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影视剧终于不再是清宫戏一家独大，继明剧大火之后，宋剧也不甘落后，以《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为代表，一批优秀的宋剧先后闯入观众视野，引领大家重回那个被喻为“最适合穿越者生存“的年代。
宋代商业经济发达，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一千多年前，汴梁城的居民们，已经可以坐在家里点外卖、约上闺蜜逛街吃冰淇淋，晚上还可以出去看歌舞表演、美食一条街上吃宵夜，这样的日子，跟今天也没有太大差别嘛！
可以说，宋代的存在，完全颠覆了大家对古代生活的刻板印象。
重农抑商？
不存在的，诸位恐怕不清楚，宋代的各个阶层都热衷经商，几乎已经到了疯魔地步，对此，爱国诗人辛弃疾甚至气得改了字号。
《宋史》记载：“（辛弃疾）尝谓：「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北方之人，养生之具不求于人，是以无甚富甚贫之家。南方多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故以「稼」名轩。”
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我们都知道，古人的名、字一般不由自己决定，但号却是可以自由发挥，充分体现了主人的喜好。
这段史料，便对辛弃疾的字号来历作了解释，辛弃疾是山东人，因此从小接触的北方人都重视农业活动，勤劳耕种，很少有经商的，所以没有大富大贵，但也不会大贫大悲。而南方人则不愿意耕作，喜欢经商，导致土地、财富被兼并，贫富差距很大。
在辛弃疾看来，重农抑商才是王道，为了对抗眼下的轻薄经商风气，他毅然决定：以稼名轩，给自己的书房取名为稼，而他自己的别号，就成了稼轩。
稼轩，翻译过来就是：力挺庄稼汉的读书人！
能够被辛弃疾改名号来表心迹，可见两宋时期，经商风气有多么风靡盛行。
01 士人经商
喜欢古代文化的朋友，可能都清楚，隋唐时期，是禁止商人及其后代参加科举考试的，而且官员家庭也禁止参与经商活动，与民争利。
《旧唐书》记载：“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与士伍。”
但随着社会发展，商业活动越来越频繁，这种禁令不断被放宽，工商子弟同样能够科举入仕、参与朝政。
当时间推进到宋代，商业活动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带来便利的同时，士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逐渐发生转变，不再轻视商人，反而积极投身到营利活动当中。
宋代的士人热衷经商，甚至在进京赶考的途中，还随身携带货物，以致延误考期，朝廷屡次延期后，不得不下诏提醒考生：以后过时不候，没有例外。
《宋史•选举》记载：“凡廷试，唯蜀士到杭最迟，每展日以待。会有言：「蜀士嗜利，多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自是，定以四月上旬廷试，更不移展。
从史料来看，这些蜀士“引商货押船，致留滞关津”，能动用商船运货，可见做的不是小买卖，而是动辄千万的大生意。连进京赶考这种重要大事上，都能分心经商，朝廷还并不因此问罪，可见当时士人经商的风气是普遍现象，大家见怪不怪。
如果只是正常经商做买卖，倒还情有可原，但随着商业活动的深入，士子们甚至开始了*私走**活动，贩卖朝廷特许经营的盐、茶等重要物资。
《宋史•食货》记载：“江、淮间虽衣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贩盐为事。”
而梅尧臣《闻进士贩茶》诗中，则将士子们贩茶牟利的贪婪形象描绘得极其生动。
“山园茶盛四五月，江南窃贩如豺狼。
顽凶少壮冒岭险，夜行作队如刀枪。
浮浪书生亦贪利，史笥经箱为盗囊。
津头吏卒虽捕获，官员直惜懦衣裳。
却来城中谈孔孟，言语便欲非尧汤。
三日夏雨刺昏垫，五日炎热讥旱伤。
百端得钱事酒炙，屋里饿妇无糇粮。
一身沟壑乃自取，将相贤科何尔当！”
如此轻视朝廷法度，铤而走险，这些士子们的经商热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重利轻义的读书人，一旦步入朝堂、手握大权，又会做出怎样的事情？
宁采臣也是个收账书生
02 官员经商
士人不以经商为耻，官员自然也更乐得经商赚钱。
在宋代，官员经商的事情并不少见，而最常见的商业活动，莫过于放贷获利。
电视剧《知否》中，就曾有一段剧情：盛家大娘子私放印子钱，被林小娘揭发，大娘子当场慌了手脚，便再没心思因为林小娘私卖田产、店铺的事找她麻烦。
事实上，《知否》里描述的这些官眷的商业活动，是有历史依据的，在宋代，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衙门小吏，都有涉足商业领域，从海外贸易，到作坊生产、自产自销，从珠宝皮货等奢侈品，到针头线脑等生活小物件，官（吏）都能适应良好。
王安石在《临川文集》中严厉批评了这种现象，“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
比如真宗时期，权知开封府慎从吉，擅长制作各种物器，甚至贩卖棺材营利。
《宋史•慎知礼传》记载：“（慎从吉）家富于财，尤能治生，多作负贩器僦赁，以至鬻棺椟于市。又善为馔具，分遗权要。晚年进趋弥笃，以至于败，物论鄙之。”
而真宗、仁宗时期，大臣张耆深受刘太后宠遇，家里宅第非常大（凡七百楹），被他开成了百货商店，里面应有尽有，为了省下给婢女们的工钱，居然还做起交易，亲自为其看病，用药抵工钱。
《宋史•张耆传》记载：“章献太后微时尝寓其家，耆事之甚谨。及太后预政，宠遇最厚，赐第尚书省西，凡七百楹，安佚富盛逾四十年。家居为曲阑，积百货其中，与群婢相贸易。有病者亲为诊切，以药儥之，欲钱不出也。所历藩镇，人颇以为扰。”
甚至连《清平乐》里以正面形象示人、历史上也颇有声名的宰相晏殊，同样广置资产，经商做买卖。
蔡襄《蔡忠惠集•乞罢晏殊宰相》中提到：“臣窃见宰臣晏殊，自登枢府，及为宰相，首尾数年，不闻奇谋异略以了国事，唯务私家营置资产。见于蔡河岸上，讬借名目，射占官地，盖屋僦赁。”
由此可知，当时官员经商实为常态，甚至还从经学当中寻找理论依据，认为义利是相用、相和的，追逐利益并无不可。
苏洵《利者义之和论》中提到：“义利、利义相为用。”
秀才，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晏殊！
03 出差经商
更夸张的是，官员出差、甚至出使途中，也会顺道夹带私货，贩卖赚钱。
《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记载：“中人奉使江滩，多乘官船载私物营利，州县不敢检察。”
仁宗为此专门下诏令：“自今内臣出外，止给驿马，仍无得过三匹。”
这项诏令虽然规定了太监出差时的驿马规格，从运力上杜绝“带货”可能，但仁宗并未对违反规定“公器私用”的太监予以惩处，虽然是仁宗宽仁性格使然，但也从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官员出差经商是当时的惯例，法不责众。
事实上，早在仁宗朝之前，官员们借出差便利，利用公家的车马等工具运输私人货物，借此赚取差价，便已是心照不宣的事情。
太宗时期，甚至专门下诏令，禁止现任官员出使时经商做生意。
《宋史•太宗本纪》记载：“丙寅，禁居官出使者行商贾事。”
两宋与邻国辽、夏、金等出使活动频繁，因此不少官员借此在两国之间搞起“代购”事业，赚取中间差价，甚至将一些禁止出品的战略物资偷运出境，这也是做生意做到了极致。
比如孝宗时期，出国使臣只带一封国书回来，没见有国礼，其他的却全是随行人员带的私货，行动缓慢，便将货留在镇江等水路通航，人则走陆路先回京。
可见，当时使臣“代购”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宋会要》记载：“知常州李结言：‘国信使副回程，河道水浅。乞将礼物权寄留镇江府，使副等人出陆先归，候水通日行。’上曰：‘使副回程，只有国书一封，并无礼物。闻三节人多有私货，岂可劳扰人夫？可依所乞。’”
不仅如此，一些有权势的军官还私自截留有手艺的士兵，利用他们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牟取暴利，有时竟能达到数百、上千人之多。
同样的，有权势的地方官则随意差遣公差，为其贩运货物，甚至为了达到运输私货的目的，巧立名目，增加出差机会，占用公家资源。
而这些“公器私用”的经营活动，所得的利益也并不归公，而是流入官员的私人口袋。
04 商业兴盛的利弊
宋代商业之繁荣，是渗透到整个朝代上下，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帝王将相、官民士卒，都从行动到理念高度一致，将商业活动推到较高的位置。
当时便有人提出，工商皆本，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二者是互为补益、相互依存的。
宋代《陈亮集》提出：“古者官民一家，农商一事也。上下下恤，有无相通，民病则求之官，国病则资诸民。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 补，而非求以相病，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
永嘉学派大家叶适则则认为，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也就是认为应当鼓励商业，才能“强末厚本”。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提出：“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
叶适的观点很明确，商业活动不会导致农业的根本地位受到动摇，而四民（士农工商）各适其职、各行其事，这才能达到社会稳定、百姓教化的目的，强行抑制商业发展，只是导致四民之间失衡，社会反而*乱动**。
不过，在宋代普遍重视商业的大背景下，也有人坚定地持反对观点，辛弃疾便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商业导致兼并，是社会*乱动**之源头。
“南方之末作以病农，而兼并之患兴，贫富斯不侔矣。”
而另一位名臣富弼也提出：“国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
在富弼看来，国家应当以义为重，而不能过分追逐利益。
应该说，辛弃疾等人的顾虑不无道理，在商品经济发展之初，缺少有效的规则监管，一旦手握权力的官员等阶层加入，很容易导致垄断、暗箱操作以及土地兼并。
这会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而如果重农抑商，老百姓老老实实土里刨食，积蓄物资，反而不容易出现一夕破产返贫的现象。
但辛弃疾同样忽略一点，缺少流动性的社会，物资难以调动，面临天灾*祸人**之时，个体抵御能力便漏洞百出，于国于私，都是灾难。
从小农经济到商品经济，我们用几百上千年时间证明，繁荣的商业活动并非毒蛇猛兽，不是削弱国力的根源，相反，商业越发达，国家才能越强大。
但是，繁荣的商业活动仍然需要规范有序，而非放任权力与商业勾结，全民皆商的时代，也正是商业发展历程中的一次摸索，利弊权衡之下，仍需大胆实践。
从这个角度而言，热爱经商的宋人，无疑是留在单薄史册上的一抹鲜活亮彩，一个灵动的时代，也是最舒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