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党**史镜报
生活书店是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起到了开展宣传教育、鼓舞人民斗志、配合军事斗争、为实现改造社会开创未来事业而奋斗的良好作用。
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生活”
随着影响力的逐渐扩大，《生活》周刊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注意，随时有被封禁的可能。为此，胡愈之向邹韬奋建议创办生活书店，这样既可以出版期刊，也可以出版图书，《生活》周刊即使被查封，出版社仍然存在，可以换个名字继续出版刊物。于是，1932年7月，在生活周刊社书报代办部基础上，正式成立了“生活出版合作社”，对外称生活书店。生活书店的宗旨与《生活》周刊是一脉相承的，致力于发展进步的文化出版事业，置身于国家民族的大局之中，为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启蒙民智作贡献。
1932年生活书店第一个店址
因着全体同仁的共同奋斗，加上广大读者的支持和爱护，生活书店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在国内外有巨大影响的革命文化堡垒。它所出版的进步刊物，在全国杂志界居于实际上的主导地位。《文学》《世界知识》《妇女生活》《太白》《译文》《生活教育》等刊物，都是风行一时，万人争读，杂志订户也随之突飞猛进。生活书店通过出版这些书刊，不仅团结了作家，教育了读者，而且为许多进步作家提供了简单的物质生活来源，使他们能够坚持作战。生活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青年和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成为黑暗中照耀他们前进的火炬、鼓舞他们士气的号角。
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生活书店在5年*共中**出版了10种期刊、近400种图书，在国民*党**政府实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形势下，为进步文化工作者开辟了战斗阵地，同形形色色*动反**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曾公开宣称：“生活书店的书籍，虽在乡村僻壤，随处可见，可谓无孔不入，其势力实在可怕，而本*党**的文化事业却等于零，不能和它竞争，所以非根本消灭它不可！”
读者邮购支撑起书店经营
生活书店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既没有社会团体的物质支持，也没有任何企业家的经济援助，完全靠书店自己经营的盈余维持和发展。当时有许多读者对邹韬奋和生活书店十分信任，他们把购书款都存在生活书店的邮购部，委托其代购书籍。生活书店的邮购读者最多时达到5万户，如以每户存款1元计算，就有5万元大洋存在店里，这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流动资金。不仅对于书店筹集资金，进一步扩大业务，而且对于吸引更多的读者，广泛宣传进步文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邹韬奋
在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掀起之后，生活书店更是起了支柱的作用。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后，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定期刊物，尤其是《大众生活》，在事实上成为全国救亡运动最主要的机关刊物。团结、抗战、民主，在救国会提出的政纲中占非常重要的位置，也成为进步文化的内容。生活书店即为进步文化机关，正如邹韬奋所说，对于救国会政纲的热诚拥护与努力倡导，固为生活书店的意中事，生活书店“这个文化机关在救国会成立以前，就和民族解放的伟大运动在实际上连在一起”。
大众生活第一卷第六期
战时创造的出版界奇迹
为了适应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新形势，生活书店在1937年9月13日召开第20次常会，制定了大量出版战时读物和向国内大中城市设立分支店的大发展计划，并决定把总店迁往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武汉，以便于向内地开展抗日文化宣传工作。在原有出版物的基础上，还增出《文艺阵地》《国民公论》，出版刊物达8种，内容包括时事、政治、国际、文艺、教育、妇女、学术理论、读书指导等。
邹韬奋创办和主编的报刊及重要著译
此时，全国的交通因为战争受到很大的影响，运输极为困难，书店不可能像和平时期一样开展大量的邮购业务。因此生活书店决定在各省市重要的城镇建立分支店，并尽可能深入内地和邻近战区地带，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精神文化食粮的需求。1938年至1939年两年内，生活书店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发行网：分支店及办事处达52个，临时营业处3个。此外还有9个流动供应所。除了*疆新**、*藏西**、青海、宁夏之外，后方14个省都有了生活书店的发行据点，分布之广，超过了其他同业。在战争的环境中，在资金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能迅速建立起这样遍布全国的发行网，确实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1938—1941年生活书店总店和分支店分布图
不仅如此，生活书店1937年新出版的图书有150种，比1936年增加1/2；1938年出版新书200余种，重版书近200种；1939年在国民*党**对进步出版事业的种种摧残*害迫**下，经过艰苦的斗争，还是出版了240种图书。这也是生活书店出版图书最多的三年。
在困境中坚守
1938年8月，为了整个工作的便利和效率，生活书店在迁至重庆冉家巷16号后，决定将总店改为总管理处（简称总处）。1939年1月，在香港和桂林设立编审委员会分会。这年五六月间，国民*党**政府发起征集50万封抗战慰问信的运动。生活书店全体同人积极响应。他们不但努力埋头大写慰劳信，他们的妻子儿女兄弟姊妹乃至邻居亲友也都被他们动员起来大写慰劳信，还组织小队到各商店推动店员写。仅一二个月时间，就征集到慰问信13万封。
1939年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人员积极抢救财物
但国民*党**政府对生活书店的“围剿”并没有因此停歇。1939年3月，生活书店浙江天目山临时营业处首当其冲，店被封闭，职员被强迫押送出境，店内所有公私财产都被封存。紧接着是生活书店西安分店，不但店被封，经理被捕，全体职员被驱逐，而且所有财产包括现款都被抢劫一空。此后短短的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生活书店经过16年的艰苦经营所建立的布满各地的55个分支店，除5处系因战局关系而撤退外，其余被摧残而毁灭者达44处之多。至1940年6月，生活书店只剩下6个分店，生活书店陷入了最艰危的时期。
为着伸雪生活书店的冤抑，为着要保全这15年来无数作家与全体同人所惨淡经营、花费无数血汗所建成的文化机关，邹韬奋“奔走呼吁，尽忠竭智，不敢片刻松懈”。即使在乌云压顶的情况下，《全民抗战》在内地的周刊中，销数仍居第一位。
抗战时期生活书店重庆分店
1941年2月8日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里，生活书店成都、昆明、桂林3个分店接连被封。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离开重庆到香港，锲而不舍地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投身于民主运动和进步文化大洪流。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共中***党**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共中**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