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武汉戏院林立、戏迷云集,是与北京、上海并称的三大“戏码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武汉集萃了中国戏曲最好的戏、最牛的角、最热闹的剧场和最有水准的观众。武汉不仅孕育了汉剧和楚剧,也对京剧的诞生以及中国戏曲的发展有着丰厚的滋养,在戏曲文化交流、传承、渗透、融合等方面起到了戏曲大码头应有的坐标意义。
梅兰芳生前六次来武汉,每次都标志着京剧的兴盛,见证着京剧的辉煌,体现着京剧艺术巨大的创造力与永恒的魅力。

《舞台生活四十年》
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六章《新武汉》中,梅先生说:
“我来武汉第一次是一九一九年的冬季,大舞台(即汉口合记大舞台)经理赵子安约我来汉表演(原址是在后城马路,早已改名中山大道,后来让盐业银行收买去改建行址了),同来的有王凤卿、朱素云、姜妙香、李寿山、姚玉芙……那时我们去码头演戏,下车先忙一阵,照例的酬应就是‘拜客’与‘吃饭’……那次演期是一个月,我演的戏码,包含着老戏、昆剧、古装、时装四种。比较起来还是古装戏最受欢迎。演了半个月,凤二爷(王凤卿)先回北京。换了余叔岩接演了下半个月。”
据梅先生所述,演出剧目有八本《雁门关》(陈老夫子的太后、余叔岩的杨四郎、朱素云的杨八郎、姜妙香的杨宗保、姚天芙的碧莲公主、梅兰芳的青莲公主)。梅先生说,因为角色整齐,演出“倒也很受欢迎。”

梅兰芳
这一年,梅先生 26 岁,正值风华正茂、雄姿英发、精力充沛,他所主演的剧目几乎每天一换,计有《千金一笑》(与姜秒香合作)、《玉堂春》(同前)、《奇双会》(与朱素云合作)、《嫦娥奔月》、《虹霓关》(头二本与王凤卿合作)、《邓霞姑》(与姜秒香合作)、《天女散花》(与姚玉芙合作)、 《汾河湾》(与王凤卿合作)、 《能仁寺》(与朱素云合作)、 《黛玉葬花》(与姜妙香、妙玉芙合作)、 《花木兰从军》(与姜妙香、王凤卿合作)、 《贵妃醉酒》(与张宾昆合作)、 《春香闹学》、 《打渔杀家》(与余叔岩合作)、《珠帘寨》(与余叔岩合作)、 《佳期拷红》(与姜妙香合作)、 《嫦娥奔月》(与姚玉芙合作)、《游园惊梦》(与姜妙香合作)、 《樊江关》(与姚玉芙合作)、 《*姑麻**献寿》(与陈德霖合作)。

梅兰芳 余叔岩 金少山
梅先生前面所说的“余叔岩接演了下半个月”,只是“凤二爷” (王凤卿)回到了北京,梅先生并没有离开武汉,他继续与余叔岩又合演了半个月。梅先生演出的剧目有《牢狱鸳鸯》(与姜妙香合作)、《一缕麻》(与姚玉芙合作)、《武家坡》(与余叔岩合作)、《尼姑思凡》、《春秋配》(与姜妙香合作)、《游龙戏凤》(与余叔岩合作)等。
梅先生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说:
“在汉口我唱满了一个月,就同朱素云、姜妙香、姚玉芙、李寿山应张四先生之约,到了南通。”
这一年,值得一提的是梅兰芳是应日本帝国剧场的邀请,携同喜群社部分演员首次出国去日本演出,引起巨大轰动之后,从日本回国后即来武汉的。
梅兰芳 第一次来武汉
恰正是在他第一次成功出访日本演出之后,可见武汉这座城市在梅先生心中的地位是何等之高、何等之重要。

梅兰芳演出戏票
梅兰芳 第二次来武汉(1934)
梅先生《新汉口》一章中接着说:
“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四年。章遏云正在汉口组班约我来表演,演出地点就是汉口大舞台(现在的人民剧场),住的地点也就是德明饭店。那次老生是谭富英,花脸是金少山。演完了还转到新市场(现在的民众乐园)唱了三天。”

汉口大舞台
梅先生的演出剧目有《女起解》、 《法门寺》、《洛神》、《四郎探母》、 《霸王别姬》、 《西施》、 《太真外传》。在民众乐园演出期间,他还为湖北省赈济水灾举行了义演。

新市场(现在的民众乐园)
这次演出更是盛况空前。据《梅兰芳艺术年谱》一书中介绍,梅兰芳主演《女起解》,演出时已卖了许多加座,门外观众仍旧吵闹不依,只好又卖了许多站票。剧场内挤得水泄不通,最高票价为4元6角,站票卖到了1元2角,这在武汉是空前的。

梅兰芳《女起解》
这一年有两件事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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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梅兰芳在汉演出期间有一家戏园失火。该戏园班同行的生活及演出场面严重困难,梅兰芳知道后,立即解囊资助。可见梅先生品德之高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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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梅兰芳的夫人喜得贵子梅葆玖。可见梅氏父子均与武汉结缘。
梅兰芳 第三次到汉口(1936)
第三次到汉口,梅先生说是“一九三六年,演出地点是光明电影院(现在的中南电影院),老生是奚啸伯。

四大名旦在武汉
梅兰芳第四次到汉口
第四次是一九三七年,又是在汉口大舞台,老生仍旧是奚啸伯。 在梅兰芳第四次到汉口演出时,汉剧名演员吴天保(继余洪元之后汉剧界代表性的领军人物,人称“汉剧大王”)与“汉剧泰斗”余洪元及“辛亥艺人”刘艺舟共同盛情邀请了梅兰芳作客赴宴。

余洪元
席间,刘艺舟说:他看过梅先生的《断桥》及全本《白蛇传》,他认为:“这是一出涵义极深的反封建神话剧。在戏里面,法海代表着统治阶级,许仙代表着小商人动摇分子,白蛇、青蛇是代表着一般被压迫的民众。”刘先生的这种评论,给梅兰芳很大振动,他说:“当时这种评论在戏曲界是很少能听得到的,我对他的印象非常之深,饭后我们还合照了一张照片以作留念。”

梅兰芳、金少山与汉剧名家余洪元之合影
在此期间,梅兰芳向吴天保了解有关汉剧的组织、行当、演员来源、科班、剧目、表演特色等各种情况,吴先生一一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详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二集211页至218页)。

1950年代,吴天保与周信芳合影
吴先生说:“汉剧已有了三百年的历史,苦于记载不全,现在比较能够说得有系统的,只有一位扬铎先生……过两天我一定同他来跟你家细谈。”
吴先生走后,梅先生对许姬传说:
“汉剧跟京戏的确有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们只要研究一下京剧的创始,就不难知道它们的渊源了。京戏的产生,是混合了徽、汉两种地方戏,再吸取一部分昆曲的精华,这样组织成功的。”
接着,梅先生以程长庚、余三胜两位老先生为例,称他们为京戏“徽汉两派的开山祖师”。还说到出身于汉班的谭志道,说他唱“老旦行的行腔咬字,那更是一点儿都不改动,干脆就唱汉调,当时也很受台下欢迎。”

1937年,余洪元(前排左四)与梅兰芳(前排左三)、吴天保(前排左一)等合影
论及谭老板(谭鑫培)改唱老生后,可以说是京戏里汉派的继承人物了。再以京、汉两个剧种共演的《四进士》来分析,从剧情的内容角色、行当分配、场子、台词、剧名、服装和演员的基本动作等来比较,都跟京戏一样,得出了“这足以证明它们相互间关系的密切了。所以我总觉得有些京戏,可能是从汉剧搬过来的”结论。

陈伯华与大和尚会见梅兰芳先生
梅先生还兴致勃勃地谈到了他在武汉和北京(汉剧于 1921 年受民国总统黎元洪之邀,由余洪元率“十大行”名角,曾赴京为湖北水灾筹赈义演出),曾观看过余洪元、李彩云、李春森(大和尚)、董瑶阶(牡丹花)等演出后的切身感受,对汉剧名家的演技赞叹不已。梅先生的“口述历史”乃当今最为可信的珍贵史料,值得珍惜并研究发掘,作用于京、汉两剧种的继承与发展。
梅兰芳 第五次来武汉(1951)
建国之初的1951年4月,是梅兰芳率梅剧团第五次来武汉。当时的大武汉,是中南局(中南军政委员会)所在地,除汉、楚两大剧种的主要代表人物集中于此之外,来自全国各地的京、话、豫、评、越、歌舞、杂技、说唱等剧种的部分名家也云集武汉,大武汉的文艺界形成了一个庞大、高档次的艺术群体。

民众乐园的前身——汉口新市场
仅此似乎还不够气派,大武汉自有大手笔、大气魄,中南军管会接管享誉全国的民众乐园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委派主管文艺界的首席军代表武克仁等进京接顶级艺术大师梅兰芳率团来武汉演出。梅先生一听说武汉文艺界来了代表*产党共**方面的军方人士,一面热情接待,一面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武汉的邀请。
梅先生一行于当年4月18日正午抵达武汉大智门车站时,受到了武汉文艺界的热烈欢迎。车到汉口站,即刻鞭炮锣鼓震天响,欢迎彩旗迎风展。鲜花队的姑娘们像迎接外国元首一样,迎接梅兰芳等艺术家的到来。
“当时正式欢迎的队伍约有二千余人,而闻讯而来的武汉市民更是里三层、外三层把梅先生紧紧包围在了人群之中,梅先生笑容满面地频频向热情似火的武汉市民招手致意这种情景,如同梅先生由沪赴京参加全国文代会一样热烈。”
据武克仁先生晚年回忆说:
毛*东泽**闻知后,曾风趣地对梅兰芳说:“梅先生,你的名气比我大呀!”

梅兰芳和陈伯华

梅兰芳和陈伯华
火车站到人民剧场莫过一箭之地,竟走了二十多分钟才到达。梅兰芳的到来,真正呈现出了“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般的场面。欢迎会上,著名汉剧表演艺术家吴天保与梅先生互致欢迎词与答谢词,这种热烈、盛情的红火情景,是在解放前不曾见到过的,梅先生一行感到格外亲切,异常激动,不禁感叹:“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演戏是卖艺,解放后是献心,不一样了!”他表示要把自己一颗艺术的热心献给观众。
梅兰芳这次在武汉演出,历时两个月,场场爆满。其演出剧目,除他过去常演的经典作品外,新增加的剧目,计有全本《宇宙锋》、头二本《虹霓关》、《凤还巢》、《西施》、《断桥》、 《抗金兵》等。

《抗金兵》,梅兰芳饰梁红玉(1933年)
梅先生重排的《抗金兵》在剧本情节、人物、艺术布局上都作了重大修改与提高。此时,原来饰演韩世昌的林树森已谢世,建国前客死武汉,梅先生认为当时唯有武汉市京剧团的高盛麟适合扮演这一角色,因他为杰出的“杨(小楼)派”大武生而能文能武。果然,梅、高等联袂演出的《抗金兵》一时轰动江城,连演三场,座无虚席,叫好声如同波浪席卷舞台,给武汉观众留下了永久而美好的深刻印象!
梅先生演完《抗金兵》之后,身体大大地不得劲了。休养期间,汉剧名家吴天保约请扬铎、答恕之二位先生同来探望梅先生。在交际处(德明饭店),扬铎先生向梅先生详细介绍了汉剧的沿革、流派(荆河,襄河,府河,汉河)等特色,让梅先生与许姬传先生对汉剧的历史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与熟悉。

《血债血还》剧照
此后,许姬传先生和梅剧团的部分演员去武昌共和舞台观看了群众汉剧团新编的《血债血还》演出。梅先生因要排练《抗金兵》未去,许先生等看完戏后向他详细作了介绍,梅先生说:“看来,这出戏排得够紧凑,演员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但对舞台上表现“洪德中的妹子被日寇军官强奸一场,似乎做得过火一点儿,舞台形象不大好看”。许先生将此意见转告了剧团,编导对此处及时作了修改。对此,梅先生十分赞赏,认为“汉剧艺人们文化水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可以证明他们在业务上的学习和钻研一定是非常认真和努力的”。

大合影:湖北省汉剧团和梅兰芳合影
同时,对汉剧科班自1927年即停办表示担忧,他对吴天保先生说:“应该把培养后一代艺人的工作,当作是今天最重要的任务。”梅先生的提议很快得到了落实。不久,武汉市戏曲学校开办,设汉、楚两科,由吴天保任首任校长,沈云阶任副校长,为汉、楚两大地方剧种培养了建国后第一批承上启下的接班人。

梅兰芳和湖北省汉剧团刘小中合影
梅先生这次从4月16日率团来武汉至6月19日离汉赴沪,历时两月有余,梅先生出场对观众演出43场,另演了两场招待戏,共计45场。
此外,梅先生还参加了武汉艺术界举行的各种活动,并观看了汉剧前辈李春森(大和尚)、董瑶阶(牡丹花)合演的《打花鼓》,周天栋、徐继声、刘金屏、杨惠宝合演的《未央宫·烹蒯彻》及李四立、涂素云、袁双林合演的《凤仪亭》,还有楚剧新编剧目《太平天国》。
最后两个星期,梅先生因患感冒未能过江去武昌演出,梅先生离汉时曾对欢送话别的朋友们深表歉意。在武汉文艺界组成欢送队伍的簇拥下,梅先生与梅保玖等登上江顺轮,不停向欢送者招手致意,随着缓缓东流的长江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汉口。
梅兰芳 第六次来武汉(1957)
梅先生第六次来武汉是在1957年元月。该年,梅先生已64岁了,由于演出繁重,旅途风寒,梅先生来汉便感冒,只好病休在榻。武汉观众一封封慰问信和一捧捧祝福的鲜花送到梅先生的床前,使他深为感动。梅兰芳这次离京巡演从1956年9月开始,经苏、浙、赣、湘四省后,最后一站在武汉。

大合影:梅兰芳(右二) 沈云陔(右一)
梅先生每到一地,各地组织各剧团主要演员观看梅先生的演出,梅先生也一路观看各地的地方戏,并组织座谈会,互相交流经验。

1957年《戏剧论丛》
梅先生发表在《戏剧论丛》(一九五七年第二辑)的“赣湘鄂旅行演出手记”一文中谈到武汉时是这样说的:
“在武汉,使我痛快地看了几出汉剧。汉剧和京剧是有血缘关系的,因此,我们在欣赏艺术之外,别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他说:
他看了李春森和李四立合演的《白罗衫》(《详状》和《审陶》二折)。李春森是南北闻名的大和尚(艺名),他扮演的奸猾的大盗陶大,仿佛从《警世通言》这部小说里走了出来,在舞台上立体化了。陶大出来的过场,台词只有一个“走”字,而那种在舞台上不常看到的阴森难测的人物形象就吸引了观众。在《审陶》一场,几乎全部使用腰腿的劲头,那种矫健灵活的舞蹈,令人难信是一位年近80的老人。梅先生还十分赞赏扮演徐继祖的李四立,说他沉着稳炼、细微深刻、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一个有才干的官吏。
他看了李罗克的《作文章》,认为他有力地刻画讽刺了一个官僚家庭的纨绔子弟,许多丑角儿的身段,潇洒好看而节奏分明,语言丰富不庸俗,舞蹈优美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看了周天栋扮演的蒯彻,评价他出色表现了人物的机智性格。大段念白,有声有色,几次扑油锅的动作,虎虎有生气,突出了蒯彻能在生死关头,用嬉笑怒骂的方式扭转危局。金殿一场,要演40分钟,全是蒯彻一个人的戏,虽然唱、念、做如此繁重,但自始至终一线贯到底,给观众以酣畅饱满的形象。
谈到陈伯华,梅先生说:
“陈伯华同志我早就认识了。十多年前在上海常常见面,那时她已离开舞台,解放后得到*党**的培养和文化部门的支持,使她恢复了新的舞台生命,在一九五二年全国会演时得到好评。这次我们看到她的《断桥》,在唱做方面又有显著提高,她的发音、用嗓方法是正确而健康的,可以看出幼年学艺时曾经受过老师傅们的严格训练。从钻研艺术的精神来看,前途是无可限量的。”
通过《梅兰芳艺术年谱》可感知到:梅先生第六次从1956年12月30日在长沙作了最后演出(演出剧目为《贵妃醉酒》)即来武汉,从元月初至2月25日携梅剧团返京,历时又是近两月。但此行对梅先生的文字记载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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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因梅先生旅途受寒感冒,身体不适,演出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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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因为当时的国内政治气候发生变化反“右”斗争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

《穆桂英挂帅》
梅先生离开武汉后的第四年,在北京以68岁高龄为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演完《穆桂英挂帅》两个月后,不幸患“急性冠状动脉梗塞并急性左心衰竭”症,于1961年8月8日凌晨5时在阜外医院病逝。一位享誉世界的卓越艺术家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但他无与伦比的艺术成就已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面旗帜。梅兰芳的名字如同日月,闪烁着中国戏曲耀眼的光芒。“梅氏”体系并列为世界戏剧的三大体系之一,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座丰碑和宝库,吸引人们永远敬仰和“探胜求宝”。
从梅兰芳1914年登台献艺以来,上至国家元首、艺坛巨匠,下至黎民百姓,人人争说梅兰芳,说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似乎方才开头。西方文艺家们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在东方“说不尽”的无疑是“梅兰芳”。仅从梅兰芳六次到武汉的艺术经历中来探寻,给今人的启迪便是说不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