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生产与运用这种以后被称为“坦克”的车辆，进行了三次相互完全没有联系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最后都由于机械缺陷或官员阻挠而付诸东流。这种僵局很可能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在法国的军事当局在随后的好几个月里也没有对这类*器武**提出要求；文职部门或其他部门提出的这类建议全都被陆军部否决了。接着达达尼尔海峡的战役便开始了，我几乎每时每刻都埋头处理海军部的重要公务。然而，指挥装甲车中队的威斯敏斯特公爵，其本人又是讨论这类话题的中心人物，于2月17日邀请我吃饭，旨在见见装甲车中队的几位军官。席间话题转入越野装甲车辆，赫瑟林顿少校也属于这个装甲车中队，并了解已经进行的几次实验，他对这件事发表了语气强烈、颇有见地的观点，主张建造前所未有的陆地战舰。
英国坦克
通过这次谈话，回家后我决心立即下达紧急命令，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推动我历来深信不疑的项目。于是我指示赫瑟林顿少校递交他的计划，他当时的设计是一个安装在直径为40英尺 [ 译者注：似有误。 ]巨大轮子上的平台。两天后我将他的计划转交给第一海军大臣(费希尔勋爵)，敦促他拿出大量精力与他在机械方面的才智将该计划付诸实施。此外，在第二天，即20日，我还召来海军主任建造师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 [ 原注：即以后的尤斯塔斯·坦尼森—德恩考特爵士。 ] ，那天下午我们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于我当时生病，会议便在海军部我的卧室里举行。会议的成果是根据我的命令组织一个海军部陆舰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担任主席并直接向我汇报，我督促他们最紧张地、不遗余力和千方百计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自从1915年2月20日该委员会成立，直到1916年8月坦克在索姆河战役中问世，这之间有着不间断的因果关系。
3月20日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向我汇报工作，他负责的委员会研究出了两种类型的车辆，一种靠大车轮行驶，另一种靠履带行驶，这两种车辆都比赫瑟林顿少校最初设想的要小许多。我立即以备忘录要求他将时间与花费估算出来。
得到数据之后，3月26日我负责订购18辆这种车辆，其中6辆是车轮式的，12辆是履带式的，这种车辆当时被称为陆地战舰。
我因此对这笔7万英镑的公款开支承担了个人责任。我没有让海军部领导班子与我分担这个责任。我没有通知陆军部，因为我知道他们会反对我插手这个领域，此时我知道军械署对这类想法很不以为然。我也没有通知财政部。
将这么一大笔款项用于如此冒险的一个项目，而且陆、海军方面的任何高层专家均未肯定过这个项目的优点，这可是一个不是开玩笑的重大决定。更何况这件事完全在我这个部门的范围之外，也不在我的权限之内。如果事实证明坦克彻底流产，不能为军方接受或不能在战争中使用，如果我因此事而遭到议会委员会质询，如果我被指控将公款滥用在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上，并且从未就此事征求有关军事部门的专家意见，我将无法替自己找到有效的辩护词。我的辩护词只能是严酷的战争形势与我的个人信心——我相信有必要打破僵局以便生产这种车辆。但是只有当这种车辆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我的辩护词才能有效。
法国雷诺坦克
可以听到普遍的评价意见是，能够运载大炮与士兵、能够越野过沟以及翻越其他天然障碍物的装甲车辆，并不是什么新奇想法。T.G.韦尔士先生在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实际上囊括了所有这方面的想象力。而且，战争的历史从最初就充满了用以攻打堡垒或工事的这种机械。运用这种想法的基本原理也是相当明白的。当时，防弹装甲经过各道硬化工艺已经达到了高度完善。内燃机提供动力已经问世。履带系统也已广为人知并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构成坦克的三要素在原理上已是唾手可得，想法付诸实现只是举手之劳。
然而，有两点必须要区分清楚：
(a)首创与支持导致坦克诞生的行动的责任；
(b)除主要原理外解决设计中的一些极端困难的问题的功劳。
这些贡献是完全独立的。任何时候我们都不可能说坦克是被“发明”的。任何时候我们都找不到这么一个人，可以说是“此人发明了坦克”。但是确实有过明确下令制造第一批坦克的时间，确实有过根据这个命令设计出一辆有效坦克的时间。
我认为在技术上完成这个计划是由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负责。若没有他的高度权威与精湛的专业知识，这个计划不可能获得成功。在他的指导下，威廉·特里顿爵士和威尔逊少校在修改设计与制造过程中做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但是我批准使用这笔公款的依据是坦尼森—德恩考特先生的天赋与知识和他做出机械困难均能得到解决的保证。无论他说某件事能办到或办不到，某个机械问题可以绕过去或直接解决掉，我都相信他，正如在前一个项目中我相信培根上将一样。只要他说某件事办得到，我就准备承担风险与责任，向他提供必要的资金并赋予必要的权力。我只与他一个人打交道，他也只从我这儿接受命令。
其他一些人，诸如斯温顿上校与T.G.塔洛克上尉，都了解了制造坦克的构想，在1915年1月曾向陆军部提出特别建议。然而，这些人没有足以成事的权力，他们的努力全都因上司的阻挠而不了了之。他们的不幸在于无权调度采取行动所需的资源，或无法说服有权力调度资源的人。
德国坦克
1915年5月底我离开海军部之后，这项事业再度面临重大威胁。新组建的海军部领导班子四人中有三人是旧领导班子的成员。有了新任第一海军大臣亨利·杰克逊爵士的支持，他们似乎认为，这笔已经发生大约4500英磅的开支是不合适的，完全不合海军部的利益。因此，他们对我当时卷入的事物普遍持否定态度，并建议终止合同，取消整个项目。然而，坦尼森—考特先生始终忠实于我委任他的使命。他警告我，海军部即将做出的决定，或许已经做出的决定。因此，作为内阁战时委员会成员的我亲自向新任海军大臣贝尔福先生呼吁。贝尔福先生在听取我的呼吁后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应该继续建造一辆试验用坦克。虽然只有一辆保留了下来，但是它证明是“坦克之母”，1916年1月在哈特费尔德公园展览时，成为1916年8月索姆河战役使用的坦克的真正模型，成为大战中作战的所有重型坦克的样本和理论上的原型。
03.
我在1月5日写给首相的信中有一个段落谈到烟雾的使用并提到其背后隐藏的秘密，此事值得一提。
基切纳勋爵
1914年9月上旬，中将邓唐纳德勋爵(著名海军上将科克伦的孙子)在与基奇纳勋爵的谈话中提到他祖先传下来的制造烟幕以及利用有毒却不一定致命的浓烟把敌人赶出阵地的各种计划。邓唐纳德勋爵写道，“基奇纳勋爵立即告诉我，他认为这些方法对于陆战毫无用途，既然这些方法是由海军上将发明的，我最好还是去海军部讨论这些方法。” [ 原注：见唐纳德伯爵备忘录(未出版)。 ] 于是有人介绍邓唐纳德勋爵给第二海军大臣弗雷德里克·汉密尔顿，后者于9月28日会见他。第二海军大臣的态度基本上是赞成的，他写道(9月29日)，“我与路易斯亲王谈了此事，他认为你最好去见丘吉尔，但不要对他提及我们。”我曾在邓唐纳德勋爵的旅里服役，参加过南非的莱迪史密斯城的解救战役，因而我立即约见了他。对他的想法我顿时产生了兴趣，便要求看一看杰出的科克伦传下来的计划。邓唐纳德勋爵考虑了几天之后给我的答复是：他觉得国家的危难使他最终决定公布他珍藏了一生的秘密。10月中旬，他把这些历史性的文件带给了我，这些文件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曾一度交由英国政府处理。在文件的扉页上这位海军老将用优美的字体写道：“对于帝国的智者一语已足：在敌垒上风，点燃大量硫磺，所有堡垒尤其海上堡垒在浓烟笼罩下，能使敌人不抵抗而投降。”读者被其赞美话所迷住，无疑引起对它的重视，并立即了解其全部含义。我刻不容缓地派人请来了第一海军大臣(巴腾堡的路易斯亲王)，与他长时间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千方百计探索这个主题，但又不能泄露秘密。首先我求助于阿瑟·威尔逊爵士，他讲求实际和具有创造性的智力，似乎特别适于担当此任。然而，结果却被否定。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邓唐纳德勋爵不断向我提出基于他祖父思想的一些出色的建议，我在发出了进行试验的决定性命令后继续秘密地努力寻求有能力的专业人员的认可。10月，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
此方法的成功使用主要取决于有利的风向……从荷兰海岸到柏林的风向统计资料表明，(从西面)吹来的风远比吹自相反方向或指南针东区的风更为经常，11月、12月、1月以及2月期间尤其如此。……
……装载硫磺的船只应该由戴防毒头盔的人员指挥与操作。……
对数英里长的战壕的进攻，则应对敌方战线分段施放硫磺和烟雾，介于中间的几段不施放硫磺只施放烟雾，以便使敌人大炮看不到目标。
毫无疑问，邓唐纳德勋爵在那时候完全掌握了毒气与烟雾战术的整个概念，他是直接从其祖父的文件中取得这种办法的。现代化学为这些概念提供了可怕的可能性。使用有害或有毒烟气是国际法明确禁止的。因此，我们不能使用这种*器武**，除非敌人首先使用了这种*器武**。但是在战争的紧张状态中，我时时想到这个问题，一想到德国的化学与德国人的才智，我就益发不安。由于很难得到陆军或海军高层的支持，而且我也没有精力思考这些额外的问题，于是我只能另想他法。1月份，我建议邓唐纳德勋爵将他祖父的方案拿给汉基上校审阅，3月21日，我命令围绕这项研究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技术委员会，邓唐纳德勋爵任委员会主席。然而，我清楚地表明，我们不能背离业已接受的战争法。
我与委员会的工作保持着密切联系。即使在有限领域内，我们也要受国际法和国家政策的限制，所以工作进展缓慢，而且时断时续，但是到了4月10日，我在写给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信件中已能这样说：
我见到了在我命令下进行的惊人的制造烟雾的实验。这是一种结构十分简单、轻便可携的金属圆锥形容器，高3英尺、底部宽6英尺，借助重力将苯输入底部。喷在圆锥体表面上的一层油可以产生浓烟，你只需拧紧燃料供应的开关就能瞬间关闭烟雾。
毒气战
我是为了海战的目的研制这种*器武**的，但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越来越相信它对于你正在进行的那种战争也同样重要。如果风向有利，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彻底笼罩整块区域，使敌人的炮兵与步兵失去目标。你可以用它遮蔽一个村庄或一段战壕，直到你的士兵端着*刀刺**实际上指着敌人。你也可以用它在关键时刻掩护一支骑兵大队，到达决定性的地点。
1915年4月22日，德国人悍然违背战争法，在进攻中首先使用了毒气，第二次又在伊普尔战役中使用。德国人的愚蠢罪行最终注定招致严厉报复，因为其对手在风向上享有利地位，而且在科技上最终也略高一筹；但是其对手出于对国际惯例的尊重一直克制着自己，没有利用自己的优越条件。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