作战的状态，很多时候大家一起去商量，互相去理解、去沟通、去支持，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关系。
颜宁：我看到不止一个人问了大概相同意思的问题，如果夫妻双方是同一个领域有合作，但是各自能力和成果都已经得到了证明，但仍然面临同行关于这二者可能会互助的猜疑，请问该如何回应关于这方面的偏见？以及各位科研伉俪，在科研中是否会特别避免增加彼此的合作机会？
吴建平：感觉我确实面临这个潜在问题，我和闫浈做的方向很接近，我们的著作清单里面可能有一半的文章是有重叠甚至两个人合作的那种状态，所以真的挺契合这个问题的。我个人其实不是很在意这种潜在的问题，不会因为这个问题去避免合作，包括我们最近一篇文章也是两个人合作共同完成的。但是我们除了有共同的课题之外，我会侧重一些自己独立的课题，避免所有的文章都是两个人一起做的，肯定是有自己各自侧重的方向。通过将来实现一部分合作，一部分自己独立的课题，来给自己树立标签，来避免同行可能潜在的质疑。
闫浈：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定义不可以夫妻双方(Couple)一起做，有时候一起做可能也会提高效率，但是在学术界比较崇尚自己独特的特别的学术标签，我觉得其实有一些有一对夫妻做的比较好，可能名字会被一起提到，因为也比较像。我觉得合作有合作的优势，可以优势互补。但是确实在方向上应该有一些自己的独特之处，更加发挥自己的特长。
颜宁：这个问题不见得是科研伉俪，因为我也是在做脂质代谢 (lipid metabolism)，我们这个大领域也是有对很著名的，完全和私人关系没有关系，他们两个人不只是“Gosting brian”（音）这种长期合作，还有一些相对年轻的也是，他们两个人愿意共同经营一个实验室，一个人出差开会的时候，另一个人可以在实验室坐镇，我反而发现这是一种合作模式，他们的文章很多也都是共同作者，但是两个人都分别由各自的家庭，完全没有任何亲戚或者亲属关系，所以这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合作模式。到最后的最终结果还是大家各自的成果，日久见成果来说话。
吴建平：现在我们两个人的实验室空间是在一起的，有时候实验室内部成员之间交流也会方便很多。闫浈有时候自己做实验的时候，因为她动手能力很强，所以我也会让我的学生跟着她去学，我有时候也跟她的学生讨论课题，这样会增进互相之间的交流，这样不仅对学生还是对我们自己，同时提升效率也是有很大好处。
闫浈：如果1+1>2的话是比两个1有很多好处的。
颜宁：你们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好几个问题，因为都是相关的问题，从你们的回答已经某种程度在讨论这些问题了。另一个问题是针对欣年和小凡的，二位老师的研究方向有所不同，董老师做分子植物病理方面，王老师做癌症方面研究，两位老师在生活和工作中如何给予对方支持？
董欣年：小凡给我的支持可能比我给他在研究上的支持更多，因为他社交圈比我大很多，我有时候给他讲一下我实验上需要有些什么，我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我需要跟人家请教，基本上是每次小凡都能找出他认识的朋友是专门做这个的，所以我就通过他介绍，打电话过去或者写邮件过去，这样就能建立联系或者请教。但是做植物方面，返回去癌症研究比较难。
王小凡：分子生物学还是比较相通的，很多问题还是能一起讨论，有时候欣年的一些文章，她特别觉得创新点很强，她希望有一个不是那个领域的人看一看。包括最近她的Cell 文章就是我帮她看的，这个地方整个都写的很好，哪个地方还需要改进。因为要从另外一个领域的人怎么来看，这个方面互相还是有很多可以交流的。实际上现在做的，从植物来讲有点免疫的味道，从癌症方面做更多免疫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大方向上还是有很多交叉的，现在疫情期间我们增加了一块儿走路的机会，也谈论一些这方面的科学问题，还是蛮有意思的。
（十）、人造子宫
颜宁：有个较为科幻的问题想请问各位，如果未来出现人造子宫技术，可以实现体外受精孕育子女，你们觉得对于人类社会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颜宁：这个问题肯定是不同人有不同见解。
闫浈：我觉得是好事，可能文斐觉得无所谓，她觉得怀孕没造成什么，这可能是有没有经历比较多的出状况。如果没有影响的话就无所谓，觉得这个状况挺影响你的还是希望有未来的新科技。
张哲：我觉得是好事，就和人工授精技术或者克隆技术出现一样，在一个新技术刚出现的时候人们对它可能有恐惧，但是随着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大家慢慢接受这个技术之后，肯定还是解放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让更多人有更多精力做他更想做的事情。
李文斐：可以有个选择的机会。
（十一）、女性科学家的天花板
颜宁：又收到一个问题，问女科学家的天花板真的存在吗？各位老师在科研中感受到职业发展天花板是什么？我觉得每个人在职业发展中可能有某种程度的玻璃天花板。我觉得这应该不是单一性别的事情。
吴建平：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太早，来回答这个问题。
颜宁：如果大家不想回答，某种程度说就是目前还没有感受到天花板的存在。我自己感觉，我们今天请的这四对嘉宾，包括我自己好像都有一点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没什么大不了。生孩子，没什么。我们说出来是感觉有点轻松，但可能好多事情是你过去了再回头看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你已经经历过了，而很多人是在想象过程中，就觉得想想好可怕。像我一想，你怎么样又能带孩子，又能照顾实验室，我一想都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但是你们几位说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我听到的是大家有商有量，我们有目标，我们怎么样向着这个目标彼此协调，一直都是商量着来，双方共同努力，所以才会感觉没什么大不了，这也是因为我们这次请的恰好都是科研伉俪们。
（十二）、科研者间的互相理解协调
颜宁：这里有个问题是说，会不会因为配偶，双方都是从事科研工作，所以反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彼此，更好的协调彼此的步骤。我看到大家都在点头。
宋丹丹：我觉得这是一个优势。其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肯定是存在的，生活中的琐碎，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重要的可能是你自己的心态，另外就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当遇到一个问题，其实是可以寻求各种帮助，各种资源的支持，然后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回头看确实是没有什么大不了。
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因为从事同样的一些研究工作，其实在很多交流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共同话题，对于彼此的困惑或者一些关键点就会有更深的理解。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给对方更多的支持，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优势。
翟季冬：我补充一下，刚才颜宁老师也提到，像今天在座请的嘉宾，专业都是很相近，我和丹丹都是做计算机，做科研当中很多乐趣反而大家更懂，或者带的学生，比如有的学生带起来，怎么一步一步带好，遇到的问题都很相似，反而大家能理解对方的难处和喜悦，这一点对相同方向或者都做科研是共同感受，如果大家在不同行业可能大家讲的语言不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是做学校工作，语言更相通一些，也更能相互理解一些。
（十三）、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
颜宁：又有提问，一个是比较焦虑的问题，各位老师在安排自己职业家庭节奏的过程中，如何处理和平衡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压力或者期待？这是一个社会问题的缩影。我们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类似讨论。
董欣年：我想说说两句，像我的实验室，任何组织的活动、开组会，都不会在工作范围之外，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都是过来的人，我们也希望我们下面的人能够努力工作，但是在学校里面应该有这样的规定，组会还有必须参加的会议，不应该在下班之外的时间，因为有些时候有些孩子家长要去接孩子。
颜宁：欣年说作为一个导师，特别是自己是过来人，不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变本加厉还回去，如何考虑到这些问题，就是你如何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解决这些问题，自己作为一个有能力帮助别人的人，也要有意识考虑到这些。
董欣年：作为一个导师，你应该理解下面的人，虽然你很希望下面的人能够努力工作，但是他努力工作应该是自愿的，不是你强迫他这样做。所以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讲，我们开组会或者任何讨论，这些都在9点到5点的工作时间内，我不会在星期六开组会或者过节的时候开组会，或要求下面的人要在他法律上工作时间以外来工作，形成很大的压力。这个是作为一个导师可以做到的事情，你希望下面的人努力工作或者是加班加点，都是他自愿的，并不是你强迫他做的。人为自己做事情，为自己的兴趣做，他的动力比你压他来做要好很多。
王小凡：我也老说这个事情，科研是个脑力劳动，因为我做过工人所以我知道这和工人还是不一样的，工人的话你上班，开了机床就出产品。但是我们这一行，如果给他掐点，反倒是被动的，他并不是很主动去想，我常常说在浪费你的钱，给你做的实验都是白费了，因为他不好好想，这个事情一定是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对下面的人都是有一个大概了解，每个人的想法和他的能力，要结合起来来培养他。最终还是帮助他实现他想做的事，什么事情都是不能按照你自己的想法，我下面的人一定要干什么。我们做PhD，最重要的是能够给他一个分析性思考的能力，这在每行每业都非常重要，特别是加上他有批判性思维，对什么事情都问所以然，做什么事情都是有科学根据，将来他做别的事情也会做的很好。我在美国这儿毕业了30个研究生，算是比较多的，做什么的都有，做教授的、做律师的、做分析的，有的又学医的，自己又读了MD，非常喜欢医学方面，觉得没有医生方面的训练不行，我都是鼓励他们，你愿意做的话，把自己的想法落实，你就找到了想做的事情。最终我能给你的，你做什么事情都是有根有据，有分析。最后到了新的行业，别人是会欣赏你。所以PhD不是把大家都培养成PI，也不可能，每个人能力、性格都不一样。我就是这样的想法。
（十四）、新人发问：如何独立开展科研实验室的规划及安排
李文斐：如果自己新开始实验室的话，要不要给学生规定在实验室工作的时间段？
颜宁：我自己觉得做科研很有趣，回过头看就算我当时的挣扎，我遇到很多挫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回头看一点不比做出成果的成就感差，我始终认为做科研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希望学生们也能感受到这种乐趣。当然作为老师有一些小技巧，我经常跟学生说的就是你去鼓励他的其他同学，整天夸其他人，激将法，比批评人好多了，比如说文斐，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种是很打击人的，但是如果说，文斐你知道吗，张哲可厉害了，张哲怎么怎么样。我的童年阴影又回来了，这个很管用，而且屡试不爽。
翟季冬：现在做老师，经常遇到一些困难，我还是想换位思考，我们都是从学生过来再当老师，有时候也站在学生角度，很多事情如果经常反过来站在学生角度思考就会想到比较好的办法。
颜宁：我也当了十几年的老师，我一直是两个原则，第一我能给人多发钱我一定不少发，我的原则是你读了研究生就该生活自理了，你的经费拿过来，只要能开展公费，让他生活上没有后顾之忧很重要。第二，让他体会到做科研的乐趣，而不是把他们当成你的劳力。到我这个年纪，中等阶段，就已经觉得在我是专注在做科研成果、发文章，和我培养的人。现在大家都知道，我经常说我的“晒娃”，就比如说，像闫浈、建平他们做出来的成果，我觉得比我自己做的成就感都高，这就是一种传承，大家都是这种心态下，我觉得实验室的气氛也会很好。
宋丹丹：我回想这个问题，我觉得自己更多来自导师或者长辈的都是支持，尤其是很多时候大家遇到问题能够坦诚沟通，这件事情非常重要，自己遇到的困难或者自己有想法就坦诚的交流和沟通，更多大家都会支持你的想法和行为。包括现在我带自己的学生，大家可能会评价是比较不错的一个老师。很多时候育人是作为导师来讲一个比较重要的方向，我会比较多的和学生沟通他自己想法，从各种方面支持他的行为。从学生角度来讲，有时候可能觉得不好意思讲或者觉得导师安排下来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但是有一些自己的想法能够很清楚的表达出来去沟通其实是比较好的方式。
张哲：我觉得不管是读博士期间还是博后期间，首先多跟导师沟通，保证和导师的想法和目标是一致的候选人，比如在读博士期间你会告诉导师你自己的职业规划和想法，也许你想去工作，也许想去企业，也许想去政府，但是导师因为只是在学术圈子，他可能对你认定的学术规划就是将来做博后或者继续做讲师、做科研，所以他的课题匹配和对你未来规划上是按这个方向来做的，但因为没有和导师之间沟通好，你们相互之间会产生误解，这样额外给你带来压力，不如你在一开始告诉他你的想法，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会减少很多日后的困难。
李文斐：小凡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比如我们这种刚刚要成立实验室的肯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我们在规定时间内，比如五年内必须拿到一定科研成果，所以我们招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倾向于招比较喜欢科研或者有意愿成为PI或者做博后的学生呢？
王小凡：研究生这一行本身也是挺苦的职业，有的人没有热情，常常进我实验室的人，我要是发现他做科研不是为职业，他是要有兴趣、好奇心和热情，有这些才能真正主动做，如果当成一个职业，实际上很不划算，读好几年挺苦，又不感兴趣，如果两三年发现了这样，早发现这一点转行是对的，没有必要拖下去，拖四五年以后最多只能帮助他把学位拿到，要不然不好办，所以招人要发现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对科研有兴趣。实验室刚开可能要有长期和短期战略，长期肯定是盯住某些重大问题去做，不见得这几年能做出来，所以要有一些短期的题目，你觉得比较靠谱，出来的东西起码大家会感兴趣，因为你要证明，第一，你能不能独立，很多人在担心，过了三四年还没有出东西，说这个人过去的文章都是导师给指导的，所以你要出个东西，但不能够出一个很一般的东西，觉得这个人的水平有问题，但又不能盯住，我一定能解决这个领域的大问题。国内我们觉得人数相对比在美国的实验室一下子能多一些，因为学生相对便宜，所以我们基本建议一半人做比较靠谱的，一半人去探索你认为该做的东西，甚至导师都没有敢做的东西。还有两类科研人员，每个人有不同的能力和性格，我们可以大概的分成两类，有一种他是有条不紊的，他做什么事，有板有眼，这种人一定放在短期的科研题目，你知道这个事儿大概能成，甚至你已经知道结果，中间要把它填补起来。还有一种人他老在探索，常常过了两三年或者两次组会后他又做别的东西了，这种人一定需要，他老是探索，他想法多，但是有时候要他毕业还得把他拉回来或者和另一个有板有眼的人一起合作，人如果用错了也麻烦，你把有板有眼的人放在这让他去探索，整天撞墙，他就不断来找你，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另外一个人家完成已经知道的结果，但他不能把每一步填补，最后别人的文章发出来，我同样的想法我没做完，所以这些一开始都要想到。人是最重要的，挑对了人、用对了人，是将来成功的基础。
颜宁：我是觉得我在招实验室任何一个人的时候都要面试，面试时有种神奇的第六感能感觉出和这个人能否合得来，有化学反应。有时候你说不清楚，不一定是说这个人聪明与否，但有些时候我一面是就觉得这个人感觉不对，我清华的朋友们都说我的第六感特别灵，好几个我说这个人有问题，他们有些不信邪，招了之后真的会出问题。所以一定要自己亲自去面试，我现在不太喜欢Zoom面试人，有些感受是在Zoom上体会不到的。
实验室刚开始起步的时候一定要手把手把他们的技术基础打好，我记得我本科生的时候有个师兄给我们开玩笑，说你进一个实验室，你看一个人他在战战兢兢一天做一点实验还错误百出，这人可能是个本科生；但是一个人在那儿做的挺用功的，成功率挺高，这个人可能是研究生。你看那个人稀里糊涂，看起来好像特别粗犷，但是结果出的都很好，这个人可能就是训练有素了。现在回头想想他这么说的是为了夸自己。另外一方面就是生物里面的细节是很多的，很多时候做实验如果不注意的话，可能一点小事就功亏一篑，特别是有些时候他方*论法**还没有学到的时候，他就乱做一气，你觉得很用功，他可能最后走的都是弯路，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给学生提供非常好的训练。我最开始手把手教出第一届，我后面会把大四和大三的学生进行团队协助，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保证了一方面你始终有人在技术上帮你把关，另一方面当他们作为团队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互相讨论、可以互相抱怨，会有人分享，不会无助。为什么不同年级的呢？通常我们项目做的是长期项目课题，在资深的走了以后年轻的又可以接手来保证课题的延续性，这个过去在我的实验室一直这样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仅供参考，当然不同领域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一个问题，刚才你说找老板什么的，我忽然想起一条。我回清华不久，我的实验室至少没有人当面说我是老板，背后大家说起我也是颜老师，或者有一些是管我叫小师父。我觉得我们要摆正心态，你的学生不是给你打工的，不是你的劳力，他是你的学生，喊老板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我在组会上说过几次，这样称呼是禁止的，慢慢大家就习惯了。一个称呼的区别会导致你的心态不一样。我们某种程度上还是要以老师自居，这里面是一个责任。一方面年轻PI，可能有出成果的压力，另一方面你要始终记住，你既是科学家，也是个老师。时间久了，你自己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时候，那种成就感跟自己出成果是一样的，包括小凡说的可以在各个领域做的很好的时候，你都有点与有荣焉。
（十五）、农村女孩的希望之路
颜宁：还有一个提问，我是来自农村单亲家庭女孩子，几代人就出了我一个大学生，我学习生物系也不是大家期望的为了适应就业的专业，在农村大家想当然的觉得女孩子应该早点嫁人、相夫教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下我应该怎么处理环境对我的影响呢？
这感觉又是一个社会话题，也会讨论比较多的。不知道劝人勇敢是不是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经常是这么说，我自己还好，但是我有些时候可能给学生出的馊主意，当家长怎么样的时候，特别是这位说你是家里的唯一大学生，教育程度不能决定一个人的智慧水平，但是你走出农村，见识过这个世界，至少你的眼界是开阔的，思维是受到训练的，我觉得应该更自信一点。有些时候我跟我爸妈吵架，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听你们的，不就是重复你们的路了吗？那不就是没上过大学吗？这很气人，开玩笑才这么说。就是说你要足够自信，慢慢树立起你自己的权威。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今天这个谈话，我感觉收集过来的几十个问题，上百个问题，当时我们编辑们也开玩笑说，浓浓的焦虑感扑面而来，但是当我把它们提出来，听大家回答的时候又觉得大家在举重若轻，什么都不是事儿。正好因为大家都有这么一种心态，反而可以走到今天，回头看觉得我虽然有些挫折，也有很艰难的时候，但是也挺顺利，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
（十六）、终极发问：曾经优秀的女学生去哪里了？
颜宁：最后我们有一个祖传问题，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或者关注过，我们现在这个阶段，过去十几年，当你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特别是生物专业，不知道计算机专业怎么样，我在面试研究生的时候，女孩子比男孩子的比例高得多，面试她的成绩特别好，作为第一作者发文章，女孩子和男孩子没有什么区别，但是越往上到了做PI阶段，我们说“剪刀形”阶段，最开始没什么区别，但是在事业的越资深阶段，从助理教授、副教授、正教授、院士等等，你就发现女性的比例越来越低，男性比例越来越高。这个问题每次论坛都会提到，都会讨论。大家觉得这里的成因何在？以及有些什么措施是我们自己可以努力的？我们可以要求我们的学校、我们机构去努力的？我们要求社会努力的。特别是小凡在这儿，小凡非常热心，特别是帮国内呼吁很多事情，向基金委、科技部呼吁事情，大家有什么想法？我们这次都是认真的有问题提出来，觉得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我们也提出来。
宋丹丹：我补充一下计算机领域的状况，计算机领域一直都是男性比例相对比较高的专业，我们当年的本科班里男女生比例是5：1，曾经有几届甚至出现过11：1。其实这一直是男性工作者和学生比较多的群体，但是从整体发展来讲，至少我身边的这些从事计算机相关工作的女性同学，其实在自己的专业发展上都是做的不错，都在自己的领域能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者有一定的积累。包括我的学生，我自己的团队里女生比例相对比较高一点，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女老师，是个正相关的。从职业发展来讲，计算机领域来讲很多时候还是会有一些职位或者一些机会，大家更照顾女性人员，包括有一些评奖，其实可能很多男士也会觉得女性做到相关的程度反倒是更不容易，所以有些情况会给予更多的支持，这个是比较好的方面。
但是确实像颜宁老师所说的目前的状况，到后期女性越来越少，尤其做到比较高精尖的状态。在计算机领域其实是有一些女性做的非常好的，也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另一方面，更多的像小凡老师说的，很多时候是大家一个心态，你是不是去争取这样的一些机会。很多时候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比如很多男性会更具竞争意识，他会主动争取更多的机会。女性的性格决定了她更多比较含蓄、内敛一些。这可能是一个社会要逐渐去发展，能有更多女性的声音，像颜宁老师这样为大家主动争取一些权益，发出一些声音，这是一个向好的过程。
翟季冬：我的这个实验室里有十几个同学，之前都是男生，我们这个方向是计算机里面比较偏系统，不是女生特别爱选的专业，丹丹他们这个方向反而女生多一些，我今年招了第一个女生，现在是大四，这个女生做的非常好，她从大二在我这儿里开始实习，清华计算机系本身女生很少，一个班级就是三四个女生，这个女生非常厉害，她在整个年级排第一，尤其在清华计算机系有很多奥赛金牌保送，高中就学过很多计算机编程的学生，前两天她拿到清华本科的特奖，她特奖我也去参加了，听她说她大一的时候有的课程也学的很艰难，但是她很拼，整个系这么多人，她一直很努力，她本身是年级前几名，绩点也一直上升，最后是年级第一。她保研的前一两天我还和她当面聊了一次，我说正好我今年可以招一个硕士和一个博士，我问她你想选什么，她非常坚定的和我说她想读博士，我说如果你读博士我也会非常支持你，因为本身计算机系愿意做这个方向的女生很少，而且她又非常坚定的想读博士，从做老师角度我还是会很支持，能愿意投身科研确实也非常非常不容易。
李文斐：小凡老师还有季冬老师说的，女性可能保守一些，如果觉得不是百分之百把握，可能会更试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工作或者机会，这可能是导致“剪刀形”的一个原因。
颜宁：几位女同胞在自省，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从能力角度来说，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性别之间的系统差异，大家确实没有必要自己先把自己吓退了。为什么我们搞女科学家论坛或者介绍优秀女科学家，本身就是在告诉你有人走过这条路，没什么可怕的，就像我们今天听到这么多嘉宾在讲她们的艰难和成就的时候，真的是等你走过了回头看时也不过如此。另一方面我还是想说，有些时候当你意识到确实有一些系统性的，需要对女性提供的帮助的时候，就应该大声说出来，并且是团结一批人说出来，并不只是团结女性，也团结周围的同事。很多时候只是因为固定思维模式，没有意识到这可能是个问题。反而你说出来，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它可能只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但是造成的进步是绝大的，所以我们每年搞这个论坛也是不断呼吁大家提出问题，呼吁大家意识到这些问题，然后再去解决问题。这就是我们论坛的初衷。
（十七）、说在最后
颜宁：谢谢各位，我们到了论坛尾声，请每位嘉宾和大家说一句话作别。
李文斐：我想对一些女性科学家或者科研工作者说，相信你自己你肯定可以的，家庭和事业并不冲突，它们是可以完全融在一起的。
董欣年：我们都说了很多困难，在这条路上的困难。实际上做科学家是个特别高兴的事，尤其你是一个总是喜欢学新东西的人，这条路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条路，我们平时教学生，从学生那儿吸取很多的青春的力量，你是教学生，但实际上从学生学很多的新东西，我们夏天的时候有机会出去旅行，去看世界。另外像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三个小时，一起谈我们的生活、谈我们的理想、谈我们过去的经历，这都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人家说你为什么做科学家？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就是我可以和我志同道合，而且和我一样特别希望学知识的人在一起，如果你也是这样的人，不管男性女性，做科学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职业。
王小凡：我完全赞成欣年讲的。别人也问过我，如果你有机会，假设说能够再选择你要做什么。我说我还是选择做这一行，做科学家这一行最大的好处是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你想做什么东西，你发现什么东西，基本都是你主动做的，当然你有同行评价，拿项目课题和写文章。但是其他所有的职业几乎都是有某个人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做大学校长，有校董会告诉你怎么样做。但是在美国做终身教授没有人再告诉你，你在*你干**该做的事情，包括教学，剩下的科研完全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来发展，我这样选对了一定会找到基金的支持并找到人来做，这样一来可以实现并满足自己很多好奇心。对于这个职业，我们有一个同学的妻子老说，我要有机会再有一辈子，我一定会做你们这样的人，因为你们太自在了。你们做的东西就是你们自己想做的，有那么多的自由。实际上我们从时间上也有有自由，只要把课教完了，系主任不会管你去哪儿了。所以这一行只要认准了，自己非常喜欢，肯定会碰到困难，哪一行职业做好没有困难，当医生、当律师、做行政，哪个方面要做好一定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不是科学家特有的。实际上我们的乐趣，我觉得可能比其他很多职业更高，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还会选这一行。
吴建平：我想说，代表男同胞们，我首先非常认同小凡老师说的做科研特别的自由、特别的享受，时间上以及自己做的东西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做决定。除了要做好自己的事业之外，我希望男同胞们对自己的另一半有更多的支持，其实有时候两个人因为事业发展阶段势必会有一些冲突，有时候也不仅仅是需要女方去为自己去牺牲，男方也可以为女方做一定的牺牲，包括张哲拿到很好的录用通知因为另一半的原因就选择另一个学校，，但是回过头看也没有什么后悔的，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能够更好的发展是最好的。
闫浈：不要畏惧还没有到来的可能存在的困难，因为明天有可能是困难，也可能有惊喜，所以就做好今天的事情就可以了。
张哲：这回提的很多问题都是有满满的焦虑感，还有一个词现在也特别热，叫做“内卷化”，感觉整个系统的竞争已经向内收缩，压力越来越大。我自己在不同阶段也有这样那样的压力，我还是想对年轻朋友们说，这些压力回过头看的时候都不算什么，而且也不要限定自己的人生。咱们社会和整个世界是越来越进步，越来越多元，你的人生不是一种样子，很多学生生物的将来可能去说脱口秀、网红、代购，其实选择各种各样，不要因为社会或者自己自我限定了自我生活，给自己特别多额外压力，给自己更多的选择，让自己压力小一些。就是这样。
宋丹丹：我想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包括你们自己的经历，你的想法和对社会的定位都是不同的，包括我自己的学生我也会鼓励大家，更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价值和定位，都是有自己很好的价值的，重要的是找到适合你的位置和适合你自己的生活。所以不管是自己职业的定位是怎么样的，要保持一个积极向上的状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都能活出比较精彩的人生。
翟季冬：做科研的确是蛮有乐趣的，它可以探索未知，满足你的好奇心。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我刚才一直在思考，其实我们都是科研伉俪，很多事情只要两个人多沟通、多讨论，其实办法总是会比困难多。谢谢。
颜宁：谢谢大家，今天时间过的飞快，不知不觉将近三个小时过去了，和大家聊的也非常开心。刚刚大家的总结不仅说了我们的关键词，这里既有女性科学家如何，还有伉俪彼此之间互相沟通、配合，还落脚到科研上，我也是科研工作者，包括张哲、丹丹你们还抢了我的台词，因为我也想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也就是百多十年，现在寿命长了也不过是百年。我经常想我作为人类的一员能替人类留下点什么东西，而对我一个资质平平没什么特长的人来说，做科研反而是提供了一个捷径，我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做科学家，你做出新发现的机率还是要大得多，这就是为什么做科研让我觉得很幸福，就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谢谢大家！大家真的是志同道合，很多话题说起来都是心有戚戚焉。
四、结束语
颜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嘉宾抽出三小时参加这次论坛，最重要的是要感谢未来论坛还有返朴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技术支持以及组织这次会议。谢谢大家，我们明年论坛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