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给我的棉衣要不要物归原主？这个问题曾经很纠结。
为何老先生的棉衣会落到一个广东仔的手里？
那还得从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说起。
一九八三年的九月，北京树叶开始渐黄，秋风刮着地上的落叶，告诉人们，这是冬天到来前的预冷。一个瘦削的广东仔，穿着单薄的旧军装，带着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北大的南门。那个人，就是我。
听说广东来的新生，什么床铺被盖毛衣棉袄都没带，衣服单薄，背着一个挎包就来上学，大家纷纷过来表示关心和帮助。天南地北，五湖四海，大家离乡别井，考到北大不容易，人人伸出热情的双手。有的借被子，有的送蚊帐，南腔北调，七嘴八舌，宿舍一下热闹起来，让我一个外地生，顿时被新的大家庭的温暖和真诚所笼罩。折腾到半夜，我千感谢万感谢，把一拨拨人送走，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躺在床上，转侧难眠。为什么我会“净身出户”，两手空空来到北大呢？我眼前不由浮现了高考放榜后的那一幕：
高考放榜后不久，就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着实高兴了一阵，但是想到未来求学的经济开支，将给家里带来负担和压力，我不禁忧愁起来。
且喜且愁时刻，一个雪中送炭，面授机宜的奇人出现了。
这个人就是高中班主任蔡老师。蔡老师是个奇葩人，思维很独特。
一天中午，蔡老师冒着酷暑，跑到我家，神秘兮兮地对我父母面授机宜。他说，必须叫你们家广生去北大上学的时候，千万千万什么行李都不要带，顶多带两件换洗衣服就好了。
没等我爸爸问为什么，蔡老师摘下眼睛，一边擦眼镜，一边眯着近视眼说：“现在大学都是实行助学金制，不是人人都可以有的，你要是经济条件比别人好，那就甭想”。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他说到“甭想”两个字的时候，眼镜后双目瞪得圆圆的，嘴巴几乎是咬牙切齿。我爸爸赶紧问：那有什么办法哩？
蔡老师用牙签插了一块菠萝，放到嘴里一边嚼着，一边慢里斯条地说，什么行李都不要带，我告你，到了北大，就说家里经济困难没办法，问问学校饭堂或者锅炉房在哪里，就说晚上让我在炉灶旁边借火暖过夜可以吗？必要的时候哭上一阵。这样申请困难补助，申请助学金就有胜数！他那胸有成竹的游说，把我和爸爸听得口呆目瞪。蔡老师怕我们不相信，便以身说法，他说：“当年我去华师大上学的时候，就是光着脚丫，穿着破背心，用网兜带着几件换洗衣服和就去了，脸盆口缸都没有。最后啊，捞了个特等助学金。要不，家里每个月总是要寄钱，太艰苦了。你到学校啊，就得喊穷！”
父亲若有所悟，很感激地谢了老师，母亲却起身端了茶壶，假装去厨房添开水，眼眶红了，眼角一片潮湿。
为了是否为我购买御寒被褥大衣这个问题，母亲和父亲争执起来。母亲坚持不能委屈了孩子，父亲却说男子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我刚进朝鲜打仗没来得及换装，秋天还穿单衣呢，四天里吃了几个生的马铃薯，行军三百里地都没死。蔡老师的意见对着呢。我赶紧安慰母亲说，没事的，九月北京天气还不会太冷，没有床铺被褥还能顶得过。离秋天和冬天还有好几个月，棉被补助和助学金也应该可以申请下来，学校总不会不管的。实在不行，我就找老乡搭铺睡。
是啊，小时候，我的家乡潮汕有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孩子大了，如果家里不够地方住的，经常是男的找小伙伴，女孩子找闺密，搭伙夜习搭伙睡，并不新鲜。
北京秋天的夜晚确实多了几分寒意。
第二天，一个身材不高的老人骑着单车，来到我们宿舍32楼，敲响了我的门。那轻轻的扣门声，怯怯的声音，淡淡的眼神，洗得发旧的蓝士林中山装，让你以为是一个问路的普通老汉。“广东来的小石是住这吗？”老人家把声音抬高了些。声音惊动了路过的老生，他们有的叫季校长有的叫季老师，然后跟着进屋来。
原来，昨天在新生报到站帮忙的那个热情和蔼的老头，竟然是北大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学者季羡林教授！
要知道北大副校长就是副部级啊，行政级别也相当于副省长啊。在基层，甭说是县委书记，就是镇长、公社书记出门都乘坐吉普车，前呼后拥的，一个省部级校长，却自己骑着单车“千米走单骑”来看望学生。季老师问寒问暖，还说可以申请困难补助，具体问问班主任或者办公室郭会计云云。让我感动不已。
我照着高中班主任蔡老师教我的口径，说了说家里经济困难，路途遥远，南方学生不懂北方天气寒冷，希望学校能给早点给发放补助。
不久后，在系领导和老师们的关心下，北大果然给我提供了特等助学金，还补助了被褥费用和棉花票、布票（在计划经济年代，有钱而没有票证也是买不到东西的。不知道纪委有没有研究过，那时候贪污的官员少，是不是和有钱买不到东西有关呢?）。
去系里领钱回来的路上，我心里顿时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温暖，我想，要是我写信告诉蔡老师，他一定会自鸣得意啊，他肯定认为他教的招数还挺灵验的。可是，我最后还是决定不给他写信，我觉得他这样教学生难免有点太猥琐，而且我也不愿意蔡老师到处炫耀，以我为鲜活的事例，让别人家的孩子像我这样忍辱负重，读大学还要带着困难学生的阴影，在一些家境好的或者门第高的同学面前，矮人一头。
那年，北京的冬天出奇地寒冷，凛冽的寒风穿过枯干的树枝，呼啸而过，地上卷起了黄沙，打在窗户上，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不知道是谁从楼上的窗户往外泼下洗脚水，落在我窗前的树上，变成晶莹透剔的冰挂，煞是好看。若是发生在今天，一定被人们拍摄刷遍微信朋友圈。
夜里从图书馆自修回来，32楼值班室的宿管老头迎面就说：“你刚才不在，你们系季羡林老师来看你了，还给你带了一件棉衣来呢，他说天冷了，怕你这南方孩子顶不住，专门跑过来哩，过来取吧。”
那是一件发旧的棉衣，不知道那时年代流行四个兜的蓝士林干部装，还是因为这种颜色耐脏耐磨而深受北京人喜欢？大衣左边腋下的里子已破，掀开看能看到露出来的棉絮，右边的袖口也磨损很厉害，里边的上衣袋里居然还有一枚五分钱的硬币。多年后，根据季老师著写的《牛棚杂记》，他写过*革文**期间，被人强迫打扫厕所的时候，曾经在厕所的地上捡过一枚硬币，心中窃喜，四顾无人，便小心翼翼地捡起来，揣在兜里。难道这枚硬币就是书里描写的那一个？
除了夏天以外，季老几乎都是一式的蓝士林的中山装。那打扮和憨厚老实的表情，不留神或者没人介绍的话，一般人会以为他是个学校普通的修理工或者烧锅炉的师傅。有一位新同学由于初进京城, 人地生疏, 慌里慌张，在大饭厅的新生报到处, 注册、分宿舍、领钥匙、买饭票……手忙脚乱，无暇顾及行李，当他看到这位慈眉善目的老者，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人师傅，便央求他帮忙照看行李。自己东奔西走,等忙完一切, 已时过正午, 这才想起扔在路边托老师傅照看的行李, 登时吓得一路狂奔着找回去, 只见烈日下那位老者仍站在路旁,一边看书,一边耐心照看地上的行李。年轻人对老者千恩万谢, 庆幸自己幸运, 头一次出远门,就碰上老实人。等到次日开学典礼,才发现昨天帮他看管行李的那位老师傅, 竟然也端坐主席台上。一问旁边的老师, 才知道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副校长季羡林教授。
冷天里也有不穿季老棉衣的时候，尤其是我外出到其他学校串老乡或者参加舞会的时候。因为那件棉衣着实很土气，穿在身上并不好看。
有一次，堂姐约我去海关总署一位领导家里坐坐，顺便到人民大会堂参观，我觉得到那些场合不能穿得太破，便换成家里从广东托来的西装革履。这身打扮，在已经改革开放的广东沿海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在北京就会显得特别另类和扎眼。回校的时候，为了避免在学校南门遇到系里的老师和同学，我避开北大的正门，选择了人少的西南门下车，谁知道，一进西南门，就撞见推着单车的季老师！
季老师显然看到我一身的光鲜。我慌里慌张来不及绕弯躲避，只好迎过去，尴尬地笑笑。老师说都去哪了，打扮这么漂亮。好在我反应快，说和同学一起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当群众演员，勤工俭学。这身行头是北影厂借给我的。那时北京的几家电影制片厂，都喜欢到北大找学生去拍片，充当五四时期学生运动的群众演员，举举旗喊喊口号什么的。对于北大的学生来说，那是小菜一碟，驾轻就熟。不用导演教，一来就入戏，而且表现得特别自然。你懂得。每次一拍好几天，每天发一到两块钱劳务费。同学们都愿意去玩一把。季老听说是去勤工俭学，就笑笑地说好好好，多参加社会活动锻炼人。
一言转危机，差点没露馅。西装革履的人和特等助学金绝对是不相称的。我们系还真有负责学生工作的人每天用小本清清楚楚记录着学生的动态和言行表现。有次来我们宿舍嘘寒问暖，离开时候在我们房间里落下一个笔记本，我们赶紧关门偷看，里边谁谁做过什么事，说了什么话都记录在册。一起偷看的室友，看得目瞪口呆，不寒而颤。从此，我们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
另一次差点露馅的是我上学期间乘坐飞机的事情。有一年寒假，突然有位广东老乡告诉我，好消息，凭学生证可以半价买到当天航班的机票，北京飞广州机票全价一百四十六元，半价仅有七十三元！那时候除了县处级干部出差，凭单位证明才能坐飞机。对于从来没坐过飞机的我们，还是觉得蛮有吸引力的。老乡是珠海人，家里经济条件不错。我虽然是领取助学金的，但因为我一直勤工俭学，凭借自己懂外语的便利条件，在北大勺园给外国留学生开班教中国武术，赚不少外快。我们俩人一拍即合，兴冲冲跑到民航售票处买票，却被告知必须有学校证明！于是我我们商量了一个计谋，各自请老家的同学给北大发来电报，一个是写：家有急事，速归。一个写：外婆病，速回。系里办公室管盖章的人从眼镜框上边向我们投来异样的眼光。我估计她在狐疑，两个广东仔怎么这样巧，家里同时发电报来？但她还是给开了证明。飞机是坐了，麻烦却在后头。
开学后，负责学生工作的老师把我叫去系里批评了一通，说你是领取特等助学金的，没钱买棉衣，还是季老借给你的大衣。你怎么有钱坐飞机呢？第二，你是学生干部，又是个积极向*党**组织靠拢的人，不是带头艰苦朴素，而是带头坐飞机，这是什么影响你知道吗？还有没有原则啊你？
为了这份助学金，，俺从此后更加小心翼翼，躲躲闪闪，战战兢兢，如履刨冰。若干年后观看电视剧《潜伏》，更加有所感慨。
季老的棉衣陪伴着我度过数载寒窗，成为我上学期间最温暖的回忆。
毕业前，我把棉衣送到五道口洗衣店去修补洗净，叠得整整齐齐，又把珍藏在铅笔盒中的五分钱硬币，悄悄地放回衣兜，奉还季老师。说实话，棉衣固然传递了关爱和温暖，但穿在我身上总能感觉到隐隐的压力和自我谴责。如同鲁迅先生说的“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棉衣还了，对我来说，或许是一种自我的解脱，是一种对压抑的昨天的告别。老师客气地说，不用还了。我笑了笑说我要求分配回广东了，南方天热用不上，留给新同学吧。
我走了很远，透过稀疏的杨柳，看到季老师还站在门口，额头的几绺白发，还在晨风中飘动。
许多年以后，朋友间小聚，说起季老的棉衣。有朋友埋怨我说，你就应该把季羡林老师这件棉衣带走，多好的纪念啊。我说：好借好还，完璧归赵。棉衣留下，让它温暖后边更多的寒门子弟，不是更好吗？
当然，我相信新的学子已经不用再向人家借棉衣借棉被了。
季先生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