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2年中国启动货币化的一个前提是助推中国经济增长。
我为什么说是从1992年才开始货币化呢？是因为，1992年财政承受不了巨额的对票证经济的补贴，中国政府才放弃票证制度。并不是谁主观上说因为1992年宣布要进入市场经济，政府就主观上放弃票证体系，而是因为票证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经变成了一个从过去“补贴温饱”，也就是过去补贴吃饭不饿死，到后来财政得“补贴吃好”。
要知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整个工业农业的发展速度都非常快了，人们穿衣吃饭不再是问题了，但还是让占人口20%左右的这部分市民，继续享受财政的全额的补贴。到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我们当时希望打破城市乡村之间的二元结构壁垒，记得我当时在政策部门曾经参加过一次讨论。当时公安部户政局的同志说，我们不背户口这黑锅，坚决主张放开户口，别再说不放户口是我们公安部的事，我们要求放。几乎所有的其他部委都急了!可不能放，一放我们完了。为啥呢？财政部先说了，那得加多少补贴，城市里每一个市民，比如像北京这种市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市民就是几十万的补贴份额，无论是吃穿用度，还是生老病死，全都在国家财政的全环节补贴之内。如果一个北京市民30到40万，那一般的中等城市市民，怎么也得是20万。到了县级城关镇这一级，大概补贴少一点，也少不了七八万，十万左右。
所以为啥20世纪90年*开代**始出现卖户口，为啥北京户口不能卖，是因为北京的补贴太高。一般城市为什么可以呢？地方财政短缺，卖点户口，你买个本地户口，就可以享受本地城镇居民待遇，其实就是本地政府把你的未来的享受的财政补贴，先吃了，寅吃卯粮，不管后任政府承受多大包袱。
所以，不是谁主观上推进改革，而是因为财政承担的城市居民要吃好穿好的那块福利性的补贴越来越高。20世纪80年代时，城市人口相对算是中产阶级，农民才是中国的弱势群体，甚至是真正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政府补贴。
当这个补贴大到一定程度，再加上1988年、1989年大危机爆发，1988年高额通货膨胀，1989年生产停滞，典型的滞胀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1990年进入严重萧条。萧条阶段没有收入增量，财政的刚性开支就不得不减，刚性开支中的一大块是城市补贴。于是到1991年财政再进一步遭遇恶性赤字打击的时候，1992年终于忍不住了，只好中央政府放弃所有票证。各地随之不得不在一夜之间放弃所有的票证，除了边远山区、边疆的个别地区，我印象里那时候只有二十几个县没放，其他市县全部放掉了。所以一夜之间放掉票证的结果就是，这时候人民币真正称之为货币了——国家没有票证这个第一分配系统了，货币就成了交换中介。
所谓1992年是中国的“货币化元年”，使货币称之为货币，恢复货币作为交换中介这个基本功能，是自1992年起。
再说我们如何启动市场化改革的？没有货币这个基本的交换中介，市场交易何在？价格当然在20世纪80年代有很多波动，当然也有很多改革等；但是要我说，对中国而言，真正起到本质性的重大改变作用的，是1992年在财政严重赤字压力下，在政府再无力承担对城市居民的消费补贴的情况下，中国彻底放弃了票证分配系统。1992年就成了中国人民币真正成之为货币的第一年，可见，中国货币化始于1992年。
记住，什么时候中国开始货币化？1992年。
如果把1992年以前的所谓银行的存款和*款贷**与今天相比，几乎完全不可比，那只不过寥寥一点，连今天的零头都不够。当年每年大致是个几千亿的规模，一年增加个一两千亿、两三千亿的信贷规模，存款相对来讲也是一年千把亿的这么个数。哪像现在，每年动辄几十万亿，金融资产总量高达100多万亿!
我印象里1978年整个中国银行全部社会存款只有200多亿。*款贷**只有一千多亿，不到两千亿的规模，就这么点金融的运作。
1992年是至关重要的，中国启动货币化，恰恰和什么结合呢？*共中**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于是被货币化所带动的高增长证明了市场化改革的“政治正确”。想想看，大规模货币进入市场，带来大规模的交换——货币化的一个直接功能，是使原来不可用货币来交易的资源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变成了可交易的、可变现的资产，于是导致中国按照GDP统计的通过交易创造的增加值陡然大幅度增加。
谁这么干，都会带来高增长，只要进入货币化。当然，这个货币化的前提，是国家得有相当足够的经济总量了。也就是说，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进入工业化原始积累，到20世纪70年代末基本完成原始积累、进入所谓改革开放时期的产业资本扩张，形成了庞大的资源性的物质资产，这个物质性资产在20世纪80年代基本形成之后，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入经济货币化，那就把这些资源性的物质资产变成可货币交易的资产。于是就可变现，财富总量就大幅度增加了。
所以，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有人算过账，中国的实质资源性和物质性资产，已经是百万亿以上规模了，这时候政府大规模增发货币，正好对应的分母是所谓物质性财富，分子是大量增发的货币资产，随之中国经济陡然进入高增长。
这就是以人民币这种中国的主权货币，在中国推行经济货币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不能简单化地把高增长归功于人民币为工具的经济货币化，只是说这个货币化进程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性作用。
2.中国启动货币化的另一个前提是要避免苏联解体的教训。
我在1991年苏东解体的时候，正在美国做访问学者，那个年代西方是典型的中国崩溃论甚嚣尘上，不像现在西方舆论的主流是中国威胁论。所谓中国崩溃论，就是认为苏联已经被美国搞垮了，铁幕都垮了，中国只不过是个竹幕，很容易就被搞垮，中国人撑不过三年。苏东怎么解体的？按照美国人的解释当然是因为意识形态，共产主义是恶魔，没有正义性，所以就解体了。
如果这只不过是西方意识形态解释，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看看我们中国今天主流的解释，到底是什么？我不敢相信一般的说法，只能靠自己眼见为实，于是我背着包就去转了七个前苏东国家，给我最强烈的刺激是只要带一张100美元的支票，立刻变成百万富翁，为什么？因为苏东国家的货币体系坍塌了。本币价值一落千丈，兑换率大幅度下降。比如说前苏联，以前一个卢布的币值曾经可以兑换二点几个美元，因为它是非货币经济，一块钱的实际价值远比完全货币化，甚至过分泡沫化的货币值钱得多。
那时候整个苏联的一般消费品还在分币时代，打个电话几分钱，买个面包八分钱，就跟我们中国当年1992年货币化之前差不多，坐个地铁五毛钱，打个电话一毛钱，我们还是毛票时代。苏联则在分币时代，这两个非货币化的经济差别并不大。
苏联因为政治改革优先，而支撑货币体系的是政权，政权先倒了，货币体系随之陡然坍塌。所有老百姓存的钱，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为啥苏联老百姓后来这么恨那个政府，一定要改朝换代，就是因为他们输得太惨。整个国家的资源经济、产业经济、实体性财富被国外货币的涌入所“货币化”，外国金融资本占有了大量的托宾税，就是被货币化的收益，这个巨大的制度收益被国外金融资本占有，本国在经济上却输得一塌糊涂。这个过程我是亲眼所见，亲身感受，何况我们也是这个体系，这才明白，政治改革优先于经济发展的结果，是依托国家政治强权的货币体系彻底坍塌，国民财富积累一夜之间清零。
回来以后我写了报告，“苏东私有化的观察与思考”。我先后去了七个苏东国家，国国如此，看来不是单一的教训，而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训。
至少前苏联整个经济不进入货币化阶段的历史教训，我们算是避免了。尽管苏东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的制造业产量是全世界第一，按工农业总产值计算，它肯定是第一的，但是对不起，如果按货币量计算交易过程的增加值，就是按GDP法计算，当然就不如西方。于是西方舆论这个软实力就说苏东的体制不行，但其实质性的问题只是没有进入货币化。
中国恰恰是从1992年进入高速度货币化，GDP陡然大幅度增长，西方舆论也突然就从中国崩溃论变成中国威胁论了。
我们得益于什么？恰恰得益于无形之中推进的是货币化加快，恰恰又配合了市场经济改革。如果中国没有规模化的货币投资这个所谓的龙头要素来撬动其他要素进入所谓的市场经济，光靠放开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很难发挥作用。
所以，苏东解体基本教训是没有进入货币经济，这是一个经济发展领域中的基本教训，人们接受不接受，反正是我实地考察的结果，是眼见为实的结果。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的经验是，自主的货币化创造了高增长。
因为货币化如此短期加快，中国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利益结构改变，崛起了与中央政府利益相关的金融资本集团。今天很多人批判国有经济，反垄断，包括批评国有银行，其实无外乎是批评金融垄断资本。
中国跟其他世界上的大国一样，因为人口众多，国家经济总量大，对货币的需求也大，于是产生了几大国有银行占绝对比重的金融资本系统。这个大银行系统占有了全国资金总量或信贷总量的70%，于是它变成了一个在中国乃至于世界都排在前列的大企业。这是客观上造成的结果，不是主观的，是客观上中国进入了一个高速货币化进程而由原来的国有金融部门来运作大规模增发的货币。
当然，这个运作的过程，开始因为政府短期内就把全国各种各样的资源性的要素和资产性的要素大都货币化了，这些资源和资产在哪儿呢？大多在地方。所以，早期的中国货币化是地方政府主导。如果看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地方政府，那真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每个地方政府拼命地在加快本地的GDP增长。
那个年代，我们叫作“中央承担全部金融风险条件下的地方政府公司化竞争”。这个竞争过程中就有一批沿海的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此之前并不特别突出，但在这个货币化进程中，沿海的优势就凸显出来了。因为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整个国家的工业布局大部分在沿海，就是实质性资产的主要聚集地。
当沿海地方政府把国家工业化形成的这部分实质资产货币化的时候，资本增量显然比内地大得多。于是沿海按GDP统计就发展起来了，内地就跌下去了，出现了非常大的区域差别。同期，农民收入的低下尤为凸显出来，因为农业属于自然经济，货币化程度很低。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农民货币化低的时候，城乡差别也就拉大了。
那好了，中国正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高速度货币化，尽管后来我们遭遇了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为什么过得去？就是因为在高速度货币化的过程中产生了巨量的所谓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个制度收益又因为我们的货币市场不开放，使得中国几乎全额地占有了自主货币化的制度收益，这就是我要讲的人民币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