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血溅佛堂
天津南开区东马路清修胡同有一座很清幽的禅院，大门上黑漆的匾额上三个斗大的金字——居士林，这居士林占地752平米，建筑面积700平米，由大雄宝殿和两侧的配殿组成，当中供奉着两尊宣德年间铸造的鎏金铜佛，分别是‘毗卢遮那’和‘文殊菩萨’。最早呢，这是天津八大家中的‘李大善人’李春城家的家庙。李家在天津很有势力，特意地从北京怀柔资福寺请来清池和尚住持清修院，而且请的是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给提的匾额‘清修禅院’。到后来，1933年勒云鹏联合孙传芳等人与李春城的长孙李颂巨商议，说是商议，其实就是明抢阿，把清修禅院改为‘居士林’，勒云鹏任林长，孙传芳出任副林长，而且自封为是‘首席居士’，而且定了个惯例，每周日居士要到居士林来诵经。
1935年11月13日，天上下着小雨，路上有了不少积水，一辆马车停在居士林前，从车上下来一人，这个人中等身材，短发，白净脸，两道短眉毛，一双三角眼，蒜头鼻子，小薄片儿嘴，颏下无髯，别看这位长的貌不出众，来头可不小，这就是军阀孙传芳。
孙传芳是山东历城人，在北洋时期曾经是陆军第二师的师长、还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浙闽巡阅使、浙江军务督办和苏、皖、浙、赣、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当时可说是威震一方。后来被北伐军打败了，这才韬光养晦，每日里的‘皈佛诵经’。
来到禅院里，雨中的大雄宝殿更显得清静透彻，正面端坐的是富明法师，正在和身边的勒云鹏低声说着什么，大殿中三三两两的站着来听法师讲经的信徒。
孙传芳来到法师跟前双手合什作礼“富明大师”
富明大师和勒云鹏一抬头，“哟，还以为今天下雨你不会来了呢，想不到你竟冒雨赶来了”
孙传芳一笑 “昨天已经约好了，怎么能不来呢，我来的不晚吧？”
“没事没事，不晚，还没起火呢”，勒云鹏赶紧说
敢情孙传芳是奔着午饭来的。
吃过素斋，喝了壶清茶，看看时间，下午两点多了，富明法师打着饱嗝跟勒云鹏、孙传芳商量，“我说，咱们该讲经了吧”
孙传芳剔着牙点点头，“成，这就开始吧”
来到大殿，富明法师在讲台后一坐，左边男居士首席坐的勒云鹏，右边女居士首席上作着孙传芳。身后一排排坐好了来听经的善男信女。
富明法师打起精神，开始讲经，说了还没超过十句话，正低头看着佛经呢，就听见“乓”的一声响，把富明法师吓了一跳，这什么声音啊？
抬头看，哟，只见随着响声，孙传芳正往下倒，前额上一个血洞，正“波波”的往外流着血和脑浆，富明法师心都提到嗓子眼了，这是有人开枪杀人呐。
紧接着，“乓”又是一声枪响，*弹子**从右太阳穴而入，穿左额而出，这下富明法师看清楚了，在女居士中第三排站着一位体型微胖的中年妇女，手中拿着一支比利时出产的勃朗宁手枪，咬着牙瞪着眼，看着已经倒下的孙传芳。
听经的早乱了，第一声枪响，这人就都连滚带爬的往大殿外边跑，等到放第二枪，大殿上就没剩几个人了。
看看孙传芳脑浆横流，这女的还觉得不解恨，走到近前，照着孙传芳身上又是一枪，这一枪打在腰上，*弹子**从前胸又穿出来了。
打完三枪，中年妇女把枪往地上一扔，长出了口气，抬头看看，一旁吓傻了的勒云鹏，“你怎么没跑啊？”
勒云鹏很尴尬，“我尿了裤了”
“别害怕，我这是替父*仇报**，绝不牵连别人”中年妇女坦然地说
勒云鹏一挑大指，“好，巾帼英雄，恩怨分明”
“你去报警吧，我在这里等着警察来”中年妇女一点没有要逃脱的意思，找了个座子坐了下来。
“我能先去换条裤子吗？”勒云鹏不好意思地说
差个人去报警，勒云鹏到后边儿去换裤子，没一会儿，警察厅来人了，把中年妇女是上了*铐手**，带往法院拘禁。
一路上，中年妇女从怀里掏出一沓子传单，一边走一边扬手散发，就有好事的捡起来看，一看，传单上写着，‘各位先生，我施剑翘今天打死孙传芳是为我的先父施从滨*仇报**，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唯血溅佛堂，有污清心，惊骇各位，施剑翘谨表歉意。’下款，‘*仇报**女施剑翘’旁边儿还有个拇指印。
这案子还没审呢，天津已经是街知巷闻了，紧跟着全国都轰动了，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件事。
河北省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孙、施一案，在法庭上，两家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诉讼，最后，做出了对施剑翘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的判罚。
施剑翘又上诉到南京最高法院，1936年8月23日，南京高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决定。
后来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张继等人向国民政府请求，终于，在施剑翘入狱一年后，国民政府发了特赦令，赦免施剑翘。
那位说了，施剑翘什么人啊？能有这么大的影响力？这还要从她的父亲施从滨说起。
施从滨原是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下，任山东军务帮办，施从滨有个四弟施从云，曾经参与过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与冯玉祥曾经是战友，因此上冯玉祥等人在这种关系上才会为施剑翘说话。
那施剑翘这仇又是怎么结下的呢？1925年，孙传芳领兵北犯，在皖北固镇和施从滨交火，施从滨寡不敌众，兵败被俘，抓到施从滨后，孙传芳传令将施从滨枪杀后分尸，在蚌埠车站上是暴尸三日，悬首七天。噩号传到家中，当时施剑翘就下定决心要替父*仇报**。
另外存在一种说法，说国民政府之所以能赦免施剑翘，是因为蒋介石想杀孙传芳，施剑翘帮蒋介石除了眼中钉，所以送了冯玉祥这么个顺水人情。
这有根据吗？想当初1933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被刺杀在北平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后来传出是执行当时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的制裁令，本来想也把孙传芳也杀了，但当时孙传芳置身天津租界，而且深居简出，暂停了活动，而且当时还接到针对石友三的制裁令，所以，还没对孙传芳下手。
就这样，施剑翘是蒙恩开赦，平平安安的回到家中。
正所谓是‘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公道自有知，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六】海河浮尸
1936年4月至1937年8月间，天津市区内海河水面每天清晨都会出现几具漂浮着的尸体，当时这几百具尸体在天津引起了不小的恐慌，究竟这些尸体是从哪里来的？是吸毒毙命的瘾君子还是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一时间，众说纷纭……
海河上有浮尸！
1936年5月1日，这个时间对于当时的天津人来说，有着不同一般的意义。这一天清晨，在大直沽附近海河岸边散步的人们突然发现，河上漂浮着几具尸体，人们的心立刻提了起来，地方警察赶到现场，让大直沽救生会的成员雇佣人将尸体打捞上来。起初，人们还以为是不小心掉入河中淹死的路人，或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跳河自尽的人。但是，慢慢地人们通过报纸的报道发现，这些浮尸大有来历，没有想像中的那么简单。
以后的每一天清晨，人们都会在这一带发现浮尸。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从1936年5月1日至8日，共发现浮尸67具，大直沽河中浮尸，这个发现数字异常惊人。
经法医检查后的结果显示，这些浮尸虽然都是淹死的，但其中却明显有三种不同的原因。一种是近期被淹死的，尸体完整；第二种是早就淹死，沉于水底，新近漂浮起来的，尸体已经腐烂；第三种则是在死后被转移到海河里面的。
搜索———300具尸体！
在天津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么大规模的浮尸，一时间，街头巷尾，议论纷纷，各种臆断传说更是令人心惊肉跳。面对这种局面，天津市警察局以及五河水上警察局开始注意查明尸体来源。
当时河北省的五河水上公安局局长盖仲谋派出所属分局和船只，四处搜索，共得报300具尸体，非常惊人。5月14日，三艘汽船承载着重要的任务，分别开赴北运河、南运河和大清河，他们到那里是为了查看上游有无浮尸出现，如果上游出现浮尸，就在当地进行打捞，免得尸体漂浮到下游，影响天津市区的社会治安。而查看的结果却令人失望，在这几条河面上，此时的河水很浅，船只无法行使，也淹不死人。看来，这些浮尸肯定是在天津市区的某一段出现的。那么，这些尸体是从哪里来的呢？
流言—–说法有三种
大直沽海河上出现浮尸后，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开始流传几个不同版本的浮尸真相。当时的传说有三个，一个是一些绑匪绑架人之后，因为勒索钱财没有成功。于是就撕票，将尸体丢弃在海河中。另外的一种说法是吸毒的乞丐，投河自杀的人。第三种说法则是，应募到东北的苦工，在轮船上因故被人推下水。浮出水面的人，死者中虽然有吸毒的人，但为数不多，而且死者没有被认领，因此推断多为外乡人，而且没有妇女及孩童，年龄大多在二十岁至四十岁左右。
警方此时也破天荒地安排了大量的警力去排查各种来源，陆地自行车队每天沿着河沿巡逻，用于侦察海河浮尸的各种来源。
1936年5月16日传出消息，这些浮尸是吸食*片鸦**的乞丐，互相残害，趁夜间发现毒瘾发作而不能动弹者，将其拔去衣服，将其推入水中漂浮在闸口一带海河水面上。
拂晓又见浮尸！
这时，浮尸数量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的趋势，不但在早晨发现了浮尸，在午后也有浮尸出现。5月18日，人们在海河上先后两次发现了浮尸，一次是在清晨共7具；一次是在下午，也是7具，均经过打捞报验。据负责该处治安的第六分局负责人介绍，发现海河浮尸后，已经在沿河设立岗位注意调查，所有浮尸，均从上游飘来，而且来源不明，尤其可疑的是，这些浮尸都是淹死的，没有丝毫伤痕，每天虽然打捞多具，但未经发现，漂流到大海中的数量不少。而以后发现的一些浮尸，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上身无衣，下身仅穿单衣，是拂晓时分被发现的。
目标锁定金钢桥
就这样，海河浮尸成为1936年5月津门的一团迷雾，似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转眼间，时间到了1937年5月。此时的京津地区已经能够隐约地感受到日本全面侵华的气息，天津地方当局和新闻媒体对日租界和日本人都有所忌讳。而就在这个月，人们在海河上又发现了大规模的浮尸，这次的浮尸与上一年不同，里面添了许多吸毒的人。这是在转移人们的视线，抑或吸毒乞丐就是海河浮尸的主角。
开始大家以为是从上游漂来的，于是水上警察局和天津市警察局派人到上游查看，如果发现有死尸的话，就在上游打捞，以免漂到下游，引起恐慌。经过各个水上警察局调查，当时在金钢桥以上的水域，没有出现过浮尸。于是，水上警察局和天津市警察局将目光锁定在金钢桥下游。
抓获两个移尸犯
从1937年4月6日起，天津的海河又出现了87具尸体，一时间人心惶惶，各种传闻甚多，其中的一种说法就是从日租界的大烟馆里面，有许多垂死的乞丐在这里吸毒，一旦被发现快要死了，就会被人抬出去扔了。
1937年5月8日下午3点，在龙王庙毗邻日租界的地方，当时的电话二局后门有个夹道，这个地方非常偏僻，是某租界闸口街，街内有许多吸毒的乞丐，毒瘾发作后，就会倒在这个地方。当时侦缉队在龙王庙河沿地方发现了四个苦力模样的人，正在搬运6具尸体，其中两人当场被擒，另外两个人逃跑了。
天津市警察局侦缉队捕获弃尸犯两名，分别名叫孔昭元、杨祥，他们当时正在转移6具尸体，其中的1具所谓尸体还活着。据二人交代，他们是受人指使，将尸体转移到海河河沿的，但拒绝承认将尸体抛弃到海河中。虽然，这种说法为一年来海河浮尸案的部分尸体找到了证据，但却难以平息社会上的种种传言。
孔昭元，男，44岁，山东人；杨祥，男，28岁，天津人。是受当时某租界某白面馆雇佣，每日不断地转移尸体以及垂死的吸毒的人，而代价是不分工作量大小，每天只有七八毛钱。
当天下午6点30分，天津市地方检察院派出检察官对两个犯人以及还病危的人进行审问，那个还活着的人交代，自己叫贾荣起，以做纸牌为生，吸毒后失业了。住在某白面馆里面，今天被白面馆将他拖到这个地方。
浮尸不都是吸毒乞丐
究竟海河浮尸是不是由这些吸毒的人组成的呢？当时《大公报》的记者就此问题，还采访了地方检察官，从当时几百具尸体的检查情况来看，吸毒致死的人不到一半，多数都是民工模样的人，而且当时有许多民工吸毒，因此，这些人不能确定就是吸毒的乞丐或是白面馆里的白面客。究竟大直沽海河附近发现的浮尸是怎么回事呢？
尽管转移尸体的两个人被抓住，部分市民认为海河上的浮尸就是当时吸食白面的吸毒客。从当时法医的判断来说，许多人是被淹死的，而吸毒的人则是死后被转移到海河的。而且在两个人被抓的第二天，大直沽又发现了三具尸体。同时，根据水上警察局的侦查，海河浮尸出现在金钢桥下游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当时如果发生死亡事件，不管是在吸毒的场所还是在路上，是要向地方报告的，1937年4月6日到1937年5月10日，共计发现海河浮尸93具，而某租界向地方汇报的数字仅仅有36具，两个数字相差很大，这些又引起了市民的恐慌。
不许报道浮尸案
在大直沽闸口一带的地保(旧社会负责管理尸体的人)田国秀自1936年冬天开始向海河内抛弃尸体，田殿功帮助从日租界的白面馆架出来的尸体负责掩埋等事务，由于钱紧张，所以就往海河里运。
而被捉住的人更为冤枉，5月8日，杨祥在万国桥附近拉人力车，行至日租界河沿地方，被巡捕逼得运尸体，当时尸体从闸口拉出，丢弃在电话局旁边的河沿，另外一个人叫李华，本来在英租界仁记洋行拉包月人力车，拉了7年，去年因为吸毒而被辞退，曾经一度进入救济院，那天在路上，他看见一个人背着尸体，他被巡捕打了一棒，令他抬着尸体的脚，后来那个人跑了，而李华却被捉住了。孔昭元、杨祥等三犯分别被判处5年徒刑。
不久，日租界开始大规模搜捕乞丐，并将乞丐带回处理。就在人们还在为海河浮尸的另外一部分类似苦工模样的人来历而冥思苦想时，此时，天津市政府突然规定，新闻检查机关要严格把握关于海河浮尸案的报道问题，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海河浮尸会在这个时候，有了这么一个结果？
就海河浮尸案一事，有记者采访过天津地方史专家许杏林先生。据许先生介绍，当年他才10岁，经常到海河边上玩耍，但海河浮尸案被媒体曝光后，天津的市民陷入了恐慌当中，当时虽然他没有亲眼见到浮尸，但听大人们讲过此事。虽然年纪很小，但他还记得很清楚，每当家长们谈及此事时都显得非常紧张。由于浮尸闹得人心惶惶，以至于各种说法都有。虽然在浮尸中没有出现妇女和儿童，但家里人不允许他到海河边上玩耍，甚至不让他出门。
【七】鬼市人头
在天津西广开，总有那么一群人，天没亮就在那儿转悠，等到天亮了，才散了各自回家，有人说了，你说的这是*教邪**组织吧？不是，我这是在说天津的‘鬼市’，说叫鬼市，可不是真卖鬼，都是穷苦老百姓在哪里卖一些手头的日用百货啊，吃的做的一些个，还有些小偷偷了人家值钱的东西，不敢到大的店铺去销赃，也到这里寻个买主，那为什么叫鬼市呢？这其一，天似亮没亮之前这一段儿是最冷的，老百姓管这会儿叫‘鬼呲牙’，就说能把鬼都冻得呲牙了。这算鬼市名字的第一个说法，还有其二呢，是说好多人趁着这会儿黑，挑东西时看不真着，就暗暗的捣鬼，比方说卖个棉袄，有那露棉花的地方，往里边儿一折，你就看不出来了，还有卖鞋的，面儿上有蹭了挂了的，他拿黑漆一漆，你也不容易看出来，这说的是卖东西的心里有鬼。
1947年，在鬼市这真出了鬼了，什么鬼？死鬼。
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点一点慢慢听。
说这一天，住在西广开的何老福跟往常一样来到鬼市，找了个墙脚下一待，把摊子铺开，摆上从家里拾捣出来的杯杯碗碗瓶瓶罐罐，他这个摊子简单，就是一块毡布，四个角找四块砖头一压就完了，何老福看看还没来什么人，就歪在墙上先打会儿盹儿，隐约的就觉得前边儿不远处好像有个包袱似的，扭头瞧瞧，别人也正在支摊子，没人留神看，何老福往前凑了凑，用手一摸，可不是嘛，一个西瓜大小的包袱，摸着这包袱皮儿的料子还正经不错呢，这会是谁放这的呢？许是有贼偷了，没留神掉在这儿了？先别管那些，先偷偷收起来，回家再看，就冲这个包袱皮儿，里边儿的东西准错不了。
渐渐人来的多了，卖出买进，开始有成交的了，何老福今天的生意还不错，一会儿就卖了好几样东西，何老福心说‘怎么着？我这是要转运了？’看看天已有些微微发亮，何老福想着‘趁这会儿看得不是很清楚，我今天卖得也不错，我早点儿收了吧’，拨拉开砖头，把捡的包袱偷偷放在毡布里，四角一兜，包袱外边儿又罩个包袱，何老福扛着毡布包袱就走，在他旁边的就问‘哟，老福，今儿个收的早啊，忙什么去阿？’老福打个哈哈，‘起得早了，这会儿实在困，你先忙着，我先回家歇歇了’。
转到家来，老婆刚起，正忙着在灶下弄火呢，一看老福回来了，也奇怪，往常没这么早过阿，就问他‘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捡了钱了？’
老福笑笑，‘还真让你说着了’把毡布往桌子上一放，露出里边的包袱。
‘哟，这是什么啊？’老福媳妇看着包袱眼睛都亮了起来。
老福把捡包袱的事原原本本一说，把老福媳妇高兴坏了，‘赶紧打开瞧瞧，看是什么好东西’
两口子围在桌子旁，一点一点把包袱解开，包袱一打开，老福媳妇‘嗷唠’一嗓子，叫的这叫一个惨，再看老福，纹丝没动，吓挺了。包袱里什么东西？油布纸包着的一颗血淋淋的人头。
这一声叫把街坊四邻都给喊醒了，跑过来一看，嗬，桌子上一颗披头散发的女人头，地上躺着老何，那边儿老何媳妇靠在墙上光剩哆嗦了，有的赶紧过来，掐人中，把老何给弄醒了。
给喝了几口水，人们就问老何，怎么回事啊？老何一说，在鬼市捡个包袱，想不到里边儿是个人头。
都听明白了，赶紧报警吧，警察来看看，简单一问，把老何跟人头都带回警察厅了。
一调查，查出来了，死的这是谁啊？死者是天津素香斋老板王晋元的小妾刘氏，想当年一提起素香斋的素菜那可是全天津都有名，离多老远，人家专程坐车来素香斋吃素。老板发了财了，就又娶了房二姨太，这位二姨太比王晋元小二十多岁呢。这一天出门，后来就再没回家。
王家一看夫人失了踪，就赶紧差人来警察厅报案，正好警察厅调查死者的身份，就叫来王家人认认看吧，仔细一看，没错，正是二夫人刘氏。
没过两天，又有人来报告，在红桥区的一条水渠里发现一具无头的女尸，两下里一对，没错，这就是刘氏的尸身。
把人头和尸身拼好了，让王晋元来看，王晋元最疼这位小夫人了，一见尸体是失声痛哭啊，咬着牙跟厅长说‘求求您，厅长，您一定要严惩凶手’
仔细一调查刘氏的社会关系，最后查出来了，刘氏死前曾经出现的地点是在红桥区永丰屯如意庵大街的吕祖堂。
这吕祖堂在天津也算是妇孺皆知了，因供奉‘纯阳真人吕洞宾’而得名，还曾经作为过义和团的分舵，这会儿又恢复了道观的面貌。吕祖堂中执事的首座道长俗家姓任，名立奎，自号‘逸尘道人’，这个任立奎长得是仙风道骨，面如冠玉，眉清目秀，发籫高挽，一件飘逸的道袍穿在身上，猛一看跟画儿上的人似的那么精神，而且精通道义，能言善辩，在天津声名远播。招惹得不少大姑娘小媳妇都到吕祖堂进香，不为上香，就为能看看这小老道长得多俏。
把任立奎找到警察厅一问，说‘王家二姨太到过你们吕祖堂吗？’任立奎只说到是到过，不过二夫人拜过纯阳真人就走了，并没有多作逗留。警察厅厅长一看任立奎说的面不改色，目不斜视，没有什么破绽，也就相信了。
吩咐手下继续调查吧，在无意之中，一个警官在一个小道童的口中听说了，这任立奎跟刘氏暗中有奸情。
把这消息往上一报，警察厅厅长当时就火了，‘呵，前两天我问他话的时候他跟没事儿人似的，想不到他有这么一腿，’当时派发下搜查令，警员在吕祖堂中一搜，最后在任立奎的房间里翻出了刘氏失踪当天穿戴的首饰环佩。
把东西往任立奎眼前一摆，任立奎当时就蔫了，眼见是狡辩不了了，只得把事情的前前后后都实话实说了。
原来这刘氏常常来吕祖堂上香问道，一来二去的就看上了长相不俗的任立奎，时不时地借着问道的机会，刘氏对任立奎是百般挑拨，有句老百姓的俗话说是‘女追男隔层纱’就说这女的要是主动起来，那俩人之间就跟隔了个纱帘儿似的，有阵小风儿就撩开了，刘氏老这么挑逗，终于，有一次任立奎一时把持不住，这儿念着念着经书，‘千古流传，美好的姻缘，王二姐张珽秀把那佳话千古传’，于是乎和刘氏就这么成就了苟且之事，开弓没有回头箭，任立奎就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误，到最后是泥足深陷，再也躲不开了。古人说“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的钢刀”，这话一点儿没错。
这一天，刘氏来找任立奎，两个人一番云雨过后，刘氏说她再也受不了王晋元的年老身弱不解风情，非逼着要任立奎带她远走高飞，这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得陇望蜀，任立奎那儿舍得丢下如今的身份地位跟她流浪去阿，想着她这也就是一时冲动，就表示不愿过四处漂泊的日子，刘氏恼羞成怒，就要挟说要把任立奎的丑事公布于众，让任立奎在天津没有面目立足。任立奎心说，‘干吗？非逮着蛤蟆攥出团粉来是怎么的？’一时火起，随手抄起桌上的蜡台迎头一击，‘啪’打了个万朵桃花开，当时刘氏就没气儿了。
等冷静下来，任立奎后悔了，这图什么许的呢，今儿个有点儿冲动，以后要吸取教训，看看刘氏的死尸，怎么办呢？为了怕事情败露，任立奎就把刘氏的人头割下，用油布包好，又找了块包袱皮系成包袱，准备借外出的机会把人头远远扔掉，没有尸首这就是一段无头的官司阿，全都安排好了，就等着处理人头。不成想，天不遂人愿，当天晚上观中闹了贼了，这人头包袱被贼人偷去了，任立奎一想，做贼的心虚，这贼人必然不敢报警，等于也是妥善处理了，这样任立奎也就放心的将刘氏的尸身丢弃到沟渠之中，不知这小偷怎么缺了德了，揣着个人头包袱四处乱扔，结果闹得刘氏的人头后来竟然会在鬼市出现，警察厅立即接手，调查的这么快才让任立奎的丑行败露了。
把来龙去脉整理清楚，案件上呈天津高等审判厅，到那儿一看，案情确凿，没什么可掰哧的了，审判厅立即作出判决，判处对任立奎执行枪决，消息传出，天津的街头巷尾沸沸扬扬，老百姓可算赶上有热闹看了，到枪决这一天，刑场围得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来看这位修道高人的惨淡下场。
色色色，千古一惑，君子失德小人常乐，大丈夫也难把美人关过。
故事讲完了，也奉劝情调吧诸位兄弟有老婆的善待老婆，没老婆的也少安毋躁。千万莫要被女色所迷惑，以免走上不归之路。
【八】杨三姐告状
二姐被害，杨三姐偕兄鸣冤。
这个故事已经是家喻户晓，也是民国八大奇案中被搬上艺术舞台次数最多的一个。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
遵循结“娃娃亲”这一风俗习惯，杨玉清便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
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
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
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
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
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
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
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
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
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
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
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
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辞，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斥责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 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死，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
随后，牛成煞有其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之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唱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
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认证俱在，本案事实清楚，无必要开棺验尸。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死妻子的另一个因由，则是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败露，嫌弃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可，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块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田地外加一头耕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裁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没因为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
杨家兄妹奔走相告、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
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由时任厅长华治国受理（并非戏曲中所说之杨义德-杨梆子）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有检查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
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918你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时间将近四个月了。早在验尸前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注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纷而至。
由于围观之人实在太多。加上众人都想向前凑近看个清楚，挤拥中许多人的帽子都被弄丢。而现场维持秩序的法警为了维持秩序甚至抽坏了几根马鞭。可见当时的围观人数之多。
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盖打开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验尸，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去除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
据知情人透露，杨二姐在被杀害当晚，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
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去睡觉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被杀害。
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在如何狡辩已经没有用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
最终，杨家兄妹的艰辛终于有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