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树，位于江西东部，建国前是江西四大名镇之一，江南著名的药材集散地，享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声誉。
樟树的中药研制和经营历史悠久，早在秦朝，镇内就有中药铺百余家。东汉末年，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和著名道家葛玄(164-244，道家尊称葛仙翁），经常出没于樟树东南的阁皂山，采药炼丹研究医学，传授泡制之术。随后樟树民间的许多文人学士，兴起了研究医药学的热潮。阁皂山中的万寿官西廊下，还遗存有葛玄等人炼丹制药的“丹井”，崇真观前有三并相连的“洗药池”。
葛玄之后代，其侄孙葛洪（284--364)，号抱扑子，是东晋的道教理论家、科学家，对医药、化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他符生平行医经验，累编成书。著有《抱扑子》，是现存历史较早的猕丹著作，《金匮药方》（后节为《时后备急方》）中论治羌虫病、天花病，是世界上最早的病案记载。仍流传于世，他在豫章西山修炼时，曾到阁皂山、樟树等地讲学，传播医学知识。
自葛玄之后，入阁皂山从学者甚众。如丹术家孙智谅、谢仲初、葛长庚、杨介如、杜行正等他们钻研医学和四方采药，并将所采药材带到樟树售卖医病。在他们的倡导和影响下，广泛兴起了中医中药的学习和研究，涌现了一批又一批有名的学者，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医药人才。这些人纷纷著书立说，在祖国的医药学宝库中不断增瑰宝。如宋代徐梦莘著有《集医集》，明代聂尚恒著有《医学源流》,《活动心法》、《医学汇函》、《奇效医术》，李汉仪著有《医略正误》多清代何本立著有《务中药性》，黄灿著有《针炎述铨》，关道悟著有《伤寒补注》、《医案备要》等。此外，师徒相授，祖传世袭的治病制药秘抄本也有不少流传。
过去，清江地势低洼，水患频繁，素称“泽国”。由于水旱灾害的经常侵袭，人民不能安居乐业，因此，一些半农半医的保健工作者，为了生活，他们时而山林采药，时而城市看病，往返于阁皂山采药的足迹经常络绎不绝。为了便于交易，他们很自然地选择了水陆交通便利的樟树作交易场所。
据清江县志记载：“樟树为新淦城旧址，隋开皇中，徙废为镇”，由此可知樟树药业市场的形成，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以后由小到大，逐渐建立了当圩赶集制度，招揽四方客商，构成了小规模的药材集散中心。到清朝道光年间，在樟树药业古迹“三皇官”内竖有“药圩”石碑，专辟药材交易场所。以后由圩设店，从而扩展到行、庄、批发号。随后，又将樟树“三皇官”定为“药业会馆”，药业组织初兴。全国各地药业人员，遂订定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日，在三皇宮药业会馆举行全行业为时半个月交易的联欢大会，进行中药材的余缺调剂。县志云：“樟树是商贾云集，圆间千家，水陆冲衢，舟车幅揍，为南北药材所总汇”。
明末清初，为樟树药业最兴旺时期，传说有中药铺二百余家。还流传着“四十八家药材行，还有三家卖硫璜”的两句俗话。这些药材行号分工细而明确，设有专行。现尚有招牌可考者，如清朝康熙年间的大源行，距今已有三百余年。草药行“鄢仁德”，茯苓行“正兴”等，均有两百年以上的历史。
药行的经营方式专为四方客商及药材生产者代购、代销、代存、代运、代垫运杂费并接待客商住宿。有些药行也同时兼营部分自营业务。他们只收取低廉的佣金赖以维持开业。由于取费不高，不论大宗小宗货物，通过药材行号易找到购销主雇。这种药材经营方式，很适合当时客商的要求与意愿，招致四方客商络绎不绝，使樟树药材市场始终保持兴旺发达。如湖北英山、罗田的茯苓，浙江龙游、兰溪的蜂蜜，义鸟、巍山的玄参、玄胡、白术，福建浦城的厚朴，建瓯的泽泻，安徽桐城的桔梗、秋石，歙县的枣皮、生晒、菊花等药材，每次运到樟树销售的竞达千件以上。如安徽客商江华志自十八岁起，每年随父到樟树经营枣皮、生晒参等药，直到七十三岁，从未间断。
随着产地药商运销日益增多，除药材行外，一些自营贩运业务购销远运者，称为“药材号”，他们根据产区品种，划分经营范围。主要有专营洋广货的“广浙号”，该类药号专业经营参、茸、燕、桂等珍贵的和两广出产的药材以及进口药材；专做川、陕、祁、禹货的“西北号”，该类药号专售西北、东北、西南等省出产的药材，其著名可考者如乾元隆，大记、德记、长记等，约计在六十家左右。他们在湘、汉、粤、桂、禹、祁、川、陕、等地遍设分庄，并在湘潭、汉口、重庆等大商埠普设专店，连接樟树形成四大据点。把樟树变成了以交易药材为主的中心市场。因此，对地道药材的采购，达到丰富多采，应有尽有。每年进出口药材数百万斤以七，大小买卖可以完全包揽容纳，大宗小宗货物可以承购供应。
樟树中药另售门市部称为“咀片店”，曾发展至二十余家，其中最著名者如金卫生堂等，他们在炮炙技术和成药加工方面，均有独到的传统经验。生产的丸散膏丹，行销于省内外。又如清朝乾隆年间独创的三江口闵三杰，保和堂眼药，由于选料上乘，制工精良，畅销于南北各地。
樟树的制药工业也很发达，康熙乾隆年间青矾作场发展到一百余家。场主以彭、刘、喻、杜、邱五姓人为最多。青矾年产量约五、六万斤，质量优良，遍销于苏、浙、皖、闽。昔日矾厂旧址炭渣堆积如山，今日仍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樟树中药材生产种植，在明朝万历年间就有较大规模的发展。最著名的品种有枳壳、陈皮等。当时袁河两岸及赣江南岸，自三湖至樟树绵延五、六十里，遍地种枳壳、柑桔树。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枳壳生商州川谷，九月十月采，阴干。今各西、江、湖、州、郡皆有之，以商州者为佳。”（旧称商州，今称三湖）那时商州枳壳曾经成为贡品，故昔称“商州枳壳”,（简称“商州壳”）今称江西枳売”（简称“江枳壳”）不仅产量高，而且具有皮青、肉厚、色白、香浓的特色，品质优良，行销国内外。
历史上樟树药业帮规森严，带徒只限于“樟树帮”即包括临江、峡江、丰城、新余五县。从业人员也随着商业网的撒开而逐渐增多，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从事药业的人员占全县人口的三分之一。有的受雇于“西北号”或“广浙号”，离乡背井，徒步数千里，深入滇、黔、川、陕等省，开店采药，有的介绍到外省外县或到亲朋戚友店铺，通过实践，学会了“兼刀带柜，问症发药”的一套技术后，又向医药空白地区发展，代代相沿。
除本省无处不到外，以旅居湘省最多，鄂、闽省次之。故流传着“一个包袱一把伞，出门当老板”和“无樟树，不成口岸”的两句俗话。他们虽然分布于全国各地，但互相呼应，互相调剂，并与家乡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扩大了樟树中药材的经营品种、范围和影响。清康熙年间翰林院检时播来题咏《樟树镇》诗云：“水市章江岸，由来药物赊。珍丛来闫粤，异产集三巴，鮑靓应频过，韩康或此家。何须乞勾漏，此即，问丹砂。”高度概括了南北川广药材总汇樟树的盛况。
樟树药材从业人员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行医用药，辩证精确，修合泡制，技术高超。仅以药材分类来说，单是“参药”一项，就划分一百多种。对药材商品的拣选、保管，质量鉴别，饮片泡炙，成药加工，药材种植，均有独到的传统经验。药材交易时，亦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许多从业人员，技术纯熟，只要手持商品，就能分清来路、真伪、质量，深得同行信任。后来名声传进皇官，引起了御医的重视，明清朝代，为皇帝治病的一些处方，都提名要采购樟树的中药。全国各地也都认为樟树的药材货真价实，治病灵验，“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盛誉便由此而来。
过去樟树一些药店为了掌握货源，夺取市场，不惜重金与时间，深入产区，人包山培植药材。如同茂长、生记、德记、德长康等行号，曾在重庆、巴东、板桥、大宁和陕西之汉中、山源以及营口等地，专门包山培植*党**参、当归、黄连、附片、川芎、红参等品种。出产时，派人指导药农，专做本牌货，运来樟树销售。
樟树的成药加工，独具一格。各药均有许多秘方抄本，向不外传。如在十全大补丸内，加入浓煎鸡汁，以增疗效，也有的在全鹿丸中加入附片温燥之味，以适应当地水、土、寒、湿等自然条件，疗效甚高。又如关琴梧很早就用蒸溜法创制成“枳壳精”，对胃肠消化不良确有疗效，畅销西南数省。黄庆仁出产的参茸黑锡丸，如意丸、风损膏等，行销于福建等地。这些都促使了樟树药品质量的提高，从而把樟树推上了著名的药材集散地，被世人称之为“药都”。
“药都”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但也几经兴衰，历尽沧桑。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外国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条约，割地赔款。自“五口”通商后，南北药材逐年减少到樟树集散，国内土产、药材开始日趋低落，特别是袁世凯和民国政府，极力摧残中医中药事业，曾于1914年发表“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荒谬决议。许多中医中药人员无法谋生，被迫改行转业，以致樟树药业每况愈下。1931年又在江西征*药收**材、竹木，夏布、瓷器、纸张等税，还另立“善后捐”、“产销捐”.....1932年樟树药业界曾派出代表赴省和南京政府*愿请**，以示反抗上述杂税，均无效果。
樟树药业遭受严重打击之后，市场再度出现冷落萧条。一部分药店由于业务不振，收支难于平衡，被迫停业；大部份人员在资金严重短缺的情况下，仍挣扎生存。他们为了摆脱困境，只得借用高利贷，由于负债过重，无法偿还，有的行号竞出现“买空卖空”，仍无济于事，于是债台高筑，经济危机日益加深，不少资本家忧虑成疾，因贫病交加而服毒自杀者常有发生。另一部份药店为了生存，对运销客商则采取压秤、降价等卑劣手段，以达到增加利润。致使药材资源越来越短缺，销路大减，药店纷纷倒闭。到1936年，障树药材行、庄、号、店减少到不上三十家。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华北、华中、东南沿海各省相继沦陷，致使这些地区的中药材无法向内地转运，加之进口药材中断，使樟树药材市价出现供不应求，价格猛涨。本来衰败不堪的樟树药业又虚假繁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使西南、东南的药材运输迂回辗转长达数千里。如川、黔、滇、桂数省药材由汽车运至湖南果由船运湘东，手推车运至芦溪，再用船顺袁河而下，运至樟树，朔抚河而上到达浒湾，再用手推车运至邓家埠，最后由火车运达华东、华北、东北各省。反之，亦经此线而达西南各省、樟树、湘潭便成为运输大动脉的中心要道，担负起沟通南北药材的正担。樟树药业重新又活跃起来，如摇摇欲的隆太、义生、隆盛福丝药行以及其它行、庄、号又有所恢复，到1944年，药店增加到五十余家，使樟树“药都”再现虚假的繁荣景象。
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内战爆发。一些官僚买办阶级乘机兴风作浪，施展资本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经营手段，囤积居奇，垄断市场，使樟树药材市价重陷于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樟树药业再度遭受严重打击。到1948年，樟树药材行、庄、号只保持三十余家，药材购销总量不过四百余万元，营业额只有二百余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