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各国降低了在工资、商业利润等方面税种的税率。全球化与经济自由依然是占支配地位的主流。许多政府一直在继续进行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改革，如企业私有化、减少贸易壁垒。就像我们现在讨论的一样，减税革命已有 20 多年历史了，它也将顽强地继续进行下去。
个人所得税
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每一个大国都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
显示了经合组织 30 各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最高税率的变化。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最高税率从 1980 年的68%直降到2007 年的42%。
现在来看，当年的政府征收的个人所得税税率竟然可高达 68%，这真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资本流动解禁之前，政府的确可以轻而易举地实施类似的压迫性的政策。
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比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最高水平要低，美国分别于 1981 与 1986 年实施的减税政策确立了美国作为税制改革的领导者地位。
但是，近些年来，相比其他国家在减税方面的勃勃雄心和美国领导人减税的气量就显得很狭隘了。
目前，美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为 39%，其中包括 35% 的联邦税率和各州的平均税率。
州一级的个人所得税税率情况不一，最高的为加利福尼亚州，其税率为 10.3%，最低的税率为 0%，有少数州是不征个人所得税的。
经合组织成员国个人所得税的平均税率是43%，略高于美国目前 41%的税率。但到2011年，美国目前的减税政策将到期，届时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将增至46%，除非美国的决策者采取行动，否则美国将迈入高税收国家行列。
我们看了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相关数据，减税革命现在已经成了一种全球性的现象，所以我们现在来扩大一下考察范围。
四大洲个人所得税的平均最高税率下降了21%甚至更多，而美国目前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比非洲、亚洲和拉美的平均最高税率都要高。
很多国家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在 1985 年至2007 年之间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大幅下降，包括巴西、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及等国家。
下降在大多数国家，高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群体的税率都下降了。但一旦考虑到税收竞争，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率是最重要的。
收入高的纳税人对税率最敏感，其反应最大，而且他们的流动性也日益增长。同样，这些高收入群体大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很多是执行官、工程师、科学家和企业家。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曾说她在 1980年代成功降低了高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这提供了巨大的激励，特别是对那些人才，国际流动人口对于经济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在上世纪 70 年代，撒切尔夫人经常提到高税率造成的伤害，高税率是“社会主义的象征”，而社会主义正是她不想要的。
近十年来，撒切尔主义的火炬已经传遍了 25 个国家，它们都采用了单一税。单一税是一个国家的税制富有竞争力与公平的有力标志。爱沙尼亚于 1994 年发起了单一税革命，接着东欧与中欧的其他国家便紧随其后。
在考察个人所得税税率时，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看这些税率所对应的收入水平。对低收入水平群体征税的税率越高，纳税人受到的打击就越大，对经济的伤害也越大。
以丹麦为例，丹麦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高达 50% 以上，这影响到很大一部分丹麦纳税人，因为收入水平很低的人也要按这一税率纳税。
在这个问题上，“税级攀升”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果税收制度没有考虑到通货膨胀与收入增长等因素，税级攀升将使得低收入纳税人随着时间推移而被推高至较高的税收级别。这并不是一个小问题。
上世纪 70年代低收入纳税人就因为高税率与高通胀而深受其害，其结果是各种税级攀升加剧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受损，包括贫穷的非洲和拉美。”好在有一个应对税级攀升的办法:单一税。
单一税实质性地终结了税级攀升这个问题，因为在单一税制下所有纳税人都面临相同的税率，而不管其收入是否增长，也不管价格水平是否攀升。
企业所得税
世界各地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与个人税税率一样有大幅度的下降。
企业所得税税率的下降最早起于英国与美国在 1980 年代的减税行动。从1982 年到1986年，英国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 52% 降至了 35%，美国随后在 1987 年把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从46%降至了 34%。
接着，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也大幅度下调了企业所得税税率。在 1960 年代到 80 年代中期，各主要大国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在 40% 以上，但从那里开始，企业所得税税率一直在大幅下降。
第一轮全球性减税源于美国总统里根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进行的市场化改革，他们在市场化改革中的个人信念成了这一轮减税的动力。但他们的政策并没有被其他国家所忽视，税收竞争由此激烈展开。
例如，加拿大的决策者很清楚他们必须对美国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改革进行回应，因为美国的经济体实在太大了，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美国的公司可以通过转移投资与各种金融手段把利润从加拿大的子公司中抽走。
于是加拿大很快也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以防止税基流失。
企业所得税的第二轮减税始于 1990 年代中期，到现在依然势头非常强劲。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依然会继续下降。就在最近十年里，30个经合组织中有 27 个成员国又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税率。
美国在第二轮企业所得税竞争中已完全落后了，美国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目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是第二高的，也是全球第二高的。
美国企业所得税的税率是 40%，比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要高出 13 个百分点。这些数据包括联邦税和各州的平均州税，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包括35%的联邦税与各州的平均州税，今天各州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实际上已经比 1980 年代要高了。
由于激烈的税收竞争，欧盟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已经大幅下降了。欧盟企业所得税的平均税率已从 1996 年的38% 降至了 2007 年的24%，比美国目前的税率要低 16 个百分点。
欧盟企业所得税的税宣布降低企业所得税的声音此起彼伏接二连三，以至率已经大幅下降了。
有趣的是，许多国家降低企业所得税的政策也得到了左翼政*党**与政府的支持。
1990 年代早期瑞典与挪威的改革就是例子，后来英国、德国和加拿大也是这样。左翼政治人物一般都反对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但对企业所得税却例外，因为他们也想增加本国经济的竞争力。
一些国家的税制改革旨在平衡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
在过去，澳大利亚、丹麦和其他国家重新制定了他们的税收制度，他们调高了企业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以使之与个人税的最高税率相匹配，但是为了增强竞争力，包括这些国家在内的全世界各国现在都在降低企业所得税的税率。
今天，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在不断下降，这同样也为降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带来了压力。
现在，我们已经考察了企业所得税法定税率，这一税率是衡量企业税收负担的一种方法。另一种指标是实际税率，即税收在税前利润中所占的比例。
一个企业税收的多少由法定的税率与可税收人决定，这也受折旧减余额以及其他一些特殊税法条款的影响。有一种实际税率被称为边际实际税率，用于衡量每增加单位投资所增加的税收。
一般说来，实际税率会影响公司在资本投资方面的决策，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像选择最有利的国家投资设厂这样重大而独立的投资决策，往往受该国的平均实际税率的影响，而像购买一台新机器这样的渐进式决策则受边际实际税率影响最大。
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同时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与避税策略，例如跨国公司可以改变对两个国家所报的利润额。
法定税率之所以重要还在于这是衡量一个国家税负最显眼的标志一-当一个国家降低法定税率时，这就是在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引进外资”的强烈信号。
无效率的税收竞争
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了很多关于税收竞争的好消息，如税收竞争是如何推动有利于增长的税制改革等，但税收竞争的效果却不止于此。
除了简单的税收减免，税收竞争还促使各个国家出台税收抵免、设置免税期以及其他特别的税收减免政策。
有调查发现，共有 103 个国家对外国公司提供了各种特别减免税政策。这些特别减免税政策在近年来变得非常普遍了，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
以印度为例，关于这个国家科技产业发达的新闻报道都把目光集中在廉价而优质的工程师与科技人员。
但印度之所以能吸引如此巨大的高科技投资，其另一个原因是该国对软件与互联网公司给予了特别的税收优惠政策。印度最近成立了经济特区，特区承诺对企业提供 15 年的免税期，并免征关税。
跨国公司常常与印度这样的国家进行谈判，以期争取到一揽子特别税收优惠政策。
英特尔公司说在国外投资办一个半导体工厂的成本比在美国至少要低10 亿美元。英特尔的 CEO 保罗·奥特里尼说，大部分额外的成本“是因为美国无法提供像其他地方那样的税收优惠”。
在中国、以色列和马来西亚等一些国家，英特尔能享受到很低的法定税率，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些特别税收优惠政策，如免税期。
经济学家一般不赞同这种范围狭窄的刺激政策和特别行业的税收优惠，因为这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针对具体目标的税收优惠同时会增加税制的复杂性，还会增加腐败的机会。
此外，在许多国家，特别的刺激政策只是一个“创可贴”，并不能解决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例如，尽管印度提供了很多范围狭窄的税收刺激政策，但它在全世界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中却排在第 69 名。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建议是放弃这些特殊的税收政策，从根本上改善经济自由度，全方位实施低税率的税收制度。
这个目标充满希望，很多国家都会朝这个方向前进，因为税收竞争降低了企业所得税的税率，还维持着高税率的特殊领域也必然会消失。
当企业所得税的税率为 15% 时，那些游说者们很难在税收制度中剪出一个漏洞，让某个领域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维持在35%。
一些国家的税制整体朝着改革的方向迈进，同时废除了范围狭窄的税收优惠政策。
中国曾经在浦东、深圳这样的经济特区长期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但在2008 年，中国取消了这里的大部分税收优惠，取而代之的是全国法定的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更激进的改革发生在埃及。2005 年，埃及将企业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40%都降低到 20%，同时也取消了一大批范围窄的税收优惠政策与各种免税期。
埃及税务局的负责人说，比起先前毫无章法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低税率更能吸引国外投资。埃及的财政部长说税制的复杂性差不多可以与美国比拼，但在取消了各种税收优惠并大幅降低税率之后，政府从“一个捕食公民的政府转变成了一个支持公民的政府”。
令人充满希望的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将结束各种税收优惠并同时降低一般性的企业所得税税率。
当然，美国不应该提供税收优惠政策，但美国决策者的确需要意识到，位于国外的企业能享受到巨大的税收利益。联邦企业所得税的税率降低是非常必要的，不止是降低到仅仅与国外的低税率相匹配的程度，也要有助于抵消其他国家提供的特别税收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