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教授菲利普斯在统计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后,得到了一个数据上的经验关系曲线,又被称为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

1960年索洛和萨缪尔森将这个关系改造后,形成一个新的菲利普斯曲线。萨缪尔森和索洛以物价上涨率代替了原菲利普斯曲线中的货币工资变化率。这一代替是通过一个假定实现的。这个假定是:产品价格的形成遵循"平均劳动成本固定加值法",即每单位产品的价格是由平均劳动成本加上一个固定比例的其他成本和利润形成的。而菲利普斯认为,改造后的曲线,通胀率和失业率并存,那么将两者相加后,就是所谓痛苦指数。正如北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老师们所揭示的那样,很显然,通胀意味着物价更贵,日子更不好过,对于失业的人是雪上加霜。从此以后,失业率和痛苦指数就成为美国人接不下去的痛苦标签。
对于这种痛苦指数,一般的经济学家多数采取回避的态度,不过也不尽然。比如现任哈佛教授劳伦斯.卡茨就直接说,过去的十年是美国的十年。事实上这个标签之所以长期取不下来,很大程度还和经济学家的沉默有关。
因为事实上,有人根本否认有长期失业这回事情。既然没有失业,或者总有一天你能找到工作,自然就没有什么痛苦。这种观点,尤其以弗里德曼为显著。弗里德曼的认识中,经济社会中总有人会碰到些小情况,比如大学生毕业要找工作这段时间,肯定有失业。他甚至提出要是没有经济周期,社会上有2%左右的人是会失业的。为了掩人耳目,他给这种失业率起了个名叫自然失业率。言外之意是这是自然规律决定的,制度决定的,没人能够违抗,这不属于正常社会考虑的问题。
不过多数经济学家,比如哈佛的曼昆、萨默斯、萨缪尔森、托宾等人,根本就反对这个自然失业率的存在。曼昆的说法是这样的,美国多数公司都和工人有长期合同,在合同到期新合同建立的时候,肯定有失业,而且失业的时间超过了短期比如说6个月。能够说没有失业呢?
而对于计划主义国家的就业,这两派又都百般讽刺,有些经济学家,比如库珀就说,强制就业是有损神圣的自由市场原则的——计划全民就业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
所以这决定了经济学家们观点和现实的巨大痛苦,要么承认存在完全就业,但是政治上这要*翻推**自由市场的观念;要么承认有长期失业,那么也就代表大家永远有痛苦,可是大众怎么能接受美国社会是个给人带来痛苦的社会呢?
关于失业和通胀率的观点,特别是由此认定的菲利普斯曲线的样子,一直是宏观经济学争端最为激烈的部分。从西方经济学引入失业自然律的北大学者们是承认有长期失业的,但是他们不愿意表达出来。索洛因此对经济学十分不满﹣﹣在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当天演说中,他毫不犹豫地指出自己反对自然失业率的说法,并且认为经济学不是科学。
年轻失业者的人数在危机刚结束时大约翻了一番。但是,即使在经济状况好的时期,年轻人的失业率仍比年长者高得多,这意味着失业率的大幅度增长是与劳动力紧密相关的。

同样在中国,过去的3年里,人们的求职和跳槽问题也同样不容乐观。即使两个人找得到工作,也无法像过去一样可以在不同的高薪岗位之间任意选择。
那些接到数十个工作申请的优秀毕业生,现在也只能在具中找到薪水看,对不坏的。随着跨国企业的全球裁员开始波及中国的分公司,外资行业的神话也突然破灭,例如诺基亚中国公司的裁员,就引发不小的裁员*工罢**风波。
有些人原本是打算趁着金融危机待价而洁的,现在这个梦想也不得不空告破碎。在不少高管心目中,在经济危机的当口,趁乱扩张原本也是个好机会,但是现在外部的流动已经缩小到很狭窄的范围,可能越跳槽越糟糕的问题也比从前严重。
显然,从经济学的角度说,砸饭碗、跳槽后,人们也许要多考虑一下各种机会因素。这决定了痛苦指数在中国的效应。
第一种是经济周期长短带来的失业机会成本。由于经济周期的冲击,有些行业的复苏将十分漫长,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这类行业都会增加招聘,提高待遇,比如纺织业和家,往往经济繁荣时期,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火爆局面。类似于中国的月嫂,一度可以达到超越白领工资的水平。但是在衰退阶段,这种行业也是最受到冲击的,有可能导致大批劳动力失业。如果企业用工需求始终不足,那么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将成倍增加。特别是对于缺乏技术的简
单劳动工作者,这一点尤为明显。
第二种是常见的结构性就业成本问题。技术创新的冲击,比如在互联网的社交移动网站的技术进步,导致原本的互联网开发技术人员的岗位流失。对于工程师而言,如果不能迅速调整,升级知识结构,很可能面临失业问题。有些大学生的专业,在经历危机后,已经变得不合时宜,例如过多金融工程专业毕业生,如今在华尔街或是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变得如此剩余。数年前风风火火的投行,如今已经风光不再。
第三种机会成本是最让人感到沮丧的。在一些劳动力市场十分有弹性的国度,经常社会保障福利也很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失业经常代表个人能力和竞争力、社会地位、声誉的巨大损失。这个情况不免令年轻人倍感沮丧。他1们本应继续自己的生活,却发现自己停滞不前,对生活的担忧实属情理之中。前的问题会对他们产生多大的阴影?这就是说和我们正在经历的相比,过去的高失业率时期相对短暂,但随意跳槽和长久性失业让年轻人的生活将遭受更八的伤害。
"以前总说内需不振是老百姓没钱花,现在老百姓有钱了,却都花到国"外去了,这凸显了当前我国扩大消费的尴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俊海对此颇为感概。实际上,在白领们喊着通胀来了,不敢消费的背后,还有更深的矛盾。事实上,对于大多数白领来说,如此年轻,就要一所房子,本身就是一种罕见的消费行为。据调查,金融危机后,英国人第一次房贷的年龄是35岁。而他们还清这些房贷的时间至少在27年以上。如果也像中国人一样安家立业,除去啃老之外,别无办法。将生活的标准提高到如此之高,在高房价的今天,显然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事实上,如果不买房,大多数白领的工资享受生活还是没有问题的。
白领们的工资,并不能在日益高涨的房价面前让自己过上曾经向往的中产生活,甚至正好相反,大量白领的生活水平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只要做了房奴,任何改善生活的做法,只能是空想。
在通胀的阴云之下,大多数人根本无暇顾及生活质量,甚至连水果这样的食物,不少人也只能暂时节省。尽管 CPI 的数据最终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食品和蔬菜的价格都出现20%以上的增长。这对于生活在窘迫中的白领来说,无疑是个糟糕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