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行之
戴学文，字行之。1924年出生，原籍常熟，落籍无锡。曾就读于江苏省立第七商专。幼承家学，童年即能悬肘作书。后问业于书画名家季厚焘、杨无恙之门，书画金石鉴定均由两师亲授，并得以纵览历代名作。1950年任职无锡市总工会。曾参加全国金石篆刻研究会，后任无锡市人民出版社美术编辑。历任无锡市博物馆馆员，无锡市文管会干部等职，从事*物文**鉴定工作。为国家征集*物文**数千件，其中全国稀品有印花黑陶贯耳壶和时大彬紫砂壶等。1988年被评为*物文**博物专业副研究馆员。除鉴赏外尤擅书画金石，兼工琢砚刊杖。其山水花鸟笔墨传神，作品流传海内外。
作品鉴赏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
--戴行之先生传略
戴春明 吴宇华
（续前文）
（四） 文博生涯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因当时造纸业发展远远滞后于新闻、出版、教育的发展，全国许多出版社陆续关停，无锡人民出版社也因此而停止出版。1962年他被调至正在筹建中的无锡市博物馆工作，当时正式编制人员只有他和馆长两人。建馆伊始 ,馆内几乎没有藏品，与邻近城市的苏州、扬州和镇江相比，无锡不管是从建馆时间, 还是馆藏*物文**都在兄弟城市后面，所以领导要求组织一些文博、书画的宣传活动，以引起社会有识之士的重视，将流散在社会和民间的珍贵*物文**书画集中起来进行保护和展示。本着这一精神，在他的组织下着手办了几个有影响的展览，其中以“春节书画展”和“钱币展”影响最大。为了能办好这两个展览，他四处奔走，与书画家和收藏家打交道。许多书画家收藏家看到年纪轻轻的他竟有高水平的鉴赏能力，绘画水平也不同凡响，跟他都很谈得来，愿意和他作朋友。他们推心置腹，互通心得。后来，这些人中很多都成了他的忘年之交。他们看到了政府的知人善用，相信博物馆一定能越办越好。所以都很支持他的工作，愿为国家建设献出自己的绵薄之力，借物、捐物的不在少数，没有多久，两个展览相继展出，受到领导和社会的一致好评。
▲《黄山松》 83.3cm×37.8cm 纸本 戴行之 90年代
为了能丰富馆内的藏品，他常出没于*物文**商店。因为当时流散在社会上的书画很多，良莠不齐，全凭眼力去鉴别。而他则靠着长期对古代绘画研究的经验和对一些著名书画家的用笔风格及师承关系的熟悉，为当时馆内选购了一批名家书画充实馆藏。由于*跃进大**后的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出现了暂时困难，文化单位资金有限，常常因没有资金而放弃了收购名画的机会。如明代张习的《赠别图》，用笔精到，构图丰茂，意境苍润，就是因为没有资金而作罢的。为了不让名画流失，他就将这张画介绍给了著名收藏家陶心华，并告诉他这位画家的作品存世稀少。陶心华当即买下了此画。*革文**后，陶心华先生把这张画和其它许多藏品一起捐献给了无锡博物馆。
▲《黄山图》 101.5cm×34.5cm 纸本 戴行之 1989年
由于工作关系，他和书画家收藏家的接触日益增多，有机会看到很多民间收藏的珍贵书画。这对他绘画和鉴定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时他对瓷器、玉器、钱币都有一定的研究，但精力主要还是放在鉴定书画和绘画方面，为了进一步提高鉴定的能力，他对历代的书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分析和研究，每每看到好画总是激动不已，恨不得能一临而后快。在他六十年代临王鉴山水画的题款中就能感受到他的心态--“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观吾局自南博借归之王湘碧山水名作十幅，其中松林晚秀图以水墨仿黄鹤山樵之作，叠嶂层峦，气势磅礴，伟然壮观。余选此图拟对临之，同好亦有同感，约于当日傍晚始各临一幅，时值严冬，风雪交加，兴至而忘刺骨之寒，而友未竟，后即离去，余奋笔对临原作，至黎明而得其梗概，真翰墨之良缘也，丙午此图幸免兵燹，因补题其经过，后之览者将咋舌而笑我矣。”这段题款情真意切，真实地记录了他当时观画后对名画的倾倒与临摹的情景。一张繁密的四尺立轴一夜临好，竟临得如此形神兼备，几欲乱真，其功力于此可见一斑。临摹使他认识了各家各派的笔墨技法，而看画则又印证了某家某派的技法，这样周而复始的循环，既提高了他的绘画水平又促进了他鉴赏的能力。以后他常对学生说：“临摹固然重要，而看画更重要，只有多看画才知道画的好坏，才会提高鉴赏能力，时间一长本领就自然而然地到手上来了。”可见，鉴赏对提高绘画是很重要的。学画跟做人一样，只有先识人才能走正道。如不识人的好坏就容易走上歪门邪道。绘画亦然。只有懂得鉴赏的人才会把画画好。此时他涉足的画种更多了，人物、花卉、走兽无不涉猎，先后临摹了《文苑图》、《五牛图》等。但山水则是他的主攻方向，《虚廓联吟图》、《随月楼图》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正当他在绘画方面勇猛精进时，一场浩劫的到来对他的人生与艺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江陵远帆图卷》 34.5cm×138.7cm 纸本 戴行之 2009年
1966年，史无前例的“*革文**”开始了，他目睹了大批书画被查抄和焚毁。当时领导要求他和*物文**商店的几位同志一起去鉴定查抄书画。他过目鉴定了数以万计的书画，其中名画更是数量众多。为了能从大量书画中甄别出有价值的书画，他们一边看，一边分类。有时一天也只能从堆积如山的书画堆中挑出一、二件有价值的作品来。当他看到有些书画时，就痛心地知道哪位朋友被抄家了，因为有些画以前他都看到过。在鉴定查抄书画的过程中，有时因几位专家意见不统一，只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但他还是实事求是，不使鱼目混珠。一次，看到一张王绂的中堂，在场所有人都说是赝品，而他则认为是真的，因为他看出这张纸的帘纹是元代的，并在轴头隐处认出有大收藏家张葱玉的“张珩”之印，鉴赏章刻在轴头，原是爱惜珍品的缘故，事实证明他是对的。“*革文**”后，王绂这张画在南博展出，并印入《古代绘画联展》的画册中。这样的工作做了大约有一年多。
▲《梅花诗图》 35cm×137.2cm 纸本 戴行之 2012年
1968年初夏，抄家的命运降临到了他的头上。在这之前，种种迹象使他感觉到情况越来越糟；后来*反造**派索性派了个人跟着他，白天晚上寸步不离。这更使他加倍不安起来。于是有天晚上，乘监视者熟睡之后，他轻轻起床，打开博物馆的侧门，往家中走去……家里那么多的心爱的藏品怎么办呢？抄家让他不敢想象。因为将近一年他都是在跟抄家物资打交道，深知其结果是什么样子，可以说全凭*反造**派的意愿，他们说烧则烧，说留则留。在无锡，当众烧毁的“四旧”书画不计其数，这样的情况全无节制。他自己一年多来鉴定的书画是以什么渠道得以留存，他也无从知晓。所以想到自己历经数十年节衣缩食，精心购置并珍藏的心爱之物将要遭到噩运，其痛心与无奈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第二天，开会时宣布去戴学文家查抄，四、五个*反造**派带着板车、大字报汹汹而来，分成两组，一组张贴大字报，一组翻箱倒柜地进行清理。大字报称他是“资产阶级的小爬虫”，既然是资产阶级的追随者，家中物资也自然是“封、资、修”的东西了，自然要受到无产阶级的*政专**。他们抄的很认真，先抄画箱再抄书柜、衣柜，将书画、文稿及资料书分成两堆，文稿及资料书塞进麻袋后直接送到废品站（换回了一张废品公司的发票），书画及瓷器等悉数拿到单位听候处理。可算是清理的干干净净。抄家后书柜只剩下一套《毛选》和几本工具书，还有一大堆碑帖的书夹板，画箱里只剩了些破宣纸和几把白扇面。劫后余存的只有一张徐渭的《水墨葡萄图》，那是在抄家那天的凌晨，他气恼地整理书画时，看到徐渭画上有江寒汀先生的观画款，心想不要节外生枝，不如撕毁了之（当晚有很多东西一狠心就撕了或毁了的很多，如甲骨、瓷器等），因为这会成为他以后无休止写检查的内容，但真要撕又没了勇气，正在犹豫时忽然看到床上生伤寒病的女儿，灵机一动，即将徐渭的画轴剪去轴和杆，塞在女儿的床席下，就这样这张画逃过此劫而留了下来。此后他就进入了长时间的审查改造，受垢忍辱，不堪回首。此时的他心灰意懒，既无法工作也无意工作。于是他决定离开嘈杂的城市，报名下乡。
▲《梅花竹石图轴》 138cmx69cm 纸本 戴行之 1988年
抄家之后，他对自己的珍爱之物魂牵梦萦，旦日离开，实在心有不甘，于是在下乡之前，他鼓起勇气，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去找当时文化局的领导，索要自己的藏品。也许是领导动了恻隐之心，也许是他的成份因素，被抄的书画最终发还给了他，虽然损失不少，但在当时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梅石水仙》 103cm×35.2cm 纸本 戴行之 1989年
1969年，他下放到无锡县羊尖农村。农村的风暴没有城市那么激烈，处于乡野的田园，他那被窒息了的心似乎又开始有了萌动。他种花养草，用闲情逸趣给自己营造了一个简朴而又优雅的环境，力图恢复平静的心态。他种了四十多盆名贵兰花，宋、集、龙、汪等名种应有尽有（其中绿云更是稀有绝品，为此后来他将其书斋命名为“绿云轩”）。梅、兰、竹、菊成了他房前屋后的佳客，如此清静的环境与外面的世界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真可谓兰心荆棘，前途无从可知也。
▲《虞山胜揽图轴》 98cm×30.5cm 纸本 戴行之 1983年
此时，他的精神上很少有压力和拘羁，也没有名利之累及润笔之驱。所以，可以坦荡从容的画自己想画的画。梅、兰、竹、菊常在他的作品中出现，借以抒发自己的心灵和情怀。他一开始就受文人画的影响很大，不愿以画为业。综观中国绘画史，以画作为职业的画家很难舒展自己的个性，因为常常要满足需求方的要求，因此多沦为画工，*用御**画家也不例外。他们的画大多刻板而少神韵，现在的职业画家也是这样，受这样那样的扯肘太多，很难根据自己的想法作画。潘天寿先生就曾这样说过：“作画不强按政治口号而又能为政治服务，君能为解之否？不说空泛道理地使人读画而悟理，以此难事，而在必为，此即今人胜前人处。”这说明这一时期的画家，的确很难用自己的感受作画，弄不好就会成为*政专**的对象。故他深明此理，不愿成为职业画家而为其所困，宁可余事丹青，甘于寂寞。很少参加画展，更不愿加入美协等组织，一任自娱而已，交往的朋友也大多是一些诗人、文学家、业余画家，像陈从周、冯其庸、曹大铁等。他们都不以书画为业，注重人品、学问、才情及思想的修养，挥毫时以情入画，脱略形似，逸笔草草。此时他的画很能见其性情，既能状物又能写意。
▲《梅寿图》 46.5cm×34.7cm 纸本 戴行之 2011年
“逆旅延萍客，系舟僦屋停，年来应笑我，移动若秋星。”这是他这一时期作的诗，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境遇，同时也是当时许多人遭遇的真实写照。1972年10月接省文化厅通知，要他去南京参加省文博干训班学习。学习结束后即把他调至无锡县文化馆担任*物文**鉴定工作。
▲《梅竹图》 32.7cm×128cm 纸本 戴行之 2012年
从下乡的那天起，他就没有指望再回城里工作，不想竟能继续从事文博工作。在这劫后余生之际，他怎能不激动呢？故学习一结束他就投入到了当时无锡长安镇明墓的发掘鉴定工作中。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又没有发掘经验，事后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至今未能痊愈。
▲《枇杷白石图轴》 91.8cmx34.3cm纸本 戴行之 2009年
为了遏制当时农村整田平地后大量地下*物文**严重流失损坏的实际情况，有效地保护*物文**，他在全县范围内展开了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利用全县召开“学大寨”代表大会的机会，组织举办了*物文**普及的宣传展览，宣传保护*物文**爱护*物文**的典型事例，展示了一些从古到今反映人类文化发展的实物和图片，提高大家对*物文**的认识。并组织各乡镇文化站骨干学习*物文**普及知识等活动，还亲自到各乡镇田间地头给广大社员普及文博基础知识。由于这些先期工作的到位，为以后征集*物文**、建馆（无锡县文化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浅绛山水》 98.5cm×34cm 纸本 戴行之 1989年
为了能尽量挽回因“*革文**”产生的文化损失，他几乎走遍了全县36个乡镇，走乡窜村地征集失散在乡村的各类*物文**。当他看到*物文**遭到劫难，常常感到十分痛心。由于当时所谓的“四旧”大多已被送进了废品回收站准备回收再生为原材料。他就时常到废品回收仓库进行寻访，甚至还到熔铜厂的废墟中去寻觅。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年复一年地为国家抢救了无数珍贵*物文**。
▲《岁寒三友图轴》 139.5cm×69cm 纸本 戴行之 2009年
1976年“*人帮四**”粉碎后，文化领域得到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革文**中遗留下来的大量书画急需整理清退。但因缺乏鉴定人才很难进行有效的梳理，为此，许多兄弟县市都慕名而来请他去帮助鉴定*物文**和书画。当时苏州地区的县市他基本都去帮助工作过，大量珍贵书画得遇慧眼而重见天日。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就不一一细述了。
▲《网师园图轴》 68.7cm×37cm 纸本 戴行之 70年代
这时他不光是对书画进行鉴定，对陶器、瓷器、玉器及铜器也进行大量甄别，凭着长期从事文博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加至他在绘画艺术方面特有的睿智，对器物的纹式特别敏感，所以什么年代一看即知，有的则从器型上来判别其年代的远近。经他鉴定的*物文**被列入馆藏的已有上千件，其中精品也不下百件，有的还参加过故宫和南博的展出。如宋代的石佛像、清代康熙青花人物瓷坛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4年甘露明墓出土的时大彬壶。当时无人重视，竟将它搁在走廊的栏杆上。当他看到栏杆上一把紫砂茶壶造型大方，非同一般时。就走近仔细打量，发现茶盖是柿蒂纹的，而且把下似乎有刻款似的，马上引起了他的重视，于是对凹凸处进行了处理，在用纸墨进行了简单的拓印后，“大彬”两字即清晰的显示在他眼前，两字精神十足，金石之气弥漫。他即想到了明代著名制壶大师时大彬。再经过仔细鉴定，他遂确定此壶为时大彬的真品。如此珍品，得蒙真眼，使之免遭搁置之运，实乃艺林之幸事。
▲《文禽腊梅图轴》 90.3cm×42cm 纸本 戴行之 80年代
也许有人认为他是一个幸运者，其实不然。如果没有他对事业的如此倾心，怎会有这么多机会让他遇见呢？这跟他长期的不懈的钻研和对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分不开的。他对*物文**的关注是超出常人的，只要有机会他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一次他和南博的几个同志到无锡东绛的南桥镇检查工作时，途中看到一堆废弃很久的碎瓷瓦砾废墟，他似乎意识到那里可能会有一些有价值的陶片，可其它同志都笑他有点太敏感了，不想就在须臾间，他竟然在废墟中找到了三枚商周的玉首饰，玉的颜色经过沧桑变迁已经变成了所谓“鸡骨白”，不易给一般人看出，事后大家都被他敏锐的观察力所感动，也为他的敬业精神所深深折服。
▲《卧松云起图卷》 35.5cm×75.3cm 纸本 戴行之 80年代
1984年，他退后不能休，继续为无锡县*物文**管理委员会工作。在这期间他不时为无锡市及兄弟单位鉴定*物文**和书画。鉴于他对文博事业的贡献，国家授予了他相应的高级职称。1986年他退休后仍被评为副研究员。1987年他被聘为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教师，讲授山水及书法课程。1988年，他受无锡市政协所聘为“*革文**”遗留书画作鉴定。
（未完待续）
▲《姚黄魏紫图卷》 43cmx69cm 纸本 戴行之 2005年
▲书法 32.5cm×18.5cm 纸本 戴行之
▲书法 《输却玉尘三千斛，天公不语对枯棋》32.5cm×18.5cm 纸本 戴行之
▲书画合璧册之六 24.2cmx33.3cm 纸本 戴行之 2003年
▲戴行之先生用印“行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