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柴米多生活农场，树才和其他几位诗歌老师在小山坡上坐成一排，二十八个孩子们面对他们围坐地毯上。这些九、十岁的孩子第一次上诗歌课——不是要背书要默写的诗歌课，而是学着去写。先一个个发糖，然后孩子们被询问：怎么样才能不用“甜”这个字来说糖的味道？有的抓起笔就写，有的瞪着本子发呆。随后树才念起他们初次的习作，读到好玩的，振臂喝彩。进行到一半，野夫也来了，他给孩子们讲起自己为什么要做诗人，也念起顾城和痖弦的诗。“同学们，你们谁想做诗人？”一半的小手举起。
树才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到高处，对眼前的孩子和围观的大人们笑，是那种毫无保留的、从头发到脚都在抖的大笑。坐在底下时，他摸摸这个孩子的头，向边上的那个挥挥手，很快叫出他们的小名：“壮壮，你读得真好！”“太阳能，给我们看看你的诗！”，然后跟大家一起开起“野哥的脚”的玩笑。
我采访过很多可爱的诗人-——真正的诗人总是可爱的-——树才是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个，也是最像孩子的一个。“在大理，第一次碰到有人问我是不是彝族人，”他笑呵呵的，深深的眼睛眯成线，“可惜不够黑。”有点像周伯通。52岁了，童心始终丢不掉，跟他持续一年多的儿童诗歌课有关，跟他是诗人有关，跟他一向喜欢孩子有关，跟他甘愿做“单独者”有关。
说他做过外交官，大概很难相信，而他的主业还是在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上班——选这个工作，因为每周只要去单位报到一天，什么时候想出去玩了，走就是。然而读完这篇访谈你会发现，树才对诗艺和生活的思索是极深入和冷静的，这大概跟他经历过“极沉极沉的生活”有关。在大人和孩子的世界穿梭自如，要先在五指山下压个五百年吧？
1.一首诗，印在纸上是死的，就是文字的排列，但如果一个人去念它，这首诗就活了过来
行李：这届 COART 大理乡村艺术节上，你带一些孩子参加“诗歌成长计划”。这个活动的想法是怎么诞生的？
树才：开始的合作多少有点偶然，因为COART以前的据点在丽江，今年他们搬到大理来。大理有一个“诗歌公社”，是我们几个都住在“山水间”（小区）的诗人组的小团体，比如野夫、潘洗尘、宋琳、赵野等等，COART很自然地想把这些诗人动员起来负责整个COART的诗歌活动。
去年潘洗尘组织了“天问诗歌艺术节”，艺术家叶永青、岳敏君，还有台湾的老艺术家韩湘宁都来参加，活动做得很好，大家都玩得很开心，所以COART的艺术总监宋婕就去找洗尘，洗尘因为家事最近一直没有在大理住，就去找野夫，野夫又让宋婕来找我。这两年我自己在通过网络视频课教育儿童们写诗，COART又有关注儿童艺术成长的艺术教育，所以后来就在COART的框架里加了儿童诗歌成长计划。
行李：“儿童诗歌成长计划”的场地很特别，在露天的柴米多生活农场，具体会怎么进行？
树才：参与这个计划的除了我，还有大理大学的耿占春教授、北师大的陈太胜教授以及广州过来的谭畅博士，他还精通英文。我串联了一下，组成一个四人团队。COART期间，先有三个下午的课，第一节课我们四个老师都过去，让孩子们跟我们认识，我们每个人把自己挑选好的诗歌跟孩子们分享，但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分享，让孩子们敢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感觉。我分享的那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引子，把孩子们的心思给引出来。
这三天，让孩子们有三次现场谈诗写诗的机会，写出来以后，我们现场做点评、整理，错别字改一改，再有一些断句分行，最后做一个朗诵会，让孩子们朗诵，我们也帮着朗诵，我想这样才能让孩子通过写诗参与到写作中来。
行李：你觉得怎样的诗歌适合朗读？
树才：我自己的诗，有那么一小半是适合朗读的，其实就是“念”，上面一个今下面一个心，就是用你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提供给你的内在力量和你的肉嗓子，全力以赴地把你对一首诗的理解读出来，不是那种美声的、装饰的、过于抒情的方式，不要有朗诵腔。朗读是一种艺术，大诗人里尔克说得好，一首诗印在纸上是死的，就是一些文字的排列，但如果一个人去念它，就让这首诗活了过来。
行李：是的，是的。这次参与的孩子是你原来学诗的学生还是大理本地的孩子？
树才：都是大理本地的，我一个都还没见过。宋婕的团队事先已经跟才村、下鸡邑村的中心小*联学**系了。我的体会是，三年级以下，五 - 八岁的孩子，童心更加完整，想象力更加生动鲜活，五年级到初中的孩子，喜欢用成语、作文搞高分那套，他们的童心已经丧失得很厉害了。所以这次在大理，基本上是三年级左右的孩子，并且在户外。中国诗歌的传统首先不是跟内心建立关系，而是跟自然建立关系，通过自然的“有”来抒发内心的“无”，在自然里生发灵感，所谓自然和心灵的契合。所以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在户外。户外一只鸟飞过，一只鸟咕咕叫，就可以由这个来发挥想象，不是吗？我是想让孩子自由地表达，自由地感觉，胡言乱语，诗性就更加饱满，这是诗歌的特点。
行李：在户外会不会担心孩子很难集中注意力，因为可以看的东西那么多？
树才：咳，就是玩！我们不是真的讲课，是跟孩子一起玩，让孩子玩着把诗写了，这是我的目标。要让孩子们真正感觉到，自己的感觉比老师讲的任何话都更是诗歌。只要让孩子放松，让孩子练习怎么说出看见的东西，让他对看见的东西展开想象，这样就可以达到一首诗的第一节和第二节，诗的第一节是看见的实的，第二节是想象的虚的，诗歌之道就是虚实之道，最终是落在虚上，因为虚的东西是抒情真正要去的空间，是飞翔的东西、有透明质的东西，但是没有看见、没有直接的感觉又不行。我们要教他们的是，怎么样为自己的感觉找到合适的词语，甚至不用告诉他们诗是什么，诗没有定义，一定要从感觉出发，看你想象可以飞多高，自然环境一定是有利于孩子打开想象的。
行李：跟孩子能玩在一起也不容易，怎么样的人才跟孩子玩得起来？
树才：我反正是能跟孩子玩起来，因为我喜欢孩子，我在活到 52 岁的途中，一直在跟孩子们玩。大人不要把小孩当小孩，把小孩当大人；大人不能把自己当大人，把自己当小孩，能真正关注孩子们在做什么，跟孩子们一起分享，孩子们就会信任你，一信任，就玩到一起了。孩子对世界是信任的态度，尤其是在家庭、在父母的爱的氛围里，他们对世界是信任的，不像我们大人，我们对世界的态度首先是怀疑的。
诗歌上，孩子比大人还灵，因为孩子是人类生命中最接近诗歌的状态，他们就活在诗里，还因为大人总想说道理，孩子只是说感觉，诗歌就是感觉，感觉直接击中了，诗歌的力量就出来了。诗歌是感性的崇拜，首先是眼耳口鼻舌，然后才能入心。
行李：作为有童心的成年人，你对世界是信任还是怀疑？
树才：我对世界极其信任，当然也怀疑。信任是因为我热爱诗歌，怀疑是因为我看到成年人身上的诗性被越来越多的功利性、物质性的欲望吞没，这种欲望不是带着人飞升，而是使人更加油腻，尤其在中国，物质的外壳太硬，柔软的内心、温暖的人性太薄，这个让我产生怀疑。
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才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进行儿童诗歌教育。童心即诗，小孩写诗不图名不图利，就是图一个开心，把感觉倾斜而出，好多句子都非常动人。所以这次COART是个可能，我希望孩子玩得开心，玩得开心了，诗歌课就变成了他的记忆，记忆有时候会帮着孩子延伸，把对诗歌的兴趣延续下去，我相信这些孩子里有些是出手不凡的。
行李：在大理的诗歌课只有几天时间，怎样让这些孩子在 COART 结束后继续写下去，继续把诗歌游戏玩下去？
树才：这次COART课主要还是开启，如果开启得好，自然会引出后续。诗歌一方面表达人类的孤独痛苦，一方面带来的是愉悦和放松，所以希望能让孩子对这些东西有一种最初体会。诗歌并非多么伟大、遥不可及，诗歌就在他们的感觉里，就在他们每天和万世万物建立的一点关系里。我更希望让孩子们珍惜自己的个性，因为在诗歌里，个性是最大的财富。孩子自己就会写诗，我们更多的是去开启他，让他们自由的感知、自由的表达，让他们多少能够知道诗。
COART艺术现场，诗人树才、野夫和孩子们一起玩儿，一起写诗，壮壮现场为野夫写了一首《野哥的脚》：“野哥的脚，是一双大脚，是一双臭脚，是一双不得见人的脚 但是，这双脚，走过薄薄的黄沙，走过淡淡的湖水，走过平平的高原 所以，这是一双伟大的脚。”
2. 诗歌是游戏，但是生命的游戏，因为你随时要花出时间，要动用你人生的经验，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塑造你的人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行李：你做儿童诗歌教育是从“童心即诗”这个公众号开始的，这些学生是怎么招募的？
树才：对，我有个做儿童艺术教育的朋友，他们开发了一个App，我就通过网络视频给孩子讲课，一星期一节课，一节课十五分钟，都是通过音频事先录好的。怎么招募呢？实际上第一批学生一方面是学画画的，因为跟我合作的朋友本身做儿童绘本教育，那些画画的学生中有些自发地写诗，一开这个课他们就转来上了。
另外，我会差不多两个星期一次，通过微信语音免费给社会做关于诗歌的讲座，内容包括法国诗歌、日本俳句等等，这个传播很广，最多的时候一次可能有六七万的人听到我的讲座，有些父母和孩子听到了，兴趣被激发，就会自学这个课。我录了一年的课，带出来两百个左右的学生。
也有一些学生是我在社科院的同事的孩子，我同事都是搞外国文学的，他们的孩子还很小，有时候听我的语音讲座讲四五十分钟，居然能集中注意力、很有兴味地把它听完。他们父母出于对我的信任，就把孩子送我这里来报名上课。
行李：线上授课的方式感觉怎么样？跟学生在线下交流多吗？
树才：在线教育就是技术优势，所谓互联网+，可以说我开了一个隐性的儿童诗歌写作班，面向全世界，只要是会汉语，愿意听我教，大家都可以报名来参加，实际上超越了时间、地点这样的限制。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优势，我的两百多个学生，来自十几个国家，有时候新西兰突然冒出来一个，或者加拿大冒出来一个。我的课主要还是在线教育，线下只能看条件，这次COART提供的是另一次线下跟孩子一起写诗的机会。
行李：给孩子的诗歌讲座上，你介绍过意大利诗歌、日本诗歌，其实给中学生甚至大学生做入门课都可以了，会不会担心孩子听不懂？
树才：我讲过意大利诗歌、法国诗歌、日本诗歌，日本的俳句大师小林一茶是我另外一个师父，我不惜去找法语的译本来重新译成汉语，译成我们现代诗歌那种节奏，而不是“五七五”的刻板翻译形式，那不符合俳句简洁、一气呵成和浑然一体的气质。我讲这个课，有点孩子口吻，但实际上更多的是给爸爸妈妈们听的，听众其实介于大人和孩子两者之间。
我们的诗歌承载的东西太多，老想写出意义写出深度来，这其实是形而上学思维的影响。词语就是一个物质形态的东西，一个字首先是一颗珠子，像我小时候玩的，两颗小珠子之间能不能碰着，碰着以后它们之间会发生什么关系，这个游戏要能玩好，首先要在放松的状态下，词语带你到哪儿，你就在现场表达什么，再在这里生发出意义来。
我特别希望恢复诗歌“首先是有趣的”这个特质，像日本的俳句，有上千万人在玩，并不是要表达什么意义，也起不到什么教化人民的高大上的责任，但是人在使用这种语言表达内心的时候，一方面打发了时间，一方面使内心得到呈现，这是个快乐的游戏，这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游戏，因为你随时要花出时间，要动用你人生的经验，有时候还会反过来塑造你的人格，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就这一点来说，诗歌又是重大的游戏，生命的游戏。
行李：“写诗是生命的游戏”，说得真好。你也写过，“我不是在教孩子写诗，童心是我们共同的诗歌老师”，这一年多下来，你自己的诗歌写作是不是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树才：这一年多，我主要在写童诗，但不是跟孩子比赛，因为比不过孩子，我所教给他们的东西微不足道，我暗地里是拜孩子们为师的。我有一种愿望，就是希望社会上慢慢有个共识，重视小孩子童心里、语言里写诗的能力。
我今年想在法语文学选一些好的童诗翻译成汉语，出一本法语童诗选。还在编另一本童诗选，自己也写了一些童诗，但成年人写的童诗是一种模拟。我现在对孩子特别关注，会根据对他们的观察写一些诗，可能这个不叫童诗，而是观察对象变成了小孩子，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以前我可能是偷偷一笑，现在我却有乐趣把它写成笔墨、写成诗歌。
行李：说到童诗选，在中国能找到的实在太少，前两年北岛出过一本《给孩子的诗》。你会给孩子选哪些诗？
树才：北岛的这本更多地考虑经典性，我这本更多的是考虑到适合孩子们，基本上已经选好了，国内的诗人稍微选了一点，更多的还是外国大师，像波兰的扎加耶夫斯基，李以亮译的，他的《温柔颂》我觉得适合孩子读，写得非常好：
早晨是盲目如初生的猫。
手指甲是那样忠实地生长，有一会儿
它们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梦
是柔和的，温柔隐隐靠近我们
像雾，像克拉科夫大教堂的钟声
在它冷却之前。
还有日本金子美玲的诗，比如写《春的早晨》，是我的好朋友、诗人金重从英文转译的：
麻雀们合唱
天真好
睡呀睡呀
小睡猫
上眼皮愿意挣开吗
不，下眼皮不愿意
睡呀睡呀
小睡猫。
这个就有点儿歌的特点，金子美玲是非常优秀的童诗诗人。还有法国的彼埃尔·勒韦尔迪，精心地去读、去感受，你就会发现，有些特别好的诗，它的深也是它的浅，它的晦涩也是它的透明，我是想把这样又短又特别形象的诗转化、发展，孩子凭着他的天才和智力，是能察觉出来和理解到的。这些诗是通过大量阅读挑选出来的，我打算推荐给孩子和孩子的爸妈看。
树才在线下和孩子们一起写诗，“每个孩子都是诗人，通过写，学会诗”，这是他的目标。昨天，他诗歌课的学员YOYO在幼儿园撞破了胳膊，早上起来念了一首诗：“疼是大悬崖 ，血从大悬崖上冲出去，它们要去迅游世界 小创口贴来了，得，血滴它们谁也出不去了。”树才补充道：YOYO才5岁呀，真心真灵妙，他们真让我开心。
3. 大理这个风水宝地，天然的吸引我们这些向往自然的诗人。
行李 : 听说你除了写诗、译诗外，画画？
树才：不瞒你说，如果不去大理，我还只是个诗人和诗歌译者，一去大理，我一不小心真的画了一些画。因为我跟开画廊的尼玛大哥和诗人宋琳一起画画，当然也可能是跟艺术家叶永青、岳敏君在一起的原因。现在已经画了有十来张，画的都是一些圆圈，但是起的名字非常大气，叫《天空的肚脐》，因为月亮、太阳都是虚无的中心，有星云旋转的感觉。所以我画的都是一些圆圈，它有一个生发点。画圆圈时，有的是实线，有的是虚线，我更看重虚线的部分。我画画的时候也可能会即兴写一首诗，把这首诗的每一个字眼当成是一条虚线，再连成一个圈，再用毛笔蘸着水墨，涂上颜色。第一次我用了黄色，颜色干了以后，感觉那个圆圈真的是在金黄色的天空里，后来也用过蓝色、红色。总之，这些画是色彩、圆圈、线条和诗句的综合。
行李：也许只有在大理这样的地方才能唤起对天空这样开阔的想象。那你将北京的半个家搬到大理是什么原因？
树才：去大理买房是我自己返回乡村的一种努力，因为我自己老家在浙江奉化，那里的农村山清水秀、物产丰富，但是我又不想回到家乡的农村，因为这个村子就是农村，我可是辛苦参加过农忙，割稻、种地、耙地、犁地这些活都干过。但大理这个农村很国际化，它是“乡村”，乡村带来审美的东西，有田野这种天然的土地，而且你是土地的主人。
城市的人是没有土地的感觉的，因为泥土全部被水泥覆盖，甚至离水泥地都很远。在城市里，虽然有邻居，但是住在一起几年都不相识，但是农村里，人和人之间有关联。我1983年到北京，除了到非洲去的七年外，我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没有真正喜欢上城市。农村人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离开土地无形的束缚，到城市里去，但我头十八年的农村生活塑造了我的人格，所以我千方百计地想回去跟土地建立一种联系，大理满足了我这个心理要求和现实要求。
在大理能放松下来，这对艺术创作和写诗很重要。生活在北京、上海，那种无形的紧张感会给人压力，不光是来自政治、经济、军事方面，还有各种各样的大事在那里集中发酵、散发。但是人在放松的时候，这个世界跟你是没有关系的，你是全心全意的感知自己，那个时候，艺术就会产生。在大理就是发呆，有时候云就静静地待在天上，有时候动得又很快，那里的山和水让人有一种天地同在的放松感。我住在“山水间”，它在苍山的脚背上，所以有点坡度，我家地势比较高，从阳台上可以俯瞰整个洱海，从我卧室和书房的后窗，能看到苍山十八峰中的十五六个，这给我凌空居住的感觉。
行李：你们那么多诗人聚集在山水间这个小区，是商量好的吗？
树才：应该说大理这个风水宝地，天然的吸引我们这些向往自然的诗人。我们还真是没有商量过，但是也有彼此的感染。一个重要因素是诗人潘洗尘，他性情慷慨，买的别墅也大，宋琳最初住在他那里，后来自己买了房，我最初也是在（潘洗尘）那里住了一个月，发现野夫和李亚伟在买房子，我也就跟着买了。
还有诗人李笠，他翻译了瑞典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特朗斯特罗姆的诗，他是上海人，娶了瑞典驻上海的总领事做太太，他们一直住大使馆的房子，也想要有自己的房子，就在南方寻寻觅觅，差点在西双版纳下手，最后看中了大理的山水间。另外，诗人赵野是最早在大理的，叶帅（叶永青）本身是云南人，都是不约而同，没有商量就待到一起了。有一阵子我们还开过号称全国唯一的诗歌吧，也是潘洗尘开的。
行李：之前提到的天问诗歌艺术节，像潘洗尘、野夫他们本身是诗人，参加这个很自然，但是叶永青、韩湘宁不是画家吗，他们也写诗？
树才：叶永青一直写诗，而且写了好多，就是藏起来，很少露面。他的夫人是画家，她也写诗。有一次潘洗尘、李亚伟和我们几个人到叶帅家去吃饭，我一进去他夫人就说，她也写了好多诗，很高兴地给我们念了几首。岳敏君跟我们诗人在一起的时候，喝高了喜欢唱歌，但他唱的不是歌，是诗，歌词都是他自己趁着酒劲现编的，所以岳敏君其实也写诗。韩湘宁老师一直是充满诗情的一个人，他年轻的时候就跟美国“垮掉派”诗人接触过，完全活在诗中，尽管不写诗，他整个人是充满诗性的。
行李：“天问诗歌奖”是你们几个人投票一起决定吗？它奖励什么样的人？
树才：“天问诗歌奖”有一个特点：人和诗要互相映照，这个奖是颁给我们认定的一个诗人，没有奖金，奖励方式是在天问诗歌节的时候，专门为获奖的诗人开一个研讨会。人品不行，绝对获不了这个奖。不过作诗、做人，有时候很难合起来的，因为诗歌世界比诗人在世间留下的活动痕迹更复杂、更深邃一些，但是在当代社会人与人缺乏信赖、缺乏诚信的背景下，倡导这一点有它特别的意义，因为写诗的人对美、对真实更敏感，他们是在探求生命的真实，这是诗歌的力量。诗歌应该回过头来影响你的生活，诗人应该比其他人更加活在自己的真实里，所以为人也很重要。
行李：除了山水间的诗人群，大理也有其他很多人在写诗，这儿的文学氛围和北京比，怎么样？
树才：和北京相比，大理山高皇帝远，还是白族自治州，历史上少数民族、汉族文化比较融合，是大家和睦共存的一个地方，有一种放松、宽容的传统。大理聚集了世界各地的怪人，艺术家或多或少都是怪人。大理当然有诗人，但真正本地的诗人是北海，他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人民路下段摆书摊，靠签名售书养活自己，经常驮着一摞书，又买了菜和鸡蛋回家，他也种地，经常在田野里，所以北海的诗歌是大理土生土长的，但他的意识挺现代，写了好几本诗集和散文集。
行李：你在大理跟诗友经常交往，创作是很孤独的一件事情，和其他创作者之间的交流、呼应包括互相勉励，跟创作的孤独会不会产生矛盾或者牵制？
树才：诗人是孤独的，但当代社会那么喧嚣，那么多噪音，孤独已经变得无处可孤独，这就是诗人在今天的状态。在这点上，诗人是矛盾和悖论的，一方面内心非常孤独，但是他又很群体，诗人比小说家喜欢扎堆，你看诗人喜欢拉山头，动不动来个主义，尤其是“八六大战”的时候，完全处于一种革命的狂欢中，这大概也是当代诗歌的浪漫主义情结在作祟。
诗人在人群中也感到孤独，因为有时交流失效、交流失败，更孤独。说到底，诗人最后的命运都是孤独的，但我觉得他必须学会和“他者”相处。第一个他者是他自己，诗人通过写作，已经把自己对象化了，在这个对象化里，除了一种情感的孤独诉求所导致的浪漫主义的激情，还需要像艾略特那样的客观视角，你把自己当他者，你就要对自己有批评、反省的能力。
我的第一本诗集叫《单独者》，有一个法国人把它译成了“孤独的人”，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孤独是大家都有的，人要有勇气单独。“单独”是中性的、挺物质化的一个词，一颗树在田野里面孤零零地承受着八面来风，但是它孤零零也得在那里活下去，把根须扎向地下。单独比孤独更有意义，单独意味着单独的探索——就像诗人离不开在语言里探索，不断地跟语言相处，有时候是和睦的，有时候完全是争斗的——最终达成和万世万物的理解，词语是其中最重要的材料，诗人应该自始至终跟词语在一起，远远胜过和人在一起、和酒肉朋友在一起。
但切磋也非常需要，我庆幸自己写作的过程中，身边一直有二三好友，像莫非、车前子、潘洗尘都是我非常可贵的朋友，我们也都有很长时间的友谊，而且我们会把友谊上升到彼此的生活里，他的安危、病痛都能触动我，因为文字是从生活里面分泌出来的，它跟每个生命的时间、状态都有关。
行李：写诗过程中，什么会给你最大的帮助？什么会阻碍你？
树才：还是我的状态，语言的状态、词语的状态，当然语言的状态也是感觉的状态、生命的状态和情感的状态。只有沉浸于自己的深处，听到自己的呼吸，听到自己的感觉和情感，你才会真正写诗。写诗要保持很完整、很顽强、很倔强的个人特质，把这个世界和你的关系理解为你自己最诚实地对待自己的那种方式。
画家到了大理，就会写诗，比如叶永青、岳敏君；诗人到了大理，就开始画画，比如树才；而还有一些艺术家，他的生活本身就是诗，比如韩湘宁。这是树才到大理后，开始以线条、圆圈、色彩和诗句为素材而创作的系列画《天空的肚脐》。
4. 把旅行舒适化，这恰恰把旅行最重要的意义抹煞了。旅行，就是要把自己敞开给自然，敞开给困难。
行李：你的旅行经历是怎样的？写诗像在文字间旅行，跟脚下的旅行有什么不一样？
树才：我八岁以前基本上没离开过县城，甚至没有离开我们那个村子，所以实际上我是不爱旅行的，但我考上大学，学了法语后，又做了很多旅行。我是慢慢地喜欢上旅行，从旅行中得了各种各样的益处。旅行是把人引向不同道路、打开视野的最好方式。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就是你说的两种旅行方式：通过想象、文字，建构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来去自如，这是一种想象的旅行；另一种，行万里路，用双脚去丈量地球，这是实际的旅行。诗人需要真实的地点、真实的时间，来把感觉具体化，旅行就是将不同的具体地点对人敞开，所以用脚去走非常重要。
行李：在塞内加尔做外交官的四年，也算另一种旅行吧？
树才：1990我年去非洲的赛内加尔当外交官，一去就是四年。现在回忆起来，觉得对塞内加尔这个小国家的熟悉程度超过了中国，因为中国太大了，塞内加尔就像我们一个浙江省那么大，整个国家也就十个区。我当时在经商处工作，正好有一个援助项目，给每个区建一个文化中心，非常开心的是，每次文化中心开幕、中途、建成的时候，我都要去旅行，所以十个区的首府我都去过。
在非洲那几年，塞内加尔、科特迪瓦、卢旺达、毛里塔尼亚我都去过。旅行还是要用脚，现在坐火车坐飞机，越来越快，但旅行的过程就是内容本身，就跟一首诗的形式就是内容本身一样。旅行时，如果不在过程里投入进去，把过程里的困难、意外、所见所闻记录下来，它就变成直奔目的地的旅行，没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有时候不旅行就不爱出门，一旅行就不知道回家。
有时候我也对自己居住的街巷有种好奇，一定要用脚去发现一番。我常参加各个国家的诗歌节，也特别喜欢到有朋友的地方去旅行，但如果只是风景好，对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如果一个地方因人而美，对我来说就很重要。
法国的旅行作家、诗人、哲学家尼古拉·布维埃，已经把旅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把人在生活中的存在感通过旅行来呈现：人要生存，就不能守在一个固定的家里天天追求舒适，而是要把自己敞开给自然，敞开给困难，这样，人的精神和身体才能激发出能量。
行李：敞开给自然、敞开给困难，真正的旅行，不就是应该这样吗？
树才：“旅行”这个词是恰贴的，“旅游”则是一种经济形态，有好风景的地方，不管自然的还是人文的，就希望把它转化成旅游文化价值。但尼古拉·布维埃恰恰就是针对这个来反思，因为法国的旅游比我们早得多。人应该更多地进行“旅行”，它有意外，不完全可控，当时间、购物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给你提供便利的时候，也把你的旅行给简化了，“旅游”就是对“旅行”的简化，把旅行舒适化，这恰恰把旅行最重要的意义抹煞了，这是很遗憾的。
行李：你在塞内加尔用法语生活、用汉语写诗，感觉两个空间交织在一起。
树才：翻译也是一种旅行，译者通过翻译，把一首诗从法语、英语、德语旅行到汉语里，它是没有终点的旅行，是语言之间的旅行。
旅行最大的好处是让人敞开差异，因为人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确信的东西，到了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实际上面临的问题是：面对差异时，你怎么反应，排斥还是融入？这也是当代生活的课题：文明之间、宗教之间的差异，怎么能够通过旅行来消灭彼此之间的成见和仇视，然后理解彼此的来龙去脉，最后和平共处。
行李：有人喜欢在旅途中去咖啡馆、菜场、集市，你有没有偏爱的地方？
树才：我偏爱墓地。因为一个翻译家奖学金，我在巴黎待了三个月，一开始去墓地拜访名人，像巴尔扎克、萨特、波德莱尔的墓。最深的一次经验是去法国一个北方城市夏尔维勒看兰波的墓，那天墓地特别安静，也有太阳，我坐了整整一天。感觉有一股异乎寻常的安静，就像跟自己待在一起一样自在，又感觉到在跟一个不说话的人对话，在跟过去的时间对话。墓地的时间，是非常安静的时间。但是又有在动的风、树叶、脚下的蚂蚁，偶尔能看到其他人在墓前浇水、弄花。后来我写了一首诗：《兰波墓前》，而且被翻译成法文。
在巴黎时，我还喜欢去教堂。有时候游走得多了，需要歇歇脚，那时一定会到附近的教堂停一停，我不能说有上帝信仰，但在教堂里总能感觉到舒服，在这片时空，一定发生过极其重大的精神事件，才会留下这样模仿天空的建筑。在那种特殊氛围里，它的精神性很强烈。
大理人民路上也有一个百年的老教堂，最初是巴黎的耶稣会盖的，建筑形式是白族的，很朴素，里面也很朴素，写了四个字：“天主是爱”，这给我内心很大的震动，有一种超越的爱，不像人间的两性之爱，更多的是占有之爱、功利之爱，但它是一种无私的奉献之爱，这是天主的意义，也是所有信赖的意义。
树才在路上。虽然看书是文字之旅，翻译是语言之旅，但都替代不了真正的脚下之旅。
文字：林卡
整理：Daisy
照片：树才、林卡
封面摄影：赵卫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