撤离中央苏区
1934年9月下旬，中革军委通知我们:蒋介石的北路军、东路军将对瑞金发起总攻击。29日，《红色中华》发表由张闻天同志署名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自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以来，中央一直强调“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许敌人*躏蹂**苏维埃寸土”这篇社论却改变了调子，说:在强敌面前“暂时放弃某些苏维埃城市”，“转移地区，保存红军的有生力量”，都是为了“实现*党**的总的进攻路线，争取苏维埃的完全胜利”。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思想还没有转过弯子来，10月7日，中革军委命令:将阵地移交给地方兵团，全军团在五天内完成部队调整、兵员和*药弹**补充，14日到于都东北的水头坏、石溪坝、东头抒、禾田和仙霞观等地域集中。9日，又接到军委总政治部训令，要我们做好思想工作，准备突破敌人的*锁封**线，进行长途行军作战。这便是历时一年、行程两万多华里、跨越11省的长征。不过，当时称为突围西征或转移阵地。
长征有没有准备?这不是简单地说有或者没有所能回答的。我们三军团从奉命撤出阵地到离开中央苏区，只有9天时间。彭德怀同志和我虽然从《红色中华》的社论中和军委的电令中，觉察到中央可能要放弃苏区，但这毕竟不是正式命令。直到我们将部队调整完毕，来到三军团的第二集中点于部，博古前来向团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才宣布中央决定转移，动员部队准备突围，但他仍然没有讲明为什么要转移?突围后往哪里去?
所以彭总非常恼火地对我说: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中央也不开个会，同各军团同志商量一下，真是乱弹琴。应当说，作为三军团的指挥员，德怀同志和我对长征思想上毫无准备。因此，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难进行，许多问题回答不了!
其他方面的准备，我们是在7天时间内仓促完成的。比如兵员和装备的补充，我们是10月8日到宁都以南的渡头、罗底屋、三坑底等第一集中点后开始进行的。全军团原有战斗人员和后勤人员共1.52万多人，这时补充了2500人，共有1.77万多人。调整后的序列和领导人员是: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尚昆杨**，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全军团辖第四、第五、第六3个师，一个师平均不到，找幻人，每师3个团，全军9个团，顺序从第十团到第十八团。
由于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同强敌硬拼硬顶，全军团有伤病员近一万人。为了使他们尽可能一起突围，军团决定:凡是能行动的伤病员一律归队，随部队转移。当时，从红军医院出院归队的干部，我记得有宣传部长刘志坚，四师第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甘渭汉，十团第三营营长张震和钟伟剑(后任第十团参谋长)等同志。刘志坚卧病在床，是用担架抬着走的。有些重伤病员，实在无法随军行动，他们又不愿出院，只好就地安置。
临时中央对战略转移有没有准备呢?据刘英同志告诉我和我们后来的了解，还是有所准备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广昌失守后不久，5月中，书记处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向共产国际作过请示，6月，国际来电说:阵地转移的目的：“惟一的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新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厂大的进攻。”可见这时战略转移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10月，*共中**中央上海局遭受大破坏，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联络中断。“阵地转移”的准备工作就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而不宣地进行着。
二是派出一部分红军离开苏区北上，以调动敌人。7月，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赣边前进，同方志敏同志领导的红十军会合;8月初，又命令任弼时、萧克同志率领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突围西征，“到湖南中部去发动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这两支队伍的行动目的，后来周恩来同志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三是人员和物资方面的准备。临时中央号召:5, 6, 7二个月内扩红5万人;6月又紧急动员，收集粮食24万担。9月，成立“少共国际师”和工人师(又叫中央警卫师)。少共国际师，由兴国的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萧华任政治委员。那时也蠢，只想成立新的师，却没有用这些新兵去补充老部队，结果。新成立的师因为缺乏训练和实战经验，战斗力不强，有些在长征开始后的战斗中就溃散了。
进人9月，突围的准备工作加紧，要求地方送3万名新战士到补充团，并动员夫子4000名。张闻天的文章暗示:在敌人优势兵力压迫、堡垒层层*锁封**之下，保存力量的有效办法是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转移地区”。政治嗅觉很灵敏的蒋介石对幕僚们说:“湘鄂赣红六军是在西路军*攻围**之下站不住脚才不得已而西移的。”他意识到，如果红军突围转移，那就是"围剿”没有取得最后胜利，说:“因此我们更要对*军共**加紧包围，聚而歼之，不使漏网”
另一项对突围西征有直接关系的活动，是同具有抗日反蒋要求的粤军陈济棠谈判。9月下旬，双方代表在粤军防区内的寻乌荡门岭签订协议:停止敌对状态、共同抗日、互通情报、互相通商代购*火军**和互相借道等五项，从国民*党**军包围圈的南面打开一个缺口，所以，大军突围的地点选在陈济棠部防区的信丰河(又叫桃江)一带。
中央红军撤离后，原中央苏区的游击战争，中央也作了布置，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央分局、陈毅为主任的中央政府办事处，并留下主力一个师和地方独立团共16万人。
以上种种，说明*共中**中央对红军突围西征还是有所准备的。
问题在于:他们遇事优柔寡断，行动自相矛盾。既然战略转移的目的是保存革命实力，而在工作部署上“一方面预备突围，一方面又‘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七八两月，仍在强调“全线防御”，“以堡垒对堡垒”，同强敌拼消耗。这样做，既延误了突围的准备，又增加了兵员损失。
问题还在于:对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如此大事，中央一直秘而不宣。李维汉同志是中央组织局主任，据他说，战略转移问题，政治局没有讨论过，有关的准备工作，不管是中央的、地方的，军事的、非军事的都是秘密进行的。只有博古、李德、周恩来等少数人知道。李维汉所知道的只是其中的个别环节，连执笔写动员战略转移那篇社论的张闻天，对行动部署也是长征快出发前他从闽赣结束巡视工作回到瑞金才知道的。
后来听说，中央在编队时，对人员的去留有一句话，叫做“六亲不认”。其中，留下一部分同志坚持游击战争是完全应该的。陈毅同志光明磊落，心直口快，博古等有些讨厌他，但留下他是有道理的，他是江西省委军事部长，省军区司令员，又是“老井冈山”，情况熟，经验多。但确定去留人员时确实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像瞿秋白同志这样有声望的领导人，因为在中山大学时和米夫、王明作过斗争，王明等掌权后，一直歧视和打击他;59岁的何叔衡同志，是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苏维埃政府的监察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因为对临时中央不满，在反‘罗明路线”时被撤了职。长征时连石印机都抬着走，却不带他们几个走，以致红军撤离后，在蒋介石大肆搜杀下先后牺牲了!
还有一个问题:中央在突围转移时并没有想到要长征，只认为是一次“大搬家，把根据地从江西搬到湘西，同任弼时、贺龙同志领导的二、六军团会合。延安整风时，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反映在行军编队上，中央和军委机关编为“红星”、‘红章为代号的两个纵队，携带着印钞机、石印机、文书档案等大量“坛坛罐罐”，连同挑夫在内共5000多人，走在队伍的中间，主力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为左右前锋，八、九军团在两侧掩护，五军团殿后，全军8.6万多人，浩浩荡荡，护卫着中央纵队作甬道式前进，每天只能前进二三十公里，使能征善战的主力部队，像是抬着‘轿子”的轿夫，只起着开路和掩护作用，丧失了寻机击敌的主动性;反映在战略方针上，是消极避战，准备到湘西后，放下“背包”再打仗。
从瑞金出发到黎平，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经常打掩护仗，被动挨打所以，彭德怀同志气愤地对我们说:“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个打仗的样子!把革命当儿戏，真是胡闹!”兵贵神速，并且需要取得作战的主动性。这种既不轻装快捷，又消极避战的转移，是退却时的逃跑主义
突破敌人的三.道*锁封**线
10月16日傍晚，我同彭德怀同志检查部队出发情况归来，走在于都的小街上。他突然拉着我的手说:“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苏区了。今天我请一次客，留个纪念!”说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光洋，买了两条鱼，一瓶酒。德怀同志素来生活简朴，很少花钱。这一块发了黑的光洋，是他把每次分得的伙食“尾子”积攒起来的。今天他破例请我客，我意识到他是舍不得离开这块用无数革命者鲜血浇灌而来的红色根据地，想借此一吐心中的块垒。我和德怀同志共事已经]10个月了。在这期间，我们转战在闽西、赣南，经历了从广昌到石城的艰苦战斗生活，彼此思想上相互沟通，工作上也很协调。
他一边给我斟酒一边说:“尚昆，在几次反‘围剿’中，毛主席领导我们，仗打得很顺利。第三次战争，蒋介石50万兵力长驱直入、我们只有3万多一点人，丝毫不乱，将敌军一一粉碎。这次反‘围剿’，从客观形势看，中央苏区和红军的实力比以前要强得多，可是得出了这么个结果·”他深感抑郁和愤您。第二天凌晨，我们率领红三军团，在秋雾弥漫中，同中央苏区的老乡依依惜别，渡过于都河（即贡水)逶迤西去。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赣州以东沿信丰河向南一带是陈济棠的防区。为了阻挡红军南人广东，陈部沿信丰河筑了许多碉堡，这些碉堡群是阻挡中央红军突围的第一道*锁封**线。红军突围前，本来已经把“借道”西进的时间和路线通知了陈部，可是10月21日我们过信丰河时仍然遇到粤军的抗击，战斗十分激烈。担任红三军团先锋队的第四师，在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的率领下同陈部激战。在一、三军团协同下，护卫中央纵队渡过信丰河，突破了第一道*锁封**线，在突围的初战中，红军折兵3700多人，四师师长洪超在向信丰河地区挺进时，英勇牺牲，由张宗逊继任师长。洪超同志18岁时参加南昌起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优秀指挥员，牺牲时年仅25岁。
红军突破第一道*锁封**线后，粤军向信丰河东南的信丰、安远和东北的南康集中，显然有“让道”之意。所以，26日，军委发给各军团*长首**‘亲译的电报中说:“我们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后来才明白，我们突围前，军委虽然通知了粤军指挥部门，由于前沿阵地还没有接到‘放路”的命令，因而在过第一道*锁封**线时造成如此损失，令人叹惜不已!
中央红军撤离江西后，蒋介石调整部署，变“围剿”为“追堵”。对红军究竟奔向何处，蒋介石一时判断不准，正在举棋不定中。他一面命令北路军周浑元、吴奇伟两个纵队集结待命，一面命令粤军陈济棠和湘军何键部火速在湘粤边的桂东、汝城、仁化等地组成第二道*锁封**线，阻止红军西进。中革军委为了争取先机，决定红军向湘南的汝城和广东的城口方向挺进。红三军团奉命分左右两个纵队向汝城进击，相机占领汝城。汝城守敌只有地方部队胡凤章的两个团，但碉堡坚固。
我们只有两门山炮，攻城火力不够，挖坑道破城吧，又会耽误时间，这时，何键的六十二师一个旅己赶到汝城以北地域，彭总和我商量后，报中革军委同意，决定避实就虚，绕过汝城，一面监视城内守敌，一面将我主力从城南的天马山、大来坪等地西进。11月8日，红军顺利地通过第二道*锁封**线，进入湘南粤北地域。
敌人的第三道*锁封**线设置在湘南的郴县、良田、宜章到粤北的乐昌。这时，粤军主力已南撤至大庚、南雄一带，防备我军进人广东腹地，在乐昌的只有两个团。湘军何键部首尾难以兼顾，它的主力十五师大部分已调往贵州“会剿”红二、六军团第六十二师大部分正从江西返回途中，来不及向湘南粤北靠拢。蒋介石的周、吴两个“追剿”纵队，还远在湘赣边界，所以，*锁封**线t兵力空虚，在宜章和汝城担任守备的主要是“义勇军”和民团。
我们分析，红军进人湘南，何键势必协同蒋介石对付我们，陈济棠怕蒋军乘机人粤，并没有和蒋军南北夹击红军的企图。因此，向军委提出:“我应迅速坚决突破宜、乐、郴间*锁封**线。”当日16时，军委电复我们:中央红军决定从宜章以北的良田和宜章东南的坪石间突破敌第三道*锁封**线，命令:“第三军团为右翼队，从宜章北通过，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翼队，从宜章以南通过。”
11月7,8两日，国民*党***队军**以20辆汽车，昼夜不停地运兵湘南。我们得悉湘军第十五师及第十九师一部又抵达郴州，决定调整部署，乘虚攻取宜章。1o日，大雨倾盆，我们命令五师攻占良田，向北逼近郴县，切断郴宜公路，力阻来自郴州的援敌;命令六师第十六团为先锋，冒雨急行军向宜章挺进。在距离宜章城15公里处的白石，200多民团前来阻拦，我军当即把他们击溃，乘胜猛追到宜章城下，将宜章城的东门、南门团团围困，准备在炮兵协同下攻城。当地群众看见红军来到，热情地给以帮助，特别是300多名修筑粤汉铁路的工人，帮助我们掘坑道，扎梯子，进行攻城准备。守城的民团惊恐异常，在半夜里弃城而逃。
11月11日拂晓，宜章城门大开，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人城我们在宜章召开了3000多人的群众大会，宣布成立县苏维埃政权，建立赤卫队，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革命者和无辜群众，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分给劳苦大众，并扩大红军四五百人。在攻占宜章的战斗中，第六师为突破国民*党***队军**第三道*锁封**线立了首功。
这时，“红星”、“红章”两个中央纵队还分别在赤石司和文明司等地缓慢地行进。第四、第五两师不得不在良田至郴县间的万会地区，严密地侦察、警戒郴县方面的敌军，掩护中央纵队右侧安全;六师则留在宜章等地，等待红十五师到来，保障红军西进的两条通道。
14日，湘军十五师和国民*党**中央军从郴县南下，并向良田袭来时，我军已全部通过第三道*锁封**线。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来晒令:“军委赞扬三军团*长首**彭、杨同志及三军团全体指战员在突破汝城及宜、郴两*锁封**线时之英勇与模范的战斗动作。”
湘江血战:突破敌第四道*锁封**线
中央红军突破敌三道*锁封**线后，蒋介石的追堵大军陆续赶到湘南。为了迅速摆脱追敌，三军团奉命和八军团组成右纵队，在彭、杨统一指挥下占领嘉禾城;第一和第九军团组成的左纵队，占领临武及蓝山城。
这一带是湘桂边境的九疑山区，重峦叠嶂，山道崎岖。部队掩护着包袱沉重的中央纵队，行动更加困难。5天的行程，竟走了11天，部队拖得精疲力竭。彭总非常担忧和恼火。他对我说:“尚昆，我们要扭转被动的局面，不能光走路，挨打，不打仗啊!
要按过去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办法，机动作战。我们*党**在湖南的群众基础和条件都很好，敌人却彼此矛盾，我们有空子可以钻。”他向中央提出以下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浦、辰溪、沉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造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之西延山脉，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
我认为彭德怀同志的建议是很有价值的;第一，在敌军从四面八方向湘粤边袭来时，三军团出敌不意，北L威胁长沙，将使国民*党**湖南当局陷于惊慌。第二，当时二、六军团已会师黔东，正向湘西进军，即将在湘鄂川黔建立根据地，发动湘西攻势。如果中央红军进占a浦、辰溪、沉陵一带，两路红军对进，有可能在湘西会合。第三，如果中央红军东扰长沙，西联二、六军团，将迫使蒋、何改变“追剿”部署，红军可以避免进入西延山区这项建议，同毛主席提出的停止西进、掉头北上摆脱敌人追堵的见解正不谋而合。但是，博古和李德既不采纳，又不答复，执意沿着两个多月前红六军团开辟的行军路线行进。这使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意图摸得一清二楚，立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分五路进行“堵截”、“追剿”。
11月中，何键在衡阳召开军事会议，颁布“剿匪计划”，要旨是利用湘江天堑，布设第四道*锁封**线，以巧个师的兵力合围，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蒋介石在亲笔信中叮嘱何键:“*国党**命运在此一役，望全力督剿”
又对参加“堵截”的桂军说:如能在灌阳、全县(州)之间歼灭红军，“则功在*国党**，所需晌弹，中正不敢吝予。”这时，蒋军已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全州地段的湘江两岸修筑了100多个碉堡，凡能徒涉的河段都加修大碉堡，以8个师严密防守;4个师担任“追剿”，一个师负责“围堵”，空中还有飞机扫射轰炸。面对着一场严重的恶战，博古和李德惊慌失措，一筹莫展，只知道命令部队硬打硬拼，夺路逃跑。至于向何处去，中革军委说尚待“侦察结果而定”。
11月25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在全州和兴安之间的界首和凤凰嘴抢渡湘江，命令红不军团和红一军团为左右两翼，掩护中央纵队渡江。
27日，彭总和四师师长张宗逊、政委黄克诚，率领两个团直插界首和兴安地区，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四师第十团为前卫，随同一军团抢渡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架起浮桥。第二天，四师有两个团西渡湘江，控制了界首以南的光华铺、枫山铺一带，在河东的一个团立刻修筑防御阵地，阻击桂军。界首扼湘桂公路和湘江的南北要冲，穿越公路向西便是名为老山界的越城岭，如果中央纵队及时赶到渡口，迅速渡过湘江，就能很快突破敌第四道*锁封**线，可是中央纵队行动缓慢，这时还在40公里以外的文市和桂岩一带。而桂军主力却已北上协同“追剿”军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湘江各个渡口，将红军“全歼”于湘江以东。于是，先期拎制渡口的红军不得不全力同占绝对优势的敌军展开一场顽强的阻击战。
在这场战斗中.三军团的对手主要是战斗力很强的桂军。那时有这么个说法:滇军黔军两只羊，湘军就是一头狼;广西猴子是桂军，猛如老虎恶如狼。桂军首先向我据守界首渡河点的四师阵地发起进攻。30日那一天，他们发起了十几次冲锋，都被坚守阵地的第十团打了下去。战斗异常激烈。团长沈述清牺牲了，由杜仲美接任，杜仲美又很快牺牲，由团政委杨勇指挥。我们接到报告后，一再向军委发出“卜万火急”、“万万火急”电，催军委‘将湘水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否则湘江渡口“难有占领固守的绝对把握”。
军委却发来一个《训令》，空洞地说“由于敌我部队力量悬殊，我工农红军之顽强坚决，忍苦忍劳，可断言胜利一定属于我们”，要求我们“最勇敢、最坚决而不顾一切的行动”，以争取“渡江战役胜利”。在这样的紧急时刻，收到这样的训令，真使人啼笑皆非。这时，一军团奉命掉头对付湘军，把坚守渡河点的任务交给了三军团，我们派宣传部长刘志坚前往督战。等到29日，中央纵队才到达界首渡口，并在12月1日渡过湘江。这时，第十团已鹰战两昼夜，以伤亡400多人的代价，完成了掩护军委纵队和红九军团渡过湘江的任务。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湘江西岸的一个祠堂里，离界首渡口只有几百米，彭总和我三天三夜没有下火线。
与此同时，三军团第五师在灌阳附近距湘江不到40公里的新好、杨柳井一带，全力阻击桂军，保障向界首进发的中央纵队的左翼安全。灌阳、兴安、全州被国民*党**称为“铁三角”，五师当面的敌人是桂军“精锐”第七军的两个师和湘军十五师一部五师师长李天佑在百色起义时94」军第七军的老对手，然而要以一个师的兵力对付3个师的敌军，困难可想而知。一是人数、装备悬殊，二是桂军地形熟悉，还常采用游击战术，派小股袭击我阵地，五师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激烈的交战，但军委命令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坚持三天四夜。
彭总和我明知任务艰巨，一起来到五师，检查他们的战前准备和工事构筑情况。李天佑和钟赤兵(政委)表示，人在阵地在。我面对这些身经百战而又年轻英俊的指挥员，内心里不禁涌起“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悲壮感我们默默地紧握着他们的手，叮嘱他们:既要坚决消灭敌人，又要注意保存自己。五师打得英勇顽强，*战野**工事几番被敌摧毁，战士们从泥土碎石中爬出来重新战斗;*弹子**打光了，就与敌*刃白**格斗，前赴后继，反复争夺。打得最厉害的时候，彭总和我住到前方的村子里去，敌人的机关枪就打到我们的房子上。
我们一边了解前沿情况，一边催问中央纵队渡江进度。直到军委纵队渡过湘江，才命令五师撤出阵地，向湘江西岸转移，将阻击任务交给六师。这次战斗中，五师伤亡达2000多人，将近全师的一半，师参谋长胡浚，十四团团长黄冕昌，副团长、团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都英勇牺牲了，负重伤的有十四团政委谢振华，十五团团长白志文、政委罗元发等。十五团参谋长胡震在接受任务时表示:只要有一个人，就不让敌人占新圩，第二天，他在反击敌人时牺牲了。营连级的指挥员牺牲的更多。他们以自己的鲜血、生命和奋不顾身的精神，保障了中央纵队安全渡江。
红六师接替五师的阻击任务后，命令第十八团掩护八军团渡江。这是大部红军渡江后，留在江东最F的掩护部队。处境更加险恶:国民*党**的“追剿”军已从四面八方赶到湘江边，摧毁浮桥，*锁封**江面。在这种严重情况下，他们和作为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截留在湘江以东，在8个师的敌军包围下，孤军奋战。红六师十八团在团长曾春鉴、政委吴子雄率领下，完成掩护任务后，反复冲杀突围，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其他两个团也遭受很大伤亡。全师已基本上不成建制。后来整编时，缩编为一个独立团。
湘江之战是红军长征以来最险恶的一仗。广大的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5昼夜，终于跨越天堑湘江，突破敌人的第四道*锁封**线，粉碎了蒋介石“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的梦想。他们的功绩将永垂史册。但在这一仗中，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全军人数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作为中央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实力也损失了一半，元气大伤。那时，幸好粤汉铁路的中间一段(从湖南衡阳到广东韶关)还没有修通，不然损失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