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赶奔白马寺。
白马寺在洛阳东约20里，故城雍门西3里，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官方修建的第一座寺院，往往又将这寺院作为佛教传入之始。其实佛教在民间早已传播，但中国历史是由官府撰写的，皆以官方所写为准，佛教真实传入中国年代只靠传说又不被史者认可。
在白马寺前先看到引人注目的东西两侧站立的两尊石雕白马，形象温和，头颈平直，目光平低，不骄不躁，是象征其驮佛经、佛像将印度佛教输入中国来的，故称白马寺。寺山门上额题“白马寺”三字石匾，为明嘉靖（1522——1566）时“司礼太监黄锦三十五年（1556）冬月吉旦”立。入山门，两侧东南角有钟楼，西南角是鼓楼，楼皆高耸而立。东西两边有两墓塔，东为僧摄腾墓，西是僧竺法兰墓。二僧均为中天竺人。摄摩腾又称迦叶摩腾。据慧皎《高僧传》，摄摩腾解大小乘经，在洛阳译有《四十二经》一卷；竺法兰可诵经论教万章，在洛阳译有《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四十二章经》等，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称竺法兰还译有《二百六十戒合异》。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著录《四十二章经》称：“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这样，摩腾在来中国内地前必已精通汉文了。据日人久保田量远《中国儒道佛交涉史》考称，摩腾和竺法兰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在白马寺共同译完一卷的，摩腾便死了。竺法兰所译除《四十二章经》以外佛典，是独自完成的。
摩腾和法兰来中国是东汉明帝梦佛求法而来的，其实梦在心理想，之所以有“心理想”，则必佛在传播之影响，故可知佛教早已传至中国。《后汉书.楚王英传》：英“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明帝有诏书称：“楚王育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楚王刘英信佛在佛教官方传播前已存在，或以佛老并祀形式在流行。佛的形象明帝刘庄意识中形成，故有梦感。《高僧传.佛图澄传》记载后赵著作郎王度上石虑奏议：“往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即指此。
东汉《四十二章经.序》：“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派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胜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
东汉末牟子《理惑论》：“问曰：‘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牟子曰：“昔孝明皇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人？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五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时国丰民宁，远夷慕义，学者由此而兹。”
从东汉初至东汉末，佛教传播由佛经扩延佛像、佛寺，记述亦越详尽，而明帝遣使者求法所去人数人名均未变，可见必为实情。
道宣《广弘明集.竺道论》引西晋末五浮《老子化胡经》：“至汉明永平七年甲子（64），岁星昼现，西方夜明，帝梦神人长丈六尺，项有日光，旦问群臣。傅毅曰：‘西方胡王太子成道佛号。’明帝即遣张骞等穷河源，经三十六国，至舍卫，佛已涅槃。写经六十万五千言，至永平十八年（75）乃还。”
其述更加详延，但张骞名未变，而有永平七年出使，十八年还之记载。南北朝发现的《汉法本内传》又记载永平三年（60）回来。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记称永平七年（64）遣使，永平十年（67）回来。隋后有宋志磐《佛祖统记》与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相同去还年代。
东晋袁宏《后汉记》载使天竺记于永平十三年（70）。宏字彦伯，小字虑，官为*安谢**参军，桓温记室，自吏部郎出为东阳（今浙江金华）太守。少有逸才，性率多能，文章绝美，所著《咏史诗》《东征赋》《三国名臣颂》等，世称皆精。宏以《后汉书》烦秽杂乱而撰集《后汉记》，抉择去取，自出鉴裁，世言汉中兴作史者，唯袁范二家。袁宏既载称：“初，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日光，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其形长大，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遣使天竺，而问其道术，遂于中国而图其形象焉。”从“初”字看，至“图其形象”，必指永平十三年使者返回之年。
范即范晔，字蔚宗，博涉经史，善属文，能隶书，晓音律，而对众家《后汉书》刚修成一家之作，自言所作“汉书杂传论”，皆有深旨精意，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时以为实录。范晔《后汉书》载明帝佛事称：“世传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项有光明，经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图画形象焉。”
袁、范所载没有佛、道徒之虚夸文字，无具体人名，范文又以“世传”告之，说明当代尚无法查证。
南齐王琰《冥祥记》：“汉明帝梦见神人，形垂二丈，身黄金色，项佩日光，以问群臣。或对曰：‘西方有神，其号曰佛，形如陛下所梦，得无是乎？’于是发使天竺，写致经像，表之中夏。自天子王侯咸敬事之，闻人死精神不灭，莫不惧然自失。初使者蔡愔将西域沙门迦叶摩腾等，颊优填王画释迦倚像。帝重之，如梦所见也。乃遣画工图之数本，于南宫清凉台及高阳门显节寿陵上供养。又于白马寺壁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之像，如诸传各载。”
王琰《冥祥记》所述是得到佛教认可的，故收载入道世《法苑珠林》中。慧皎《高僧传.摄摩腾传》也收录摩腾到洛阳，并约竺法兰同行，只因学徒留阻才后至。梁僧祐《出三藏记集》亦载摩腾到洛阳。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亦收载摩腾并竺法兰于洛阳译经，转引《朱士行汉录》以兹证明，有竺法兰在洛阳译书事。该书署三国魏颍川（今河南禹县）人，去西域取经求法于80岁，逝于于阗（今*疆新**和田），高僧朱士行之名所写隋初已散失，考称非其专著。据魏收《魏书.释老志》也称摩腾、兰法兰随使者来中国至洛阳，但此时使者已不是张骞为首，及王琰《冥祥记》之后，均以《冥祥记》中蔡愔当头，将张骞撤出来了，这是避免汉武帝时两使西域的张骞混淆，影响后一个张骞的真实性，从而怀疑汉明帝派遣使者寻佛求法之事实。
现在看来，王琰《冥祥记》之蔡愔也是张骞十二人中的一人，而张骞也是十二人之一，只是重名而已。在敦煌莫高窟有一幅壁画“张骞求法图”，以为事者误画汉武帝时代张骞西域求法，显然是错怪了。
摩腾为东汉官方认可是最早外僧来中国传教的，佛教徒将其传为神通广大。据唐智升《续集古今佛道论衡》等佛史著作引用早已佚失的佛徒所写《汉法本内传》（全称《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及韦昭等撰《吴书》（道宣《广弘明集》引《吴书.吴主叙佛道三宗》）称东汉明帝永平十四年（71），五岳道士上表请求与佛教沙门比法角试，道士自称道经逢火不焚。汉明帝准予比试，令建造东西两祭坛，西坛奠祠百神，放置道教经典，东坛放置佛经和佛舍利，各自在坛上放火。时沙门摩腾大显神威，传称：
“踊身高飞，坐卧空中，广现神变。于时天雨宝花在佛僧上，又闻天乐感动人情。大众感悦，叹未曾有，皆绕法兰请说法要。兰乃出大梵音叹佛功德，亦令大众称扬三宝”。而道俗等则“时有司空阳城侯刘峻与诸官人士庶等千余人出家，及四岳诸山道士吕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家，阴夫人、王婕妤等与诸宫人等二百三十人出家”。又“便立十寺，七寺安僧在城邑外，三寺安尼在洛城内。汉兴佛法自此始焉。”其中称道教经典烧成灰烬，依仗的方木没有发出威力，参与角试的“道士相顾失色，大生怖惧”，南岳道士费叔才因羞惭道教失败，而含恨气死了。
然而，摩腾在永平十四年（72）已经死去四年，在永平十一年（69）后法兰已独自译经了。所称“司空阳城侯刘峻”出家，在汉明帝时根本没有这个“司空阳城侯刘峻”其人。
佛教在官方承认传入中国之前道教尚未正规建立，而道士在道教未公开建立前是由方士转化来的，可谓有道之方士，故道士实已存在，对佛教传入固然有所抵触，故发生道佛之争，有了道士与沙门斗法，但不是此类佛史书所写的编撰神异故事。《吴书》撰写者还有丁孚、项峻、周昭、薛莹、梁广、华覈等，成书于三世纪三国时吴国，后又被人篡改，其中摩腾神话是佛教徒依据《汉法本内传》掺杂编进去的。《汉法本内传》出现在南北朝时代，亦道佛斗争需要由佛教徒创作的，不能足信其史实，而且从科学知识来看也是荒唐的。
不过，摩腾本人对其神化并无责任，其译经、墓塔应留名后世永存白马寺中长在不泯。
《高僧传.摄摩腾传》：“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洛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也。相传云：外国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昭提寺未及毁坏，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王即停坏诸寺，因改招提以为折马。故诸寺立名取则焉。”……这里所说精舍是招待外僧住处以译经、生活、食宿，发展为供佛为寺，先称招提寺，后称白马寺。当时洛阳城西雍门外三赶时髦御道南有官署鸿胪寺，是接待外国使节之处，将安置外僧也在此处设院则称佛寺，后以佛僧奉佛念经居住为寺。
《理惑论》：“时于洛阳西雍门外起佛寺”。东魏杨衡之《洛阳伽蓝记》称雍门是洛阳城西从南向北数第二门，在此门之外地址，并称：“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教入中国之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汉明帝“发使天竺，写致经像，.......白马负图，表之中夏，故以白马为寺名。”《魏书.释老志》：“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门西。”
慧皎为佛徒，在所著《高僧传.摄摩腾传》中，以白马护寺神化白马寺名。郦道元《水经注》魏收《魏书.释老志》均以“白马负图”“白马负经”为由而名白马寺。西晋名僧竺法护译《须真天子经》，据僧祐《出三藏记集》是在“长安内白马寺”译的，这个白马寺之白马必与“负图”“负经”有关，不会是“白马悲鸣”之白马。洛阳白马寺之白马，慧皎在《高僧传.摄摩腾传》中神化摩腾，又神化白马寺。或许白马寺之名是后来命名的，始建时只是建在官署鸿胪寺，故亦称寺延后方有寺名的，并以寺名延伸外地，皆以佛僧供佛居处称寺，白马寺为中国第一个寺院，而称佛教“祖庭”和“释源”。
白马寺山门内东侧立有高大石碑《洛京白马寺祖庭记》，为元代大书法家赵子昂所书写。西侧亦有一大碑，惜残半，为宋代大书法家苏易简所书。
苏易简字太简，铜山（今四川中江县东南）人，宋太宗（970——997）时中进士第一，累官翰林学士承旨，历参知政事，以礼部侍郎出知邓州（今河南邓县），移陈州（今河南淮阳县），卒。易简才思敏瞻，以文章知名，著有《文房四谱》《续翰林志》《文集》等。所书碑文必在河南任官时所作。
白马寺碑尚多，抄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江总所撰文，孟习苏书丹：《重修释源大白马寺殿宇碑记》；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XX撰文，杨儒书丹：《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又《重修祖庭释源大白马寺禅寺佛殿记》碑文，嘉靖二十年（1541）孙臬、黄锦、黄锈所立建。院东侧立有清康熙时如琇和尚撰写称为“断文碑”一座，因碑文系分排写出，故以“断文”名之。
过山门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宝殿、接引殿、千佛殿、观音阁、清凉台及其上毗卢殿。据说摩腾、法兰在清凉台上两配殿译经，有藏经室，又有汉明帝在此读经阅书之说。现殿前存有两株古柏，根深叶茂，庄肃森郁。白马寺保存尚称完整，中外佛僧信徒前来瞻仰朝拜。
白马寺建于一般所称明帝永平十一年（68），现有建筑面积三万四千余平方米，原建更为宏大，至唐时僧徒多达千人。
白马寺东有高耸大塔释迦舍利塔一座，又称齐云塔，十三层，高24米，为金世宗大定十五年（1175）所建。
齐云塔西有一大墓，墓碑书“唐忠臣狄梁公墓”，即狄仁杰墓。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东城角）人，举明经，唐高宗（649——683）初，累迁大理丞，断久狱一万七千人，时称平恕，充江南（唐贞观元年——627年，置江南道，辖境相当今浙江、福建、江西、湖南等省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南，湖北、四川江南一部分和贵州东北部地区。）巡抚使；为豫州（今河南洛阳、汝南）剌史，活诗误论死者二千余人，所至民爱仰之。武后时屡踬屡起，神功（697）初，以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居位以举贤为意，凡所荐进如姚崇等名臣，皆为中兴忠良，有知人之目，特被恩遇，尤以调护母子为务。武后欲立武三思为太子，仁杰以姑侄母子之喻动之。武后感悟，迎庐陵王李显（哲）于房州，唐祚赖以匡复，卒赠文昌右相，谥“文惠”；睿宗（684——690）时追封梁国公。
狄仁杰忠厚贤良为国为民留名后世，与白马寺同垂千古。
白马寺东三里有洛阳古城遗址，虽为废墟，然而昔时西周东*都迁**洛邑，西汉刘邦初都洛阳，东汉刘秀定都于此，三国曹魏、西晋、北魏皆为京城一， 现仅存东、西、北三面垣墙，追思朱阙楼殿、画屋朱梁、金阶玉柱、珠帘玉室、太学寺塔，何等辉煌。当年杨街之所述《洛阳伽蓝记》千余座安在？何去何从，真可谓“俱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