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宏、周燕
《寻踪毛*民泽**》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本书由毛*民泽**的家人，经两代人二十多年的寻踪、收集、考证而撰就。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实，以及国外新近解密的原始档案材料。字里行间浸透着毛*民泽**与兄长毛*东泽**之间浓浓的骨肉亲情、战友深情。“红色IP”经作者授权，在此特连载十章简版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毛*民泽**
第五章：中央苏区（二）
●发行苏区统一货币
发行中央苏区的统一货币是国家银行的特权，统一中央苏区的货币制度是根据地财经斗争的需要。
国家银行成立之前，在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分别设有江西工农银行和闽西工农银行，两行均发行过纸币。而更早的时候，东固设有一个平民银行，也发行过自己的纸币。特别是国民政府的法币也在中央苏区流通，这就给国民*党***动反**派破坏苏区的金融市场提供了可乘之机。
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后，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印刷发行苏区自己的统一货币。为统一组织起见，决定将江西工农银行取消，并收回了发行的纸币。闽西工农银行因系工农群众投资，在国家银行建立后仍继续存在，但不再发行纸币，原来发行的纸币与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同时流通了一个时期后才逐渐收回。
发行货币的筹备工作，要比筹建银行机构困难多得多。当时，有的同志觉得这项工作太艰巨了，就向毛*民泽**建议说：“毛行长，我们自己发行货币条件太不成熟，市面上不是有现成的货币吗？先将就几年再说吧。”
毛*民泽**说：“是的，但那是敌人的。印钞机在他们那边，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呀！我们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人民自己的统一货币。万事开头难嘛，怕什么，将来连天下也是人民的！”
发行纸币，首先要解决纸张问题。作为在群众手中长期流通的软货币，印刷纸币的纸张必须是坚韧耐磨的特殊纸张，一般纸张是不适用的。但当时这种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而国民*党**对此又是严密*锁封**的。
毛*民泽**办事有个特点，就是决不坐等。既然白区无法保障印钞纸张，他就让国家银行暂时用白布印刷钞票。钱希钧曾回忆说：苏区印刷钞票时，“开始是用老白布，白布需从白区买来，有时来不了。”于是，在白布也不能保证供应的情况下，毛*民泽**又想办法自己造纸。钱希钧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一文中写道：
要发行自己的票子，首先要有票币纸张，而这种纸张到白区也不易搞到。为此，*民泽**组织兴办造纸厂，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用水漂，用米臼捣，用木棒捶打，综合做成纸张，解决了纸币用纸问题。
上述文字仿佛又将我们带回了蔡伦造纸的年代。人类早已进入19世纪，但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经济*锁封**，苏区国家银行在进口不到纸张的情况下，也只能用11世纪的落后手段解决问题。而这不恰恰展现出了毛*民泽**百折不挠的创业精神吗！赖祖烈回忆说：
建立造纸厂。国家银行发行钞票最初是用进口的道林纸，但进口不易，为数不多，不能满足需要。毛行长是很有思想性，他想到过去茶商包茶叶专有一种皮纸，坚韧耐磨，他就找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作调查，得知是用一种树皮做的，大山上有这种树，于是就组织人上山采老树皮回来做试验。开始做的纸太黄、太厚，他说总要想办法解决。他提出，在造纸原料中掺些棉花，做毛边纸的竹浆，再加一些胶，试试看。结果成功了。以后就用自己造纸厂的纸印票子。（1983年3月3日采访赖祖烈同志记录）
在解决钞票用纸的同时，毛*民泽**也在积极想办法解决印钞油墨的问题。冯梅在《红色金融家——记苏区带枪的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一文中写道：
然而毛*民泽**又为缺乏印钞油墨发愁。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锁封**政策，从白区购买的油墨运不进来。这时毛*民泽**听说吉安城有个“和茂钱庄”的老板，经常来往于苏区与白区之间，便派人到吉安找这位做钱庄生意的老板，请他代购油墨。这个老板是赣州人，得知苏区要印自己的纸币，答应专程去赣州买一些油墨来。但不幸的是，回来时在苏区与白区交界处，被国民*党**哨兵搜查没收了。这个老板感到未实现诺言，过意不去，就书面向毛*民泽**献计，提出用土方法解决，即用松膏烧成油烟，再与熟桐油搅拌，便可制成油墨。毛*民泽**采纳了他的建议，亲自带领红军战士上山砍松木，取出松膏，用砖块砌成简易炉灶，灶上倒置一只铁桶，然后将松膏放入灶中燃烧，烟就直冲桶底部，结成油烟灰，再收集这些桶底的油烟灰加入到熬熟的桐油中，搅匀后即成了印纸币的油墨。（《贵州*党**史》2002年第3期）
发行纸币，还需要解决票面图案设计问题。钱希钧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一文写道：
在解决纸张问题时，*民泽**还积极物色绘制票面图案的人。当他了解到福建有个黄亚光，擅长画画绘图，写得一手好字，但被王明“左”倾错误的追随者当作社会民主*党**、AB团的嫌疑分子关押着。*民泽**认为亚光同志是受王明“左”倾错误*害迫**的，便向邓发同志（中央保卫局长）说：“老邓啊，福建被关起来的那个黄亚光，你下令把他放出来，我要用。”有人对*民泽**讲，黄亚光的问题没有弄清楚。*民泽**反问：“有什么问题？即使有点问题，我们也可以控制使用嘛。”就是这样，黄亚光同志到了国家银行，免遭了杀身之祸。亚光同志后来还说：毛行长救了我，要不，我可能拉去杀头了。
作者从钱老口中得知黄亚光的情况后，早就想登门拜访他了，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1985年8月，作者拜托福州的冯云同志，代访了黄亚光并作了记录。同年11月，作者终于如愿以偿地在福州医院里见到了黄亚光老人。病床上的老人见到毛远志夫妇后泣不成声。在采访的最初一段时间里，老人口中反反复复泣诉的就是一句话：“是毛*民泽**救了我，我忘不了他呀！”
直到老人的心绪渐渐平复后，才缓缓道出了当年毛*民泽**刀下救人的故事，以及自己为国家银行绘制纸币图案的往事：
我第一次见到毛*民泽**同志是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时间大概是1932年。1931年以前我不知道毛*民泽**同志，知道也是听到的一点。
1931年农历5月13日我被抓起来了。当时我是*共中**汀连县委宣传部长，说我是社会民主*党**，反革命。被抓的人都被杀了，只剩下我一个，不杀了。我迷惑不解，为什么*产党共**抓*产党共**，*产党共**杀*产党共**？又为什么不杀我了？以后才知道有人来救我，是谁救我，也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救我的是毛*民泽**同志。
那时，毛*民泽**同志是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他碰到的最大困难是印票子的问题。首先要有人会搞，其次是要有设备。毛*民泽**到各地调查了解、找人。他找到长汀县城内毛铭新印刷厂，那里有人告诉他说，有一个名叫黄亚光的是个大知识分子，会几国文字，会写、会画。他也许能搞票子，但已被红军抓去，就要杀头了。毛*民泽**听了大吃一惊，赶快回瑞金下调令调我。这样，就把我救下来了。当时叫我到瑞金去，我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秘书科搞抄写工作。这时我才知道毛*民泽**同志。
毛*民泽**同志把我从监狱救出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那时候被说成社会民主*党**的人都要杀头，谁要去救，就会被说成是同*党**、反革命，搞不好也要杀头。没有对*党**无限忠诚，热爱同志，为了革命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谁敢去救？毛*民泽**同志救我，就是为了革命工作，冒着生命危险，舍己救人的。
毛*民泽**同志（在苏区）的最大贡献就是创建中央苏区国家银行和印票子（统一货币，统一财政）。国家银行是根据*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方针创建的。那时，国民*党**的法币很不稳定，通货膨胀。我们没有自己的票子，用国民*党**的票子，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就会极大地影响苏区的金融稳定、商品流通，就势必阻碍苏区的生产发展，从而给红军和苏区人民生活带来很大困难。毛*民泽**同志认为红军和游击队的存在要依靠群众，首先要使老百姓有饭吃，打土豪分田地，群众发动起来了，就要发展生产，藏富于民。这个道理，毛*东泽**、毛*民泽**是经常讲的。要发展生产，就要有正常的商品流通，金融稳定。毛*民泽**同志认为关键是要有自己的票子。法币也要，用以搞外贸。
有一天，毛*民泽**同志交代我设计票子，这就难了。我说给我工具。他说要什么工具呀？我说，最简单的工具如两脚规总是要的。那时条件的确很困难，长汀县连一个两脚规也没有，后来还是从上海买来的。那时造假票子的多，毛*民泽**和我商量怎样防止假票子。我说有办法，技术上搞准确些（做了暗记），造假就困难了。我们自己搞了一个印刷厂，又从上海请来技术工人。我懂得一些外国纸币的秘密，从上海买来铜棒，雕刻纸币的花边等，就不易造假票子了。国家银行统一了分支机构，统一了币制。（1985年8月冯云同志代访黄亚光同志记录）
黄亚光，福建长汀人，早年在日本高等农林学校留学时，就读过《*产党共**宣言》，开始倾向革命。1924年毕业回国后，开始在集美学校任教，半年后回到家乡长汀，在省立第七中学当教员，创办了《长汀月刊》，宣传革命思想，组织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9月，周恩来率南昌起义军途经长汀时，经李立三介绍，黄亚光加入了中国*产党共**，成为长汀早期革命运动领导人之一。1929年3月红四军首次入闽解放长汀城后，批准成立了以段奋夫为书记的*共中**长汀县委，黄亚光为宣传委员，同年10月任汀连县委宣传部长兼秘书长。1931年6月，黄亚光被宣布为是“社会民主*党**”而遭逮捕，并受到严刑逼供乃至杀头。
1982年第5期《*党**史研究》上有一篇《黄亚光同志谈闽西苏区“肃社*党**”问题》的文章，详细记述了黄亚光险些被杀时的惊险场景。特摘录如下：
……他们说我是社会民主*党**也同样仅仅根据逼供获得的材料。林一株等人曾几次亲自审问过我。由于我始终不承认自己是社会民主*党**，也没有招认出其他人，遭到毒打和酷刑。后来，他们就决定把我处死。我们一批人被拖到河坝，在要杀我们以前，还逼着我们招供。我看见和我一起拖出来要处死的一个同志，吓得一连“供”出了几个“社会民主*党**书记”，但这并没保住他的性命，还是被用梭镖处死了。当时为了节省*弹子**，就用大刀、梭镖行刑，搞得很恐怖。我狠下一条心：反正是死，不能乱说。正当他们要对我下手时，不知道一个什么人说：“慢、慢！”于是，我竟又被拖回监牢里。这真把我搞糊涂了。在监牢门口，碰到我过去的一个学生，他很惊奇，问：“老师，你被押回来了？”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呀！”于是我又被关了起来。不久，敌人来进攻闽西苏区，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机关被迫退出虎冈，退出时，我们一批未被杀的“社会民主*党**犯人”，被捆着随部队转移了几个地方，到了长汀濯田，随后转回到长汀城。这时，我们的情况被毛主席知道了。在长汀我见到了毛*民泽**同志，是他把我解救出来，还允许我回了一趟家（我家在长汀城里）。不久，即一九三一年十月左右，我被调到江西瑞金沙州坝，在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这以后我才了解到我之免于处死的原因。据说当时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为要发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钞票，到福建同省委的负责同志磋商要个会画钞票的人，因我过去在长汀汀郡中学堂教书时教过图画课，就被推荐了，这才把我保下来。后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最初发行的钞票就是我画的。我的命虽然保住了，但*党**籍被取消了。毛主席调我去时，他们仍不让恢复我的*党**籍。我从此离开福建二十多年没再回来过。
黄亚光后被毛*民泽**救出后，被介绍到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黄亚接受的第一项重大任务是设计苏区纸币。当时绘画工具奇缺，连三角板、圆规、量角器、鸭舌笔都没有，只能用毛笔在毛边纸上设计。纸币上的列宁的像是他从书本上临摹下来的，象征苏区军民在马列主义指引下，努力建设新世界。
1932年4月中央苏区邮局成立后，黄亚光又接受了设计苏区自己的邮票任务，先后设计出《战士图》、《冲锋图》、《团结图》、《旗球图》等10多种图案的邮票，体现了工农兵形象和革命战争的特点。1933年，黄亚光升任中央政府总务厅出版处处长，同时兼管文书科工作，主要给毛*东泽**抄写文稿、报告和为政府会议作记录。1934年1月，中央政府筹备召开第二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毛*东泽**把自己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手稿交给黄亚光刻写出版，准备印发给每个会议代表。就这样，经黄亚光之手油印出版的《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二本小册子，成为了苏区首次出版的毛*东泽**著作。
黄亚光老人确实十分健谈，谈完他与毛*民泽**的渊源后，又谈起了在中央政府工作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受：
毛*民泽**在*党**内斗争中完全站在毛主席一边，听毛主席指挥的。他们不光是兄弟关系，首先是同志关系。王明路线时，毛*东泽**被整，毛*民泽**也被整。毛主席差不多天天同博古、洛甫他们吵，有时还拍桌子，吵得很凶，主要是同他们争吵关于反“围剿”问题。王明路线者污蔑毛主席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富农路线，撤了毛的职，毛离开了*队军**，当了中央苏区中央政府主席，但连张办公桌都没有。我们写的文件要先送项英（中央政府副主席）审批，他不同意就不能油印，毛主席没有实权。那时中央刊物《斗争》、《红色中华报》都是宣传王明路线和主张，但*队军**听毛主席的话，虽已撤了职，他的影响还很大，所以取得了反第四次“围剿”的胜利。我们下面的人还是听毛主席的话，项英的命令，我们明着不讲，实际不积极做。他在下面没有基础，也不理文件这一套。
毛主席的最大特点是调查研究，他被撤了职，就下乡搞调查研究。毛*民泽**也像毛主席一样很注意调查研究，毛*东泽**的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对毛*民泽**影响很大。毛*民泽**的特点也是一样，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研究。他很注意听下面群众的话，下面讲话他专心地听。他做工作首先是搞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不哇啦哇啦乱叫。毛*民泽**的作风就是学的毛主席的作风。
毛*民泽**把我们当同志，我是要被杀的人，他相信我，敢救我，不怕自己被杀头。到了中央苏区，他介绍我工作，他敢用这样的干部，也说明他在*党**内斗争中是站在毛主席一边。对干部他都是关心爱护的，不只是对我，这是他的特点，大家都愿意和他一道工作。他在革命斗争中为*党**培养了一批干部，中央国家银行出来的人都是好样的。
……
听着黄亚光老人娓娓道来，作者也仿佛已置身于中央革命根据地斗争风云之中，并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过去仅从书籍中认识的一个个*党**史人物，如今都变得鲜活起来。这便是“口述历史”的魅力！
黄亚光将钞票图案设计好，便交由中央印刷厂印制。中央印刷厂于1931年在瑞金叶坪下陂坞村正式成立。它是由东固印刷厂和兴国印刷厂两厂合并而成的。东固印刷厂的厂长是杨其鑫，印刷机是1930年红军攻克吉安县城时缴获的。中央印刷厂成立后，陈祥生（吉安人）任厂长，杨其鑫任副厂长。1931年底，陈祥生调造币厂后，杨其鑫接任厂长。
中央印刷厂下设编辑、铅印、石印、排字、铸造字（又称浇字部）、刻字、裁纸装订、油墨等8个部。各部的工作人员不等，最多的是铅印部和石印部，有20多人，其它各部一般为10至15人，油墨部最少，只有2至3人。厂部在叶坪下陂坞村时，全厂有100多人；在腊梨督下村时，有200多人；在云石山沿坝新屋家村时，也是100多人；在于都宽田桐树坪村时，只有40至50人。工人中，除了四、五人是从上海来的，多数是江西、福建两省的同志。（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
铅印部主要负责印刷《红色中华》、《苏区工人》等报刊杂志，以及书籍、文件、传单等。石印部主要负责印刷纸票、公债等各种票证以及布告，有石印机11部。这个部后来分成纸票股和布告公文股，其中4部石印机印刷布告、文件等，其余7部印刷纸币、公债券、借谷票等。
1933年10月～11月，中央印刷厂的石印部和铅印部又分设为两个厂。铅印部不动，仍叫中央印刷厂，负责印文件；石印部迁到瑞金叶坪的新龙村，叫中央财政部印刷厂，负责印票子。但公债票是在原中央印刷厂印的。（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
鉴于纸币的印刷和发行是关系到苏区金融稳定的大事情，因此，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对于纸币的印刷、运送、验收等环节都严加控制。纸币上还印有财政部长邓子恢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的亲笔签字。《中央苏区经济史》一书写道：
……印纸币时，分五道工序，先印票面，后印背面，然后再印纹式、文字，最后是印编号和印章。领取原材料和移交成品，控制很严格，先由领料科员到仓库领取纸张、油墨，然后交油印员印刷，纸票印好后，交纸票整理员清点验收，装在铁皮箱里，最后在护送员的监护下，于当天下午送交国家银行，交给中央财政部曹会计验收。送交人拿到收据后，回厂交差。苏区纸票，原只在印刷厂印刷。有一次，出了问题，就改成两个地方印刷。当时一个姓霍的油印工，偷印纸币，因没有切边机切边，他就用剪刀剪边，剪得不平。他拿到市场上去买东西时，被查获，结果把他枪毙了。这件事发生以后，财政部把编号印章机抬走了，决定在两个地方两步印刷钞票。第一步印刷厂印好前面四道工序，第二步交给中央财政部再印编号和印章。
苏区纸币票面有四种：壹元、贰角、壹角、伍分，印章两个，一是邓子恢的印章，一是毛*民泽**的印章。公债票也有四种票面，拾元、伍元、叁元、贰元。印章有邓子恢的，或者是林伯渠的。
而对于国家银行发行的5种纸币的版式，《中国地方银行史》一书则有着更为详细的介绍：
……印刷纸是用120克的道林纸，l张大纸印20张票子。石印厂有12部石印机，每1台石印机8小时可印600张。印票子工序包括印布纹、印正面、印背面、印签字、裁剪、打号码。印制的票子有5分、1角、2角、5角、l元5种。
l元票币：正面紫红色，上边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字，中央有列宁像，左方有2个大五角星，星内分别印有“壹”、“圆”2字，下边方柜内横书“凭票即付银币壹圆”8字。四角小圆圈内有4个“壹”字，号码为红色。票币下面左方有毛*民泽**的签字，右边是邓子恢的签字。背面为草绿色，票券中央方柜内有英文“ONE”字样，两边五角星内各有大阿拉伯“l”字。票券上边横书“家银行”4字，下边框内是发行年份“1932”年。此币有1932年、1323年、1934年3种。币票长11.9厘米，宽6.8厘米。
5角票币：正面为紫色，上边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宇，中央有梅花图案，左右二圆圈内分书“伍”、“角”2字，下边方框内横书“凭票两张兑银币壹圆”10字。四角有4个小圆圈，上边两圈内为2个“伍”字，下边两圈内为2个“角”字。号码为红色，签名与“壹元”币同。背面红色，中央有花纹图案，上边横书“国家银行”4字，下边有“一九三三年”中文年份。四角圆圈内上边两角为2个“伍”字，下边两角为2个“角”字。此币有1932年、1933年、1934年3种。币票长10.4厘米，宽6.6厘米。
2角票币：正面为深蓝色上边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字，中央有列宁像，左右分列“贰”、“角”2字，下边方框内横书“凭票五张兑换银币壹圆”10字，四角圆圈内上边两角为2个“贰”字，下边两角为2个“角”字。号码为红色。背面为淡蓝色，中央有地球、锤子，稻穗图案。两边有五角星，星内有“0.2”币值，上边横书“国家银行”4字，下有“1934”年份，四角圈内为2个“贰”字，下边两圈内为2个“角”字。此币长9厘米，宽7厘米。
1角票币：正面洋红色，上面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等字，中间花纹框内有“壹角”2字，四角边框内有“壹”及“角”字样，下边框内横书“凭票拾张兑换银币壹圆”，号码为黑色，签字同上。背面为浅朱红色，票币中央有五角星及锭形花纹，上面横书“国家银行”4宇，下为“公历一九三三年”，四角小圆圈内有“0.1”币值字样。此币长9厘米，宽5.7厘米。
5分票币：正面为草绿色地黑色印，上边横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2字，中央有革命群众*会集**的图景，左有两圆圈内分书“伍”、“分”2字，下方框内印“凭票廿拾张兑换银币壹圆”字样。背面为浅紫蓝色，中央有“0.05”币值字样，左右各有1个五角星，星内有镰刀、锤子图案，下边有“公历一九三二年”年份。此币长8.2厘米，宽5.2厘米。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开始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从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有了自己的统一货币。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32年之营业报告》记载：国家银行纸币在7月间开始发行，“7月间开始印刷，至年终共印成1元票375,000元，2角票l03,000元，1角票129,800元，5分票48,375元，总计印制656,175元。这些钞票已为苏区广大工农群众所信仰、所乐用，一经印出，故能全部发行”。
该报告中还写道：“本行纸票，原在1931年12月就绘有钞票式样、派专人送上海影制，并投有数千元之款去上海、香港买印刷材料。……影制铜版不容易，敌人重重*锁封**，苏区材料运输又艰难，故一再稽延。于我红军攻克漳州时（1932年4月下旬──作者注），才由厦门购买的一部分印刷材料，将江西工农银行原有的制版剪制补给凑合而成。”（见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可见处于敌人严密经济*锁封**之下的中央根据地，纸币印刷又是何等困难。
国家银行除印刷发行纸币外，还铸造发行过4种银币和2种铜币。银洋主要用于与白区贸易，银毫子和铜板则用于苏区内流通。全部硬币均由中央造币厂统一铸造。钱希钧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一文中回忆说：
苏区货币还有铸币，铸币分一元、两角的毫子、五分的铜板。银元与白区现大洋的成色、含银量一样，可到白区使用。凡银元光洋都掌握在国家银行手中，在苏区内一律使用苏区货币，到白区购货须向银行申请兑换银元或现洋。这几项工作完成以后，统一了苏区的财政，改善了苏区的财政经济状况，有力地支援了红军作战，为后来我们的银行财政工作奠定了基础。（见舒龙：《毛*民泽**》，军事科学出版社）
其实，红军早在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东泽**和边界*党**就请谢荣光等人为红军办起了造币厂，铸造“花边”。毛委员鼓励工人积极生产，强调提高花边质量并批示说：“花边不要掺假，一定要纯银的，重量也不能少于七钱二分。”红军的“花边”银元在市场流通，算得上是中国新型人民货币的萌芽。
赣南革命根据地也曾有过自己的造币厂。早在1929年8月，兴国县东村乡苏维埃政府就在东村石角背，集合几个银匠，办起了造币厂。他们用乡苏维埃集来的30多斤银料（动员妇女献出的银器首饰），因陋就简，土法上马，造成了一批银洋。1930年初，兴国县苏维埃政府接管了东村乡造币厂，指定周仁根、谢里仁为负责人，开始生产银币。开始铸造时，由于没有冲床等，铸造出的银洋很粗糙，花纹精密度不够，不能在白区市面上流通。于是他们就用小钢凿在边缘上轻轻凿成花纹，终于造出了一批“袁大头”。银币交给消费合作社，到于都曲阳购买了一大批食盐，很受商人和群众欢迎。后来，他们平均每天能生产银元200余枚。
1930年10月初，红军攻克吉安，缴获大批银料，送至兴国县造币厂。与此同时，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又奉命改为“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人员也增加到20多人。造币厂仍由周仁根、谢里仁等负责，并开始开模刻印一种墨西哥版的“雕子边”钢模。由于银料充足，铸造技术也提高了，造币厂生产了“袁大头”、“小银洋”、“雕子边”三种型号的银币，平均每天生产银元500枚。
1931年冬国家银行成立后，毛*民泽**开始积极筹办中央造币厂。1932年春节期间，他将兴国造币厂搬到瑞金洋溪，正式成立了中央造币厂。首任厂长谢里仁在《在中央造币厂》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三一年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由于红色区域的扩大，工农业生产发展，接中央政府通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迁往瑞金，成立中央政府造币厂。周仁根和我来到了于都的平头寨，找到江西省苏主席曾山同志。他叫我们到省财政部去办手续，交接了造币厂的帐目，拿了介绍信，带领十余个铸造币师傅来到了瑞金叶坪──中央政府所在地，找到了中央银行行长毛*民泽**同志，他叫一位警卫员带我们驻在叶坪的杨溪村。这是一栋地主的房子。第二天，毛行长来了，召集我们开会，并宣布我为造币厂厂长。
十余天后，毛行长、会计局局长曹菊如同志和他（指毛*民泽**──作者）的爱人钱希钧同志（银行会计）又来到了我们厂里，送来了两张银币的图样：一张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面额为二角；一张是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字样，而且有镰刀斧头图案的图样。我一看，非常高兴，我说：“我们是个国家了。应该有我们自己的货币，不要铸那些什么‘大头洋’（指币面有袁世凯像）、‘小头洋’（指币面有孙中山像）了。”毛行长笑笑地说：这种图样的银币，只能在红区流通，以后还要铸那种白区通用的银洋。于是我们就首先按照送来的图样，重新开刻钢模，铸造这种银毫子和银洋。大约我们制出了数百元左右，就交给银行了。不久，我们又开始生产“大头洋”、“小头洋”和“雕子边”。当时，由于原料充足，生产数量也增大，我们在设备上作了点改进。省办时，用石头做“天碓”，这时，我们改用生铁铸造成的“天碓”了。一个月后，“天碓”又坏了，停止了生产。凑巧，正是这个时候，在福建上杭县地区攻克了敌军钟绍奎的匪巢，缴获了钟绍奎的一套铸币机和银模（其中有银扳机、绞皮机、冲床、滚边机等）。我们接到铸币机后，就很快安装起来了，开始用机器铸银币了。这时，为了适应生产的需要，造币厂的组织机构进行了重新组合，厂长下辖两个处，一行政处和一个业务处。行政处设有文书、会计、出纳等，业务处下设熔银部、绞皮部、冲床部、滚边部、洗银部、印花部、包装部和—个修理部以及银库等。全厂有干部和工人一百七十余人。业务处下面各部所属人员较多，熔银部五个人，由曹宝松负责；绞皮部六个人，由刘榜启负责；冲床部两个人，由我哥哥谢里杰负责；滚边部两个人，由黄月明（女）负责；洗银部两个人，由欧阳广珍负责；印花部只有一个人，由钟盛章负责；包装部两个人；修理部五个人，由周益样负责。银库两人。
铸币机安装好后，我们开始了机械化生产。本来这付缴获的铸币机，只能铸面额两角的银毫，但经我们改装后，不但能制造毫洋，而且也能制造银洋了。生产的数量大，印花部跟不上来，我们印花部就三班制，实行人停机不停。这时，每天能生产银币一万余元。（见《回忆中央苏区》）
不久，中央印刷厂厂长陈祥生被调到中央造币厂任厂长，谢里仁改任厂业务处长。对于中央造币厂所生产的各种硬币，姜宏业的《中国地方银行史》一书中有详细描述：
中央造币厂隶属于国家银行，造币厂厂长是陈祥生。中央造币厂在闽西长汀设有一个熔银厂，负责将收购来的银首饰和铜料，炼成银块和铜块。熔好后的银块和铜块，送到中央造币厂铸造。中央造币厂设有熔银组、绞坯组、冲床组、滚边组、洗银组、印花组。厂内有工人150多人，开始是手工做。打沙县缴了一部机子，一天三班，一班能做800～1000多块，一天三班可以生产1,500块。铸造好的银元向中央送，500块一箱子，先送到叶坪，后送到沙洲坝。中央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有3种，1种是苏区流通的两角银毫子，2种是留作群众兑现与到白区去买东西的。这2种，一是大头洋（袁大头民国3年），二是小头洋（孙中山头像）。此外为了便于市场交易，还铸造过1分、5分2种铜元。2角银毫子重1钱4分4厘，银色高低不一，分别为l932年造和1933年造，正面上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有“一九三二年”（或“一九三三年”），中间有“贰角”字样，背面上有“每五枚当壹元”字样，下有嘉禾、小五角星、地球及镰刀、锤子图样。5分铜币的铜质为紫铜，版模甚精，正面上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下有“每贰拾枚当国币壹元”字样，中间有中国地图，在地图中有镰刀、锤子图样；反面有嘉禾和五角星，中间横书“伍分”2字。1分铜币的版模亦其精致，正面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样，中有阿拉伯“1”字及*党**徽；反面是嘉禾图案及小五角星，中间直书“壹分”2字。
中央造币厂生产的“大头洋”、“小头洋”银元，主要是用于白区贸易。但很快白区的商人就认出了它们并拒绝使用。为发展与白区的贸易，中央造币厂又改铸“老鹰头”银元。谢里仁在《在中央造币厂》一文中回忆说：
一九三三年夏天，机器坏了。正在这个时候，白区赣州的商人已认出我们造币厂制造的“大头洋”、“小头洋”银币，是苏区制造的，因而白区商人不用我们的银币了，这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央政府批示，要我们改铸“老鹰头”的银洋。不久，对外贸易局从上海购来一架铸“老鹰头”的铸币机，还购来了一大批刻铜模用的钢材叫“马金钢”。我们将机器安装后，又开始了刊刻“老鹰头”的钢模。很快地投入了“老鹰头”的银币生产，速度大大加快，保证了对外贸易事业的需要。”（见《回忆中央苏区》）
国家银行的银币铸造工作也同样充满了困难，但都被铸币厂的工人同志们逐一克服，期间又无不渗透着毛*民泽**行长的心血。钟同锋根据中央造币厂老工人回忆整理出的《响当当的红区“花边”》一文，就生动描绘出苏区银币诞生的艰难历程：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毛主席指示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同志，要他负责在瑞金洋溪村创办一所“中央造币厂”，以便进一步粉碎敌人的经济*锁封**，发展红区对外贸易，繁荣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市场。
中央造币厂分设熔银部、压坯部、扎坯部、洗银部、印花部、敲模部、开音部、打铁部共一百五十来人。他们每天干三个班，造八、九百个银币。开始时，大家只会造两角币面的银毫子。不久地下*党**组织从上海运来一种小头银元版，这才开始造“花边”。有时原料不够，就造铜板，每天能造千把个。
十二月底的一天，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通知中央造币厂负责人老陈同志说：“红军在福建沙县打了胜仗，帮你们缴到一样战利品，快派人抬回来。”
同志们兴高采烈地把“战利品”──一台冲床抬到厂里，安起来就用。这家伙很管事：只要把银器、首饰熔化后，倒成一块块圆溜溜的银坯子，只消在冲床上一冲，就是一块新崭崭的银元。从此，一天就能造五、六千块银币了。工人们高兴地说：毛主席真关心我们阿！红军缴到一部机器还特地运回来给我们造“花边”，硬是摸透了我们的心啊！
造币的原料都是打豪绅地主得来的银器、手饰。经过造铜模、配料、熔炉、出坯、过秤、印花、挂边、洗药等工序以后，银币造出来了，就把它按五百块一箱装好，由厂长点验无误，亲自送到叶坪去，交给临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的钱希筠同志点收入库。
当时，为了迅速粉碎敌人的经济*锁封**，红区政府一方面鼓励白区工商业者到红区来销售货物，一方面通过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群众销售组织大力经营各种物资，并组织地下运输队伍，从白区采购物资，送到红区来。所以，造币厂铸造的银元就不断地被携带到白区去使用。
刚造好的“花边”新崭崭、亮闪闪，托在手上沉甸甸，在白区很吃得开。国民*党***动反**派造的一块“小头”只能换十二个银毫子，而红区造的银元因为银纯秤足，每块都能换十四、五只。
一天，毛*民泽**找到老陈说：“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们，有同志反映你们造的银元太新，在白区有时不好花，要想办法。”
于是大家就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让新“花边”不要“新”。过了几天，周仁根、谢里仁、陈士明等十几位老师傅经过研究，用七种中药熬成一种胶液，只要用它在“花边”上涂洗一下，就能把新的“花边”变成“用过”的。
后来，中央造币厂又集中力量解决“响”的问题。
厂里有个名叫谢日东的师傅，是兴国人，从小跟人学银匠手艺，革命后，就在兴国造币厂做银毫子。不久，中央造币厂建立，毛*民泽**把他调到瑞金来当师傅。这个让“花边”发响的任务就交给了谢师傅。
要“花边”不脆不软、敲出来的响声不粗不嫩，很不好办。谢师傅搞了几天也没弄出个头绪。
这天，东边刚刚吐白，谢师傅急忙翻身起来，不小心把放在桌子上的一只炮弹壳撞倒，咕噜噜地滚到桌下，刚好碰在一块石头上，发出一声叮当的声音。谢师傅把它捡起来，送到耳跟上一听，嗡嗡的余声正合适，高兴得连忙喊起来：“有了，有了！同志们快起来，快起来啊1”
于是，大家按照谢师傅的要求，七手八脚地熔银子、掺黄铜，不一会就做好样品。敲响了一听，响声倒蛮好，就是尖丝丝的。大家又把掺铜的比例降到一成左右，再过下火，“花边”终于能够敲出清脆有力、嗡嗡不息的响声了。
这一天，毛*民泽**来到造币厂，表扬了同志们的生产热情，指示大家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生产、支援前线。最后又挨个儿收集工人们的意见和要求，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老陈汇报说：“打土豪地主弄来的银器、手饰已经不多了，原料有问题，怎么办？”
毛*民泽**回答说：毛主席一再指示我们，做什么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造“花边”也要走群众路线才搞得好。原料问题，我会跟各个合作让联系一下，叫他们设个收购站，发动群众收集些旧银器。红区造“花边”很重要，不能停。只要走群众路线，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说完，他又和大家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报告和文件，启发大家为革命造好红“花边”的觉悟。
有一天，毛主席到洋溪村，同毛*民泽**一道来到中央造币厂。全厂同志高声问候毛主席说：“毛主席，你辛苦了！”
毛主席说：同志们辛苦了！
毛*民泽**向毛主席汇报了中央造币厂的工作情况。毛主席微笑地点点头，指示毛*民泽**说：要管理好生产，要把大家的政治文化学习、吃饭穿衣生活问题都提到议事日程上去。接着，毛主席又对大家说：搞经济工作也是和敌人打仗，要机智、勇敢才能打胜仗。
当毛*民泽**向毛主席汇报到工人们让“花边”发响的事情时，毛主席从装得满满一箩“花边”里拿了两块放在手掌上掂了掂，又相互敲了三下，放到耳旁听了听，高兴地笑起来，说：我们红区人民造的“花边”不能跟国民*党**那样掺假，银子要纯，重量一定不能少于七钱二，就是要响当当才好！
同志们齐声回答说：“保证完成任务！”
这以后，工人们以实际行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生产，提高产量，不仅生产了大量的铜板、银毫子、“花边”，而且保证了质量。他们造出来的硬币，既有一分、五分的铜板，也有二角的银毫子，还造了小头、大头和“鸽子”三种模样的“花边”。为了能和白区的银币区别开来，他们在银币上“中央造币厂”的“中”字上做了两个小点当暗号。白区的一些商人有时贩点煤油、布匹、西药之类的东西到红区来卖。因为红区的物价便宜到二角银毫子可以买一斤猪肉、三块银元能买一担谷，所以，群众买这些商人的东西时，就要还他的价码。白区来的商人见被打了九五折，便说：“不行啊。”老俵们回答他说：“你看清楚来啊，这是‘红银子’哟！”白区的商人细细一看，果然不错，往往也就接受了九五折后的价格。（见《关山阵阵苍·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第308页）
毛*民泽**做事一向极其认真。为保证国家银行银元的质量，他曾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阅读了许多有关书籍，从而掌握了有关银元的丰富知识。就连从白区用重金请来的技术人员，也被毛*民泽**“办事认真，知识渊博”所深深折服。*疆新**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疆新**金融研究所合作编写的《革命理财家毛*民泽**》一书写道：
1933年，红军出击永安、沙县时，没收了一架铸造硬币的机器。为了铸造出合格的硬币，毛*民泽**从白区请来一位有技术的人员、虚心向其请教，并找来各国的银币做样板，比较分析银洋的品按与含银量。毛*民泽**向这位技术人员介绍这：苏区流通过的银币，每块银洋重八钱六，含银量92％，成色最佳，袁大头银元每块亦重八钱六，含银量80％。这些银币，以民国三年的质量信誉为最好；孙中山的银币重量每块八钱五，含银量86％；从外国流入我国的有日本的龙洋，每块八钱五，含银量90.14％，墨西哥鹰洋，系墨西哥独立后铸造光洋，每块重八镑三，含银量89％，仅这种光洋就有8个版别，音响有10种之多；英国铸的活人像银币，每块重八镑五分七，含银量90.44％，美国铸造的人像银币和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国的银币也各有不同特色。从白区请来的这位技术人员听了毛*民泽**详尽地分拆介绍，见毛*民泽**办事认真，知识渊博，待人诚恳，谈吐文雅，非常钦佩，并由衷地表示愿意在苏区帮助铸造银元。
国家银行货币的发行，统一了中央苏区财政，推动了白区的贸易，打破了国民*党***动反**派对中央苏区的经济*锁封**。不甘心失败的敌人又开始采用各种手段扰乱苏区金融市场。
国家银行的纸币在发行之初，币值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是因为国家银行的纸币发行量被控制在适当限度内，而且是充分兑换现洋的，因此信用好，推行顺利。但到1933年初，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一方面贸然取消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断绝了国家银行的主要财源；一方面又强调打“正规战”、“阵地战”，为与敌人拼消耗而盲目地扩大红军，并命令国家银行多印票子支援战争，从而造成了苏区纸币的贬值。
曹根全老人曾向作者谈起过，国家银行当时赶印纸币的忙乱景象：
1933年扩大红军，闽赣两省的青年都动员参军，仅兴国县就是一个师。队伍扩大了，光靠打土豪、缴获不行了，要求“红五月”就要出票了。那时的供给部长是叶季壮，他开玩笑说，你们若是没有钱给，我就把红军带到你们银行来（由你们供给）。当时决定七天要印出票子来，条件很困难，只有石印机，每张要套印几次，干不了，每印一次要用火烤干，还要裁开，打号码等，要好多道手续。票面是由黄亚光画的，先画大，然后再缩小，上面有一列宁像。我们按时完成印票子的任务，以发给部队伙食费。（1986年8月4日下午于江西抚州市访问曹根全同志记录）
缺乏财政支持的滥印纸币，必然导致国家银行纸币的贬值。而苏区内外的*动反**派也趁机煽风点火，造谣生事，从而使事态愈发恶化。眼见着国家银行纸币不断地贬值，毛*民泽**心急如焚。他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错误作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却必须尽其所能地采取措施来维护国家银行货币的信誉。钱希钧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一文中回忆说：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民泽**很着急，向我说过几次：这怎么行，必须尽快想办法，提高苏区纸币的信誉。为此事，他又一次亲自跑到前线筹集物资，并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和没收的日用品、食盐、布匹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现洋、银元，公开兑换苏区纸币。严格规定1元纸币换1元现洋，不得抬高现洋换价。一天、两天过去了，老乡们争相兑换。银行的同志很担心，几次向*民泽**提出：“毛行长，光洋所剩无几，是不是停止兑换，以保证银行的金融。”*民泽**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换。换出光洋是为提高纸币信誉，只有提高纸币信誉才能稳定金融。”三天后停止了兑换，各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并有食盐出售。但规定，只收苏区纸币，现洋不收，要买货物者，须到银行或兑换所把现洋兑换成苏区纸币。老乡们纷纷议论：“哟，谁说纸币要过期，谁说纸币不值钱，你看政府还拿出光洋兑换纸币，现在卖东西又专收纸币呢。”又都赶紧兑换纸币，购买所需物品，有不买货物者也去兑换纸币。结果，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多。同志们都说毛行长有办法，主意多。（见舒龙：《毛*民泽**》，军事科学出版社）
就这样，毛*民泽**暂时稳定住了国家银行的纸币信誉，也充分展现出了他那高超的理财能力。
国民*党***动反**派的阴谋被粉碎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开始制造并运进假苏币来扰乱苏区金融市场。毛*民泽**发现后，立即采取措施，带领大家展开了一场反*币假**斗争。《革命理财家毛*民泽**》一书写道：
与此同时，毛*民泽**又组织了反*币假**的斗争。他从红军大学“供给班”中抽调了20多名学员，开展反*币假**斗争，并动员说，敌人印制假苏票，是非常狠毒的一着，我们要严加查禁！他举了美国的事例说：“当年美国独立之后，刚刚发行纸币，伪造的钞票便占了国内流通货币的1／3之多，使美国经济面临崩溃，林肯总统也差一点为此而垮台。我们今天为了保卫苏维埃红色政权，维护民众的利益，就必须打好肃清*币假**这一仗。”他除了在河道、桥头与街头小巷中加强稽查以外，还请求*德朱**派兵剧灭了隐藏在寻邬、会昌交界处筠门岭南边的国民*党**印假苏票和铸假银元的据点。由于具体措施得力，很快取得了反*币假**斗争的胜利。
反*币假**斗争不仅得到了红军总司令*德朱**的坚决支持，中央政府主席毛*东泽**也亲自过问过肃清假硬币的斗争。谢里仁在《在中央造币厂》一文中就谈到了这样一段往事：
中央造币厂铸出的银币在对外贸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三二年春天，敌人为了扰乱我们红区的经营，而制造了两角的*币伪**在苏区流通着。毛*东泽**同志知道这件事后，十分关心这个问题。一天，我接到了毛*东泽**同志的电话，要我去汇报工作。
我和陈祥生同志（那时陈祥生任厂长，我任业务处长），来到了中央政府毛*东泽**同志办公室。我看见他正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在阅读一张伪报纸。他看见我们来了，招呼我们坐下。我们向他汇报了造币事业的发展情况后，他问道：现在敌人制造了一种*币伪**，扰乱我们苏区的经营，你们知道吗？我们说：知道了，报告了毛行长。接着，他从书桌里拿出一个*币伪**来问我们，敌人是怎样弄出这种*币伪**来的？怎样识别真伪？我说，敌人造的*币伪**是铜质不是银质，他在红铜上面电镀了一层银质。只要将*币伪**一磨擦，就可以看出铜质来。这种*币伪**是筠门岭的一个土匪制造出来的。毛*东泽**同志听了我们的汇报后，他说；准备派两个师的兵力去围剿土匪。另外，你们要出个布告，告诉群众识别真伪，堵塞*币伪**在苏区流通。（见《回忆中央苏区》）
苏维埃国币发行后，为国家银行在吸收资金、活跃苏区金融、发展工农业生产、扩大区外贸易、打破敌人经济*锁封**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期间又无不渗透着毛*民泽**为此付出的心血。
国家银行始建之初归财政部领导，后来才从财政部中独立出来。而苏维埃共和国首任财政部长，就是闽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邓子恢。邓子恢独具慧眼，远见卓识，曾为中央苏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邓子恢，福建龙岩人，1896年生人，1913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7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1926年12月加入中国*产党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赣南崇义*动暴**，次年领导龙岩后田*动暴**，历任闽西*动暴**委员会副总指挥、*共中**闽西特委宣传部长、特委书记等职。1929年春，红4军入闽作战时，邓子恢在龙岩同毛*东泽**、*德朱**、陈毅等首次会面。邓子恢向毛*东泽**等介绍了闽西革命的情况，要求红军派人加强闽西的军事工作。毛*东泽**等应邓之邀，在闽西地方武装的配合下，挥师进占龙岩城，成立了以邓子恢为主席的龙岩革命委员会。从此，闽西的革命斗争在邓子恢、张鼎丞等领导下，如火如荼，发展很快。特别是邓子恢等组织创办的劳动互助社、消费合作社、粮食调剂局等，受到毛*东泽**等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31年秋苏维埃中央政府成立时，邓子恢当选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央政府财政部长（未到职）。1932年夏，邓子恢在漳州与毛*东泽**长谈后，接受中央政府的任命，前往瑞金就任财政部长。
就是这位曾经留学日本的邓子恢，对于只有初小文化的毛*民泽**的理财能力，也表示出了由衷的敬佩。他曾回忆说：
毛主席要我当财政部长，*民泽**当国家银行行长。他搞银行工作搞得很好，很出色。他到苏区以后，根据主席统一财政的指示，把货币统一起来，市场货币流通一律用国家银行卷（即人民币）和铜板，国民*党**的货币一律不准用，打土豪缴的款和政府收的税一律交银行存，由银行开给收据。当时有三联单……。银行的钱不能随便用，须经财政部批准，这样一来，财政就统一了。货币金融不统一，财政是不能统一的。我1932年10月到瑞金，一、二个月以后，即年底，苏区财政就统一了。这是*民泽**同志的一大功劳。（1969年6月21日访问邓子恢记录）
●创办中华钨矿公司
钨是世界稀有的重要战略物资，历来为国际商贾所瞩目。在世界大钨环中，中国的含量和产量均居世界首位。而江西的黑钨蕴藏量又居全国第二，且大部分位于赣南，故赣南素有“钨都”之称。
赣南之钨，以大庾（又称大余）山岭最为丰富。“大庾产钨砂，当地及南雄居民，很多为钨砂工人，数约三千。此外，挑砂者更不知若干者。不过开采方式尚是旧的，私井亦很多，设有专局管理征税事务。”（《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赣西南的政治、经济、驻军及地方武装概况》，1930年4月5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帝国主义国家拼命扩充军备,争相以坚韧的钨钢制造军械，对钨砂的需求甚切。但世界各国产钨很少，于是竞向我国掠夺，赣南钨矿遂大量开采，倾销国外。大战结束后，钨价猛跌，矿工辛勤劳动所得，难以糊口，于是赣南钨矿大半停工。1928年前后，钨商和军阀官僚恢复经营赣南钨矿，但不久因发生工农*动暴**，钨矿生产又无形停顿。（《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第356页）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成立后，毛*民泽**被任命为国家银行总行行长。毛*民泽**上任之初，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银行的启动资金。当时虽说财政部拨款100万元，但实际上80万元是债款，根本到不了位。仅有的20万元还是从闽西银行转来的，但不久也被财政部调走。没有启动资金，国家银行的一切业务都无从谈起，这可急坏了毛*民泽**。
但实干家毛*民泽**决不会坐等。没有资金，他就自己积极想办法筹措。当时中央苏区国库的现金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打土豪筹款和战争缴获，二是通过对白区的出口贸易换回银元。因此，每逢红军有到白区作战的重大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钱希钧在《从岳麓山下到西北边陲》一文中就写道：
*民泽**还是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为筹粮筹款，他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宁都*动暴**后，一下子增加一个军的人。毛*东泽**同志决定打下漳州解决军需问题。*民泽**被委任为财政特派员，从红军大学供给班挑选了20名同志组成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筹款。我们听说，在第一次反“围剿”的时候。有些同志对国民*党**的东西很仇恨，全盘否定，把缴获的国民*党**银行的纸币都烧掉了，把钢笔芯拿出来扔掉，只留个外壳装仁丹用。毛*东泽**同志和*德朱**同志批评过这种事。*民泽**很注意这些事情，说这是做傻事，缴获国民*党**的东西，只要是能用的，我们都要利用。漳州打下后，*民泽**白天找商人谈话，做商人的工作，希望他们与我们保持经常的联系，互通有无，还逐个了解资本家的财产应没收多少，没收是否按政策办事。晚上参加研究颁发没收布告和研究金银财物运输问题。这次收获很大，筹集到很多银元，有带袁世凯、孙中山头像的，也有一条龙的。请了不少挑夫，每组约有70斤，挑回苏区银行。还筹集到许多金银首饰、珠宝玉器、布匹、医药、汽油、食盐等等，缓和了苏区供给紧张的问题。（舒龙：《毛*民泽**》第32页）
赖祖烈在回忆中就谈到1933年“东方军”入闽作战时，毛*民泽**曾临时组织没收征发委员会，随军到前方筹款，并回忆说：“毛行长很谦虚，他推荐下面的一位本地干部为主任，他任副主任，又要我任中央工作团主任，从各机关抽调了一百左右干部，到了福建的洋口。在他领导下，大家夜以继日的工作，积极完成了筹款和征集物资的任务。”（《1983年3月3日采访赖祖烈同志记录》）
再就是靠出口贸易筹措资金。中央苏区当时对白区出口的商品主要有钨砂、木材、粮食、纸张以及根据地的各种土特产品。为发展和扩大出口贸易，当时还成立了中华商业股份有限公司，总公司设在汀州，钱之光任董事长，赖祖烈兼总经理。赖祖烈回忆说：
当时先后成立了钨矿公司、木柴公司、樟脑厂、淘金小组，造纸厂等，以及在群众中组织各种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组织土特产品出口。进出口贸易由外贸局和中华商业公司秘密组织大小商人进行。出口货有钨砂、纸张、香菇、莲子、花生、茶油、烟叶、樟脑等。进口主要是食盐、西药、煤油、布匹。
为筹集资金，毛*民泽**在国家银行下设立了业务处，并亲自兼任处长。当国家银行筹建工作基本完成后，他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生产经营之中。曹菊如在《毛*民泽**与他创办的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一文中写道：
总行成立之初、毛*民泽**行长打算经营开矿、淘金、造纸、运盐等业务，并己着手小规模试办，故业务处长由行长自兼。办公厅范围内的日常工作，全由我管……
曹菊如这时所说的“开矿”，主要是指开采钨砂。毛*民泽**这时已全身心地扑在了生产经营上面。国家银行最早的出纳员曹根全同志也回忆说：
1932、1933这两年，毛行长经常在福建、江西来回活动，跑来跑去。打开一个地方，他就赶紧去搞盐。他设法出口钨矿，换回必需品。
那时，他想法搞生产。除搞钨砂出口外，还派人去搞砂金。那时听说兴国县枇杷垅有个池塘有沙金，就派我去办，由地主劳改队淘金，淘过几两砂金。在会昌筠门岭熬盐，一锅水能熬一、二两盐。搞炼铁，用以生产铁锅和犂头。后来出钞票，自己造纸，我就去兴国等地收购造纸原料，有麻绳、竹子、雪花皮等。
两位当事人简短的回忆，向我们展现出国家银行成立之初热火朝天的工作情景。钨砂后来也成为了中央苏区最大宗出口商品，换回了苏区紧缺的西药、食盐、布匹和大量银元。
江西作家龙焕奇为深入了解毛*民泽**，足迹踏遍了赣南闽西的山山水水，遍访了幸存的当事人，从而撰写出了《毛*民泽**轶事》一书。
据龙焕奇书中披露，毛*民泽**最初是想寻找银矿和金矿，以解决中央造币厂的原材料问题（中央造币厂当时还铸造金条用以外贸）。为此，毛*民泽**曾亲自起草过一份动员根据地军民踊跃报矿的布告。为使布告内容通俗易懂，毛*民泽**还特意采用了四字文形式：“……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布告张贴出去之后，银矿、金矿虽未找到，但钨矿却报来好几处。
最先报来钨矿消息的是红三军团某部。一天清晨，一名小战士给毛*民泽**送来一封信和一砣鸡蛋大小的乌黑发亮的石头，还附上了一本介绍钨矿的石印小册子。毛*民泽**接过矿石样品仔细端详，只见一线线晶光闪灼，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砣铁。再读来信，信中写道：离驻地两里许，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红军来前，广东矿商在这里组织开采，八块光洋一百斤。据说，洋人的胃口大得很，有多少，他们买多少。
“这么值钱，一担稻谷才卖两块大洋呀！”毛*民泽**不禁自言自语道。他又仔细阅读了小册子，了解到钨的重要和钨矿的稀少。而赣南是世界钨矿重要产地的消息，更让毛*民泽**兴奋不已。
毛*民泽**随即铺纸提笔，向临时中央政府写了份报告：“……全世界一半的钨矿藏在我们中国，在我们苏区。我们应该用力发展生产，以其出口来加紧打破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锁封**。”建议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在会昌县铁山垅钨矿区成立‘中华钨矿公司’，以领导和发展苏区的钨砂事业。”报告后面特意附上了一页从小册子上摘抄下来的内容：
钨，在元素周期表中排列七十四，属第六副座（钨钼族）元素。是一种发现最早、认识较迟、利用较晚的金属元素。我国唐宋采锡时就发现了一种与锡紧密粘在一起的黑矿物，1775年瑞典科学家首次发现白钨，1788年俄国科学家又在黑矿石中发现“钨”。1896年俄国普吉诺夫斯基工厂在В.И.李宾教授指导下，炼出了优质钨钢。1900年用于高速工具钢后，钨成为了金属制造工业中的重要基本原料。它的密度大（19.45），硬度高（6.5—7.5），熔点摄氏34l0废，沸点摄氏5900度。导电性能好，膨胀系数小，在空气中稳定，不易氧化、腐蚀，在发展现代工业和国防工业中很重要，如钢轨、大炮筒身中就掺有钨，就能耐高温……电灯泡中没有钨，就发不了光。
报告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两天后，报告批下来了：“着毛*民泽**筹办。”
毛*民泽**随即以中央财政部特派员身份，开始筹办钨矿公司。关于毛*民泽**期间所付出的心血，龙焕奇在《毛*民泽**办中国钨矿公司》一文中这样写道：
国家银行成立不久，为从发展生产解决基金问题，毛*民泽**身穿黑布棉衣，赶到铁山垅矿区，走访会挖钨砂的农民家庭，进行调查研究，动员了500多工人，组成5个中队（每个中队分3个小队）。1931年1月中旬，正式成立公营铁山垅钨矿场，蔡云飞任铁山垅钨矿场经理。第一个公营钨矿场正式开张了。
接着，毛*民泽**由交通员领路，风尘仆仆地来到仁凤山（又叫盘古山）。这是会昌、安远、于都三县交界的大山区，最高山峰海拔1200米。1922年美、英、德、日相继扶植矿商资本家，在这里办公司，开矿收钨砂。1929年春，赣南特委派刘义顺、陈奇来这里开展工运工作。1931年驻地红军离开后，8月30日，*动反**民团放火烧山，山上1000多工棚化为灰烬，矿工被迫离矿。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后，离山的矿工才陆续回来搭棚挖砂。这次，毛*民泽**冒着寒风而来，就是察看恢复钨砂生产的情况和矿工生活情况。
通过几天的调查，毛*民泽**对矿工的生产生活状况摸清了，在听取特支委委员、工会干部的汇报时，就矿山的任务作了六点指示：
一、立即组织矿工恢复钨砂生产。
二、像“扩红”一样扩大工人队伍。发动在矿工人向亲戚朋友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要他们赶快回来。
三、特支委和工会要关心工人的疾苦，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四、钨砂由苏维埃政府统一收购。
五、打算成立一个钨矿公司，领导苏区的钨砂生产。
六、矿工反映的其它问题，回去向临时中央政府汇报。
此后，毛*民泽**又到上坪、庵前滩调查和解决实际问题，先后恢复了上坪、庵前滩、吴山、蜈蚣山的钨砂生产。并在会昌县白鹅墟成立“白鹅洗砂厂”，将公营矿山自产及收购民窿的钨砂，集中在这里淘洗，加工成钨精矿。
一切准备就绪后，经中央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成立“中华钨矿公司”，由财政人民委员部领导。毛*民泽**以特派员的身分出席大会并讲了话、宣读了中华钨矿公司的组织机构，由胡克功（燕京大学毕业）任总经理。
钨矿公司下设总务科、财务科、事务科、供给部等，负责经营苏区的钨砂的生产和出口。首任总经理胡克功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毛*民泽**对他相当器重，希望借助他的知识搞好钨矿生产。但没想到此人却不争气，中华钨矿公司成立8个月了，钨矿生产却没有多大起色。于是，中央政府财政部（1933年4月28日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正式成立后，钨矿公司改属国民经济部领导）决定，撤销胡功克钨矿公司总经理职务，改由国家银行行长毛*民泽**兼任。
毛*民泽**接到命令后，安排一下银行工作便走马上任了。龙焕奇在《毛*民泽**办中国钨矿公司》一文中，记述了毛*民泽**大刀阔斧地完成了三件大事。
首先是整顿队伍，加强对采矿生产的领导。对此，龙焕奇写道：
毛*民泽**兼任总经理后，第一件事是抓调整干部，充实中队班子。撤销了挪用公款的工会委员长华太章的职务，并放在分队里劳动改造；对公营铁山垅钨矿的五个生产中队，由原来每中队仅有一名中队长（领导有200多人，由红军战士、工人和劳改犯组成的中队），增配一名指导员，再发动工人选一名成分好、生产积极、群众中有威信的工人当工人长，中队形成“三股头用劲”。中队下设分队，设分队长一人。
其次是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为矿工们全力投入生产解决后顾之忧。对此，龙焕奇在文中着墨颇多：
第二件事是抓生活。铁山垅是个有名的摆子（疟疾）区，群众全赖封建迷信和采用“水斗”、“火斗”、“走摆子”、生吞癞蛤蟆等办法“医治”，不少人被夺去了生命。毛*民泽**知道后，和总务科长商量好，分头请郎中，找房子，办医院。用10元光洋一个月（当时挖钨矿的工人、是按技术高低，劳动好坏，每月6元、5元、4.5元的等级工资，伙食公家负责。发工资时一律一元光洋、其余是苏区发行的纸币），请来一个草药郎中和一个中药郎中，借用蛤蟆岭的铁山庵（原名太极庵）作住院部，钨矿公司右侧三间农民住房做门诊部和药房，充分利用本山本土的中草药，11月底正式开张治病了。住院部容纳不下时，又在杨坑山麻布庵借了几间房子作重病号住院部。
走家串户，访贫问苦。1932年冬天，毛*民泽**先后到上坪、蜈蚣山、仁凤山，访问那里的挖砂矿工。在上坪的姜坑面一带，毛*民泽**察看了每间草棚，了解他们吃的、住的、盖的情况，回瑞金后、讲给中央机关和银行的同志听，发动大家开展捐献活动，银行也拨出了部分救济款。据老工人华叙兆、陈灶福、肖昌彬回忆，上坪300多矿工，有150多人得到了毯子、衣服或现钱等救济。仁凤山500多矿工，有40％的人领到了救济物资，30％的人领到了救济款。
组织消费合作社。由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采取更毒辣的办法，企图“一面用碉堡政策，一面建筑公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锁封***军共**，并断绝其食盐的供给，使其坐困，庶几使*军共**逃窜无路，整个就地消灭”，（见《李宗仁回忆录》第652页）致使红军生活物资，特别是食盐、布匹、药品等物资奇缺，市场价格昂贵：一斤钨砂竟换不到一两盐、或一斤鸡、或一尺白土布。毛*民泽**号召挖砂工人自愿入股，组织消费合作社。可以用钨砂折价入股，每股二斤，每人最多十股。入社自愿，退社自由。消费合作社所经营的生产和生活物资，由钨矿公司统一解决。参加了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凭“购买证”可以买到比市场价格低几倍的大米、油、盐和其他日用品。
消费合作社的明码实价是：
收购毛钨砂，每百斤16元；
卖出稻谷，每百斤2.8元；
卖出茶油，每百斤38元；
卖出盐，每百斤11元；
限额供应白土布，每匹5元。
到1933年春节前止，中华钨矿公司所属矿区，共成立六个消费合作社，民主选举产生了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和主任。矿工都入了股。
这两件事情办完后，矿工们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毛*民泽**又开始扩大钨砂生产。对此，龙焕奇写道：
第三件事是抓扩大生产，奖励生产。毛*民泽**主张一手抓公营厂矿、一手抓生产合作社，公司与合作社签订产、销合同。1933年春节前，将仁凤山、上坪两个矿区的分散、个体挖砂民工组织两个生产合作社、并根据规模、地域情况，自愿组合作业组。如仁凤山的生产合作社（主任温万泰）以区段为单位，设立七个生产合作大组、又以工棚或几户自愿结合成130个生产合作小组。上坪生产合作社，则按窿洞、地域（县、乡、村）组成28个作业组、当合作社“打疲货”，没挖到钨砂时，为了解决民工的生产、生活困难，中华钨矿公司按《钨砂交售合同》提前支付70％的砂款（又称无息*款贷**），待挖到钨砂后逐步还清。1932年底（1933年春节前夕），仅仁凤山就预付砂款1.5万元。毛*民泽**说，“这叫公办带动集体，集体推动公办。”
仁凤山和上坪的生产合作社发挥了优越性之后，总结经验教训，1933年4月，先后又将蜈蚣山、吴山、庵前滩的分散民工，组织成三个生产合作社。
开发新的矿区。毛*民泽**得到江西省第九分区的报告：泰和县小龙[垅]山沟里有钨砂。一个全村都姓田，名叫过时村的群众，已开始淘洗，建议钨矿公司派人去组织开采。遇事深思熟虑，从不轻易行事的毛*民泽**，认为眼见为实。决不能凭这短短的百把个字，就贸然拉出队伍，浩浩荡荡几百里，说不定劳民伤财。因而，派银行一位叫曹根全的干部和有挖钨砂技术、经验丰富的工人丁冬根一道去考察。一星期后，考察的同志回来了，他们说，除河沟见到露头块钨，附近的石山上还有好几条矿苗。按丁冬根的话说，是“很有开采价值的”。
毛*民泽**高兴极了，于1933年4月将铁山垅钨矿的第四中队成建制地调往小龙[垅]，并从仁凤山征集了300多名有开窿技术的民工，去开办公营小龙[垅]钨矿。任命李相生为经理，设立第二中队和第六中队两个建制，当年上马，当年就生产钨砂47吨。开采到1934年中秋节后，国民*党**的*队军**打来了，才被迫解散。
奖励生产。1933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毛*民泽**刚睡着，一中队有两个下班的工人在外面敲窗户。毛*民泽**惊醒后把他们请进来。原来、他们是来提建议的，说现在采钨工人都是“打单锤”、用左手握着尺把长的钢钎，“哼哟”一锤、“哼哟”一锤地打个小圆孔，孔内填满乌硝，插根引线点燃*破爆**，累得胳膊酸痛、一天还只能锤几寸深。“如果有12斤重的铁锤就好，一个人专门握钢钎、另一个双手抡锤，进度肯定会比现在快得多。”
毛*民泽**听后，立即打好了绑腿，顺手在枕头下模出手枪捌在腰上，说一声“走”。就迈出了房门。警卫员小郭紧紧地跟着，来到七里外的畔田桥陈铁匠家里。说明来意后，陈铁匠立刻引着炉火，拉响风箱，师徒俩“叮叮当当”的当晚就打好一个长钢钎。第二天早晨，按好锤把，送给一中队试用，结果、一个班打眼深度1尺4寸，两个人完成了三个半人的工作量。
毛*民泽**高兴极了。决定通令嘉奖一中队。他在一张大红纸上工工整整地写道：
“提高生产效率，实行革命竞赛，增加生产的新方法。”
写完以后，组织机关干部和各生产中队的中队长一起，送到一中队，贴在他们住房的厅堂墙上。
与此同时，毛*民泽**还从自己每月仅有的两元办公费中，买一斤生烟奖给陈铁匠；组织两位深夜提建议的工人，日夜操练后，巡回到各中队表演、带徒弟。
毛*民泽**认真执行临时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发动群众，团结商人，利用国民*党**军内的“官贾”，使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显著变化。钨砂产量，1932年为648吨，1933年上升到1,800吨。到1934年10月止，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每百斤52银元。为粉碎蒋介石的经济*锁封**、增加财政收入，充实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1933年夏，毛*民泽**调闽赣省任职后，钨砂公司总经理由丘金山担任。1933年9月，中央政府劳动部发出第六号训令，决定在同年12月到翌年3个月之内，增招15000名钨砂工人，进行大规模的开采。后来由于战争的影响，此计划虽未全部实现，但钨矿生产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成为中央苏区的重要国营企业。
1934年春，毛*民泽**从闽赣省“奉调回中央整理国家银行工作，并又参加中央国民经济人民委员部委员，兼对外贸易局长和中华钨矿公司的总经理”。（《毛*民泽**个人简历》）至长征前，中华钨矿公司也发展到最大规模，共有铁山垅、盘古山、上坪、小垅4个矿场。“到1934年时，盘古山有工人约2000左右，铁山垅有700多人，小垅有2000人左右，三个矿场全计近5000人。”“盘古山1931年至1934年秋，共计产值约200多万银元，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对于打破敌人的经济*锁封**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央苏区经济史》，见《中央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上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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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踪毛*民泽**》曹宏、周燕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