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帕瓦罗蒂演唱会邀请他撰写节目手册，翻译咏叹调；爱尔兰歌手恩雅在台湾发行专辑，请他帮忙翻译歌词；他信手写的歌词被刘若英翻唱；云门舞集的创始人林怀民年度大舞《关于岛屿》中融入了他的三首诗作……
陈黎，台湾当代诗人；著名译者，翻译过鲍勃·迪伦、辛波斯卡、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曾是中学音乐教师，把自己对古典音乐的发烧“传染”给了不少学生。
前些时候，他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世界的声音——陈黎爱乐录》《小宇宙》来京宣传，其间，他带领听众聆赏音乐的陶醉神情令人动容。本刊特约其撰写音乐发烧的经历，以让更多人跟随他沉醉于“声光的快乐深渊”。
我的视听工业是从喜欢音乐开始的。小学二年级时，父亲买了一支口琴给我，我用它反复吹我听到的旋律。上了初中，我买了两本定价新台币十元的《世界名歌精华》和一本《中国民歌精华》，用口琴一首首吹看自己是否听过。大概为了帮校长开辟财源，我读的中学每学期都规定要买两种音乐课本；每次注册回来，我都老老实实地把里面的歌曲、乐理、古典音乐介绍先读完。就这样，比别人多认识了一些好听的曲子。
然后是买唱片，买新台币十元一张的翻版唱片，并且拜托唱片行老板娘把店里仅有的一套唱片厂产品目录送给我。虽然印刷粗糙，但里面列着许多令我心动的作曲家、演奏家、指挥家的名字，被当时的我视为至宝。高中三年是我的“和声学时期”，没事和几位同学一起打开音乐老师郭子究的《合唱曲集》或者一本新台币五元的英文《世界名歌101首》练习四部合唱；要不然一个人在家，试着把合唱曲的每个声部一遍遍唱过。上了大学后，求知欲倍增，我发现从小到大土法炼钢的自我音乐养成教育，对于自己继续涉猎各种艺术有举一反三、事半功倍的催化作用。等大学毕业出来，教书、赚钱，我的视听工业机器便正式开动了。
早期只是一组音响。我记得初当老师的那几年，一半以上的薪水都拿去买原版唱片；那时还是LP（黑胶唱片）时代，我第一次到台北中山北路上扬唱片公司，一登上二楼，足足呆立了三分钟——我被一屋子从A到Z排列的唱片吓住了。我的心充满渴望，呼吸急促，但却不知从何下手。那情景正如济慈在初读奇妙的荷马后所说的：“感觉像某个发现新行星的天文学者，或者张着鹰般的眼睛在山尖初见太平洋的探险者。”
很快，上扬在我的眼里愈变愈小，因为他们给了我几本外国大公司的唱片目录——按图索骥，发现很多我要的唱片店里都没有。那时教书一有空堂就回去听唱片，顺便用仅有的一台录音座录下来推销给我的同事。出于“好东西与朋友分享”的心理，我并没有注意录了多少卷。直到几次到同事家，看见他们柜子里、抽屉里摆满了我录的录音带，我才晓得自己的“事业”做得有多大。一位女同事在结婚时告诉我，她嫁妆中最不寻常的是我帮她录的一百多卷录音带。我惊讶地问她：“我真的卖给你那么多卷了吗？”她说：“你自己都忘记了噢？我喜欢你用黑色钢笔写在录音带盒子上的那些字。当它们一整排放在一起时，看起来特别动人。”没错，我早期的录音带都是我亲手慢工精制的。我像写信给爱人般一笔一画把曲目、演奏者、作曲者等资料写在上面。我常常告诉我的朋友：“我的录音带里录的不只是音乐，还有我的呼吸，我的爱。”
然而LP这种胶质唱片是很容易发霉且有杂音的，所以当我一听到CD（镭射唱片）发明上市，就立刻痛下决心停购LP，并且抛售我的收藏。当初帮别人录音，自己并没有留下拷贝；为了日后能够重温旧唱片曾经带给我的美好经验，我不惜以双倍价钱，好说歹说地向同事买回我的产品。
跟随镭射唱片机来到我家的是镭射影碟机（LD）和Hi-Fi录像机。镭射真是伟大的发明，它可以跳前、跳后、静止、反复，随心所欲地让你*放播**你所想要的段落。这视、听两样伟大的发明结合在一起，就使我进入废寝忘食、一日比一日发狂的视听工业勃兴期。
我把所有的视听器材都集合在楼下客厅，以使它们相辅相成发挥最大效用；所以电视上播的可以立即录在录像带或录音带上，而CD或录音带的声音也可以转录到录像带。我一回家就坐在客厅中间，遥控这，遥控那。客厅成为我的起居室兼研究室兼工作室。
我猎取知识、搜集信息的方法是前面提过的“目录主义”，加上我所谓的“百科全书／图书馆精神”。也就是说我情愿主动出击，而非守株待兔；对于已知存在的美好事物有排除困难、一一取得的决心。然而“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要以有限的躯体拥抱宇宙无穷的知识终有夸父追日或飞蛾扑火之悲。清朝章学诚说：“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对我来说，只要列名经典、辞书、百科全书，或我直觉好听、好看者，不论长短大小，俱在我搜藏范围。为了磨炼鉴赏力，我买了大量的工具书和参考书，日夜翻阅，以免有眼不识泰山。只用耳朵听音乐的日子是单纯而幸福的，但一旦加入影像，我发现这世界可爱的东西又更多了。于是悲惨地，我的搜藏范围随着镭射影碟目录的翻动，由古典扩及流行、扩及爵士、扩及电影、扩及动画、扩及美术……
我变成一只驮着录像带的蜗牛。我发觉我赚钱的速度跟不上我买录像带、CD、镭射影碟的速度；我发觉我花在搜集、录像上的时间多过我花在观赏、回味的时间。为了充分运用自己的“视听图书馆”，我开始把录音机、镭射唱片机、录像机搬到学校，利用上课和课余时间把最美妙的一些东西介绍给学生，并且在周末开放我家楼下让有兴趣的学生一起来欣赏。我剪贴、影印了许多讲义帮助他们欣赏，为他们列出进阶式的欣赏节目，代购相关书籍，并且录制集精华于一卷的录像、录音带。为了让众多学生能快速拥有美物，我大举添购录像、录音设备，以做到人手一卷或多卷，随时交换欣赏。这是真正的视听教育，充满创造力、欢乐、自由和活力。
我的视听工业极盛期应该是在“小耳朵”登陆我家之后。我花了新台币十一万元，于日本卫星电视开播不久后在我家屋顶秘密安装了一支；夜里，拉下铁门，观看远来的精彩节目，真有一种秘密的快感。租镭射影碟要花钱，观赏“小耳朵”却不用付费，偏偏好看的节目又那么多——为了同时收录不同台的节目，我装置了两台调谐器，并且购买可与之联动、预约录像的新录像机。我订了一份卫星电视月刊，每个月初，对着日文的节目表画重点、做记号。时间一到，战战兢兢，深恐没录到或没录好。这阶段真是寝食难安、行止难定。有时怕电视节目临时变动，不敢随便外出，整日守候机旁；万一因事必须离开家里，到了外地也不忘以电话遥控，随时查询。我太太可以作证﹕好几次我因为操控有误、错失节目，当场失神、流泪。
处在这种耳鸣目眩、声光大备的快乐的深渊，我哪里还有时间、空间做其他事，难怪很多人不解：为何十年前“活跃文坛”的陈黎有一段时间销声匿迹、不再写作？然而我并不后悔这段狂热岁月。这几年重新写作，有许多动力、灵感、题材都是来自这些视听经验。前一阵子，“小耳朵”因卫星故障，收视不良，我总算可以强迫自己有一个“免于视听恐惧”的假期。
但我知道这假期并不会长，因为即使我不再有昔日为别人录像、录音的热情，至少我自己视听的兴趣永远不变。感谢镭射兄弟，感谢“小耳朵”，让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欣赏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事物。最近卫星又恢复正常，我一口气在“小耳朵”上看到了梦寐已久的贝尔格的《伍采克》、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比莉·哈乐蒂、迈尔士·戴维斯……
诗人爱默生说：“当我读到一本好书，我真希望人的一生可以有三千年。”遇到好的视听节目的我，不仅希望一生有三千年，更希望一天有四十八个小时。中学英语课本上教过一段课文：“我们的心，如同我们的身体，也需要一种食物。这种食物叫知识。”我的视听工业就是我的心灵工业，只要心不死，它就永久不衰。
《中国教育报》2018年07月0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