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字默存，号槐聚，于前清宣统二年庚戌十月二十日（西元1910年11月21日）生于江苏无锡，1998年12月19日卒于北京，享寿八十八岁。
钱氏出身江南书香之家，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经典的熏陶，少年时又有机会入教会学校，打下良好的外文基础。年未及冠，考进第一流的清华大学外文系就读，在校期间，从众名师游，更有博览群书的机会，使他在校期间不仅所写诗文峥嵘，而且已能发表具有批判与识别眼光的考据文字。毕业之后，考取庚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就读于埃克塞特学院（Exeter College），完成学业后又留法进修一年。如此充实的学历，益之以深厚的禀赋以及后天的勤奋，使他成为罕见的奇才，在国际上被称为“很可能是20世纪中国最博学之人”（arguably the most learned man of letter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其实，就兼通中西学问而言，他很可能是20世纪最博学之人。在他的时代，单就国学来说，尚有不少非常博学之人，但绝无能像钱锺书那样兼通西学之深；单就西学来说，西方博学之士固然屈指难数，但难能兼通中学。钱锺书作为兼通中西学问的大家，谓之空前绝后并不为过。空前，因中国前乏西学，更少通解西学之人；绝后，来者固然必有聪敏绝顶之人，然时代剧变，家学已成绝响，教会学校不再，钱氏所具备的后天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在现代的社会背景与教育制度之下，可以预知像钱锺书这般学人，已随风而逝，不太可能再现了。
研究钱锺书这位杰出的学人，自有其重要意义；事实上，书写者早已成群，若再平铺直叙其生平，整齐排比其所说，复述其文而释之，或以讹传讹，或想当然耳，皆无必要，也难餍读者的期盼。如何深窥其内心世界，发见其人格特质；登其学术堂奥，欣赏其博学多能，固然不易，却值得尝试。适多年前，承邀参加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华人的人观与我观：跨学科及跨文化研究”优势重点拔尖计划。我原拟研究中国近代思想中文化多元论者的人观与我观，每年预计完成论文一篇，于过去三年间，曾先后研究章太炎、陈寅恪、钱锺书三人，并完成每人约二三万字的论文。但一旦进入钱锺书的世界，欲罢不能，愈写愈长，很快将一篇论文的篇幅扩大到成为一本专书，也了平生一大心愿。
我写这本书在我读书生涯中，既感挑战，又觉新鲜。所谓挑战，就是如何跨越学科。我于求学期间虽亦曾涉猎有关心理学的知识，尤其是心解史学，但因囿于史学范畴，浅尝即止，未窥堂奥。然因参与杨国枢、黄光国等心理学家们的研究计划，获得自修与学习的机会，涉猎了更多有关“自我”“认同”“心解”“人格心理学”诸方面的书籍与论文，眼界为之大开，获致更多启发。不过我自知西方学理未必是真理，更不能套用，必须谨而慎之，诚如钱锺书所说，学理之效，如烛照幽，求其增添见识而已。
我平生读史每恨仅能从不完备的文献中揣摩情势，遥想古人古事。今钱锺书已成古人，回首前尘，庆幸曾与钱先生音容相接，故不仅能读其书、知其人，亦曾亲闻其咳唾，聆听其言、得观其行。十余年之间，虽天涯相隔，仅有四次趋府侍谈的机会，然书信往还不辍，仍保存钱先生许多长函短简，笔墨亲切，温语奖饰，屡言吾侪交谊，心殊感之。钱先生在《谈艺录》新版引言中提到我，说是“远贻新刻，济吾所乏”。我于通讯时，偶尔寄书与文给他，但他从不开想看的书单，我只有想当然耳。有一次，他来信说：“上周加拿大学人来赠Irving Howe,World of Our Fathers，述犹太人移殖美国事，颇饶趣味。先生博览，想早寓目。其导言中引Peter Gay,Freud, Jews, and Other Germans,不意今晨忽奉远赐此书，故人深情厚意，大似telepathy, E.S.P.，所谓心心相印者，非耶？”真是巧极，后来我又寄他彼得·盖伊（Peter Gay，1923—2015）著作多种，他尤喜读我最欣赏的盖著《史学风格》（Style in History）一书，并加援引。
1948年上海开明书店版《谈艺录》
犹忆在中学时偶读神州国光版的《围城》与开明版的《谈艺录》，即心仪其人，但未曾梦想到有朝一日能够拜见其人，成忘年交。华盛顿与北京于1979年建交后，互派学者，钱锺书到访美国，轰动学界；他的新篇旧文，遂又成为畅销书。我先冒昧驰书致意，始结文字之缘。当时我亟思到中国大陆访问，寻于1981年得到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会的资助，于同一年的夏天搭泛美航机，自华府经东京、上海，于夜间抵达北京，宿于宣武门的向阳宾馆，为我童年离开大陆后，首次归来，重睹神州河山、旧京宫阙，甚是兴奋。翌日为7月6日，一早即雇车前往三里河钱寓，登楼叩门，钱先生虽知我来，不意就此登门拜访，略感惊讶，随即笑迎，因按当时的规定，见面之前须经接待单位联系，经安排后才能会见。我不知有此规定，成了不速之客，幸未带来任何麻烦。初次见面时，钱先生已年越古稀，然望之如中年人，夫人杨绛女士亦在座。我坐在宽敞的客厅里，但见陈设简朴，墙壁上挂有一幅吴大澂写的篆体对联。至午时留用午膳，当时宾馆用餐极为不便，过时不候，我只好厚颜留下与两老一起用餐。钱、杨两先生并以新鲜的广州荔枝飨客，甜美难忘。
钱锺书先生与汪荣祖先生合影
谈次我呈阅《史家陈寅恪传》1976年香港波文书局初版本，请其评阅，因谈及陈氏及其学。钱先生说：陈先生学问之博实，无可置疑，然思想上是否通卓，方法上与记诵上是否有缺失，文笔是否洁雅，自有公论，不容曲笔。陈先生通外国语至多，而与外国文史哲巨著，似未能通解，如在《柳如是别传》中说，牧斋以柳为“柏拉图理想”，即因未尽解柏氏之书故。《别传》颇有可商榷处，戏称传主乃“柳岂如是”，而非柳如是也。我问钱先生在清华读书时曾否与陈氏有过从，答称在校时未上其课，同事时亦未请益；在清华接触较多的师长为吴宓先生。又问是否认识萧公权先生，谓在清华读书时已知其名，然未曾谋面。钱先生言及两年前有海外访客来，一意欲套问大陆知识分子受难情状。他笑而不语，非有所顾忌，其心情可以“衣带渐宽终不悔”尽之。后来读到杨绛在《从丙午到“*亡流**”》一书中写道“我问（默存）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为“衣带渐宽终不悔”做了更明确的脚注。
1976年香港波文书局版《史家陈寅恪传》
同年9月，我自台北携妻儿经香港乘海轮抵沪，10月溯江到武汉晤唐长孺教授后，乘火车入京，于10月19日即往三里河钱府拜望。钱、杨二老见到两孩甚是高兴，钱先生以美式英语与孩子逗乐。当时《管锥编》已闻名海内外，乃其平生压卷之作，钱先生提到意大利某学者虽不懂中文，然见此书广引意文著作，特在报刊介绍。并承钱先生相告，《管锥编》尚有未竟之篇。之后我转往上海，仍驰书问候。翌年2月返美前辞别，来书云“得书知返美期逼，未能把别，益增惆怅”，并自谓：“七十老叟诵少陵诗‘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之语，此别益觉凄警矣！”令我感愧不已。至今回想，当时吾尚在壮年，而今亦七十老叟矣！
越五年，我趁参加1986年在杭州举行的纪念章太炎学术会议的机会，于会后先赴西安访黄永年教授，雁塔夜话，极为尽兴；7月6日乘火车到北京，又得面见钱先生。此次按规定求见，承北师大王宁教授等人接待并约定至钱府会见。予宿于钢院之外招二楼，午后四时在室中打电话至钱府，钱先生接话即热情地说“某某兄啊！我很高兴又将见到你”，并约定8日十时相见，共进午餐，予唯有称谢而已。是日北师大派车来接，九时三刻抵达钱府，我独自登楼，钱先生启门，杨绛与钱瑗亦在座。此次钱先生谈兴甚浓，晤谈良久。我携新购得之《〈管锥编〉研究论文集》一册相示，钱先生见之微笑，即至客厅书桌奋笔疾书数行于书端。
我呈阅《史传通说》未竟稿，钱先生略翻阅后说“比《康章合论》有趣，一定要细看”，并提醒先引经典古籍而后附以近世学人之说，庶几穷源探本，而非数典忘祖，因谓新版《谈艺录》序文中提到汪荣祖，许多人问此何许人耶？钱先生说是我喜欢的一个年轻学者，闻之汗颜，得此鼓励，乃决意完成《史传通说》一稿，且蒙钱先生惠序、题签书名，谓“聊志吾两人文字因缘”云，令我感奋不已。
又过了两年，在1988年的5月20日周五自美东飞西雅图，22日飞香港，24日转往广州，应邀出席在中山大学召开的陈寅恪学术研讨会，会后游桂林，6月2日清晨飞抵北京，宿于玉渊潭之望海楼，步行可至钱府，遂于6月2日下午3时往访。
钱先生谢世后，杨先生曾于1999年元月初惠函，我于元月23日回信说：“元月五日手示，昨始递到。晚于上月二十日即得恶耗，又看到李慎之先生在《新民晚报》上的文章，以及新华社的报导。默丈走得如此洒脱，真似化鹤归去，其境界远远超越尘世。我想若追随众贤之后写悼念文章，不如写一本书作为永久的纪念。晚重读了钱先生给我的七十几封信，并一字一句誊写了一遍，内容实在丰富，无论古文或白话，皆是绝妙文章，晚将影印一份以备尊览。”我在信中还提道：“上月在南加州与何炳棣先生聚谈了几次（记得默丈在信中提到何先生与你有姻亲），何先生看到我写的《史传通说》，笑称‘俨然钱体，难怪他会视你如忘年交’。我听后惭愧之余，又感荣幸。”
1988年台北联经版 《史传通说》
记得与钱先生面见时，曾提及想写钱杨文学姻缘与槐聚学记；先生初谦让，直谓不鼓励任何人研究他，后来连声说好，戏称“你要写，我放心”，令我感奋。然我却迟迟未敢下笔，岁月蹉跎，以至于今，偶有疑难，恨不能起先生于地下问之也。幸杨绛先生行年虽已越百岁高龄，体犹清健，十余年来仍容我有多次趋府请益的机会。
杨先生于钱先生身后，整理编辑遗稿，不遗余力，大批读书笔记之出版，嘉惠学子，厥功至伟。杨先生十余年来勤于练字，文学之外，书法亦已自成家。钱先生生前所谓“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谁曰不然？
本书分内外两篇，内篇写钱先生的生活世界，外篇写其学术世界。万物所寄身之地球为既已存在的世界，有其自然规律与景观；万物中唯有人类能解释此外在之世界，凡人对此外在世界的认识，莫不由人所建构，而由人所建构的世界则可分为微世界与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由人在其文化群体中观察其周遭的形形色色以及体会个人的处境，凭其最基本的思考，以所创之语文，将之呈现出来。“微世界”有异于生活世界，是一抽象的形而上学之思考境界。“微世界”亦即是人所建构出来的富有系统的知识，包括宗教、哲学、文学、史学、科学等方面，需要精密的文字与专业的知识和思考才能建构。所以生活世界与微世界是两种不同的世界，人人都有生活世界，唯有专家或学者才拥有微世界。钱锺书对其所处“生活世界”的认识如何？他对此认识的反应与诠释是什么？他又如何建构其学术微世界？从“行动者的自我”可观察“个人”的生活世界，而“能知者的自我”则有助于了解其人的学术“微世界”。
钱先生是不世出的学人，除了要了解其生平、人格特质与处世心态之外，不能不深探其学，其学横跨文史哲三大领域，先生之学既广且深，我虽欲登堂奥、探细微，终感力不从心，唯能尽所知略陈其人其事，及其学术宫室之美，以与同好共享云尔。书后列出钱译西文名词，皆钱先生细心考究所得，足可备览。此稿既成，已是钱先生辞世的第十六个年头，临风遥想，惆怅无已，欲献此书，墓门何处？先生若有灵，亦能识我心乎？
（节选自《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弁言）
应书局邀请，本书作者汪荣祖先生在台湾住所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叙述了与钱先生的交往及《槐聚心史》一书的写作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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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汪荣祖作品）
汪荣祖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