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769期）温新阶 | “长阳人”的故乡

01 .

1977年5月，我在长阳师范上学，学校组织上大堰开门办学,阳光已经有几分炽热，一辆老式客车在十八拐左弯右拐颠颠簸簸，好几个女生都吐了。

正是麦收季节，灿烂的阳光照在麦穗上，有金色光斑的跳跃，镰刀刃断麦秆的“噗噗”声有几分动人。我们白天下地割麦，晚上还要为社员演出或者办批判“*人帮四**”的专栏。今天的学生都以考试成绩为要，整个身子伏在练习册和试卷上，分数似乎成了他们人生的唯一追求。与此相比，那时开门办学倒让学生深入基层，深入社会，不失为一件有意义的事，其实也是一件快乐的事。

我住在一户姓刘的人家，生活还算不错，土豆丝、懒豆腐每顿必有，也还用腊肉炒一盘蒜薹，还有老青菜做的盐菜，饭食自然是包谷饭，大堰几乎没有水田，主产包谷和土豆，很难吃得到大米饭的。有时在包谷饭里夹着几粒新鲜蚕豆，顿时觉得好吃许多。

这次开门办学的的上半场是支农劳动，下半场是教学实习。我们几个人被分配在赵家堰中学，说是中学，其实只有一个班，马协华老师教文科课程，后来也调到师范的刘永旺老师教理科课程。我自然接了马协华老师的语文课，备课时向他请教，上完课请他提意见，他总是说“好，好，提不出意见的。”

马协华老师的家就在学校旁边，他的妹妹马春芳长得很漂亮，加上他有两个哥哥当老师，在农村经济条件已经很好了，穿戴也很时尚，倒把我们这些师范生比了下去。因为马老师的缘故，她常到学校来玩。她每次来，总是做出鹤立鸡群的架势，大家不在同一心理平台上，交流就比较艰涩，并没有人跟这位漂亮姑娘擦出火花，实习就结束了。

其时，我对大堰的了解可以说相当肤浅，事后才知道这里是写进了历史教科书的“长阳人”的故乡，大堰，在人类文明史的坐标上，是一个非常显眼的点。

我重新来到大堰，来到发掘出“长阳人”上颌骨和牙齿的钟家湾，这里林木葱茏，怪石林立，气象不凡。我来这里采访参与发掘的当事人，听他们讲述发现“长阳人”化石的前前后后……

1956年7月，地处鄂西南的长阳已经有了几分炎热，一向缺水的大堰乡，树叶没精打采的挂在树枝上，没有一丝风，似蔫未蔫的树叶一动不动。

这个夏天，注定非同寻常。

此时，举国上下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大堰钟家湾也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增加收入，合作社组织副业班子想门路挣钱。干什么才能挣到钱呢？合作社领导发动大家动脑筋想办法，这时，有人想起了1943年的一件往事，当时有几个乞丐在一个山洞里遮风避雨，发现洞内有不少“龙骨”，他们就挖了卖钱，不久被这块土地的主人周古禹知道了，认为这几个乞丐乱挖“龙骨”，破坏了周家的风水龙脉，就把这几个乞丐赶走了，并用几块大石头把洞口封住了。合作社的领导一想，我们现在去搬开洞口的大石头挖龙骨卖，这不是现成的挣钱门路？

长阳地处鄂西南山区，海拔在1000～1500米之间，这里山岭纵横，植被丰富，洞穴较多，这就为远古人类居住和生存提供了较优越的条件。在这些溶洞中，蕴藏着较为丰富的古脊椎动物化石，早在清代就被发现。据同治年间的《长阳县志》记载：“老鸦岭在邑西南八十里，有土坑，形圆如锅，围数亩余，其底有小眼，如井口，深不可测，一日突陷成巨穴，沿围数丈，裂处有折缝，掘得此物，骨脑如巨兽，身盘穴口二周，其刺骨如猪肋而锐，有四齿，粗如巨指，长三寸，板牙四枚，径半寸，长二寸，入城市之众莫识，……视神物委蛇之余。深山古洞中，多有此物，舔之粘舌者龙蜕也。”在县志的“遗闻”部分也有出土化石的记载。由于科学落后，当地人们将这些古脊椎动物化石统称为“龙骨”。

办法一经想出，众人激动不已，说干就干。合作社主任孙元轩、副主任钟世显带领群众很快就搬开了周古禹封洞的石块，每天上百人涌进洞内抢挖“龙骨”，社员杨太珍、钟远太和黄运梅等挖出一个很像人头的“龙骨”，黄运梅把这块“龙骨”洗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觉得奇怪，争相传看，不小心掉在地上摔成了几块。后来，这几块人头骨和其他“龙骨”一起以极低的价格的价格卖到了供销社。

钟家湾挖龙骨的工作还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挣钱的亢奋激发起来的热烈情绪超越了这个夏天的温度。

此时，谁也没想到，钟家湾挖出的龙骨会跟一个叫陈明治的人发生联系。

陈明治老师1927年在武汉出生，老家是宜都县潘家湾土家族乡，系开明绅士之家。其父陈述庸，武汉政法学堂毕业，曾任湖北省*草烟**局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回宜都任县参议员，他与中国*队军**79军军长王甲本过从甚密，衡阳保卫战，他带头号召白马溪乡民捐款捐物，筹集大米300担，亲运前线，获赠军部“义勇可风”匾牌，忧国爱民之情，至今犹传乡民之口。

陈老师1948年考取湖北省立农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前身），1949年因战事回到宜都老家。1950年与鲜于明凤成婚。

说起这段婚姻，还有些苦涩的传奇。1944年，陈明治还在重庆读初中，宜都县一个姓鲜于的大户人家为躲避战火，从城里到乡下避难，正好住进了陈家。鲜于家多大？据说宜都城里一条街的铺子都是他们的。鲜于家有一位秀气女儿，与陈明治老师年龄相仿，想到在避难时期，两家结好，有个照应，又正好门当户对，两家大人都有意结为儿女亲家。

两个孩子见面是在1946年，从万州到武昌的船上，鲜于明凤初见眼前的公子一表人才，心里暗喜，只是陈明治的那一手字，很羞于示人。于是，鲜于明凤提出唯一要求：你把一手字写好，再来见面！

1950年，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陈老师成婚后，夫妻俩多年两地分居，为了山区教育事业，陈老师放弃了调入武汉市工作的机会，选择了留在长阳。1957年初，为了支持丈夫的工作，爱人鲜于明凤毅然从武汉调入长阳，回到了陈老师的身边。

陈明治老师1952年在秭归参加工作，1953年从秭归调到长阳县初中任教。调来即任生物教研组组长，1955年被评为学校甲级模范及县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同年10月，在长阳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2月，被评为出席湖北省中等教育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当选为湖北省第三届政协委员和县科普协会常务委员。1958年，陈被错划为*派右**分子。1979年4月，*共中**长阳县委研究决定，撤销1959年的结论，恢复其政治名誉。陈老师执教长阳，多有建树，1978年去世。

1956年7月，家在大堰乡的一个学生，无意间说起他的家乡有不少人在挖龙骨，而且发现了大骨架化石。

这个消息对于一般人说来，已经司空见惯，而对于陈明治老师来说，不啻战士听到了奔赴战场的号角。正值暑假，他有时间，他向学校相关领导汇报，约上了同是生物老师的潘秀堂，收拾简单行装，徒步出发。

紧赶慢赶，两人在2天之后到达大堰乡，住进了小坳子小学，这里离钟家湾龙洞仅2公里之遥。

陈明治和潘秀堂两位老师在供销社收购的大量龙骨中，发现了象、鹿、熊猫等古脊椎化石。他要找的，还不仅仅是这个，这些动物化石，应该与猿人伴生，相信它们会同样生活在这片美丽丰饶的土地，年复一年，生生灭灭，即便倒下永不再起来，也要变作化石，留给后代一个美耀亘古的传说。

在当时的乡下，挖龙骨卖钱，相对于农业生产来说，是个收入多而被允许的副业。当年苞谷卖5分钱1斤，龙骨1角1分钱1斤，如果遇到动物牙齿化石，则可以卖8毛钱1斤，相当于16斤苞谷的价钱。

他们终于从供销社收购的大量“龙骨”中发现了类人猿骨上颌骨化石一枚，上附牙齿二枚，两位老师连忙跑去出土颌骨的山洞，仔细查看地层结构，反复询问出土的具体地点，得到准确无误的结论后，陈明治马上回到小坳子小学，给县文化科写专题报告，文化科报县委再逐级上报到中科院、国务院；湖北省文化部门电告长阳：加强现场管理，严禁再次破坏。并派省文管部门毛再善立即赶赴长阳，会同县有关部门进行落实。

全国考古界知名专家、教授、学者短时间内云集长阳。他们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荣孟源、张振鹤，北京历史博物馆专家陈佩馨、王黎晖，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李振凡。他们鉴定了陈明治发现的颌骨化石，结合打碎的猿人头盖骨化石，专家们经过仔细研究，得出结论——

19.5万年！这是继北京周口店猿人考古发现之后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整个古人类考古界乃至世界，为之轰动。

随后，潘光旦去了长阳，8个月以后，贾兰坡也去了长阳。

贾兰坡在《长阳人化石及共生的哺乳动物群》一文中说：“‘长阳人’的发现，不仅给江南动物群增加了新的种属，并为地层的划分提出了新的证据，同时给人类本身的分布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长阳人’的问世，说明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从此，在中国古人类学里，一个新词闪耀登场：“长阳人”！

陈明治是“长阳人”慧眼识‘人’的第一人，陈明治这个名字，从此写上了发现长阳人的历史册页，与“长阳人”形影难离。

1992年出版的《长阳县志》对陈明治的事迹也有较大篇幅的记载。

更有意思的是，1956年12月，潘光旦教授来长阳进行土家族民族成分调查鉴定，其随行人员、《新观察》摄影记者张祖道写了一本名为《1956，潘光旦调查行脚》的书，书中有如下记载：

（1956年12月9日，星期日，长阳，阴转晴。）县立初中生物教员陈明治(湖北省政协委员)前来谈怎样发现古生物化石洞(其中有原人齿、颚等)和白莲教遗洞的…… 陈明治老师说，我是教生物的，总想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实物教育。可是直观教具缺乏，于是自己动手做标本，经验、知识渐渐丰富，由动植物标本进而到搜集化石。我经常教学生如何认识化石，动员他们寻找，渐渐搜集到三叠纪的三叶虫、扬子介、石燕、海果核、珊瑚等。后来又想去发掘人类进化标本，想找恐龙、猿人化石等，于是发动学生到处打听。我们县农村里挖“龙骨”盛行，有名学生听说百多里外一处石壁，上面有一个洞，有人进去挖过“龙骨”。我认定那里会有比较重要的化石。

1956年7月间教师下乡了解扫盲工作和进行工农教育。村里的人说赵家堰的小坳子黄家埫有“龙骨”，用骡子驮着卖给合作社。当作药材卖，真可惜了。当时我们教学正忙，函授学校又集中学习，没去成。那时专署也已发现，通知了文化科，可是县干部认识不够，保护不力。仍有人在挖在卖。在乡里时，有人拿来尖齿象的化石，一排排的像*弹子**，我看像是恐龙，于是决定去了解。

8月，我与潘秀堂老师和两名学生赶去，先到赵家堰区，区干部见过一个像猴子的头壳，眉骨高，下颚突出，已被收购。次日即去初级第三合作社，合作社以为是龙的头骨，是吉祥物，主任把它洗净保存，大家来观看。有两个妇女争看失手打碎了，就放在大堆里卖了。我们又分工去合作社、供销社等收购单位，我见到一个半边的上颚，有一大一小两个臼齿和一个犬牙一个门牙的齿床，我很高兴，包好放在袋中，这次以这个收获较大。我去专署开会，要求请假寻找化石，给我4天假。我们去赵家堰的黄家埫，洞很大，有些化石凝固在石钟乳里，挖不动，很幸运的又找到一个犬齿，我们又买了90多斤“龙骨”带回学校做标本。这是“长阳人”发现的大体经过。

在长阳赵家堰洞穴中找到的“长阳人”化石是中国早期智人化石。地质年代属更新世晚期，迟于马坝人，早于丁村人。化石有左侧上颌骨一部分和牙齿三枚(二枚附于齿槽，一枚单独)。我们写了报告给县文化科，要求禁挖“龙骨”，又向北京送标本。后来有湖北日报郑记者来访，湖北省派文管局毛再善同志来了解，见到化石破坏严重，很气愤。县委通知全县学习，加强对化石的认识，谁破坏，谁负责。接着又发现多个埋藏有化石的洞，其中有的洞发现有猿人痕迹。现在中央也来了专家。

………

这些材料证明：陈明治老师是一名很优秀的老师，那么年轻就成为了省政协委员，陈明治老师以他很高的学术造诣和职业敏感，为“长阳人”的发现做出了贡献。当然，张祖道先生记载的都是陈明治老师口述，个别细节可能跟事实略有出入，但陈明治老师首先关注并发现了钟家湾的古人类化石，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件事放在今天今天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今天的老师大多淹没在试卷和考题中，对社会缺乏关注，和文化渐行渐远，其实我觉得，老师作为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群体，对社会保持较高的热情，积极走出校门，参与社会事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958年，陈明治老师被划为*派右**，后来所有关于“长阳人”的文字材料中，就再也没有提到过陈明治老师的名字。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违背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方针，特别是在拨乱反正陈老师已经恢复政治名誉几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一些文字材料对陈明治老师的贡献只字不提，实在是令人唏嘘。

当时，省文化主管部门收到陈老师的报告后，随即，省博物馆速派毛在善同志来到长阳，与时任文化科科员的龚发达一同步行至钟家湾调查，又挑选了三箱化石，后由毛在善同志将这批化石标本连同陈明治老师发现的上颌骨化石一并送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经鉴定确为古人类化石，而且其中有一件人类的上颌骨是在长江以南与其相同的动物群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的。鉴于这批材料的重要性，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于一九五七年二、三月间特派贾兰坡、翟人杰、黄万波等5人前往长阳调查并进行了科学的发掘，参加发掘的还有省文化局徐松俊和县文化科龚发达等。

写到这里，有必要再次提到长阳文化科当年参加发掘的龚发达先生，龚发达生于1927年，跟陈明治老师同庚。1956年不到三十岁，当时受组织的安排参与发掘工作。龚先生后来先后任文化馆长、文化局副局长、*党**委书记，创作的南曲《夜闯龙虎滩》等多个作品获奖，创作的故事《七叶一枝花》轰动全国，出版社还出了单行本，在摄影、考古、曲艺、民间文学等多个领域颇有建树，培养了一大批文化文学人才，成为倍受尊敬的领导和专家。但是由于多年来，关于“长阳人”发现的文字材料中提到了龚发达先生没有提及陈明治老师，导致部分人对龚先生颇有微词，客观地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于陈明治老师的*派右**身份和改革开放前的政治背景所决定的，并不是龚发达先生主观所致。

“长阳人”化石，包括1件不完整的、保留有第一前臼齿和第一臼齿的上颌骨，以及一颗单独的左下第二前臼齿。牙齿相当大，咬合面纹理复杂。齿冠较低，齿根很长，下第二前臼齿的齿根有两个分枝。上颌骨和其他早期智人的一样，一方面保留了若干原始性质，如梨状孔的下部较宽，鼻腔底壁不如现代人那样凹，而与猿类接近，犬齿比较发达等；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与现代人相近的进步性质，如颌的倾斜度没有北京人的显著，鼻棘较窄而向前，上颌窦前壁向前扩展超过第一前臼齿，颚面凹凸不平等。从总体看，长阳人所具有的进步性质比原始性质要多，明显地比北京直立人进步。

“长阳人”化石现在珍藏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我们在其他博物馆看到的“长阳人”化石都是复制品。

长阳人生活的大山区，洞穴极多。这种环境为长阳人提供了生存条件。在与长阳人伴出的动物化石中，有以嫩竹为食的竹鼠、大熊猫，说明当时这里有大片竹林；而东方剑齿象、中国犀和鹿类的存在，则说明附近还有开阔的林边灌丛和草原。以上动物都是喜暖的，所以当时这里的气候是温和而湿润的。

“长阳人”遗址，位于大堰乡的钟家湾村，绝对地理位置东经111°04′、北纬30°16′，海拔620米。距今19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就出土于这里。 如今已辟建遗址公园，位于242省道85Km处，当我们从大堰驱车前往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新县城渔洋关时，就会从这里路过。该处为湖北省第一批*物文**保护单位，国务院规划的国际旅游点，2013年5月，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物文**保护单位，并树立了保护标志，建立了保护机构，省、县拨专款对环境进行美化，立共生动物塑像四个，修建了供人参观游览的究古亭，范曾为“长阳人”题字，还有贾兰坡教授题字的碑刻。有多名领导、专家、学者到遗址寻访参观　。1985年11月6日，中宣部副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就曾到“长阳人”遗址参观并题诗。

“长阳人”化石及动物化石的发现，不仅在考古学、古人类学研究上具有重要价值，而且对第四纪地质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贾兰坡在《长阳人化石及共生动物群》一文中写道：“‘长阳人’的发现，不仅给江南动物群增加了新的种属，并为地层的划分提出了新的证据，同时给人类本身的分布与演化提供了新的资料。‘长阳人’的问世，说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包括宜昌）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我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的学者们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的历史描绘为中原一枝独秀，“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就是这种观点的具体体现，贾兰坡教授纠正了这一历史性的错误。

“长阳人”的发现意义还不止于此。

二十世纪30至50年代，西方曾经公然宣扬“中华文明西来说”，理由就是中国从“北京猿人”到“山顶洞人”之间，近70万年没有古人化石出土，声称东方人在古人阶段曾经断代，新人为西方移民演变而来。

1954年，距今约10万年的“丁村人”化石出土，西方学者又以古人与新人转变期不足为证，仍坚持“西来说”。

1956年，中国第五个出土人类化石“长阳人”的面世，才使“中华文明西来说”最终偃旗息鼓。

所以说，“长阳人”是世界的瑰宝、亚洲的自豪、中国的骄傲。当然，更是宜昌的骄傲。

“长阳人”生活在距今19.5万年前，是世界人类发展演化到古人阶段的典型代表。他的面世，填补了人类考古学“中更新世后期”和“亚洲长江流域”两个空白，说明了长江流域以南的广阔地带同黄河流域一样，是人类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也是我国古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大堰，是我内心的一座丰碑！

02

大堰，还有另外一处值得驻足的人文景观----石滚埫天主教堂。

清康熙二年（1664年），枝江白洋一位姓张的女天主教徒因为水灾逃荒，乞讨到此，被当地人李弘元所娶，这是来长阳最早的天主教徒。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公安县龚、王、朱三姓信奉天主教的农户以及天门吕姓、百里洲刘姓教徒，先后迁入大堰的担子山定居，清雍正三年（1725年），意大利神甫胥孟德在此设立会口；雍正五年(1727年)，时任四川、湖广主教的神甫穆天慈到此传教，这里的地理山水引起了他极大兴趣，这里地处长阳、五峰、宜都三县交界的交通要道，既离长江不远，进出方便，又处于大山深处，易避兵乱，更重要的已经有很多教徒，于是决定在此设立堂口，并派神甫常驻于此。乾隆十二年（1747年），罗马教廷湖北教区派比利时神甫唐奥斯汀来担子山，以40串铜钱买下廖元太四水归池的大瓦房一栋，设立圣路易经堂，后称“老经堂”。光绪十七年（1891年），毕业于意大利建筑学院的比利时神甫黄赞臣设计并主持修建石滚埫堂区，三年建成教堂。光绪二十年（1894年），荷兰神甫田国庆来该堂任职，派德国神职人员龙勤贵在石滚淌购买李文勤的田地，仍然由黄赞臣参与设计施工，仿意大利教堂形式修建天主教堂，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竣工。

石滚埫天主教堂占地2700平方米，造型精巧，结构严密。建筑物包括经堂、神甫住宅区，生活区、教会学校、医院、修士院、食库，炮楼等，四周筑有围墙，非常牢固。民国十三年（1924年），鄂西南教区改为宜昌教区以后，石滚埫天主教堂成为一宜昌教区活动中心，辖长阳、五峰、巴东、宜昌等县。100多年以来，先后有100多位外国神甫在石滚埫天主教堂主持教务，曾主理湖北恩施、荆州、四川万县、陕西华坪等地方的教务，曾举办过十多期外国传教士华语培训班。目前，石滚埫天主教堂为全国七大古教堂之一，在湖北省属最古老的且保存完好的天主教堂。现在湖北的天主教神职人员多是从石滚埫教堂产生。荆州、荆门、恩施州的神甫修女百分之九十都是石滚埫人。

我怀着敬畏的心情来到石滚埫天主教堂，看到像一个农民一样朴实、安静但有几分深邃的龚神甫，在他的带领下走进教堂，教堂的穹窿形天顶很高，人在里面说话声音回荡，格外的神秘和肃穆。殿堂穹庐以天蓝色为主色，上面描绘着太阳、月亮和星辰的图案，显得宁静、高远。排列整齐的红色长椅，庄严的耶稣祭坛和圣母祭坛，高大的镶嵌着彩色玻璃的拱形大窗，让我们的心沉入安静的湖底。

教堂的大门，方方正正，门口四根石柱高高耸立，顺着石柱向上望去，意境阔达，正气凛然。

钟楼顶上的那口大钟，是十八世纪德国铸造的，它在这深山之中敲击了一百多年，震慑着邪恶，唤起人们内心的宁静。

我走出教堂时，钟声响了，悠远而浑厚，暮色从山顶沉了下来。

03

大堰，一片普通而又神奇的土地，千百年来，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繁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子的链条缓慢地旋转，很少有惊天动地的人和事。

平淡中往往也会有惊奇，平凡的人群中也会有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

黎化南将军就是大堰的骄傲。

黎化南1909年生于黎家台子，家境贫寒，十几岁就跟着人赶骡子。1928年参加长阳游击队，同年加入中国*产党共**。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战争时期，从战士到一野后勤部代部长，全国解放以后，任防空军后勤部部长、铁道兵后勤部长，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管理局长，总参管理局长等职，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黎化南将军对亲人对故乡感情深厚。建国后，他三次回到故乡。将军的父母去世早，靠*嫂嫂**把他养大。将军回到故乡，每次都要先去*嫂嫂**坟前凭吊，在这里回想*嫂嫂**关心自己成长的点点滴滴，回想在这片土地上走过的足迹。

为了长阳的振兴，将军没有少操心，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帮助平洛公社组建了拖拉机站，接着又找当时的副总理*秋里余**，要求在长阳办一个化肥厂，余副总理同意并调拨了资金，扶持长阳建成了年产5000吨合成氨的化肥厂。

1978年11月26日，将军在北京逝世，按照将军的遗愿，1998年，在中央军委、省市领导和将军子女的护送下，黎化南将军夫妇的骨灰从八宝山归葬长阳平洛三洞水大桥北面的白竹山岛。在这里看着清江的叠叠碧波，聆听满山的阵阵林涛，将军的灵魂得以安息。

在大堰这片人杰地灵的土地上，一个又一个名字让你不能忘怀。

王华国，1887年出生于大堰白鹤林，8岁入塾。1906年，入湖北新军三十标一营当兵。次年，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以优异成绩毕业。1911年初，加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并任军事参谋。他还是武昌首义军事计划起草员和代表十八行省的红地黑星两色的九角十八星旗设计者。武昌起义之夜，同吴醒汉等进扑楚望台军械库，取得*药弹**后，进据中和门，迎南湖炮队入城，会攻总督衙门。湖北军政府成立，出任第四协参军，并代理第八标统带，率部在汉口与清军鏖战。11月18日，补授标统。25日，再与清军激战于汉阳十里铺，相持6小时，身先士卒，勇猛进攻，于锅底山争夺战中右臂中弹。当晚，汉阳失守，12月末，伤愈归队，升任第四协统领。南北和议时，袁世凯调王进京，削其兵权，委以闲职。袁氏称帝野心暴露，王逃奔出京，袁以20000元悬赏缉拿，王国华辗转东渡日本，参加护国讨袁活动。后任护法军广东威远总台部长及第十三军军长。1925年10月30日，病故广东汕头。

陈登山，1859年出生于大堰平洛的西坡。陈家世代以务农为生，陈登山幼时进入私塾学习，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省城武汉，考取廪生。清光绪年间，张之洞主政湖北，陈登山被派东渡日本，进入日本政法大学学习，毕业回国后，在武汉谋取一职。光绪三十四年（1909年），清政府“明诏立宪”，湖北省设立咨议局，陈登山被推选为长阳籍议员。宣统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武昌成立湖北军政府初期，黎元洪、汤化龙等军政府首脑打算委任陈登山为军政府军法局长，因其他原因，没有如愿。中华民国成立后，陈登山被任命为南京临时政府军法局局长，后继任北京陆军部总监军法司司长及军法裁判处处长等职，授中将军衔。与此同时，陈登山又致力于实业，兼任汉冶萍公司董事，后因与段祺瑞意见不合，辞去了政府中的所有职务，尔后潜心研究医学。1935年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1908年生于大堰杨树坑的田应涛， 少年在私塾和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24年考入河北保定军官学校。1925年毕业后，南下参加北伐，同年加入中国*产党共**。1930年6月，*共中**鄂西特委将长阳的第三纵队（原隶属鄂西红六军）改编为红六军第五十师，任命田应涛为五十师第三团（一五○团）团长。1931年3月，红二军团改编了红六军第五十师，将该师第三团编为长阳县警卫大队，田应涛任警卫大队长。1931年8月，*共中**湘鄂边特委将长阳警卫大队、游击大队、巴东县游击大队和五峰蒿坪区游击队整编为长（阳）巴（东）游击梯队（后称第二梯队），任命他为梯队长。下属4个中队，700余人，枪300多支。他率领游击梯队配合红三军独立团与敌激战，在粉碎敌人“围剿”、捍卫苏区的艰苦卓绝战斗中，立下了战功。1931年秋，湘鄂边特委执行“左”倾错误路线，大规模“肃反”。田应涛被诬陷为“改组派”遭逮捕。9月上旬，在鹤峰东乡坪遇难。解放后，湖北省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除了投身革命为国家和民族奋斗不止的革命家和仁人志士以外，各个行当都有出类拔萃的人物，医生赵典武就是杰出的代表。

赵典武，1900年生于大堰金星村，5岁入私塾，12岁考入县立高等小学。民国4年，因家境困顿，辍学回乡务农。其父赵直堂经营药店，通中医，赵典武稼穑之余，随父研习中医中药。

不久，赵入小学任教师，其间，赵深感乡民缺医少药之痛苦，于教学之余，继续钻研中医理论，反复研究揣摩《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中医经典名著，同时着手收集大量秘方、验方、单方和偏方。1949年，赵父去世，赵遂接手药店经营，弃教从医。1955年加入联合诊所，次年入县人民卫生院，为中医科主治医师。

此时，长阳梅毒严重，民国时期，全县梅毒患者逾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仅大堰燕窝岭乡就有70%的婴儿因患先天性梅毒夭折，有20%的妇女因患梅毒不能生育，有10%的孕妇因患梅毒流产或者早产。1958年4月，县卫生科组织赵典武等17名中医研究中药治疗梅毒的方剂，赵经过反复研究，摸索配制出用土茯苓、金银花、甘草等组成的“清血根治散”，药源充足，造价低，疗效高。通过在燕窝岭乡一个疗程（25天）的治疗，治愈率及康氏反应阴转率分别达到90.9%和63.7%，总治愈率达到77.1%，为“灭梅”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8年12月，赵典武出席全国劳模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毛*东泽**、*少奇刘**、周恩来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9年，兰州医学院许自成副教授在有关中医治疗聋哑、精神病及梅毒的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对赵典武的单方予以肯定。

1960年6月，赵典武出席全国教育卫生群英大会，再次受到毛*东泽**主席等领导人的接见，并亲自接受国务院授予长阳县的“无梅县”的匾牌。

1962年，赵典武被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1964年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

1964年，给长阳中医进修班讲课，学员覃祥官非常仰慕，经常找赵典武“开小灶”。

文化大革命中，赵典武被诬为“地主分子”，逐回农村，1971年3月20日病逝，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大堰的另一名全国劳模是周启本，跟赵典武不一样，他是一个终生务农的农民。

中华人民共合作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扬眉吐气。地位的变化，让他们焕发出生命的活力和无限的创造力，他们把全部的热情和智慧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之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大堰出了一个让*永贵陈**佩服的人，他就是周启本。

周启本，1915年4月出生于大堰的赵家堰，原名黄运本，4岁时母亲病故，7岁时又失去父亲，孤身无靠，后被周家收养，改名周启本。

1953年，*党**中央和湖北省委先后发出组织互助组、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指示，长阳县决定在三渔冲、芦溪、津洋口、赵家堰先行试点。周启本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在赵家堰率先组织了互助组，4月16日，他发动18户农民，又成立了“山峰农业生产合作社”，全社有101人，44个劳动力，159亩土地。

周启本从互助组开始，学习前人打垱改田的经验，在赵家堰劈山炸石，立志把坡田改成梯田，到1955年底，周启本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改田299亩，当年粮食产量达到12.6万斤，比上一年增产3万多斤。

种好田，多产粮，是农民一辈子的理想，也是最实际的目标，一下子增产3万多斤，他们的欣喜，他们的激动可想而知。多少年没有吃过饱饭的周启本，不止一次手捧着金黄金黄的包谷，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忘不了，那一年冬天，大雪纷飞，他出门借包谷，跑了大半天，没有借到一粒包谷，他借的都是穷人家，大家都穷，谁又会有包谷借出来呢？最后他来到一个大户人家，好说歹说，说好第二年春天包谷播种时来帮忙背十天粪，才借了三升包谷，他走到稻场坎下，被追出来的恶狗咬伤了腿，那伤口后来化脓，到第二年去背粪时还没有好利索，他跛着脚背了十二天的粪……而现在，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我们自己改田，一年就多收了3万斤包谷，那该有多少斗多少升？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过会过上这样的好日子。

1956年4月，周启本出席了湖北省工农业劳动模范代表大会，这是他第一次来到省城，大武汉的都市风光、琳琅满目的商品没有使他兴奋，令他激动不已的是被授予“全省特等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56年6月，《湖北日报》刊登了周启本的事迹报道，并配发了《学周启本，超周启本》的社论。不久，《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水利是根本，学习周启本》的文章，向全国宣传周启本的事迹。

1957年2月，周启本出席长阳县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举为第二届长阳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1957年，周启本又代表山峰农业合作社出席了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大会期间，周启本认识了*永贵陈**，对他的白头巾印象很深。大会闭幕式上，中央人民政府颁发了五面奖旗，其中一面印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奖旗奖给了周启本。

北京载誉归来，周启本更有用不完的劲，他不分晴雨、不分日夜地干，社员群众的热情也十分高涨，他们打算用几年的时间，把山峰的坡田都改成梯田，开挖堰塘蓄水，实现旱涝保收。

1962年8月18日，中央办公厅的秘书李强给昔阳县委打电话，叫*永贵陈**赶到石家庄，他俩一起坐火车来到武汉，在湖北省委办公厅给长阳县委打了一个电话，通知周启本第二天务必在家。又找省委办公厅要了一连吉普车，21日天没亮，李强和*永贵陈**就出发了，车子在古老背过了轮渡往前走了十多公里，遇到塌方阻路，它们又绕道宜都、渔洋关，赶到赵家堰见到周启本已是下午，两个人五年不见，一见如故，两双布满老茧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永贵陈**和周启本在那一条条长长的石垱上边走边看边交谈，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永贵陈**问，你打了多少这样的石垱？周启本说：你要是想看，明天看一天也看不完。*永贵陈**说：那不行啊，今夜还要赶回武汉。我虽然长你两个月，你是我的大哥，你是我的师傅，大堰大寨两个大，农业战线兄弟俩。

周启本目送着*永贵陈**乘坐的吉普车消失在茫茫夜色里，他又垒了几米石垱，才回到家中。

1964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周启本带领山峰大队的社员们，加快了坡改梯的步伐，又打垱400多条，改田500多亩，长阳县委联系实际，提出了“外学大寨，内学周启本”的口号，当时长阳境内，“学大寨”、“学山峰”、“学周启本”的标语随处可见。

到1981年底，周启本带领山峰大队群众共打垱3660条，造梯田面积2110亩，疏通天坑71个，砌水沟180多条2100多米，治理淹水淌560亩，开围山沟318条，3700多米，修水库、挖堰塘41处。粮食总产量由1949年的15.5万公斤上升到131万公斤，增长了8倍。全村农户都建起了新房，通了电，50％的农户通了公路，40％的农户建了蓄水池，村里建起了石灰厂、砖瓦厂、加工厂、商店、铁业社。新建了小学、中学、卫生室、文化室、广播室等一些公益设施。

1992年5月28日，周启本患肺癌病故于县人民医院。

笔者曾到赵家堰看过周启本带领社员们改的田，一条条石挡蜿蜒在包谷林中，像是生长在庄稼地里的诗行。

虽然现在分田到户，各家各户都还记着周书记的好，每年的5月28日，周启本的坟前会有很多纸钱，不知道是谁烧的。

我站在赵家堰的梯田边上，感受到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念，在物质发达的今天，我们所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