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多元救命药国内卖七十万 (我不是药神为什么不能买印度的药)

中国卖2万的救命药,印度卖200?《我不是药神》刷屏背后的那些事

“我不想死,我想活,行吗?”

上周《我不是药神》开始在全国影院点映,剧中身患白血病数年的一位老人握着刑警的手说出了上面这句台词。

片中老人吃了三年瑞士诺华制药产的正版药,“吃掉”一套房子,后来靠着价格更便宜的印度仿制药续命。

让人倍感扎心的是,一盒瑞士诺华公司的“真药”售价23000元,而仿制药“印度格列卫”每盒售价仅需200元——相当于同款进口药的百分之一。

这款药,恰恰是很多慢粒性白血病患者的“救命药”。

于是,千千万万个剧中由徐峥饰演的“程勇”开始通过明里暗里的渠道购买印度仿制药。这些游走于法律边缘的“医药贩子”在很多人眼中,是“药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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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不是药神》看哭了很多人,而点映两天破亿的耀眼成绩背后,也使得处于法律灰色地带的“印度仿制药”进入主流视线。

世界药房在隔壁,为什么印度仿制药便宜?

即使各大电商都下架了含有“药品”字样的销售,但印度仿制药的购买渠道却从未停歇。

“在各大医院的重症诊室门口,医院附近的各大药房内,甚至有些医生,都会给你引荐怎么买到印度格列卫。”一位在国内TOP 5药企做某药品代理的人士表示。

相比于国内动辄上万元的天价,隔壁印度的仿制药则是众多重症患者活命的希望。而有能耐搞到印度药的人,则是神仙一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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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世界药房”的印度,拥有高度发达的仿制药体系。

印度有近3000家仿制药企业,仿制药出口量约占全球20%,2016年出口量高达168.9亿美元。

和很多人想象中并不一样的是,印度仿制药并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业。

在具体聊到这个话题之前,PP小财先简单科普下所谓“专利药”和“仿制药”:

  • 专利药:是指申请专利的新化合物单体药,在专利期内,只有拥有该药品专利或者取得专利授权的公司,才能够生产。
  • 仿制药(Generic drugs):是指专利药品的化合物专利到期后,其他厂家所生产的和专利药化合物成分一模一样的药物(具体的生产工艺和配料比例可能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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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针对仿制药,也有简单的申请步骤,通过这个流程需要证明仿制药和专利药的化合物一模一样,并具有相同的生物等效应和有效性。

而差别在于,仿制药一般不需要进行临床试验,其申请时间和花费的经费,都远较专利药为少。

其实,仿制药最早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印度,而是美国。

1984 年,美国有 150 种药品专利期到了,药厂觉得无利可图,于是不愿意将继续开发其后续版本。按当时法规,如果有其他厂家希望继续生产这些药品,必须要重新走一遍新药开发的流程,还要申请新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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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制药(黄)和专利药(蓝)的价格对比

正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美国出台了著名的“哈茨·沃克曼法案”,同意新厂只需证明自己的药和原药化合物相同,药效一样,就可以生产,从此,就出现了所谓的“仿制药”。

可以说,印度恰恰是“哈茨·沃克曼法案”的最大受益者。

在上世纪 70 年代之前,印度国内的医药市场被跨国制药企业所垄断,因此沿用的是仍然是过去殖民地时期的专利法,对医药产品给予较强的保护。

直到 1970 年时,印度颁布了《专利法》,取消了医药产品的专利,使印度本土制药企业可以合法地仿制那些跨国制药企业的专利药品。简单来说,即对本国研发的食品、药品只授予工艺专利,不授予产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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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杀死病人”

此外,整个印度,还坚定不移地执行“药物强制许可制度”

“强制许可” 这几个字一听就霸气到不行,怎么解释呢——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在一般的国家,一些紧急救命的新药可以获得专利侵权豁免,但这类药是非常少的。而大部分药品,在二十年的专利期内,除了原研企业,其它企业都不能进行生产。

而在印度,只要大家觉得原研药略贵,人们买不起,就可以无视专利,随便仿制。

简而言之就是:印度不承认专利权,直接对治病有效的药物进行仿制,基本上无视专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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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两条规定,印度在制药行业算是彻底开了挂!

原来占据主导地位的外国药企遭遇到了灭顶之灾,它们再也无法阻挡本土的疯狂仿制,也降低了印度在引入或者开发先进药品的积极性。

此外,印度法律对外资股权的严格限制,使原有外资医药企业大量流出。

伴随着这个仿制药的大风口,印度制药企业彻底腾飞了。

他们不但加速仿制药 ANDA 的申请,还利用贸易知识产权协定(TRIPS)关于 WTO 新成员国过渡期的规定,进行国际扩张,把市场扩大到全球范围。

在本世纪初,印度制药企业已经牛逼到满世界收购其他制药公司的地步……不少美国、德国、日本的制药企业都被印度本土公司所兼并。

更重要的是,印度本土药企也在仿制药的生产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为他们本国开发自己的专利药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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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仿制药的“药效”究竟如何?

现如今,全球1/5的仿制药产自印度,而印度产的仿制药,大约有一半漂过了印度洋,漂向了全世界。

但药吃对了能治病,吃错了连鸿茅药酒也救不了你,印度留给世界的未解之谜就是:

“假药”的药效到底怎么样?

事实上,在印度,仿制药也要求必须进行临床测试。

印度政府还一直通过*款贷**、产业合作伙伴计划等多种方式支持仿制药发展,政府通过政策松紧来引导企业生产优质药品、杜绝违法仿制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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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太阳制药公司在孟买的研发中心

从道义上说,仿制药可以挽救因买不起昂贵原厂药而面临死亡的生命;但从法律上说,仿制药必然是侵害了制药厂商了利益。

各大制药巨头都对印度恨之入骨,这几年跟印度没少打官司。

不只是印度,1999 年南非发生了一起全球瞩目的诉讼案,被告席上坐着的居然是南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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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非 HIV 感染率接近 30%,是全世界疫情蔓延最严重的地区。尽管抗病毒药物已陆续出现,但高昂的药品费用,让感染者连治疗机会都没有,只能等死。

为此,南非政府就《药品及相关产品管理法案》发布了一起修正案,引入“强制许可”和“平行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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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做法却惹恼了国际药商,全球 37 家药业巨头联合起诉南非政府。但这场官司南非政府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支持,经过 3 年的诉讼,药商在压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决定撤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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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世贸总理事会通过《多哈宣言第六段的执行决议》:

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可在发生公共健康危机时,比如艾滋病、疟疾、肺结核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时,不经专利权人同意,实施强制许可制度,生产、销售和使用专利产品。

“对生命的重视可以逾越对专利权的尊重”,成为了那次案件的重要结论。

现在,印度成为了第三世界的药房,是发展中国家仿制药的最大供应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无国界医生组织,其他援助项目的顺利开展,都依赖着印度生产的低成本仿制药。

现实中“药神”确有其人

再回到开头的影片,《我不是药神》中由徐峥扮演的主人公“程勇”是根据陆勇的真实故事改编的。

在百度中输入“陆勇”,跳出来的是“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紧接着,是各大媒体对他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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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勇

十二年前,陆勇被确诊患上“慢粒白血病”,医生曾对他说,你估计活不过3年。曾经家底颇丰的他,老老实实遵医嘱服用了刚刚上市的瑞士格列卫,效果很好。

“但23500元一盒,一盒只能吃一个月,对于无疑是天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陆勇表示,当时他心存乐观:最多几个月就能找到配对的骨髓。

但他运气不好,一晃近两年都没找到,花在瑞士格列卫和各种检查上的钱,再算上药费、检查费、治疗费七七八八将近70万元,陆勇有点扛不住了。

凭借着做外贸生意的优势,他接触到了印度药商。

2004年的印度版格列卫,当时一盒4000元。而现在,一盒已降价到不过200元。

落差巨大的药价,意味着活着的希望大增。而经过相关机构的检测,瑞士版和印度版的格列卫,99%成分都大致相同,患者服药后效果也不错。

随后,陆勇成了近5000名病友的神。通过转账、邮寄、代购等方式,国内越来越多的患者用上了仿制药。

但根据2001 年12 月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相关规定,药品进口必须经过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查,经审查确认符合质量标准、安全有效的,方可批准进口,并发给进口药品注册证书;未经批准生产、进口的,按假药论处。

2014年7月22日,沅江市检察院以“妨害信用卡管理”“销售假药罪”对陆勇提起公诉。近千名白血病患者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陆勇免予刑事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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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27日,沅江市人民检察院向沅江市人民法院撤回起诉。

事实上,因为跨国代购药品而被指控为“销售假药”的案例,此前已出现过多起。

但实际上所谓代购的“假药”,实际上是在印度经过批准的合法“真药”,只是未取得中国相关部门的批准进口许可。

从“仿制药”到“创新药”,陆勇们还等得起吗

与印度情况类似,中国同样是仿制药大国,中国批准上市的17万多种药品中,95%都是仿制药。

但由于仿制药评价参比制剂不规范、评价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仿制药质量参差不齐。

对于陆勇们而言,他们宁可冒风险跨国购买印度药,也不愿耗费时间和精力去比对哪个国产仿制药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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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中国能否效仿印度,使用国际知名药企的专利,生产类似的仿制药?

对此,法律界人士的解释是,瑞士诺华制药公司的相关药品生产在中国申请了专利。在专利保护期内,中国医药公司不得生产相关“仿制药”。

其实,中国也有类似于印度的“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也就是说,哪怕瑞士诺华公司的相关抗癌药物仍在法定专利保护期限内,中国政府也可以出于保护“公共健康的目的”,授权给中国一些药企使用印度诺华的专利技术,生产相关仿制药。

但出于种种考虑,中国政府并没有这么做。

不仅如此,中国《专利法》颁布至今30 年,未曾实施过一例“专利强制许可”。

2016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要求化学药品新注册分类实施前批准上市的仿制药,凡未按照与原研药品质量和疗效一致原则审批的,均须开展一致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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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性评价其实是对此前仿制药审批的“补课”,补齐仿制药与原研药之间的差距,让仿制药达到与原研药一致的临床效果,而一些技术水平不足、一致性评价参与意愿不高的仿制药很可能会逐步被淘汰。

2018年5月22日,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四批通过一致性评价药品名单。目前共有41个品种通过一致性评价,其中12个品种属于2012版基药目录。

对于率先通过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则有着三类实质性鼓励。

在促进仿制药由多变强的同时,我国政府亦通过价格谈判、关税改革等方案降低新药价格,提升患者对药物的可及性。

2017年10月,人社部确定将36种高价重疾药品纳入医保,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

而自2018年5月1日起,将对进口抗癌药品,减按3%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

对陆勇来说,好消息是:自2013年起,格列卫已纳入江苏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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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原本2万多元一盒的药物,最终能够报销掉1.7万元左右,对于患者来说,医疗费用大大降低了。

“这种药要终身服用,虽然能够走医保了,但是价格还不低,每月还需自费几千元,真正能够吃得起的人,还是少数。”

而陆勇目前仍在服用印度仿制药,每月只花200多元,一年不足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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