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兵，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
关于美中经贸摩擦、供应链安全和“特朗普关税”等问题上，美国一直存在着两派观点：
一派是美政府部门和一些智库人士认为，中国制造业给美国带来严重的国家安全隐忧，主张对华全面遏制，重构美国供应链。比如，2022年6月9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Borochoff (2022)指出，全球供应链继续面临中断，美国必须恢复其强大的国内制造基础，过度依赖中国制造业带来了严重的国家安全担忧。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Goodwin (2022)认为，中国在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中的崛起使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关键供应链集中在中国境内和周边地区，对美国来说风险越来越大。
另一派美专业学者却认为，美国不应自促成夸大来自中国的威胁，实际上进口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品对美国有利。比如，2022年6月9日，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中美竞争”听证会上，纽约联合学院政治学与亚洲研究Dallas (2022)认为，即使中国企业在供应链某个特定环节拥有大量市场份额，与中国相互依存也不应自动被误导为脆弱性。约翰·霍普金斯大学Bulman (2022)认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是由中国在规模、地理和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驱动的，而非由有意的产业政策驱动的。美国决策者不应将政策建立在高估中国威胁的基础上，中国的低成本生产对美国有利。
对于美中经贸摩擦、供应链安全与“特朗普关税”应对问题，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院教授沈国兵认为：
第一，美中经贸摩擦仍在加剧。囿于中国对美存在巨额的货物顺差，比如2021年存在3965.8亿美元贸易顺差，在应对美国经济复苏和解决经济中不平等问题上，拜登政府很可能指责中国不公平的经贸行为，诉诸更多的所谓贸易规则执法等摩擦对中国提出更多的诉求。美国新的贸易政策很可能将通过在贸易协定中纳入强有力的、可执行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将优先与友邦和盟国一道致力于贸易执法，企图孤立和分化中国对外贸易市场。
比如，2022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2022年贸易政策议程和2021年度报告》全面阐述了拜登政府对华的妄言认知：“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大国，通过其经济政策和实践扭曲了全球贸易，对美国的生产、投资、甚至消费造成了损害。”USTR提出美国正在努力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济行为，包括直接向中国提出美国的关切，并与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合作，应对共同的挑战。
这些连国际经济学关于行业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了中国竞争力的基本常识，USTR都装作不懂、视而不见，并妄加指责中国过度集中生产某些商品。USTR妄言：“中国作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大国，能够通过不公平、反竞争的做法扭曲市场，损害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企业，包括美国一些最亲密的盟友和伙伴。通过在中国过度集中生产某些商品，这些非市场政策和做法也破坏了供应链的韧性，损害了消费者。”据此，在美国面临高通胀压力下，2022年6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增长9.1%，再次刷新40年来新高。美国USTR仍先入为主、带有偏见地启动了一个有针对性的关税排除程序，而非全面取消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不公平的“特朗普关税”。
第二，囿于现代国际分工和工序贸易，美国推动重塑的供应链安全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供应链安全和韧性。Baldwin和Lopez-Gonzalez (2013)指出，关于每个国家的生产只取决于其自身要素和技术的经典贸易观点是无效的。进口到生产涵盖所有进口中间投入品，包括原材料、服务和进口资本设备。跨国公司助力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中国演变成为世界工厂及全球供应链中心，是开放的结果，也是外资参与的结果。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向东南亚等地多元化延伸，不仅是跨国公司的需要，而且是中国企业自身的需要。跨国公司将一些行业供应链转移到越南之后，中国依然占据着这些行业供应链的高端，包括设备、材料、器件、模组，甚至机器人。因此，美国重构自身供应链安全和韧性是动态相对的，美国自建绝对安全的供应链体系是不现实的。
第三，对于“特朗普关税”问题，中方需要跳出“对等反制”的困境误区。沈国兵认为，美国对中国输美的商品加征关税问题已经持续了4年多了，中方企业、出口商与美方企业、进口商的议价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找到了双方有关“特朗普关税”负担的平衡点。在美国处于新冠肺炎疫情和高通胀的压力下，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方企业、出口商等与美方企业和进口商等慢慢适应了在“特朗普关税”下的中美双边贸易，中方企业和出口商已形成了较强的议价能力和市场适应能力，也就是美方所征得关税很可能一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一起承担，而非由中方出口商来单独承担的。这从2021年中国对美货物顺差3965.8亿美元就可以看出来。与同期上一年相比，中国对美出口增长了27.5%。据此，在美国面临高通胀的情形下，中方并不需要急于妥协让步来对等取消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的关税。
“特朗普关税”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急迫问题。而且，在经贸领域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所谓“对等反制”的困境误区，具体是无视中美非对称的摩擦地位，片面夸大中方反制手段的有效性。不管怎样，我国需要跳出“对等反制”的困境误区，在疫情全球蔓延下，我国需要积极拓展贸易多元化，稳定好我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审慎化解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叠加疫情全球蔓延带来的贸易不利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