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语

在日本汉方医古方派中，有位医家不得不提，他认为“古昔医有三，曰疾医、曰阴阳医、曰仙家医也”，疾医之道“有是症便用是药”，根据疾病之所在（病毒所在）处以方药，从而“取去病毒，故尽愈诸病疾苦”，扁鹊、仲景为此类医家代表，自仲景之后疾医之道已然灭绝，所以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大行于世的都是“阴阳医”，这些医家大多泥于阴阳五行之凿空之说，而非针对疾病之所在的明白之治。所以他一生的愿望就是践行恢复古代疾医的治病之道，即使在穷困潦倒、家徒四壁之时，座右仍常存一部《伤寒论》时时披阅。此人便是日本汉方医古方派代表人物吉益东洞。

本期中医家《每周一缕书香》栏目要向大家推荐的书目是吉益东洞代表著作之一——《药征》。该书收载药物53种，以药物为经，伤寒条文为纬，本着“夫欲知诸药本功，则就长沙方中，推历其有无、多少，与其加减，引之于证，则其本功可以知也”的思想，对每味药物首先标明主治和旁治，继而选录伤寒方证作为药物功效的证明（考征），根据其他相关条文进行推敲，辨别方证伪误（互考），并辨别历代医家之论，表达个人观点及实践经验（辨误），对所用药物进行古今考据，以明确其指（品考）。每一症，每一药，都有所对应，没有阴阳五行，甚至没有性味归经，唯“有是症便用是药”，因此让后人读之很容易上手，方证一端时下大盛。

但书香君也毋庸讳言，后世对于吉益东洞的评价，不仅有赞誉，也有谤毁，在日本 有人目其为岱岳， 也 有人目其为魔鬼。书香君在此想和大家分享，曾有医林前辈这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也是不同天的天道法则体现，都是对的！但不同道的内涵、外延是要把握的，不能越界！”请诸君细思。

吉益东洞小传

吉益东洞（1702-1773），名为则，字公言，通称周助。

生于安艺广岛的吉益东洞，本姓畠山。以身为足利家“管领”而闻名的畠山政长乃其先祖。政长的弟弟名义就，世代以金疮、产科为业。其四代孙义益改用自己的名为姓，其子又将义字改为吉；并整理家传之方着成《换骨抄》，此即吉益姓氏以及所谓“吉益流金疮产科”的由来。而东洞的爷爷、与《换骨抄》作者吉益助秀同辈的畠山政光后来也因仕途险恶而以医为业。

东洞幼时，因闻祖上乃一代名族，故欲重振其雄风。遂习兵书、驰马弄剑，对于祖父相袭的医业毫无兴趣。年稍长，思太平时节欲以武术复兴家业实属不易，始效古人“不为良相则为良医”之说，决心学医。

时年十九岁，先随祖父的门人习吉益流金疮产科之术。一日忽谓：“怀孕者，妇人之常也；金疮者，外伤也。无病则无药而可，有病则随证治之，何分科哉？”乃从家传之方中采择二三有奇效者，而置其他于不顾，专心于内科之研究。“寒夜避炉，以慎其眠；蚊蛰攻身，以戒其睡”，遍阅《素问》、《灵枢》以降百家之书。

至三十岁时，又大有所悟：“万病唯一毒，众药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体佳。”此即有名的“万病一毒”之说。又因他极力反对当时医家普遍习用的中国宋明医学，所以常说：“非医天下医，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出京师，授教之业也不弘焉。”

为了治疗众医之病和弘扬自己的主张，三十七岁的东洞于元文三年携父母和妹妹来到京都，以“古医道”为旗号开业行医。当此之时，耻于自己不能复兴家业而隐于医的东洞，认为不应玷污本姓，始改用同族的吉益之姓。

虽志向远大，但现实却是残酷的。医业不兴旺，几乎没有弟子入门，仅有的一点积蓄亦被盗，所剩唯有一个“穷”字。不得已只能在店中学着做人偶、烧钵皿，卖几个钱糊口度日，如此景象长达三年。据森立之《游巷医话》记载，此时东洞的家境是“贫居陋巷，但有一炉一锅。满堂尽是造偶人之木屑堆积，唯座右《伤寒论》一部时时披阅。”

东洞之友邨尾氏，仕于威震四方的佐仓侯，因公事入京而顺访故友。见其潦倒之状，故荐东洞于佐仓侯。佐仓侯乃允招其为侍医，邨尾大喜，告知东洞。孰料东洞却谓：“始以子为知我者，今识子非知我者。吾虽贫而老亲在，岂降吾志污辱祖先乎？贫者士之常也，穷达者命也。假令术不行，天未丧斯道也，吾果饿死耶？穷则必有达，行道乐道，贫困何忧？”辞而不仕。

延享元年，东洞四十三岁，贫益甚。囊中空空一贫如洗，真正是“家无隔夜粮”。于是斋戒禁食七日，诣少名彦庙告曰：“为则不敏，过志古医道。不顾众惧，推而行之。今也贫穷，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罚以贫与？为则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假令饥且死不敢更辙矣。大明神吾邦医祖也，请垂照鉴：道非其道，速断吾命！若推而行，则必害万人。诛一夫而救众，固吾之所愿也。”

一日，某经商的友人过东洞寓所，见其贫而赠以金银。东洞以日后无加倍报答之能力而谢绝之。其友谓：“余赠金于先生，非为先生，而是为天下万民，不必念偿还之事。”东洞始拜受。由是可见其志操高洁之一斑。

在继续靠制做偶人糊口的生活中，使其声名大振的机遇却突然降临——

一日，东洞照例将自己制做的偶人送到销售的店铺去，适逢店主人老母患伤寒病笃，乃自荐为其诊治。临病榻细细诊看之际，得知已经帝室典医山脇东洋诊治，故索其处方观之，谓：“当去掉石膏用之。”稍后，东洋先生来到病家，诊察之后正当稍事思考时，店主人告之东洞之语。东洋先生乃额手称叹曰：“我近日亦正在究心思量是否当去石膏，即闻其语，则今日去之。”离开病家，东洋先生即前往陋巷之中拜访东洞。其后，店主人因老母痊愈而重谢东洋，然东洋先生却谓：“彼时若无东洞之言，陷于误治而不自知。全治乃彼之功也，谢金自当他受。”从此二人之交渐厚，东洞之名亦渐为人知。正所谓：“先生名所以益显者，东洋扬之也。”

延享四年，东洞四十六岁时，医业已相当发达，弟子也逐渐增多，与松原维岳、香川修庵、山脇东洋等知名医家的交往也渐深，乃集这些共尚古医方的同道一起研读《伤寒论》。以松原年长而为讲主，而东洞则每每与之争论。

宝历元年（1751），东洞五十岁时，选《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张仲景的药方，加以分类，编成《类聚方》公诸于世。世人由此始明古医方的方意。然后又从中择出173个药方，附上论证治效，是为《方极》。此乃其门的“方鉴”，目的在于阐明：在张仲景的药方之外，无可取之方也。明和年间，又就当时所用药物，推其实际功用、究其药物之能，做成一书名《药征》。复以问答体将自家的学问写成《医事或问》。另外，其弟子鹤元逸于宽永元年（1748）著《医断》，严恭敬于宝历二年（1752）著《建殊录》。前者述东洞的学说，后者为东洞的治疗验案。正是因为这些着作的流传，东洞的学说才广为世人所知。一时间公卿缙绅、远近之人或求诊，或问道，云集门下好不热闹。但反对其学说者亦大有人在。

宝历十二年（1762），东洞邀门人故旧宴于京都东山，举杯而言：“吾今年六十一也，胤子幼弱（长子猷，年13），弟子中尚无达于其道者。若大开家塾教授生徒，当有杰出之人生于其中。然资财不足，自今志于货殖，以果此事。”从此东洞节衣缩食并经营药材生意，数年后以所积之钱财开设一大私塾作为医学讲习所，收留那些有远大志向的贫穷学生，以助成其愿。

东洞晚年在京都西门外购地建屋，为速成此事以至折戟商场。明和六年（1769）， 以“其年既老，恐志愿之不达，欲速其功，反失计划，大亡赀财，于是百事皆坏，鞅鞅不乐。家事悉任长子猷。”并欲游历各地，以救患病不能来京师者。此后，多有各路诸侯聘请之事，皆辞而不就。

安永二年，东洞年七十二。九月卒然目眩、舌强不语而亡。

（摘自廖育群先生《吉益东洞——日本古方派的“岱宗”与“魔鬼”》）

自 序

《书》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周官》曰∶“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共医事”。由是观之，药 ， 毒也，而病 ， 毒也，药毒而攻病毒，所以瞑眩者也。而考本草，有毒者有焉，无毒者有焉，为养者有之，不养者有之。于是人大惑焉。世远人泯经毁，虽欲正之，末由也已。今之所赖也，天地人耳。夫有天地，则有万物焉，有万物，则有毒之能也；有人，则病与不而有焉，是古今之所同也。从其所同，而正其所异也，孰乎不可正哉！

扁鹊之法，以试其方也。药之瞑眩，厥疾乃瘳。若其养与不养邪，本草之云，终无其验焉。故从事于扁鹊之法，以试其方，四十年于兹。以量之多少，知其所主治也；视病所在，知其所旁治也；参互而考之，以知其征。于是始之所惑也，粲然明矣。凡攻疾之具，则药皆毒，而疾医之司也。养精之备，则辨有毒无毒，而食医之职也。食者常也，疾者变也，吾*党**之小子，常之与变，不可混而为一矣。而本草也，混而一之，乃所以不可取也。不可取乎，则其方也规矩准绳，是故扁鹊之法，以试其方之功，而审其药之所主治也；次举其考之征，以实其所主治也；次之以方之无征者，参互而考次之；次之以古今误其药功者，引古驯而辨之；次举其品物，以辨真伪，名曰《药征》也。

犹之一物也，异其用，则异其功，是以养其生者，随其所好恶；攻其疾者，不避其所好恶。故食医之道，主养其精也。故撰有毒无毒，而随其所好恶也。疾医之道，主攻其疾也。故药皆毒而不避其所好恶也，而为医者不辨之，混而为一，疾医之道，所以绝也。

夫古今不异者，天地人也。古今异者，论之说也。以其不异，以正其异，不异则不异，异则异也。譬如人君用人，率材则功，达材则无功矣。一物无异功，用异则功异，用养生乎？用攻疾乎？养生随其所好恶，攻疾不避其所好恶，不知其法，焉得其正？其法既已建，而后以其不异，以正其异，不异则不异，异则异。《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是之谓也。盖今之为医之论药也，以阴阳五行，疾医之论药也，唯在其功耳。故不异则不异，异则异。然则治疾如之何，匪攻不克；养生如之何，匪性不得。吾*党**之小子，勿眩于论之说，以失其功实云尔。

明和八年中秋之月日本艺阳吉益为则题

跋

盖古书之贵于世，以施诸今而有征也。其古虽并于诗书，言之与实背驰，则不足贵矣。

本草之书，传于世也虽邈焉。凿说之甚，辨折以胸臆，引据以神仙，其言巧而似。于是其理达而远乎实，游断谍谍，不异赵括之论兵也。先考东洞翁，于是作《药征》，考校效验，订绳谬误，揣权宜，精异同。虽颇穷经旨，未尝有如本草说多能者。然循其运用之变，奏异功则殆如天出，而俏性多能，是方之功，而非一物之能也。

夫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而浮云盖其光，则水火忽不可致也。而终日握阳燧不得温手，终夜舐方诸不能止渴。方诸阳燧，虽致水火，责之以其能而不获者，非自然之能也。自然之能出乎天，而不假他力 ； 法用之功成 乎人，而不能独立，不可苟混焉。《本草》辨其所以，而不识其实，主治混淆，的证难分，莫法之可以据，载籍虽古，岂足尊信哉？

先考之于《药征》也，主治颇详明，不道阴阳，不拘五行，以显然之证 ， 征于长沙之法，推功之实，审事之状，阐众之所未发，以烛乎冥行之徒，诚扁鹊之遗范也。其书之已成，受业者奉之，屡请刊行。翁喟然欢曰∶过矣。刊行何急？世所刊之书，后欲废者，往往有之，皆卒然之过也。药论者，医之大本，究其精良，终身之业也。今刊未校之书，传乎不朽，为人戮笑，宁蠹灭于椟中，终不许焉。

翁卒暨于今十有二年，遂命剞劂之师，利行之于世矣。

天明甲辰之冬十一月朔男猷谨题

《药征》节录之石膏

石膏：主治烦渴也，旁治谵语、烦躁、身热。

【考证】

白虎汤证曰∶谵语遗尿。

白虎加人参汤证曰∶大烦渴。

白虎加桂枝汤证曰∶身无寒、但热。

以上三方，石膏皆一斤。

越婢汤证曰∶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不渴，非全不渴之谓。无大热，非全无大热之谓也，说在外传中）。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半斤。

大青龙汤证曰∶烦躁。

木防己汤，证不具也（说在《类聚方》）

以上二方，石膏皆鸡子大也。（为则按，鸡子大，即半斤也，木防己汤，石膏或为三枚，或为十二枚，其分量难得而知焉。今从旁例，以为鸡子大也。）

上历观此诸方，石膏主治烦渴也明矣。凡病烦躁者，身热者，谵语者，及发狂者，齿痛者，头痛者，咽痛者，其有烦渴之证也，得石膏而其效核焉。

【互考】

《伤寒论》曰∶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为则按，上云不可与白虎汤，下云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上下恐有错误也。于是考诸《千金方》，揭《伤寒论》之全文，而白虎汤加人参汤，作白虎汤是也，今从之。《伤寒论》中，白虎汤之证不具也，《千金方》举其证也备矣，今从之。）

【辨误】

《名医别录》言∶石膏性大寒，自后医者怖之，遂至于置而不用焉。仲景氏举白虎汤之证曰∶无大热。越婢汤之证亦云。而二方主用石膏。然则仲景氏之用药，不以其性之寒热也可以见已。余也笃信而好古，于是乎为渴家而无热者，投以石膏之剂，病已而未见其害也。方炎暑之时，有患大渴引饮而渴不止者，则使其服石膏末，烦渴顿止。而不复见其害也。石膏之治渴而不足怖也，斯可以知已。

陶弘景曰∶石膏发汗，是不稽之说。而不可以为公论。仲景氏无斯言，意者陶氏用石膏，而汗出而愈。夫毒药中病，则必瞑眩也。瞑眩也则其病从而除，其毒在表而汗，在上则吐，在下则下。于是乎，有非吐剂而吐，非下剂而下，非汗剂而汗者，是变而非常也。何法之为？譬有盗于梁上，室人交索之。出于右，则顺而难逃。逾于左，则逆而易逃。然则虽逆乎？从其易也，毒亦然。仲景曰∶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陶氏所谓石膏发汗，盖亦此类也已。陶氏不知，而以为发汗之剂。不亦过乎？

后世以石膏为峻药，而怖之太甚，是不学之过也。仲景氏之用石膏，其量每多于他药；半斤至一斤，此盖以其气味之薄故也。余尝治青山候臣蜂大夫之病，其证平素毒着脊上七椎至十一椎，痛不可忍，发则胸膈烦闷而渴，甚则冒而不省人事，有年数矣。一日大发，众医以为大虚，为作独参汤，帖二钱，日三服；六日未知也。医皆以为必死。于是家人召余，诊之脉绝如死状，但诊其胸，微觉有烦闷状，乃作石膏黄连甘草汤与之。一剂之重三十五钱，以水一盏六分，煮取六分，顿服，自昏至晓，令三剂尽，通计一百有五钱。及晓，其证犹梦而顿觉。次日余辞而归京师，病客曰∶一旦诀别，吾则不堪。请与君行，朝夕于左右，遂俱归京师。为用石膏如故，居七八十许日而告瘳。石膏之非峻药而不可怖也，可以见焉尔。

【品考】

石膏，本邦处处出焉。加州、奥州最多，而有硬软二种，软者上品也。《别录》曰∶细理白泽者良。雷敩曰∶其色莹净如水精。李时珍曰∶白者洁净细文，短密如束针。（为则曰∶采石药之道，下底为佳，以其久而能化也。采石膏于其上头者，状如米糕。于其下底者，莹净如水精，此其上品也。用之之法，唯打碎之已。近世火煅用之，此以其性为寒故也。臆测之为也，余则不取焉。大凡制药之法，制而倍毒则制之，去毒则不，是毒外无能也。诸药之下，其当制者，详其制也，不制者不，下皆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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