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题目：《俄国远东地区华商的经营活动（1860—1917）》
南慧英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俄罗斯莫斯科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东北亚关系史、俄国移民史。在《世界历史》《世界民族》《求是学刊》《人口学刊》等CSSCI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2项，省部级等科研项6项，荣获省级以上奖励5项。
宋雨秋
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近现代史方向硕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 19世纪60年代，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移民政策的出台以及远东地区的开发，为华人赴俄远东务工、经商提供了前提条件，促使远东地区华商群体兴起并逐渐发展起来。华商在远东地区开设店铺，从事批发零售业，为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丰富了当地的物质文化生活。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华商逐渐占据远东市场，在远东地区形成了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的商品销售网络，并组建了商会。商会在保护华商权益、维护华人商业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远东地区华商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他们向中国的汇款有所增多并在家乡投资建厂，为中俄两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关键词： 俄国；远东地区；华商；商业活动；华人企业
19世纪60年代，俄国着手开发远东地区。此举吸引了大批华人赴俄务工或经商，华商群体随之在俄远东地区兴起，他们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并逐渐在远东市场占据重要地位。远东地区的华商在维护当地华人社会稳定、促进俄国远东地区及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经济发展和双边文化交流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俄国远东地区华商的兴起
19世纪中期，清政府统治日趋衰落，天灾*祸人**频繁，社会动荡，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逐步取消；中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俄国迫切需要开发远东地区，出台了宽松的移民政策。在内外因素的“推拉”下，大批华人远赴俄国谋生。随着远东地区华人数量的增多，华商群体兴起并渐成规模。
（一）国内的推力因素
首先，19世纪中叶以后，自然灾害频发。黄河流域水灾、旱灾、虫灾连年不断，受灾范围很广。1855年的水灾和虫灾，仅直隶、山东两省就有受灾州县161个，受灾村庄多达55161个。1876—1879年，山西、河南、山东的部分地区发生旱灾，几乎毫无降水，“因受饥饿疾病及*暴强**之侵迫而牺牲者，有九百万至一千三百万之多”。1886年山东暴发水灾，给百姓生活造成严重破坏。时任山西巡抚张之洞上奏称，“山东河决为灾，经年未塞，本年夏间复决数口，灾民数十万，流离昏垫，惨不可言。”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使民众饱尝饥馑旱涝之苦，无以为生，纷纷逃到关外甚至国外另谋生路。
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北方战乱频仍。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义和团运动、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1914年的日德青岛之战相继爆发。这些战争的战场多在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当地民众家园尽毁，流离道途，成为其赴外谋生的又一推力。
再次，清末民初，我国华北地区人口增长过快而可耕地有限，人地矛盾日益加重。以山东省为例，其土地总面积为168826平方千米，人口为3900万，去除山地、丘陵等不适宜耕种的土地，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里1000~1300人，有限的土地无法供养数量庞大的人口。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地主豪绅和外国政府、传教士侵占民田的事情时有发生，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仅1898—1902年四年间，德国就在山东强行征购土地14000多亩，在日德开战前十余日，德国又收买4500亩土地。
最后，清政府逐步取消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为流民向北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清朝统治初期，出于对“龙兴之地”的保护，政府对东北地区实行“封禁”政策。到19世纪中叶，由于华北等地土地兼并导致农民失地现象严重，加之灾荒和战乱，受灾各省前往东北地区的流民日益增多。据《申报》记载：“山东一天运到牛庄的难民就有八千多人，运到其他码头的难民更是数不胜数。”这迫使清政府逐步解除对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1860年东北地区已经向流民开放，黑龙江省部分开禁，1885年吉林省全面开禁，1902年奉天省全面开禁，到中东铁路通车时，东北三省已经全面开禁。清政府解除“封禁”政策使得大批流民涌向东北。
1840—1850年，东北人口从2537000人增加到2898000人，平均每年增加13.39%；1850—1910年，东北人口从2898000人增加到21582000人，平均每年增加34.03%。一部分流民在东北地区驻留并定居，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北迁，甚至越过边境进入俄国远东地区，使赴俄华人数量逐年增加。1895年前往俄国的华人约有16500人，1896年赴俄华人数量超过35000人，1897年赴俄华人数量更是增至7万余人。赴俄华人为了生计广泛散布于俄国远东地区的各行各业，华商群体由此日渐兴起。
（二）俄国的拉力因素
首先，中俄两国系列条约的签订是远东地区华商兴起的重要前提。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规定“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来往，并许其贸易互市”。《尼布楚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俄两国正式建立贸易关系，但是当时的贸易主要是俄商来华贸易。第二次*片鸦**战争时期，由于1858年《瑷珲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失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世代居住于此的中国人一夜之间成为俄国领土上的侨民。这些被迫变更身份的“中国侨民”继续在俄国远东从事渔猎、采金等生产经营活动，他们中的商人构成早期远东华商群体的基础。
《瑷珲条约》规定，两国居民“令其一同交易，官员等在两岸彼此照看两国贸易之人”。《黑龙江通商条规》规定，“通商后两国卖货俱不征税。”《北京条约》更是重申两国通商贸易规定，即“中国商人原往俄罗斯国内行商亦可……俄罗斯商人及中国商人至通商之处，准其随便买卖，该处官员不必阻拦；两国商人亦准其随意往市肆铺商，零发买卖，互换货物”。《改订陆路通商章程》规定，“两国边界百里之内准中、俄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其如何稽查贸易之处，任凭两国各按本国边界限制办理。”中俄相继签订的系列开放边界、鼓励商业贸易的条约使双边自由贸易得到许可，鼓励了大批华人赴俄经商，他们或成立商号，或小本经营，边境贸易因而得到迅速发展。
其次，俄国的移民战略为华商兴起提供了政策支持。俄国为稳定远东局势和发展经济，加紧向该地区移民。虽然俄国耗费巨资并利用优惠政策鼓励本国人向远东移民，但由于远东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加之缺乏组织性，移民效果并不理想。1861—1901年的40年间，远东的移民人数仅为11.7万，约占农奴制改革后沙俄远东移民总数的1/4，其中农民占80%以上，哥萨克和非农业居民占9%左右，俄国人向远东移民人数增长缓慢且生产效率低，无法满足开发远东地区的需要。
为此，俄国政府在鼓励本国人向远东地区移民的同时，还颁布了宽松的移民政策以吸引外国移民。1861年俄国政府出台的第一部远东移民法《俄国人与外国人向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移民条例》规定，阿穆尔省和滨海省向所有俄国和外国移居者开放，每户移民每人最多可占有100俄亩土地，每俄亩缴3卢布，且免除10年兵役和20年赋税。宽松的边境制度和优惠的移民政策吸引了大批华人前往。
从1862年起，每年进入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的华人至少有1000名。到1883年，已经有超过6万华人在这里定居、务工和经商。一方面，华人赴远东经商，促使华商群体在远东不断壮大，他们在经营活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和管理知识，经营规模也随之扩大，逐渐在远东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远东地区华人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连同俄国移民又为华商提供了广阔的消费市场，进一步推动了华商在远东地区的兴起。
最后，俄国开发远东地区的活动为华商在当地的兴起提供了发展机遇。1860年以后，俄国最为迫切的任务之一便是加紧对远东地区的开发，但仅靠本国移民远远不能满足发展远东的劳动力需求，从欧俄招募劳工又成本高、耗时长，吸引外国移民参与远东地区的建设成为当务之急。因此，俄国将目光转向庞大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欲从中国招募大批华工来缓解远东劳动力不足的状况。19世纪70年代末，华工赴俄现象较为普遍。最初，华工主要抵达地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1879年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工有3471人。
19世纪末，远东地区一系列大型工程亟待动工，如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的港口建设、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数十个金矿的开采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均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俄本国劳工常常因远东气候恶劣、施工条件艰苦而选择离开。为保证工程顺利进行，俄国开始大规模从中国招工，再一次掀起了华人向俄国移民的高潮。1892年以后，每年开春时节都有大批务工者从山东烟台及附近港口乘船前往远东。
1896年，俄国从烟台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工达1万人。1900年，俄国从烟台输入华工1.6万人，华工在远东地区军事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旅俄华工数量庞大，需要大量粮食和日用品供应，遂产生了巨大的消费市场，华商的经营活动也日益活跃。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地区各类商业活动中都活跃着华人的身影，他们为居民提供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尽管是小本生意，但经营活动遍布城市和乡村。由此，华商群体在远东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在该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华商的分类和经营活动
随着俄国远东地区华人数量的逐年增加，华商群体应运而生，他们主要从事批发零售、开设各类店铺、建立商会等活动，为当地居民提供生活必需品，并逐渐在远东地区站稳脚跟。
（一）根据原籍分为四个帮，根据经营模式分为坐商和行商
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按照其原籍可分为四大帮，即来自山东的“东帮”、河北及东三省的“北帮”、江浙的“南帮”和广东的“广帮”。其中“东帮”是远东地区华商的主体，他们在从业人数、资本上占据优势。据清朝官吏李金庸1881年的调査统计，“在崴华民七千余人，行商者百数十家，齐、鲁人居多，江、浙、闽、广次之。”
华商按经营地点固定与否可分为坐商和行商。坐商经营地点较为固定，他们在远东各地开设酒馆、杂货店、洗衣店等，从事经营活动。行商则没有固定经营场所。据1885年曹廷杰《西伯利亚偏东纪要》记载，“行商有两类，一是‘自三姓贩运货物，通行松花江至东北海口，行乌苏里江至穆稜河口以上，分售伯利、三姓等处’的行商；另一类是‘自三姓分往二江以货易货春去秋回’的行商。”由此可见，远东地区华商中行商的流动性很强他们往返于中俄之间，将从中国采购的粮食、蔬菜、茶叶、丝绸等商品运至俄国售卖，再收购俄国商品转运回中国销售，从中赚取差价，以此盈利。
（二）涉足行业以批发零售业为主
远东地区的华商以从事批发零售业为主，他们经营的领域涵盖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当地居民的需求。例如，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华商开设了皮鞋店、成衣铺、帽子铺、照相馆、列巴铺、香肠铺、糖果铺、豆腐坊、粉条坊、屠宰场等，华商陈百岁开设了客栈、浴池、理发店、皮鞋铺和服装店。华商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物美价廉，加之采用赊账、代销等灵活的销售方式，深受当地居民欢迎并迅速占领了远东市场。
当时的俄国人这样描述：“到处都可以看见中国人和他们的商品，人们住的是中国人盖的红砖房子，用的是中国工匠生产的器具，喝的是中国人的茶叶，吃的是中国人生产的面粉和蔬菜，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都可以到中国人开的店铺里去购买。”华商的经营活动遍布远东各地，生意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粮食、肉类、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到日用百货都可以在华人开设的店铺中找到。十月革命前的俄国文学作品里也有这样的描述：“他们一点点地把远东地区的所有贸易、工业和生产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看出，远东地区华商的经营活动范围大、分布广，极富活力。
在远东华商的经营活动中，烧酒业最具代表性。远东地区纬度高，终年气温较低，冬季寒冷潮湿，饮用烧酒可以御寒，所以当地居民的烧酒需求量极大。中俄两国人民都有饮酒习惯，相比于俄国的伏特加，中国烧酒度数高、价格低，可以送货上门，深受当地人的欢迎。1862年，俄国政府认定烧酒对健康有害，明令禁止中国烧酒进口，但是烧酒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这一禁酒令并没有给该产业发展带来实质性影响。据《北乌苏里边区现状概要》记载：“尽管禁止进口中国烧酒，但是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一带以及在南乌苏里边区居民都喝这种烧酒。”烧酒由农民生产的高粱、小米等粮食酿制而成，因此，烧酒作坊经常建在耕地附近，靠近农民房屋。1879年，南乌苏里边区有128家烧锅（作坊），烧酒年产量达64840升。
同年，北乌苏里边区也建立了5家烧锅。1904年，在乌苏里边区华人开的烧锅已达到204家，甚至一些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居民也能喝上华人酿造的烧酒。19世纪90年代，远东地区烧酒业的杰出代表徐鹏远看到俄国人对中国烧酒需求很大，认为这是重要商机。他开始利用早年积攒的资金做烧酒生意，常年奔波于黑龙江沿岸和俄国远东地区贩卖烧酒。他采用薄利多销、送货上门的经营方式，生意日渐红火。除了当地作坊生产的烧酒外，还有一部分烧酒由松花江产粮区生产并通过华商转运到远东各地销售。冬天，商人们将烧酒装在大车上，运到瑷珲和黑河屯再转运至俄国。
夏天则装在帆船上，顺松花江而下驶至与黑龙江汇合处，再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在当地销售，一部分运往上游的布拉戈维申斯克，还有一部分运往下游的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及乌苏里江沿岸。由于价格低廉，中国烧酒在远东地区十分畅销，华商获利颇多。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每普特烧酒批发价仅为3.5~6卢布，俄国村镇每瓶酒的零售价为20~30戈比。仅阿穆尔省的华商每年从烧酒贸易中即可获利10万~15万卢布。烧酒业在远东地区迅速发展，成为远东华商经营的特色行业之一。
远东气候寒冷、自然条件恶劣、物资匮乏，华商还向当地居民提供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在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沿岸，华商常与当地居民进行粮食贸易，这种贸易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俄国人粮食短缺的问题。每年夏末秋初，满载各类蔬菜的大帆船从黑河屯、瑷珲等地出发，运往布拉戈维申斯克。每年华商通过运往俄国的价值数十万卢布的蔬菜，可以获得数万卢布的利润。除了售卖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华商还将中国土特产运到俄国远东地区销售。以山东肉牛为例，1904年山东省向俄国出口肉牛2000头；1909年出口5252头，合88万斤。俄国远东地区从山东进口的牛皮、牛骨、牛油数量仅次于日本。
此外，中国的茶叶、丝绸、花生等商品也大量销往俄国远东。1893年，尼古拉耶夫斯克从中国进口102000卢布的各类食品（主要是茶叶和面粉）和4600卢布的各类工业品。华商的进货渠道十分广泛，他们从国内外进货。如和盛义经营的商品大部分从哈尔滨、天津、青岛、上海进货，还有的从日本大阪进货。华昌泰在远东经营日用百货生意，商品多从广东、哈尔滨等处用“火轮”运来。多元化进货渠道不仅保障了华商充足的货源、低廉的进货成本，还丰富了商品的种类，使华商在远东市场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市场地位逐渐上升，其经营活动有效促进了中俄进出口贸易的发展。
三、俄国远东地区华商的特点
华商能够在俄国远东地区兴起并初具规模，除受国内外客观因素的作用外，华商自身的特点也是重要原因。
（一）俄国远东地区的华商具备卓越的经商才能，头脑灵活，适应性也极强
俄国人这样评价华商：“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只要哪里有机会，他们就奔向那里去做各类生意。”华人的商业嗅觉使他们能够敏锐地捕捉到商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盘活手中的资本，将生意做大做强。华商张廷阁是双合盛杂货铺的股东之一，他凭借独特的商业才能和灵活的经营手段使店铺规模迅速扩大。日俄战争前夕，他获取到日俄关系恶化的消息后就从日本购买了大量设备。战争爆发后，军需品价格飙升，张廷阁通过接手俄国*队军**日用军需品生意赚取了巨额利润，双合盛也从一个普通的杂货铺一跃成为资本雄厚的大型百货公司，跻身符拉迪沃斯托克最大的企业之列。双合盛的经营项目不断扩充，不仅零售日用百货，还开展其他贸易活动，除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尔滨设代表处外，还在上海、汉口、大阪开展贸易活动。
（二）勤俭节约、吃苦耐劳的品质使华商在商业竞争中具有优势
俄《西伯利亚问题》杂志的编辑П.戈洛瓦切夫给予华商很高的评价：“华商有进取心、勤快、精明、整洁、勇敢，而俄国商人懒惰并缺少经商的积极性。从这个角度出发，华商作为竞争对手是不可战胜的。”为了节约成本，华商商铺里的店员常常住在店里，饮食简单，一些小商铺的老板与店员同吃同住。店铺一般空间不大，没有仓库和杂物间，不做广告，只把售卖的商品简单摆放到货架上。
为把开销降到最低，华人商铺的店员通常是店主的亲属，参与店铺分红，因此薪水不高，只有几卢布。华商通过以上方式将经营成本降到最低。俄国企业各项费用（包括房租、员工工资等）支出占贸易额的15%~20%，华人企业的费用支出却不超过贸易额的5%~8%；俄国雇员的工资每月为35~37卢布，而华人雇员每月工资只有5~7卢布。华商的经营成本低，商品价格也随之降低，从而在与其他外国商人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三）华商通过商会团结协作，保持密切联系
华商在远东地区开设的店铺多采用合伙制，以入股的方式合作，员工既是雇员也是股东。华商之间合伙经营，结成商业伙伴，年终按照持股比例分红，亏损由股东均摊，这样既能够有效降低成本，有利于将生意做大，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风险。远东一些大城市都有大商行向中小企业提供*款贷**，以信贷的方式支持华人创办企业，资金也可以实现较快周转。中国的大企业常常向小企业提供*款贷**，而在俄国贸易体系中很少有这种做法，所以俄国的企业经常面临破产的风险。
远东华商之间团结互助，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又联系紧密的网络。南乌苏里地区的长官在报告中指出：“中国人在俄国的企业犹如一个庞大的网络，覆盖了全省，这个网络中有一个巨大的商号在海参崴，这家商号的年交易额在10万~15万卢布之间，以其为中心，各地设立年交易额在0.5万~1.5万卢布之间的分号。同样，这些分号又设立了一些年交易额在0.1万~0.5万卢布之间的小铺，最后还有一些做小生意的挑贩。”华商在俄远东市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生意经营得很兴旺。
远东地区华商人数日益增多，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华商组织——商会应运而生。商会的形成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华人远在异国他乡，常常通过建立社团组织来寻求庇护，然而以乡缘为基础的社团组织分割了本应紧密联系的华商群体，不利于远东华人社会的健康发展。因此，华人开始组建商会，华商们通过商会团结协作，共同维护自身权益。第二，远东华人数量不断增多后，俄国政府也需要依靠商会管理华人。俄国政府将华人商会看作一种辅助手段，借其管理和监督华人。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各大城市和偏远地区，华商陆续组建商会，为远东华侨提供各种服务。
1881年和1889年分别成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华侨商会和哈巴罗夫斯克华侨商会。然而，1897年俄国政府以秘密结社为由取缔了华人的社团组织。经过清政府的多次交涉，1906年10月4日俄国社团组织法生效，俄国政府才重新允许远东华人成立社团组织。华人于1907年9月18日、1910年1月10日和2月4日分别成立了海参崴、伯力、双城子中国人互助会。1913年成立驿马河中华总商会。总商会下设分会，分会服从总商会的领导。商会通过华人选举产生会长和副会长，商会会长一般由大型商号经理担任。商会对会员行使管理权，制定规章制度，调解内部争端，惩罚违规者。商会还为华商提供担保证明等服务，对遇到困难的同胞进行援助。商会统一研究远东市场，关注华商在远东地区的发展，协助其成员组织贸易活动。
远东华人商会内部团结协作，共同制定行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统一商品价格。不仅如此，各商会还积极协调商号之间的货运分配，*制抵**俄国人的敲诈、勒索活动，为华商群体在远东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必要保障。此外，商会还积极保护华*权人**益，出面解决华人内部或华人与俄国人之间的纠纷，如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华商经常委托华商总会向当地的俄国债务人*债讨**，一些华商因填错汇款地址而被俄国人扣留款项时，商会也会出面帮助解决。华人商会还针对交税等问题与俄国人进行交涉，保护华商利益不受侵害，对远东华人商业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四）以中小规模经营活动为主
远东地区的华商中有走街串巷的小挑贩，有经营中小规模商店的坐商，亦有少数人经营规模较大的商行。大多数情况下，小挑贩们活跃在城市或乡村，兜售烟酒、糖果等商品，或提供修皮鞋、割玻璃、镶门窗等服务，灵活性较强。华人商店里售卖各种日用品，从粮食、蔬菜、肉类到布匹、皮货都可以在商店中买到，华商几乎能为远东地区的俄国定居者和原住民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商行以批发零售业为主，一般规模较大并积累了一定的资本。1879年创建的义泰商行拥有资本25万卢布，1891年创建的成泰齐商行拥有资本45万卢布，1888年创建的双合盛商行拥有资本50万卢布左右。商行除经营活动外还发挥着保护华商、维护市场稳定的作用。一些大商行会向刚刚起步或经营不善的小企业提供*款贷**，支持同处异乡的同胞，使他们免受破产困扰。
由此可见，远东地区的华商一直活跃于零售行业中，无论在人数上还是在资本上华商一直占据优势。据清政府档案记载：“1881年，海参崴地方有华民六七千人，该处工商民户，中国人十居七八，我华民在崴之贸易资本额，计一千数百万，较各国为巨。”俄资料也有记载：“1893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中国小店铺127家，俄国店铺23家，到1910年二者的数量分别为625家和181家。”华商以精明的头脑、克俭勤劳的品质、互联协作的精神成为俄国远东地区商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四、俄国政府对华商的态度
随着华商在远东地区势力的壮大并在当地市场占据重要地位，俄国政府开始密切关注这一群体，并采取措施加以限制。受俄国国家利益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影响，俄国政府对华商的态度几经转变，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发展也随之起落沉浮。
1860年以后，中俄两国间实现边境开放，加之俄国开发远东的需要，俄国政府对华商到远东经商持宽容甚至鼓励的态度。除了1861年颁布移民法，鼓励外国移民在远东定居，并规定移民有权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之外，俄国政府还与中国签订一系列条约鼓励边境贸易，允许自由买卖并采取免税等政策保护远东地区的商业发展。受这些优惠政策的影响，华人纷纷来到俄国远东地区从事商业活动，远东华商群体得以不断壮大。
至19世纪80年代，远东地区特别是滨海省和阿穆尔省的华人不断增多。受中俄伊犁问题影响，俄国政府开始对远东地区的华人采取限制政策。1884年俄国政府在远东地区设立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管辖滨海省、阿穆尔省、后贝加尔省和萨哈林岛，辖区直属俄内务部，行政长官由沙皇委任并拥有广泛的权力。由此，俄国政府强化了对远东地区华人的管理和控制，对远东华商也采取了严格限制措施。1886年俄国政府颁布新的移民法，规定华人只能在距离中俄边境50俄里（53千米）的区域内居住和从事商贸活动，并对华商课以重税。1892年俄国沙皇批准国务委员会的决议，将1861年移民条例的有效期再延长10年，但又规定禁止非俄罗斯人在滨海省和阿穆尔省购买土地，远东地区华商的活动因此受到限制和打击，一些人因为经营不善陆续回国。
19世纪90年代，俄国远东地区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等一系列工程项目，需要大量劳动力，为此不得不再次采取优惠政策招募华工，对华商的态度也转而宽容起来。一些华商在大型工程附近贩卖粮食、蔬菜，还有华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尼古拉耶夫斯克等口岸开设商号，华商在远东地区的经营有所恢复。
20世纪初，随着远东大型工程项目陆续建设完成，俄对中国劳动力的需求下降，俄国政府又开始收紧华人政策。1910—1911年，东北地区暴发鼠疫，俄国以“防疫”为名，驱逐境内华人并禁止华人入境。1911年阿穆尔沿岸总督辖区规定，当地华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停留多长时间，只要没有遵照规章购有居住证或持有的居住证已逾期，一概不许居住，并严禁俄国居民向华人出租经营场所和住房，华商的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影响。此外，俄国政府还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华商的经营活动，对境内华商店铺进行严格检查，不符合规定就加倍罚款，还对华商课以重税，限制华商经营区域，使华商遭受巨大损失。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俄国内政局不稳，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华商店铺被迫关闭，华商人数锐减。俄国远东地区华商的经营活动由此衰落。
结 语
华商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俄国远东地区华人社会中的重要群体之一，他们背井离乡，远赴俄国从事商业活动，为远东开发和中俄两国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远东华商为俄国远东地区的居民供应了粮食、蔬菜等生活必需品，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加强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建立了从中心城市到偏远乡村的商品销售网络，促进了当地的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成为推动俄国远东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华商还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实力壮大后成立商会，共同保护远东地区华人同胞的利益，为该地区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保障。
华商在俄国远东地区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但他们亦不忘回馈祖国，向国内的汇款逐年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还有一些华商身怀实业报国理想，将远东地区的生意做大后回到祖国，把积累的资金用于家乡的经济建设，在国内兴办实业、投资建厂。如民族企业家徐鹏远，他早年在俄国经商，俄国政府开始驱逐华侨后他撤资回国。回国后，徐鹏远坚持实业兴边的信念，致力于带动家乡黑河的经济发展，在黑河创办了多家企业，其中的振边酒厂是当时东北最大的酒厂，产品销往黑龙江沿岸和对岸的俄国，不仅解决了当地居民的生计问题，还促进了黑河酿酒业的发展。华商回国投资建厂，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和经济发展，也充分展现了他们心系祖国前途命运的爱国情怀。
【注】文章原载于《西伯利亚研究》2022年第6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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