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的标准，涉及到年收入、车、房、教育娱乐、生活方式等等。中产是指中等财产，和社会阶级无关。而事实上，中产就是中产阶级的代名词。
大部分人的财富是以家庭为单元拥有的，所以中产也称“中产家庭”。中产，其财富包括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是指人们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且中等层次的“感情需求和尊重需求”也得到了较好满足，但不到追求高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的人。
在美国，中产阶级意味着你可以养育两个孩子，去高质量的公立学校。它意味着拥有自己的房子，不需要多大，它意味着工作日不是996，而是准时下班，和家人一起欢度周末。
1、谁夺走了美国梦
如今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真实境况：社会保障越发薄弱，生育成本不断上涨，怀孕歧视和性别歧视频现、中年失业成为常态，越来越多的白领难以拥有正常的工作时间，更别提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
传统职业的大学教授、律师、护士和儿童保育员的回报已经远不如当年。面对着高额的房租、沉重的医疗和教育负担，他们不得不为了维持表面上的体面疲于奔命。
在美国生活得不堪重负这个问题不是心灵鸡汤和成*学功**能解决的。无论是做一份彩色打印的简历，还是喝一杯绿色的排毒养生果汁，都无济于事。感到捉襟见肘、焦虑恐慌并不全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而是体制性的。
最好的政治团体，必须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凡邦内中产阶级强大，乃至足以抗衡其他两部分而有余……这就有可能组成优良的政体。
在二十世纪，美国遭遇并战胜了强敌德国，随后又是来自苏联的、旷日持久的全球性挑战。
时至今日，美国正面临一项更加复杂，并且或许也更加危险的挑战，国家政体的解体，以及美国社会灵魂的分裂。
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事件是50年代白领数量的比例已超过蓝领，这标志着中产阶级的崛起。彼时，中产阶级的“美国梦”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风行一时的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社会遂成为后工业社会的世界性话语。
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已然成为了两个美国，不再跟“二战”后的那几十年时光一样，不再是一个共同繁荣、共享政治和经济实力的美国大家庭了。今天，再没有哪个共同的敌人，能够把美国团结成一个国家；再没有哪个共同的事业，比如西部拓荒或者登陆月球，能够激发美国全民族团结起来。今天美国已经是个严重分裂的国家了——因为权力、金钱和意识形态而分裂。
水流经过分水岭时通常都是舒缓而又模糊的，因此，大部分人都无法察觉，某个不可见的转变，已经将他们从20世纪七十年代带入了一个崭新的纪元，重塑了他们的人生——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以及他们孩子们的人生。
只有当时间过去几十年之后，人们像侦探般筛选过去留下的种种混乱线索时，才会发现某个迄今为止都无人知晓的萌发起点。
1971年，鲍威尔当时是美国最受尊敬、影响力最大的企业法务律师之一，他撰写的“鲍威尔备忘录”，引发了一场工商界的*乱暴**，这场*乱暴**永久性地改变了华盛顿的权力格局，甚至对美国如今的政策和经济都造成了影响。
它引发了华盛顿政策，以及美国商业领袖们策略和实践层面上的长期变化，一举扭转了战后时期的方针制定。“良性循环”哲学为美国的中产阶级创造出了普遍繁荣。
无论新经济模式还是政治力量角力，两者均对商业、金融和企业精英阶层表现出强烈的偏爱。美国超级富豪们藉此增加了数万亿美元的财富，代价就是牺牲中产阶级，国家落下了政治和经济权力病态集中的毛病。
如今，美国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以及最具腐蚀性的断层线，就是美国人收入和财富的严重不平等。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中产阶级的繁荣时代，过去的半个世纪时光则催生了美国历史上第三波私有资产膨胀浪潮，一个崭新的镀金时代，足以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导致了1893年金融大恐慌和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遭遇信任破产的“强盗男爵”年代，那个催生了创造出巨额财富的“咆哮二十年代”，并最终在1929年股市崩溃和大萧条中终结一切的大时代相提并论。
在美国的新经济模式中，美国的超级富豪已经累积了数万亿美元的新财富，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国家的富人们，而美国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美国智库政策研究院报告称，最近30年来，美国亿万富翁的总体财富增长了19倍，而中位数财富只增加了5.37%。
美联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6月，美国收入排在中间60%的所谓“中产阶级”所拥有的财富，在国家总财富中占比已经跌至26.6%，创30年来新低，而收入前1%的富人却拥有27%的国家财富，超过了“中产阶级”。
财富本身就能够产生财富，尤其当人们将金钱投入到政治上时，就更能达成以钱生钱的效果。如此一来，财富的高度集中，自然就会加剧美国社会的政治分歧。
国家经济不公平地向富人们倾斜，政府应该采取行动，来使经济更为公平。但是让他们感到沮丧的是，国会却一直在阻止采取这种行动。
富人们拥有海量个人财富的经济模式，并没有为国家带来最好的经济表现。事实上，财富过度集中反而抑制了经济增长。最近的几项研究成果表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是对当今经济的拖累，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2009年经历了金融危机的美国中产“房奴”，因还不起*款贷**，有创纪录的280万套房产被拍卖，中产的亮丽生活图景也化为乌有。
2005～2009年，美国平均家庭财富从96894美元下降到70000美元，降幅为28%，至少有20%的美国家庭处于零资产或负资产的境地。为此美国政要为凝聚民心纷纷“打响了中产阶级保卫战”。
2011～2012年，美国爆发了由中产阶层与社会底层群体发起的“占领华尔街”社会运动。他们高呼“我们在社会中占99%，不愿再忍受那1%的人的贪婪和腐败”，高举“现在就革命”“资本主义要垮了，社会主义是选择”等标语，抗议银行金融富豪贪婪，反对“全球1%的人控制其余99%”，展开美国版的“颜色革命”。
这一抗议运动不仅波及美国1400个城市，并已影响英、法、意、澳、韩等欧亚地区82个国家的951个城市，形成全球性抗议运动。
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学者克鲁格曼曾在《中产阶级美国的终结》中认为，收入与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权力精英手中，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几乎难有机会爬到社会中层，更不用说顶层，而极少数富豪插手政治、左右局势，使政治体制严重扭曲。
超级富豪们的巨额财富，瓦解了中产阶级们的美国梦：梦想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工作能够挣来体面的工资，对应的医保，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属于自己的家园，退休保障，以及——他们的孩子们也能享受到一个更加美好未来的憧憬。
《美国阶级战争蓄势待发》一文指出，中产阶层家庭过去10年的收入一直在下降，从2000年的54841美元减少至2011年的50054美元。这次“大衰退”带来的金融冲击给许多人造成灾难性影响，数以百万计的人宣布破产，失去房贷抵押赎回权，变得资不抵债。
中产阶层从数量到收入大幅缩水，美国的阶级鸿沟越来越深，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经济长期低迷，出现所谓的“大衰退”，进一步拉大了阶级间的差距，“阶级战争”在美国成了时髦语。
事实上，自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已经下降了40%，典型的美国家庭已经迎来了通货膨胀，调整后收益的下降持续了五年之久。美国已经从被全世界羡慕的神坛上跌落了下来，不再拥有世界上最广泛共享的经济繁荣，不再拥有地球上最富裕的中产阶级。
现在接受救济的美国人比有整年全职工作的人还要多，将近50%的美国人甚至没有500美元的储蓄。而未来，美国作为世界经济领袖的地位将很快被中国所取代，美国人将越来越依赖政府，临时工将变得越来越多。
2、中国中产的崛起
全球化持续冲击着我们所有人，这点毫无疑问，可是，我们对自己新经济模式的回应方式，正在使我国中产阶级陷入不断在收紧的财政困难中。
胡润财富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大陆约有4.3亿户家庭，其中有399万户家庭（1400万人）拥有了600万元以上的资产，是中国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国占30.6%的财富，累计达到了惊人的146万亿元。
历史上，从未有这么多人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经济进步。
中国正在经历的从一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到中产国家的转型，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炫目的一出人生剧。从长远来看，在影响中国发展的多股力量中，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当然，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从现在到将来，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会对这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产生重大影响。
一种新兴的社会经济力量已经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分层和经济格局，同时也有迹象表明，中国的中产阶级有可能成为政治变革的关键性力量。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去年居民资产户均134万元，其中房产占比为70%。居民存款总额也在不断上升，去年居民存款增17.84万亿元，今年1月住户存款增加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多增7900亿元。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的生活品质也明显得到提升。
2022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7650元计算，三口之家的月收相当于8.4万左右，如果一个家庭在没有任何负债的情况下，有房有车，月收入达到2万以上，相当于普通家庭收入的一倍，可以认定，这个家庭已经是中产阶层了。或是在一二线城市已有全款购置的房产、或者家庭存款在100万以上，或者金融账户市值在200万以上的，满足任何一个条件，都是中产。而最权威的国家统计局认为，年收入五万元到四十二万元范围内波动，都属于中产阶级了。
据一些学者统计，当前中国的中产阶层已近总人口数的30%，北京、上海等一线大城市约占50%左右。他们掌握或管理着十几万亿元的资本，使用着全国半数以上的技术专利，并直接或间接贡献着全国一半的税收和40%以上的进出口贸易总额，GDP比重已约占全国的60%，在全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已达60%，每年吸纳着全国半数以上新增就业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是非公有制企业。由此可见，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已经成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后工业社会的中坚力量是中产阶级。2011年底，福布斯中文网发表了《当代最大的历史性事件：中国中产的崛起》一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规模已超过了美国人口，并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并不是“占领华尔街”，也不是意大利面临的债务违约危机，而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对全球未来的深远影响。从长远来讲，没有一股力量会比中国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和急速增长更有意义的了。
从全球化社会发展考量，中产阶层不仅具有市场能力、知识技能和消费水平，是推动经济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体力量，而且其形成及成长是影响社会分层形态演变趋势和社会政治转型发展走向的关键因素。
当前中国转型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中产阶层的兴起和公民权利的觉醒。基于中产阶层的发展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领域具有推动作用这一社会客观事实，以及中产阶层话语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文化深层蕴涵所构成的背景，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理论界兴起了中产阶层研究热，尤其对中产阶层的社会功能即对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政治的推动作用给予了积极肯定。
国内社会各界多认为只有当中产阶层日益壮大成为社会主流时，才是一种良性趋势；中产阶层占人口多数的“橄榄型”或“纺锤型”社会，体现了社会结构的合理分布和社会利益结构的均衡性；中产阶层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安全阀”“平衡轮”等。
然而，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中产阶层的兴起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一路高歌的。
3、社会矛盾
当前中国发展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价值观念深刻变化已使中国社会面临的挑战与风险有增无减。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买不起房、开不起车、结不起婚、生不起娃等社会问题，近两年全国每年突发的有关利益诉求的群体性事件已上升至约15万起。
2012年全国用以维稳的公共安全支出已达7200多亿元，竟比国防开支还多出500多亿元。尤其是当前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和利益关系复杂化等新特征，凸显了社会高风险中的最大问题，即利益差距日趋扩大和利益格局不断扭曲。
因此从根本而论，这种利益分配失衡不仅导致了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机会不平等、公共服务非均衡、资源配置失当、社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而且引起社会价值裂变与危机，对意识形态起了颠覆作用，使得政府失去公信力并严重解构*党**的执政合法性。这已是构建和谐社会与“中国梦”所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同时，这也是积极构建中产阶层健康发展的制度生态环境的关键所在。
然而当前，在社会矛盾与冲突凸显之时，在个体权利意识觉醒与正统理想信念“祛魅”之间，在市场经济逻辑演绎与意识形态主张不平衡之间，在中产社会张力与传统政治生态之间，中产阶层不仅是社会冲突舞台上的主角，也是一种变量与变数，而且其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诉求多样化导致的多元价值所形成的社会思想意识，应该引起有关层面必要的警觉、审思和严肃关注。
知识分子群体处于中产阶层的中上层，具有一定话语权。他们的价值判断和思想视野、社会心理和行动能力多折射出社会精英群体的意识特征。从知识分子群体而论，其人格、理性和思想认识水平往往被视为一个社会思维高度与深度的标杆，是社会的良知，肩负着“用思想来守护民族”的使命。
然而，当前中产阶层处于“亚健康”和“亚稳定”的发育、发展的社会环境中，知识分子群体思想所呈现的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不仅表现出对制度和体制忧虑、不满与期待并存，质疑、否定与反思俱有，而且在价值取向上出现扭曲、错位和异化共生的现象。
这导致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知识分子群体对*党**和政府的支持和信任受到严重影响，这与意识形态思想宗旨相去甚远，也使执政的合法性资源被削弱，甚至流失。
在关于当前医疗、教育和住房等方面改革的调查数据显示，这一群体的多数人认为“没有代表大多数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加剧了贫富分化”“代表了部分集团的利益”。
作为中产阶层主要群体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是由他们所处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所决定，也是社会关系深刻变革的产物。实际上，知识分子的思想认知，也反映了中产阶层在利益诉求多维化、价值取向多元化和思想多样多变方面的关系，这也正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严肃关注和有效化解的问题。
18世纪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经济人”是为了自己的以财产所有权为核心和保证的利益而自由竞争的，这个过程充分体现着利己价值观。
利益或对于幸福的欲求就是人的一切行动的唯一动力。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基础上的，利益支配着我们的一切判断。个人利益不仅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而且也是社会制度的基础。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文中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如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基于物质利益的”根本冲突，揭示了利益矛盾运动基本规律就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利益理论，不仅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利益关系和“中国梦”的理论基石，而且也是对如何在当前社会深化改革中进行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如何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利益关系，具有深远的理论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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