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第代着冬，男，1963年5月生，重庆武隆县人。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在《十月》《中国作家》《民族文学》《山花》《上海文学》《清明》《长江文艺》《长城》等刊物发表作品200余万字。有作品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等刊物转载。多篇作品入选《中国年度短篇小说》《21世纪年度小说选》《中国短篇小说100家》等选本及教辅读物。曾获《中国作家》年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文学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几年前，我在古镇见过一个打长牌的中年人。那个古镇坐落在一块平坦洼地。前面是大片像龅牙一样错落的砖楼，后面是条老街。老街长约一里，青石铺地。街两侧，是木制老屋。老屋多为饭馆、杂货铺，间夹有几家茶馆。有家茶馆在丁字形路口的廊檐下摆放了几张茶桌，可能因为开敞的缘故，那家茶馆没人打麻将，偶尔有人打长牌。多数时候，人们手捧搪瓷茶盅，坐在桌边摆龙门阵。
那天我在茶馆对面歇脚，无意中看见了打长牌的中年人。他腰身长，长得瘦，表情十分丰富。看牌和打牌的人面无表情，只有他的脸上能看出变化。时而蹙眉，时而偷乐；目光活泼、跳跃，里面有光。他是那种我熟悉的，生活在小镇或村寨里的闲人。他们精明，不务正业，喜欢在牌桌上或乡村酒宴上打发时光。
今年三月，我去另一个古镇玩。那个古镇在长江边。我受一个电视纪录片蛊惑，去了才发现，真正的古镇早被摧毁了，现在的古镇是假的。人们沿一条新石板街，重修了两列仿古建筑，里面全是小商店。街上商业味十足，却没烟火味。那次我的最大收获是在假古镇上，见到了一家卖爵士鼓的鼓行。爵士鼓俗称架子鼓，我一直以为鼓身是金属做的。我在鼓行转了一圈，才知道爵士鼓的鼓身也是木头的，有加拿大红枫，美国椴木，非洲桃花心木。我出门时，有个家长来给孩子报名学打架子鼓。老板说没教学用的鼓了，如果要学，得自己先买一套鼓。
他们的对话让我瞬间有了写作冲动。最先出现的人物形象是我多年前看见的那个打长牌的中年人；最先呈现的情节是一个错位的结尾。在业余写作实践中，我对短篇小说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结尾有一种固执的偏好。这或许源于民间故事的影响。有个朋友对我这一偏好十分不屑，他说，不就是欧·亨利那一套吗？我赶紧闭嘴。因为他情绪激动，手势夸张，旁边的陌生人纷纷侧目。我担心如果我再犟，容易让其他人误解我借了他的钱不还。
仔细想想，虽然小说写法有千万种，如果仅从故事结局的方式归纳，无外乎两种。一种是读者直到最后才知道故事结局。作者一路挖坑、设套、声东击西、使障眼法，目的是为了调动读者探寻结果的热情。另一种是作者一开始就亮出结局，然后从这个看似终点的地方出发，重新构建逻辑链条，不断以“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局”的信息为诱饵，激发读者对小说过程的兴趣。但是，不管用哪种方式，也不管扛着什么主义，写作都是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作者必须把巧妙的切口、精准的语言、紧凑的节奏、丰富的细节等文学手段作为利器，才有可能掩饰住自己的真正意图，把读者拖到最后。
作为业余文学爱好者，我的写作动力来自对生活的回望，来自具体的生活经验和像种子一样发芽的往事。当然，业余也意味着我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本职工作，难免跟写作产生时间上的冲突。坏事有时也会变成好事。没时间写，故事才有机会自己成长。夜深人静，世界安睡了，小说人物走出来，站在暗处窃窃私语。如果我没睡意，就跟他们一起鬼混。离间他们的关系，挑拨他们的矛盾，纠正他们的说话，破坏他们的爱情……。直到有一天，故事像熟透的果子从树上掉下来，成为我的囊中之物。
《系花头巾的“爵士鼓”》节选
文|第代着冬
端午节后第二天，牛子厚离开虚楼，去了牌友邬吉臣家。邬吉臣年轻时是梨子寨的捡瓦匠。雨季还没过去，人们看见他腋下夹着一块棕垫，像猴子攀上屋顶，成为离太阳最近的人。捡瓦匠坐在屋顶上唱从川剧围鼓里学来的唱腔。那些尖锐、高亢、零碎的声音，从虚楼高处落进梯田、山冈、丛林，惊动了大路上的过路人。过路人看着像猫头鹰一样蹲在屋顶上的捡瓦匠，说：“捡瓦匠，你是在给瓦唱歌吗？”
“我没给瓦唱歌。”邬吉臣指了指空中。灿烂的阳光里，一队北返的鸟群排着整齐的队列，像一只熨斗滑过蓝天，样子比云朵还要轻快。邬吉臣移了移屁股下的棕垫，重新坐稳了说：“我在给天上飞过的鸟唱歌，我敢打包票，等它们慢慢悠悠地回到故乡，房子早就漏雨了。”
“你真是个快乐的人。”
过路人离开大路，留下捡瓦匠一个人在屋顶上哼唱。邬吉臣唱的川剧围鼓是从镇上茶馆里听来的，《王婆骂鸡》《苟家滩》《三打王英》《单刀会》。他最喜欢唱的是《苟家滩》。捡瓦匠认为，自从传说中祖先在迁徙路上同一条大蛇大战三天三夜以来，《苟家滩》里表现的战斗是最猛烈的了。
牛子厚不同意这个观点。
牛子厚跟邬吉臣同年，长相大相径庭。邬吉臣胖胖的，像冬瓜，而牛子厚身材瘦削，枯瘦如柴。好在他脸上还有不少脂肪，能够让上嘴唇的两撇胡子长出来，像两条正在蜕皮的蚕子耷在嘴角上。别看牛子厚其貌不扬，他可是川牌桌上的老手，特别是打“幺地人”，几乎没有对手。
在梨子寨，人人知道牛子厚川牌打得好，但不讨老婆喜欢。牛子厚老婆李中碧体格粗壮，性格直爽，像个君子。在她那张大圆脸上，除了愤怒，基本上没别的表情。她原来并不这样，刚嫁过来时，也是个笑眯眯的人。时间长了，她发现，牛子厚做事常常半途而废，他们结婚三十多年，他没干成过一件事，一辈子一事无成。自从李中碧得出这个结论，她再也不对牛子厚笑了，也不愿意替他指点人生。
李中碧发誓不跟牛子厚说话，她跟家里的猫说话，跟狗说话，跟牛说话，跟鸡说话，甚至跟水缸和碗说话，就是不跟牛子厚说话。牛子厚有时像挡住阳光那样，故意挡在李中碧和她说话的物体之间。他以为这样一来，李中碧至少要喊他让开。没想到，仿佛他只是个影子，即使他骨瘦如柴地夹在李中碧和物体之间，也不影响老婆自如地跟他遮挡住的东西说话。
牛子厚跟老婆的冷战像葛藤，无孔不入，到处攀缘，所到之处开枝散叶。正当梨子寨的老人们认为，牛子厚那朵从未开放过的爱情之花眼看就要彻底凋零时，儿子牛一河的一个电话，像旱季的一场透雨，使牛子厚眼见要枯死的婚姻之树有了喘息之机，又苟延残喘地活了过来。
牛一河的电话是让李中碧去省城帮忙照看孙女牛秀秀。牛一河二十岁去省城闯荡，卖过手机，做过导游，后来跟一个面包师傅学会烤面包，开了一家面包店，当上小老板，买了房，娶了老婆，生了女儿，才真正在省城站住脚。牛一河的老婆陈晚琴是城里人，秀秀刚进幼儿园，她就上班了，家里全靠保姆。现在，保姆辞职不干了，秀秀上小学二年级，连个接送的人都没有，牛一河打电话让李中碧先去帮一段时间。
李中碧一离开梨子寨，牛子厚跟捡瓦匠一样成了单身汉，不仅更自由，关键是濒临死亡的婚姻像从猎人手里逃脱的兔子，又有了活蹦乱跳的迹象。牛子厚继续成为川牌桌上的常客，他举止嚣张，敢扯起嗓门喊住在沟谷对岸的邬吉臣和管客师何清安到家里打牌。
进入初夏，牛子厚发现自己心不在焉，牌打得没过去那么机灵了。邬吉臣连占上风，喜不自禁，高兴得在嘴里敲锣打鼓，锣鼓曲牌换了一个又一个。一会儿上天梯，一会儿钓金龟，一会儿左右靠……唱得牛子厚心烦意乱，牛子厚说：“捡瓦匠，你高兴得太早了。”
未
完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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