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琐 忆 （二）》
九六年，面粉厂搬迁，由桥东街搬迁至郑村（太旧高速公路起始点）。我申请了“内退”（企业内控退休）。“内退”后，我工资可拿到五百元，七扣八扣后到我手里也就三百元。妻上班每月工资六百元。我的双胞胎姑娘正在读中学，生活有些见肘。
为了减轻生活负担，我在别人指点下，搞起了收售旧书的生意。从文庙小广场到工人文化宫，从集贸市场到夜晚的马路边，都成了我摆摊的地方。一辆“永久”牌自行东夸着两大筐（铁筐，定制的）旧书穿行在太原市的大街小巷。从早到晚，除了出摊卖书，便是各个废品收购站或居民家收旧书。一天忙忙乎乎，还挺有兴趣。
摆摊卖书，与书友打交道，久而久之我认识了不少朋友。他们喜欢从我摊上找书，也喜欢给我介绍货源。
石永光，便是一位书友介绍我认识的。
石永光，一位返乡台胞。曾是闫锡山“晋绥军”的下级军官（排长？），随国民*党**溃败台湾，后又展转回山西老家定居。
朋友介绍说，石永光身体有病想将自已收藏的书籍处理掉。随后他带我去桃园南路（沙河北岸）一个小区里登门拜访了这位老书友——石永光。
老人家引着我看了他不辞劳苦，从名个旧书市场，各个旧书摊上淘回的杂七麻八的旧书。满满三大书架。书如其人，他的收藏显示了他的兴趣爱好（也切合我的爱好）。
石永光与我谈妥收购事宜，我便开始逐架淘捡。不一会我便装了一大提包，付给老石现金后，约定再次挑选时间便骑车返回。
老石的“藏书”是他多年积累，除被好友隔三差五的“借”去不少“精品”外，仍有我相中的不少可出手换钱的书。真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从这天开始我基本上每周去石永光家一、二趟，每回都收回一大提包。
收书次数多了，我与石永光熟络起来，闲聊中我对石永光的身份渐渐有了些了解。
老石住所的正面墙上赫然挂着他与当時的台湾“总统”李*辉登**的合影，大大的很显眼。我问起了这张合影的来历，石永光告诉我：那是那年去台湾探望老战友时的合影（李“总统”也是山西晋绥军老兵？）。石永光是闫锡山“晋绥军”老兵，并担任过一定职务。
闲聊中得知：石永光解放后一直住在太原，并积极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活动，担任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太原市委的委员。
石永光说：妻子与孩子们均在日本，不愿回太原同住（好象入曰籍？）。只有他孤零零地生活，很不方便。
解放后，五十年代始他曾担任过（太原市集邮协会）的会长。
市集邮协会会长？我挺赶兴趣，就问他：你邮票一定不少吧？石告诉我，由于集邮协会特殊地位，凡新中国发行的邮票、邮品都会给会员提供收藏方便。所以邮票、首日封、邮品积攒了不少。我提出想看看，石不好意思说，前些日子被榆次一个集邮爱好者以极低的价挌（5000元）全盘端走了。我暗暗吸了一口凉气，价值不
菲的完整邮票被“买”走了，真可惜。
我陆陆续续从石永光手里收走了不少书，转手也卖了不少钱。值得一提的是，我将他逐年积攒下的《集邮》杂志一并收回。这其中有《集邮》创刊号，有*革文**前夕停刊号及*革文**后复刊号等。在整理这
些《集邮》杂志中发现好多杂志中夹有盖销邮票，不禁喑喜：又赚！
先后从杂志中清理出了一大堆盖销票，整整插了两大售邮册。这部分“盖销票”既有五十年代的特种邮票，纪念邮票，也有*革文**时期“编号票”。还零星夹杂着几张台湾发行的“中华民国”邮票。
与石永先交往久了，取得了相互信任。他时不时叹息家庭的不幸：妻子弃他而去东渡日本，儿女很少来探望他。他右腿摔伤，行动不便只能窝在家里。靠朋友给他捎点米面，买点菜凑合着过日子。
有一回他張口让我帮他去骨科医院为他买治腿的药，我掏钱（一百多元）给他买回，但至今也没提给钱的事。
石永光的晚年生活是悲惨的，无依无靠。
他曾指着满屋的“日本制造”：冰箱、彩电、微波炉，还有一辆无辐（链条）锰钢自行车。他问我有心思要？可便宜折价给我（市场价近两仟人民币），我没能力购买，随后不知所终。
我看到过老石的吃饭，吃着“外卖”连张歺巾纸或卫生纸都没有，就用装外卖的塑料袋擦嘴。看着都心酸。满屋的高档电器、摆饰，也不是没有条件过好些，好几个子女，咋就没有一个关心一下？
后来，我与李敏（原面粉一厂劳资科教员，后任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太原市委办公室主任）谈及此事，李敏竟然一脸茫然。关心的太少了，太晚了。
不久，石永光的书友，在南宫市场见到我说：石永光死了。我不禁扼腕叹息。
石永光有一书架，堪称“精品”。大部分为台湾版本及港版图书，装帧漂亮，让我心仪。我多次提出收购，但老石总借口推脱。过不久我再次去老石家，发现那些“精品”不知去向。过后有知情摊主告诉我：一王姓摊主闻讯捷足先登，用一顿酒肉，醉了老石，将一架子好书收入囊中。
这就是生意，我落了个鸡孵鸭子——白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