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期的毛*东泽**很多事迹都不可考，比如青年毛*东泽**的早期文章都遗失了，现在我们能够看到青年毛*东泽**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写的有关史论的文章——《商鞅徙木立信论》。

这篇文章是青年毛*东泽**在1912年上半年（19岁）在湖南省立中学的时候写的，写在印有“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校名的纸上，上面还写有落款“普通一班毛*东泽**”七个字。

“商鞅徙木立信”的历史典故在古代很多史书史籍中均有记载，青年毛*东泽**很早就接触过《资治通鉴》，自然不会不清楚。

青年毛*东泽**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是这样理解这个历史典故的：“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记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改革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昧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青年毛*东泽**从两个方面来阐释，来评论，一方面是上位者兼变法倡导者商鞅，一方面是百姓民众。

由于中国当时弱国贫民的社会现状，青年毛*东泽**渴望商鞅这样的改革家出现，所以他把商鞅看成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利国利民”的伟大改革家，称赞商鞅的变法新政为“我国千年来从来未有之大变法”。

青年毛*东泽**认为，这样的变法新政理应得到百姓民众的理解、信任和拥护，理应得到国家和百姓民众竭全力的保障，维持，务必使其变法新政完善，使国家强大，百姓富足。

但是因为百姓民众长期被压迫，百姓民众变得越来越贫弱无知，导致变法者不得不依靠一些偏门来树立自己的权威，树立变法的威信。

青年毛*东泽**为此得出结论：不开民智，国家无以能强大，百姓无以能富裕。

虽然如何开民智，青年毛*东泽**却没有想好，文章中没有给出答案。

就算如此，这篇文章依然是一篇质量上乘的文章，批阅课卷的国文教员也十分赞赏青年毛*东泽**的这篇文章，直接判了满分，并批示“传观”，给全校师生传阅观看。

整篇文章只有600字左右，其中眉批和总评就多达150字。

批阅的国文教员极其赞赏这篇文章，称这篇文章：“不仅有法律知识，还具有理性的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并且写下这样高度赞赏的评语：“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

青年毛*东泽**通过读《御批通鉴辑览》和西方进步书籍确立的历史观，价值观，从一开始就颇为不同凡响。

这与毛*东泽**一生善于思考，勤于思考的良好习惯是一致的。

毛*东泽**一生读书的确很多，从书本上获取了很多知识，却从来不尽信书本上的知识，他经常能从书中读出新的知识，新的见解。

比如毛*东泽**认为《资治通鉴》这本书“叙事有法”，除了说明这本书传统意义上“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这个中国古代历朝历代治乱的根本原因所在之外，还引申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那就是“治国就是治吏”“治吏先开民智”，因为在毛*东泽**看来，国家兴盛与昏暗主要原因不仅仅只是因为王侯将相的英明神武或昏庸无能，还在于百姓民众的基本素质如何，是质朴还是昧暗。

但是百姓民众的民风很多时候与上位者的品德修养息息相关，并且进行模仿，所谓“君子之德如风，小人之德如草”，风往哪边吹，草就往哪边倒，上位者品德修养高，民众基本素质就高；反之亦然。

所以后来的毛*东泽**一直十分重视上位者的品德修养和教育、改善民众基本素质。

为此，毛*东泽**很欣赏司马光以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作为《资治通鉴》起始点开写的做法。

毛*东泽**晚年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的谈话中，就曾评论过司马光从这一年作为《资治通鉴》起始点的想法。

毛*东泽**说道，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或者说主要是史学家司马光认为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极其重大的大事。这一年，周天子下诏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诏书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司马光选择这一年这件事为《资治通鉴》的首篇文章，就是开宗明义的把《资治通鉴》的宗旨讲的明明白白。

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居然还承认了，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任何原则，没有是非判断，那么社会当然非乱不可。

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上位者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民众的基本素质必然降低，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所以到了晚年，毛*东泽**说出来“以身作则，我们要相信群众，也要教育群众”的至理名言，因为相信群众才能更好的监督上位者，以身作则和教育群众才能让群众培养更好的基本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