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哪去了 (就忘了良心在哪里)

七月初七晚上,天晴气爽,没有下雨的迹象。

几个酒后的朋友,开车把我送到十字路口,在我再三推辞下,他们只好开着宝马走了。

我漫步在人行道上,边走边欣赏着美景和灯下丽人。我停下,抬头看着天,寻找着天河。今天是王母娘娘规定的牛郎织女探亲的日子,一年只有一次,也太不人道了吧。也许是路灯太亮,也许是道路两侧高楼的霓虹灯太闪烁,也许是天空被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空气污染使太空太昏暗了,好久才找到模糊的天河,而牛郎星织女星在天河两岸,隐晦的闪烁着。

我仰望星空,想起了小时候听娘讲过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小时候,每到七夕,天总要或大或小地下雨,娘说,这不是雨,是牛郎织女相会后抱头痛哭的眼泪。近些年来,七夕都没有下雨。人们说,世道变了,人心变了,牛郎织女的心也变了,见面不见面、哭与不哭已经无所谓了。

不知不觉,我走到了居住的樱花小区门口,跟门卫点点头,曲径通幽,左拐右拐,到了7号楼7单元楼梯口。借着高压水银荧光灯的灯光,我掏出钥匙,正准备上楼,几个人快步走到我跟前,其中,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用低沉的声音问,“你是武新淦吗?”

我醉眼朦胧的扫了他们一眼,“你们是干什么的?”

“我们是检察院的,这是传讯证。”刚才问话的那个人顺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纸展在我面前,旁边的一个高个子,快速打开警棍上的灯照着传讯证让我看。

我掏出手绢,擦了一下眼,接过传讯证,盯着通红的公章看着,“京都市检察院”几个字跳着舞从纸上跑到我的视网膜上。“什么事?”我故作镇静地问。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有些事需要你配合调查一下。”

“哦、哦。我回家跟我妻子说一声。哦,要不,我打个电话。”我掏出手机,准备给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我的老乡也是哥们拨号。

给我看讯问证的人伸手把手机抢了过去,“你的妻子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几个检察官在你家陪着她呢。你暂时不能跟任何人通话。”他一边说着,一边打开手机后盖,把电池抠了出来,顺手将手机和电池交给了旁边的大个子。

我跟着他们到了一辆轿车旁边,车身上“检察院”几个深蓝色大字,豁然鲜亮地映入我的眼帘。

检察院的轿车右拐左拐,来到小区门口,按一声喇叭,红白相间的拦车杠竖起来,轿车慢慢地驶过减速带,驶向正道。

车里很沉闷、烟味很浓。没有人说话,连大声喘气的也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我实在憋不住了,低声地问。

“到了你就知道了!”给我看询问证的那个人,用低沉而严肃的腔调回答了我。我的大脑像电脑的硬盘一样快速旋转并搜索起来,什么事呢?我绞尽脑汁地想着。

今晚在燕山大酒店,是康佳医疗器械公司的韩总请的客。席间有一位他的专管业务的副经理,还有一位女业务员,叫彦倪。我们早就是老朋友了。我们医院的很多医疗设备、医疗器械、手术耗材,当然也包括我们心外科的耗材,很多是康佳公司提供的。吃饭时韩总他们几位都谈笑风生,海阔天空。饭后我们还到歌厅唱歌跳舞。他们不像出了什么事,假若有事,他们会提前提醒我,再说,他们也不可能还能兴高采烈地邀我喝酒过七夕啊。难道是药品供应商那边出了问题?去年开展整顿药品回扣,我们都往市检察院的廉政账户里打了钱了,检察院的领导还在医院中层会上表态,只要再不拿药品回扣,就既往不咎了。自去年以来,我是一分钱的药品回扣也没拿啊。我跟舞厅的*陪三**小姐,只是跳舞、唱歌,再就是搂搂抱抱的紧密一点,还有一些其它的动作,但没有实质的性接触,即使有,检察院也不管扫黄啊。我的头越来越大,跟韩总他们喝的五粮液更起作用了,一个劲的往上撞。

在我绞尽脑汁搜索我的大脑内存时,车突然停下。检察院的几个人带着我一起下了车。他们把我带到一间简陋的讯问室,说它简陋,因为除了一张三抽桌、两把椅子、一个杌子,再没有别的,那把杌子放在三抽桌的对面。我站了没几分钟,进来两个人,他们每人端着一个透明的玻璃保温杯,里面的茶叶还飘着,像是刚沏上,其中一个还拿着个文件夹。他们俩把茶杯、文件夹放下,四只眼睛同时盯了我一分三十秒才坐下。其中一个,面无表情地用右手的食指先指指我,又指指杌子,声音不高但很严厉地说,“坐下”。

三秒钟后他接着问:“姓名!?”

“武新淦。”

“年龄!?”

“41岁。”

“工作单位?”

“京都市医院。”

“哪个科室!?”

“心外科。”

“知道为什么传你来吗?”

“不知道。”

“不知道?!你好好想想。这里是检察院。是查处贪污受贿的地方。”检察官用左手食指戳着三抽桌说。

在一问一答的过程中,我仔细观察了对面的两位检察官。负责讯问的,有四十来岁,精瘦的面孔,皮肤有点黑,浓眉毛,眼睛很大,但他左眼是双眼皮,右眼是单眼皮,嘴角略有点向右边歪,不知是得过掉线风还是长年从事讯问工作养成的职业病面容。负责记录的三十岁不到,皮肤较白,眉清目秀、五官端正,即使一脸的严肃,也掩盖不了他和善的本质。

讯问的人端起茶杯,拧开盖子,吹了吹漂浮的茶叶,咂了一小口。一股清新的茶香飘到我鼻子里,刺激着我的嗅觉神经,然后钻到了我的肺泡里。我不由地舔了下嘴唇,咽了口唾沫,因为好长时间没喝水了,口干舌燥,只有唾沫没有唾液。

“能不能给点水喝?”我干咳了几声,用近乎沙哑的声音问。

“喝水?只要你交待了问题,水让你喝、觉也让你睡。”检察官用蔑视的口气说。

“我跟你们的王恩检察长,是、是朋友。”我用讨好的口吻说。

“朋友?恐怕市委书记也救不了你,还是自己救自己吧。”他不屑一顾地一边说着,一边掏出一包烟,像是软中华,抽出一只点上,看了旁边的小白脸一眼,向后一靠,悠闲的喷吐着烟雾,像是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听酒友们讲过,现在公安局、检察院审案子,不敢再搞刑讯逼供,他们发明了一种办法,也不算发明,算是抄袭,叫“熬鹰”。

我坐在杌子上,不能向后靠,不能左靠,不能右靠,更不能打瞌睡,只能搜素我大脑硬盘保存的信息。

去年冬天的哪一天我忘了,临近中午,我正在办公室整理资料,京都市检察院的检察长王恩急匆匆来到我的办公室,虽是冬天,他清瘦的脸上全是汗水。我们是在两年前的同乡会上认识的。他抓住我的手,急切地说,“武老兄,帮帮忙吧,快点!”

“别着急,慢慢说。”

“老母心梗,在急救室抢救呢。”

“情况怎么样?”

“大夫说需要住院治疗,可是没床了,让我们转到其他医院去。大夫还说,转院有风险。万一转院中出了事怎么办,你,你快给想想办法吧。”

我急忙跑到护士站,找到护士长。我们心外科确实没床了,问了几个相关科室,也是满床。我赶紧跑到急诊科,他们正在抢救病人。看了病人的情况后,我跟手术室主任进行了沟通。我对王恩说:“根据老人目前的情况,必须立即手术,要进行心脏搭桥,才能保住老人的命。”

“行、行。可、可是没床了。”王恩焦急地说。

“床的问题我想办法。你先去办住院手续。”我边说边把开好的住院证递给他。

进手术室之前,我嘱咐护士长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加了一张病床。手术结束时,已是下午2点。

一直等候在手术室外的王恩拉着我的手,眼里流着泪说:“武大哥,辛苦了,太感谢了。”

“客气什么。谁叫咱是老乡来。”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别这样,先去照顾好老人。”

啪!一声拍桌子的声音,吓我一跳。

“你还能睡着了?!”

我刚才低头闭目沉思的样子,很像是打盹。我听朋友们说过,“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不误过年。”愿意熬鹰你就熬吧。不让刑讯逼供,也不会让你把我渴死、饿死、熬死吧。我妻子会托关系救我的,医院院长会保我的,不保我,我把他们都咬出来,他们谁也脱不了干系。再说了,我交待哪方面的问题呢,万一我说的与你们掌握的不一致怎么办,不就越吐露越多、自掘坟墓了吗。想到这,我不由地抬起头,心里蔑视但脸上平静地说:“你让我交待什么,我又没干违法乱纪的事。”

“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干的那些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是不会找你的。”

“你们既然有证据了还问我干什么。”

“我们有证据是一回事,你自己主动交待又是一回事。你若认罪伏法,主动交代问题,法院量刑时会从轻判决的。”检察官用语重心长的口吻开导着我。

我沉默不语。

“我知道你头上有很多光环,你是京都市人大代表、市级名医、学科带头人、著名心外科专家。但是,我们这里有大量举报你*药收**品回扣,收高值耗材回扣的材料,也有医药公司、医疗器械公司的证明材料。只要你主动交待问题,主动上缴赃款,我们在是否提起公诉方面,是会有所考虑的。”检察官可能是坐得太久,屁股提抗议了,他绕着我一边慢慢走,一边唠叨着。

可能是怕把我渴死,检察官示意做记录的年轻人用纸杯从他的茶杯里给我到了点茶水,准确说不是一点,是一口,看来他们俩配合办案不是一两天了,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

就这一口茶水,如醍醐灌顶,茶香从嘴里到了五脏六腑,又从五脏六腑到了全身每个细胞,也激活了我的大脑神经。

药品回扣、医疗耗材回扣,举报。谁举报的。一提到药品回扣,我想到了护士长。在我由心外科副主任变成主任不久,护士长曹叶到了我的办公室,她趴在我的办公桌上,撅着腚,把头伸到我的耳边,低声说:“主任,现在科里存了几千块钱的药,你看怎么办。”

“什么药?”我漫不经心地问。

“病人自己买的比较贵重的自费药。”

“以前怎么处理的?”

“以前的主任拿出去自己卖了。”

“钱呢?”

“他自己保管着,有时请科里人员吃饭,有时也分点。”曹护士长像是嘟囔着说。

“哦。这样,我让离咱医院不远的积善堂药店的老板来找你,把药卖给他,卖的钱赶紧分了,别攒着。再有剩余的药,要及时卖掉。”

“怎么分啊?”

“这个还用我教你吗。别分出乱子来、别给我惹事就行。”

“明白了。”曹护士长朝我暧昧的一笑,像巫山云雾一样飘出去了。

这种钱,分了多少,我也忘了。都是曹护士长一手操办的,她不可能举报这事,那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至于药品回扣,全院两千多大夫或多或少都拿,那是药品供应商自己操作的,有一套很复杂的程序,根本不需要护士长参与,护士们自然捞不着,牢骚满腹也是自然的,她们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想举报,也无从下手啊。

一想到药品供应商,就使我想起了全国最大的伊宁股份有限公司。他们药品种类、药品质量、药品产量在全国是一流的。他们自产自销,不通过中间环节。我还担任心外科的副主任的时候,就与他们的总经理认识了。那次是我参加在杭州举办的一次全国心外科学术交流会,伊宁公司是赞助商。参会的有二百多人,但数一数二的顶级心外专家就我们几个人。酒足饭饱以后,伊宁公司为了在我们医院打入几个品种,张德厚总经理专门到我居住的房间,把他的一位副经理和业务员介绍给我。

回到医院没几天,伊宁公司的业务员夏侯囡找到了我。那天下午6点多,我刚做完心脏支架手术回到办公室,夏侯囡敲门进来。

“武主任,还记得我吗?”她笑吟吟地说。

“这不是小囡吗,我对美女可有特别的记忆。哈哈哈。”我笑着,伸手捏住了她早就伸过来的倩倩玉指,“你刚到吗?”

“哪儿呢,人家等您一下午了。我两点就到了,护士长说您在手术,我就一直等着呐。”她有点撒娇地说。

“你怎么不提前来个电话。”

“我想给你个惊喜呀。”

“万一我出差了呢。”

“出差了再说。”她的声音很甜美,不矫情。

“你还没吃饭吧,跟我到食堂蹭饭去吧,我们食堂的饭菜质量挺好的。”我慷慨地说。

“咱出去吃吧,雅座我都订好了。”

“你来到我这,怎么能让请你客呀。”

“这是公司老总交给我的任务。走吧,武主任,您就别客气了。”

我开车拉着夏侯囡来到她已在燕山酒店订好的雅间。

“叫嫂夫人一起过来吃吧。”她说。

“不用,她有饭局了。”

她把服务员叫过来,把菜单给我,“武主任,您点菜吧。”

“还是你点吧,你喜欢吃吗,我就跟着吃吗。”我把菜单让了过去。

她一边翻着菜单一边说:“红烧鲳鱼、葱爆海参、腰果虾仁、扒金银鲍甫、佛跳墙。”

“好了好了,就我们俩,吃不了那么多。”我赶紧从她手里抢过菜单。

“这才几个菜啊。服务员,再来个玉竹沙参炖乳鸽。”她很客气地对服务员说,“麻烦您跟厨师说一声,我们人少,菜的数量不要太大,尽量把菜做精致一点。”

“您放心好了。您要什么酒水呢?”服务员微笑着问。

“主任,你喜欢喝什么酒?”夏侯囡用一双秋波眼对着我说。

“我开车,酒就免了吧。”

“无酒不成宴,干吃多没意思啊。等咱吃完饭,交警早下班了。来瓶五粮液吧。”

“一瓶我可喝不了。”

“我陪你啊,不过我三两,你七两,怎么样。”她歪着头,调皮地说。

“好吧。你一个大美人都喝了,我一个大老爷们,总不能败在你的石榴裙下吧。”

不一会儿,菜就齐了。

酒过三巡,话自然多起来。从她酒后面容和言谈举止判断,她不仅能喝,而且不失态、思路清晰。

“武主任。”

“现在不是上班时间,不要叫主任、叫武哥。”我打断她的话,慢条斯理地说。

“好,依你,就叫武哥。武哥,这次老总派我来,主要是看看你,再就是上次谈的那几种新药、特药的事。”

“你回去跟张总说,新药特药的事,我已经跟院长汇报了,院长让我写一个报告,交到院务会上讨论,我估计,很快就会批下来。进你们公司的药是一回事,能不能打开销路,可就是你们的事了。我只能保证我们科一定用你的药。”

她右手端起酒杯,站起来,走到我身边。“你尽管放心,只要能进我的药,其他的事你就甭管了。为了我们的事业,干了这杯。”她左手端起我的酒杯送到我手里,用右手的酒杯碰了一下,一饮而尽。我仰起头,张开嘴,让她灌了进去。

“哎,小囡。我问你个事,这个做药是怎么回事。”

“你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我只知道*爱做**。”酒使我轻佻了。

“这是我们的行话,业内的人都知道。不过,你主动喝一杯,我就告诉你。”她很规矩地说。

为了长见识,我干了杯中*物尤**。

“做药也叫做临床,就是有人专门负责找大夫推销药品。我是负责打通进药关的,找你这样能跟院长说上话的,把药进到你们医院。药销的好不好,关键看做药的,找能说上话的大夫,通过大夫与大夫的口口相传,但事先要讲清楚药的提成比例。药卖出去了,还要统计出谁谁谁开了多少,然后再把药品提成分给开药的。明白了吧。”她扳着手指头,绘声绘色地讲着。

“奥,是这么回事。”

“你知道你们医院的收入,药品收入占多少吗。”

“45%左右吧,现在可能少了。”

“上边说取消以药养医,药品零差价,那是指县级医院,像你们这种省级大医院,是不会的。”

“为什么?”

“因为来你们医院看病的,都是有权、有钱、有头有脸的人物,要不就是他们的父母,他们才不在乎钱呢。什么过度医疗了、大处方了、滥用抗生素了,他们才不计较呢。他们迷信的就是大医院、大专家、进口药、贵重药。他们回家后,还会很炫耀的说,找了某某某国家顶级专家看的病、用的什么什么进口药、花了多少多少钱。花的钱越多、他们越有吹嘘的资本。你们医生也抓住了他们的心理特点,医德了、良心了也全都不要了。”酒起作用了,她指点着江山,仿佛就是那个有权有钱的主。

“我是近朱不赤近墨不黑,我完全按医疗规范办事。”我一本正经地说。

“你没拿过药品提成?”她斜视着我问。

“那几个小钱,我才不稀罕呢。”我不屑一顾地说。

“骗谁呢,还有不稀罕钱的。我又不到检察院举报你。只要开药的,或多或少都拿提成。”她边说边撇了撇小嘴。

“从中央到地方,在治理药品回扣问题上,老是拿大夫开刀,也不是办法,谁看到美女不动心,谁见到金钱不眼红啊。依我看,是国家发改委的问题,谁让他把药价定的虚高呢。”我故作牢骚满腹地说。

“如果把药价定低了,我们公司的就利润少了,我拿什么请你吃佛跳墙啊。”

啪!又是一声拍桌子的声音。“想什么美事呢,看把你乐的。”检察官的恫吓声,把我从美酒佳人那儿拽到了审讯室。我定定神,看了他们一眼。

茶水并没有使两位检察官摆脱困神的袭扰,特别是那位年轻的,哈气连天,不停地用手揉太阳穴。打哈欠有传染性,像非典一样,我们都被传染了。他们俩都站起来,活动着四肢,以增强抗病能力。我仍旧坐在那,动了动臀大肌、收缩了一下锁骨和肩胛骨。

年长的检察官用疲惫的声音说,“咱聊点别的吧。聊什么呢,聊聊你做手术的事吧。”他走到我旁边,拍拍我的肩膀说,“听说你是做心脏手术的。你给心脏做手术时,心脏还跳吗?”

“看什么样的手术了,有的需要跳,有的不需要跳。”

“心都不跳了,人不就死了?”他惊讶地问。

“死不了,我们有体外循环技术。”我淡淡地回答。

“你会给人换心吗。”

“会。那叫心脏移植。我做了十几例了。”

“奥。你真不简单。”他用赞许的口气说。“心脏放支架是怎么回事?”

“就是把梗塞的心脏血管用支架撑起来。”

“这种手术费用很高吧?”检察官很神秘地问。

“对,主要是支架贵,进口的比国产的更贵。”

“那么贵的支架,提成肯定少不了吧?”他低下头,贴近我的耳朵,很诡秘地说。

“提成?什么提成?我不清楚。”我望着他,用坚毅的声音回答了他。

“你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我们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据。”他的嘴角露出一丝奸邪的笑意。

说到心脏手术、支架,我想到了康佳医疗器械公司。我还是心外科副主任时,跟公司的韩总吃过几次饭。我们科张主任荣升副院长、我当了主任后,韩总跟我的交往自然也就起来。康佳公司在京都设有办事处,负责全市十余家医院的医疗器械、高值耗材的供应工作。一个夏日的下午,韩总亲自把我接到他的办事处。韩总说:“武主任,咱俩结交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这个人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这样吧,今后,你从我这拿的材料,国产的我给你四个点,进口的给你三个点,每月一清,现金或者打到你指定的帐号都行。”

“耗材都是医院按招标方式进货,谁能中标,我可左右不了。”我喝了口茶,笑着说。

“这你放心,以我们公司的实力,其他公司绝度不是对手。”他信心十足地说。

“你要绝对保密,安全是第一位的。”我压低了声音说。

“这你放心,天知地知。只要你这边别出事就行。”他也压低了声音,很诡秘地说。“走咱们吃饭去,去吃海鲜。”

“不了。我今晚有点重要的事。”

“再重要,也没吃饭重要啊。”

“不满你说,院长小舅子的女儿结婚,我得去帮帮忙。”

“是吗,那可得去。”他像突然领悟到什么,追问道,“哎,什么时候?”

“后天。明天中午在昊天酒店举行答谢喜宴。”我装作言者无心的样子脱口说了出来。

他点点头,嗯了一声,跟我握着手说:“我就不强留你了。”

不知怎的,想着想着,我坐在杌子上竟然睡着了。可能是一天做了七台手术,晚上过七夕又喝了点酒,身体太乏,脑神经也麻木了、*工罢**了。

检察官摇晃着我说:“喂!醒醒,醒醒。”不知是他没拍桌子还是我没听见他拍桌子。“你别死猪不怕烫啊。我可告诉你,我们的办案人员,已经正在你的家、你的办公室搜查相关证据呢。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我知道你自学过法律,有反侦察的能力。百密一疏,你能百分百保证,做事不留痕迹吗。”

我迷迷糊糊地说:“你愿咋地咋地吧。”

就这样,当我睡着了,他们就把我弄醒;弄醒了,一会又迷糊过去,如此反反复复不知多少遍。一夜我没睡好,两个检察官也没睡好。

第二天早饭后,又换了两个人询问我。还是老一套,没新鲜玩意。开始我还回答他们几句,最后我真是死猪不怕烫了,连他们的问话我也懒得回答了。

我的办公室,除了工具书、病历,什么也没有。家里吗,名酒有几瓶。至于字画、古董、贵重物品吗,是一点也没有。我妻子在建行信贷部干主任,她买了几张假身份证,在其他银行办了卡。我让几家公司的业务员直接找我妻子,只收现金,不要支票,更不需要他们转账。至于收钱的地点、存钱的银行,我妻子的办法肯定比我多。检察院本事再大,也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第二天下午,在我没有任何口供的情况下,检察院把我转到了看守所。在看守所比检察院强多了,有睡觉的地方(还给我安排了个单人间)、有公共洗脸室,他们还让我妻子给我送来了换洗的衣服及洗漱用品,是让看警转送来的。羁押期间不让与家人见面,让我们夫妻成了牛郎织女。

我终于能躺下来睡觉了。没一会儿,一只蚊子在我耳边嗡嗡地叫着、飞翔着,就像飞机来轰炸我一样。我坐起来,端坐在榻榻米上(看守所的床没有腿,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借着外面明亮的灯光,寻着飞蚊的轰鸣,看着它围着我时而旋转、时而俯冲,它终于停在了我的前臂上。我没有惊扰它,我看到它的喙刺进了我的皮肤,是在我没有任何感觉地情况下刺入的,它的肚子在逐渐增大,它的贪婪使它的肚子变成了一个暗黑色的大血泡。它开始笨重而缓慢地飞起来,它飞到天花板上,由于没有抓牢、也可能是不堪重负,它像直升飞机一样摇摇晃晃地摔到了地板上,它的肚子破了,整个尸体淹没在我的一大滴血里。

我静静地躺着,没有了睡意。这些年来,我做了多少手术已经记不清楚了。最初那点悬壶济世、治病救人、救死扶伤的理念早已荡然无存。我的各种荣誉证书,摞起来超过我一米七五的身高。我是专家,我有权威性,手术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没人敢提出疑义,我用的国产支架可以按进口支架收费,我成了金钱的俘虏,我双手沾满了铜臭味。我凭着精湛的医术,像歌星走穴一样,游走于各大医院。有一次自驾车到西京医院做手术,这家医院半个月请我去一次,每次都有十几位病人等我手术,回来时带回一密码箱的百元大钞。由于太疲劳,一迷糊,撞到了路边的树上,我从车里窜了出来,由于车速过快,我的心脏被挤了出来。突然,一条*狗黑**把我的心脏吞了进去,那条狗吃了我的心,并没有离开,它嘴角流着血趴在我身边。救护车把我跟狗一起拉到医院,请我的老师,全国著名的心脏移植专家朱教授给我做了手术,他把*狗黑**的心脏移植到了我的身上。麻药失去了作用,我感到心口剧烈的痛,我挣扎着、挣扎着,我猛地坐了起来。

恶梦醒来,我的后背被汗水湿透了。

我用手摸摸还隐隐作痛的胸口,我的心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