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知面不知心：信息不对称
我们在第七章讲到，有效市场的前提是充分信息，但事实上，人们总是在不对称的信息中做出决策的。信息不对称对我们的投资理财具有极大的影响，许多人被“坑”、被“骗”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当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在宏观上引发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要理解金融的运行和风险，就需要理解信息不对称。
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有一部动画片叫《老狼请吃鸡》。一天，老狼抓到两只鸡，准备请老熊一起美餐。老狼把鸡扔进锅里后，就出门去请老熊了。它哪承想，一只狐狸溜进来，把鸡偷吃了。狐狸从老狼家跑出来，在路上遇见老熊，装成一只受害的狐狸娘娘，还添油加醋地挑拨离间，说老狼正在磨刀子，要割老熊的耳朵。老熊推开老狼的门，见它真在磨刀，吓得撒腿就跑。狐狸又对老狼说，老熊一定偷吃了你的鸡，做贼心虚。老狼揭开锅盖一看，原来炖的两只鸡，连骨头都不剩了，气得操起刀就去追老熊。老熊在前面跑，老狼拿着刀在后面追，更强化了老熊认为老狼要割它耳朵、老狼认为是老熊偷吃了鸡的看法。最终，老熊和老狼大干一场，拼得你死我活。
老狼本欲讨好老熊，却被狐狸利用信息不对称，生出是非。那么，我们人类呢？
通常地讲，信息不对称是指，具有利害关系的双方当事人之间，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具有的信息，而这些信息会影响双方之间的利益分配。中国人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隔肚皮”“我又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等，都是信息不对称的通俗表述。信息不对称轻则带来感情上的伤害，重则以巨额的金钱损失或生命为代价。总之，信息不对称是一个古老而又普遍存在的问题。
即便是信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大数据、云计算等新的信息技术已得到广泛应用，但人们依然生活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里。网上购物，消费者事先并不清楚所购商品质量，企业自己对商品质量的信息，比消费者更有数。在劳动力市场上，求职者对自己的知识水平和劳动技能、是否能吃苦耐劳、是否有进取心、是否善于处理同事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了解，比用人单位要多。男生追求心仪女生时，自己对待感情是不是认真，比女生了解更多。与人的日常交往中，自己对自己的心事、心理活动的掌握，比别人对自己了解要多。所谓“误会”，其实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
在金融活动中，信息不对称也比比皆是。
我们购买某公司的股票，即便是信息化的大数据时代，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的业务发展状况，肯定比作为投资者的我们掌握更多、更真实的数据。即便我们花了大量时间去阅读公司定期发布的财务报表，财务报表可能让公司看起来很漂亮，值得我们对它进行长期投资，但有的公司会给财务报表涂脂抹粉甚至整容，仅从漂亮的财务数据，就断定值得长期投资，可能就上当了。有些公司还经常讲一些让投资者心潮澎湃的故事，但真实性如何，投资者难以辨别，只有那些编故事的人，才心知肚明。
作家刘墉说，当他的朋友向他借钱时，他通常都是出借的，往后那些借钱不还的朋友，就不会再来找他了。芸芸众生，总有人对他的“朋友”知根知底，信任有加，但最终还是在金钱关系上给自己造成了很大伤害。刘墉与朋友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若毫无防范地将自己的一大笔钱“放心”地借给不认识的人去“经营”，信息不对称就更加严重了。前几年，很多老百姓只是看到了那些在互联网借贷平台上承诺的令人心动不已的收益率，就动动指头，方便、“放心”地将自己银行卡里的钱转出去了。但借款人姓甚名谁？会坚守信用的美德吗？完全就没考虑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勇猛地将钱借给并不认识的人，实在是极其鲁莽的行为。
在股票投资、借钱给他人时，我们处于“信息劣势方”。但在另一些情况下，我们又变成了信息优势方。我们向银行申请*款贷**时，对自己的收入状况、个人品格、职业规划和收入前景，就比银行了解得更多。一家大型银行行长曾讲过，银行也是弱势群体。此话一出，人们惊诧不已。银行日进斗金，怎么还成了弱势群体？银行要将大量的钱借给它并不认识的企业和个人，处于信息劣势的地位，他这么说，似乎有点道理。在保险活动中，我们作为投保者，对自己的了解总比保险公司多，我们又变成了信息优势方。被保险人的性格就可能影响保险公司的利益，但保险公司并不真正完全了解被保险人的性格特征。
信息不对称的后果：碎玉平铺作陷坑
信息不对称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先从刘备“借”荆州说起。
刘备“借”荆州
作为中山靖王后代的刘备，虽是汉室宗亲，但曹操、孙权逐鹿汉室天下之时，却无立锥之地，与关羽、张飞逃到荆州后，刘表让他在新野得到了初步发展。刘表死后，孙权派鲁肃前来向刘备收取荆州。但诸葛亮要孙权先将荆州借给刘备，在刘表之子刘琦死后，归还荆州。
后来，刘琦去世了，鲁肃便来索荆州。可诸葛亮巧舌如簧，刘备又装疯卖傻，鲁肃不知如何应答，借出去的荆州硬生生地变成了东吴的不良资产。但欠债不还总是理亏，诸葛亮主动向鲁肃提出了一个重组方案，他承诺：“暂时把荆州借给我当作本钱，等我们图得西川后，再将荆州还给东吴，如何？”鲁肃将信将疑，不得已接受了这个重组方案。
但刘备、诸葛亮取得西川后，再一次爽约。这次东吴派去*债讨**的是诸葛亮的弟弟诸葛瑾。诸葛亮把前来*债讨**的亲兄弟骂得抱头鼠窜而去。东吴借出的资产——荆州，眼看就要变成永久性的不良资产了。
在这个故事里，鲁肃作为信贷员，面对作为借款者的刘备集团，就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问题，他并不了解刘备集团的真实意图。虽然当时有形势所迫，东吴希望通过刘备集团来制约曹操南下，但鲁肃与刘备集团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给东吴带来了一笔巨额的不良资产，乃至在刘备集团违约后，作为信贷员的鲁肃多次上门*债讨**，都无功而返，最后不得不通过军事这种“*力暴**追讨”的方式来保障作为债权人的东吴的利益。
为了保住“欠债不还”而形成的资产，刘备向西川进发时，不得不派自己最信得过的关羽驻守荆州。但骄傲自满的关羽大意失荆州，马失前蹄，被藩璋所害。*仇报**心切的张飞被两员手下杀害、一意孤行的刘备又被陆逊火烧连营。刘备集团军力大损，加速了蜀魏灭亡。不得不说，刘备集团借了荆州一而再地爽约，是蜀国在三国中最先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千真万确地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欠债不还，不讲信用，可占得一时便宜，但终究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次品车
东吴把荆州借给刘备集团，就是在不对称信息下做出的决策。阿克洛夫对信息不对称的后果做了开拓性研究。早在1970年，他研究二手车市场的交易后，得到的结论是，信息不对称使市场交易难以顺利完成。
道理其实很简单。旧车卖主对车况的了解，肯定优于买主，他知道旧车的性能如何，买主不一定知道。假设二手车市场上有好车和次品车两种类型，买主有50%的可能性碰到好车和次品车。再假定，卖方刚好各有一辆好车和次品车，好车本来值18万元，次品车值10万元。
由于买主不知道旧车质量，他就只愿以旧车的平均质量来支付旧车价格，即他愿意支付的价格是14万元。在14万元的价格上，若所卖的旧车是次品车，卖主自然很乐意，因为他以14万元的价格卖出了只值10万元的车。但是，若是一辆好车，买主所愿付14万元的价格，就低估了该车的质量，卖主不愿只以这个价格把本来值18万元的车卖掉。即便卖方愿接受这个价格，但消费者普遍存在“便宜没好货”的心理，既然卖家愿意以14万元的价格把他称为“好车”的车卖掉，买方一定会在心里犯嘀咕，肯定有“猫腻”。结果必然是，旧车市场上只有次品车，没有好车，即次品车把好车挤出了市场。
这种因信息不对而导致好车被挤出二手车市场的现象，称被为逆向选择，也叫“柠檬问题”。更一般地说，逆向选择就是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人们在交易过程中把资源配置到了本不想配置的地方去。鲁肃把荆州借给刘备，就是逆向选择。实际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女怕嫁错郎”“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大概就是女孩子在自己的人生大事上选择了“次品车”。
“次品车”在金融领域无处不在。
在保险中，常见的现象是，一定年龄（比如65岁）以上的人，就很难买到医疗保险了。为什么保险费就不能一直上升到与风险相当的水平，让那些有能力支付相应保费的人购买到医疗保险呢？
原因在于，当保险费提高时，只有那些越来越确信自己有必要投保的人，才会去购买保险，身体健康者则没有积极性花大价钱去买保险。由于投保者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生活习惯等。当保险费上升时，那些最积极地去购买医疗险的人的平均健康就会不断下降，也就是说，在保险公司客户中，高风险者所占比例会不断上升，保险公司面临着更高的风险和理赔，这就是保险中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最终，即便有投保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保费，保险公司也不会向他们提供保险。
再以车险为例。若保险公司无法确定每个参保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只能对所有参保司机确定统一费率，比如，保费率为投保金额的2%。但每个司机出事故的概率是不同的，有人安全意识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发生事故的概率自然就低些；有人粗心大意，或喜欢为寻求刺激而超速驾驶，出事故的概率自然就要高一些。保险公司因信息不对称而难以分辨这两类参保人，就收取了统一的保费率，这样，最积极购买保险的，往往是那些事故概率较高的司机，驾驶谨慎的司机则较少购买保险。这恰恰是保险公司不愿看到的结果。
在信贷市场上也存在同样的“次品车”问题。简单说来，由于信息不对称，银行往往难以精确地分辨借款者的状况、风险程度，只能按一定的违约概率对所有借款者都收取相同的利率。一般认为，银行通过收取较高利率，可将那些偿还概率较低（风险更高）的借款者挤出信贷市场，因此，利率对借款者有筛选功效。但当银行在不完全信息中对所有借款者都收取相同利率时，结果，最积极前来借款的，恰恰是那些高风险的借款者了，低风险借款者反而被挤出了信贷市场，银行就面临着更高的信用风险。
实际上，亚当·斯密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国富论》中写道：“法定利率，虽应略高于最低市场利率，但亦不应高得过多。比如，如果英国法定利率，规定为8%或10%，那就有大部分待借的货币，会借到浪费者和投机家手里去，因为只有他们愿意出这样高的利息。诚实人只能以使用货币所获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货币的报酬，不敢和他们竞争。”
亚当·斯密短短几句话就阐明了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在200多年后还需要经济学家们用一堆复杂的数学公式来证明。这段话也提醒我们，当你在打算大举买入异乎寻常的高收益的理财产品时，也要掂量一下，自己是否将把钱借给那些不诚实的浪费者手里？
这种因信息不对称而遭遇的逆向选择，很多人因此吃过大亏。比如P2P网络借贷，给了人们深刻的教训。
2012年后的几年里，互联网金融在中国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各种P2P平台涌入老百姓的理财视线，这种被称为互联网金融的新现象，得到了一些学者的鼓吹和资本的追捧。当潮水退去后，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初披上无限荣光的P2P几乎都在裸泳。
这其中最令人震惊的就是“e租宝”事件。2014年年初，钰诚集团收购了金易融，便将其改造为“e租宝”，打着互联网金融的旗号上线运营。钰诚利用e租宝、芝麻金融平台发布虚假融资项目，以承诺还本付息等为诱饵，通过各种渠道公开向社会进行利诱性宣传。它甚至还命名了“e租宝号”高铁列车，以此把自己乔装成可高度信任的理财产品。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它从115万余人的口袋中吸收资金高达762亿余元。除部分集资款用于返还前期承诺本息、支付工资，其余大部分均被肆意挥霍，集资参与者总的损失超过380亿元。
这正应了《水浒传》所说：“烂银深盖藏圈套，碎玉平铺作陷坑。”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后来讲，在高收益理财中，你看中的是收益，对方看中的是你的本金！
不仅普通老百姓因信息不对称而可能被欺诈，就连市值达数万亿元之巨的中国互联网巨头腾讯也遭遇过合同诈骗。2020年6月，腾讯以贵阳老干妈公司拖欠广告费为由，起诉老干妈，并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要求查封、冻结老干妈1 600万余元的资产。但老干妈说，它从未授权他人以“老干妈”名义与腾讯签署联合市场推广协议，也从未与腾讯有商业合作，老干妈也向警方报案。
最后发现，原来这是一起利用信息不对称而进行的合同诈骗。曹某、刘某和郑某3人伪造老干妈印章，冒充其市场经营部经理，与腾讯签订合作协议，其目的是获取腾讯在推广活动中配套赠送的网络游戏礼包码，之后，通过互联网倒卖非法获利。剧情急转，让人们惊掉下巴，一个互联网巨无霸，居然被游手好闲者骗得团团转。
道德风险
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次品车”问题或逆向选择，是在合约签订之前发生的。在签订合约之后，因信息不对称发生的问题，就叫道德风险。e租宝在募集资金后，大肆挥霍，就是道德风险。刘备集团向东吴借得荆州后，还谋划着把它变成自己的本钱，反欲消灭东吴，就是孙权面临的刘备集团的道德风险。
在信贷市场上，借款者在获得了一笔借款后，由于使用的是别人的钱，他们就可能去从事更高风险的活动。不妨举个假想的例子。你好友从你那里借了20万元准备开咖啡馆，加上他自己的5万元，总投入为25万元，他承诺，支付给你10%的年利率。若经营得好，咖啡馆一年的收益率可以达到20%，即在一年后可得到5万元的回报，在偿付你的2万元利息后，还剩下3万元利润，即他自己的年投资收益率高达60%。
但这位好友从你那里借钱后，看到街上到处都在卖体育彩票，特等奖500万元的金额实在太诱人了，于是，他就拿着从你那里刚借来的钱去买彩票。但*特中**等奖的概率极低，全凭运气。又或者，他看到最近股票行情不错，觉得牛市来了，不想错过机会，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把钱投到股市里，想打个时间差。结果，股市波动不仅让他没赚到钱，还亏了个底朝天，无法还你了。最终应了刘墉的话，这不仅让你失去了钱，而且失去了朋友。
更一般地说，信贷市场中的道德风险是指，借款者在获得了资金以后，从事*款贷**者（投资者）所不希望的、有损于*款贷**者利益的活动。而且，*款贷**者收取的利率越高，借款者发生道德风险的激励和动机就越强，因为它只有去从事更高风险的活动，取得的收益才可能覆盖借款成本。因此，对银行而言，向企业收取的利率越高，借款企业出现道德风险的概率也越高，反而对银行的*款贷**本金安全构成了威胁。
在保险中，投保者在购买了保险后就可能降低自我防范的意识，因为，一旦出了事故，反正有保险公司兜着，这就是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有的投保者在购买保险后，就人为地制造事故，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赔，这是保险公司面临的道德风险。
在股份公司，类似的道德风险被称为委托-代理问题。这里的委托人一般是指股东，代理人是指经理人员。若经理人员所持股份极少（或根本就没有），所有权与控制权就出现了分离。它的好处在于，可将资本和企业家的经营有效地融合起来，让资本得到更有效地利用，让企业家的才能得到更充分地发挥。但这可能使经理人员产生道德风险，他们极有可能按自己的利益，而不是股东利益行事。还是以总投资25万元的咖啡馆为例。这位好友没钱，但你和另外19个人觉得，他有经营才能，于是，你们20人决定每人出1.25万元。你们一致决定，将咖啡馆的经营交给好友小王，每年给他5万元的工资，再加10%的业绩提成。咖啡馆的经营控制权实际上就归小王了，经营权与控制权便分离了。
假设小王拼命地工作，扣除各项成本后，咖啡馆每年能净赚11万元。但由于每个投资者都拥有餐馆的5%的股份，你们每人每年可得5 000元红利。小王的工资加业绩提成为6.1万元。但若他爱偷懒，时不时地跑出去逛公园，咖啡馆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有亏空，他在这一年中照样拿工资，大不了少了业绩提成。他对这点损失满不在乎。
除了偷懒，小王还不诚实，把当天营业的部分收入卷入自己的腰包，或通过种种途径给自己谋利。这就产生了内部人控制。只要看看一些上市公司的情况就知道了，尽管公司经营业绩很不理想，但公司的高层经理人员却住着宽敞的高级寓所，驾着豪华靓车，出差时住的都是高档星级宾馆。当然，所有的花费全都是由公司财务列支的，即真正的“埋单”者是公司股东。所以，亚当·斯密就曾有言，“股份公司的董事，由于是管理他人的财富而缺乏经济利益的激励。在钱财的处理上，股份公司的董事为他人尽力……所以要想让股份公司的董事监视钱财的用途，像私人合伙那样刻意周到，是很难做到的”。
信息优势方如何发挥优势
在不对称信息中，一方处于信息优势，另一方处于信息劣势，解决或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自然就会从信息优势方和劣势方两个角度来考虑。当然，还可利用第三方来缓解信息不对称。
信息优势方可从多个渠道来缓解信息不对称，主要包括：信号发送、声誉机制、承诺与守信、抵押与净值等。
信号发送
信息优势方首先可通过信号发送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斯彭斯在哈佛大学读博士的时候，就注意到了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他发现，雇员有动机通过文凭等来向雇主传递自己能力的信息，以此克服信息不对称。文凭、所上大学排名的高低，不仅仅代表了求职者的学习能力、刻苦用功程度，更通过它传达求职者的个人基本信息。
信息优势方的信号发送在日常生活中比比皆是。在人际关系中，“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打开天窗说亮话”等，都是信息优势方把真实信息告诉对方，来缓解信息不对称。
在动物界，也有类似的信号发送。许多鸟类在求偶时，都会向对方展示自己漂亮的羽毛。典型的就是孔雀，为了求得雌孔雀的欢心，雄孔雀就通过开屏把自己的积极信号发送给雌孔雀。张维迎在《博弈与社会》中介绍了以色列动物学家扎哈维的“累赘原理”。该原理指出，长尾巴是一种信号，传递出雄孔雀的繁殖能力，因为尾巴长是累赘，尾巴越长，负担越大，但雄孔雀拖着长长的尾巴，还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起路来，甚至轻松地飞上屋顶，它就是在向雌孔雀宣示，自己体格非常健壮，拖着这么长的尾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肯定是孔雀界的肌肉男、有力量、性感。因此，雄孔雀的长尾巴就变成了一种信号，用来传递其重要私人信息，赢得雌孔雀的欢心。
英国经济学家配第曾说：“信用在一切地方都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如果对人们拥有的财富或实际资产毫无所知，那就不能了解人们是否可靠，……我想证明，尽管比较穷困的人一般都比别人勤勉，但如果每个人都能随时将其资产状况写在他的前额上，那我们的产业就会因此而大大发展。”将资产写在额头上，就是一种信号发送，让人更好地辨别自己的偿债能力。这就是企业要详细地向外界发布财务报表的重要原因。
富兰克林也曾说：“如果你向朋友借钱后，在你该干活的时候，他却看到你在喝咖啡，那他就会上门向你清*债讨**务，而且是急于一次还清的。反之，若在你该休息的时候，他却看到你还敲敲打打地辛苦干活，那他就会很放心地把钱借给你用。”在这里，该干活的时候喝咖啡，或者该休息的时候却辛苦地干活，也是一种信号发送。所以，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信号发送并不只是公布财务数据，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在向他人发送相关信息。我们也常说，这个人“慈眉善目”，面容就向他人发送了一种积极的信号。
依靠信息优势方的信号发送并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其前提是，发送的信号是真实的。但问题在于，信息优势方有时故意发送虚假信号，这时，依靠它发送的信号来做判断和决策，就会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我们常常说，“口蜜腹剑”“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等，其中的“口蜜”“口是”“说一套”都是发送的积极信号，但背后却隐藏着更大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这就引出了另外的问题：信息优势方要发送真实的信号，诚信就非常重要；对信息劣势方而言，还需要进行信息甄别。
声誉机制
不完全信息如何影响人们在重复博弈中的行为？在《博弈与社会》中，张维迎教授介绍了克雷普斯、米尔格罗姆、罗伯茨和威尔逊于1982年提出的著名的声誉模型，它表明，若所有参与者对其他参与者的特性不具有完全信息，那么，即使重复博弈的次数有限，人们仍然有积极性来建立合作的声誉，但在合作后期，不合作者终于“露出了狐狸的尾巴”，原形毕露。
简单说来，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只要博弈次数足够多，每人有足够的耐心，参与者在博弈早期有积极性建立合作声誉，但到博弈后期，就会有人出现背叛。对这一结论，可直观地解释如下：尽管每个参与者在选择合作时，都会冒着被对方出卖的风险，但选择不合作，就暴露了自己非合作的特点，这极有可能让他失去合作带来的收益。若博弈重复次数足够多，参与者有足够耐心，未来收益就会超过短期被出卖的损失。因此，博弈一开始，每个参与者都会树立合作形象，让其他人误认为自己是喜欢合作的（即使自己是非合作型的）；只有在博弈行将结束时，非合作者就会于声誉不顾了，合作就因此而终止了。
声誉模型解释了日常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在投资理财中，也经常有这样故事发生。比如，某公司发布了高收益理财产品信息，承诺年收益率达到20%。但该公司干的实际是金融诈骗，以高收益为诱饵，让投资者去买它所谓的“理财产品”。有哪个*子骗**公司会向投资者说它在行骗呢？若该公司做了这样的收益承诺，它就会在早期向先来的投资者兑现它承诺的收益，以便向投资者传达“合作”和“可靠”的形象，让更多投资者“更多地、更放心地”买它的产品。当销售“理财产品”的金额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就会原形毕露，卷款跑路了。
声誉模型告诉我们，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不要被别人早期热情的合作形象所蒙蔽，否则，吃亏的就是自己。当然，此类例子从合作到背叛，一开始它的动机就是不纯的，压根就没将它当作一个事业来发展。
对于那些想寻求基业长青的机构而言，就是在长期的不断重复博弈中通过品牌来建立自己的声誉，缓解它与其客户间的信息不对称。在企业经营中，品牌就是一种声誉机制。信息越不对称，品牌的价值就越大；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越严重，品牌的价值也会越大。像土豆这种信息不对称程度最低的产品，品牌价值很小，所以土豆一般没有品牌。在家电行业，比如电视机、冰箱等产品，信息不对称会严重一些，品牌价值就大一些。在更加复杂的医药、服务和汽车行业，安全性要求更高，信息不对称就更加严重，品牌价值就更大，因此，会计师或审计事务所的品牌本身就非常重要。类似地，咨询服务、信用评估、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保险等，品牌的价值也非常大。信息不对称越严重，品牌在构成核心竞争力中就越重要。
2019年，西安某女士花60余万元买了一辆奔驰车，取车后开出20公里就漏油了，这样的事儿，不论谁遇到，都会不高兴。于是，她要求经销商更换新车，可经销商就是不同意。不得已，她只好坐在引擎盖上维权，引发社会关注。
毫无疑问，这给奔驰的品牌形象造成了极为负面的影响。但消费者是否会因发生过车主坐引擎盖维权而不再信任奔驰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
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那个三叉形的标识，不仅仅是一辆可以行驶的汽车，也是产品质量的信号传递，更是身份的象征。尽管某一辆奔驰车存在质量问题，但所有奔驰车的平均质量，仍然是不错的。所以，品牌本身就是一种信号传递，它是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基本手段之一。
承诺与守信
承诺也是信息优势方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方式。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就是承诺。在日常生活中，当朋友之间存在不对称信息时，解决方式之一就是“发毒誓”，这是典型的承诺机制。桃园三结义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刘备、关羽和张飞结拜为兄弟，虽然他们都有行侠仗义之心，但还是面临着彼此间的不对称信息，于是他们发誓“不在同年同月同日生，愿在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是一种承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结盟之时，会“歃血为盟”，对天发誓，这也是一种承诺。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在购买商品时，卖家（或生产商）与买家（消费者）之间就存在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信息总比生产商知道的要少。解决办法之一，就是生产商向消费者做出质量上的保证（质保），承诺在若干时日内，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可无条件退换货。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国内某家电企业的做法，当消费者购买它的彩电、冰箱或洗衣机后，若出现产品质量问题，它就派人上门维修。现在，在电商平台购物，也面临价格和质量方面的信息不对称，为了缓解消费者的疑虑，电商平台往往会做出一些承诺，如一周之内无理由退换货；若买家发现其他平台价格更便宜，那他也可以向买家申请退还其间的差额。
在金融活动中，金融机构也可通过各种渠道向作为信息劣势方的金融消费者做出承诺。实际上，“刚性兑付”就是一种承诺机制。我们在购买理财产品时，就与其发行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理财产品发行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购买者处于信息劣势，这加剧了理财产品购买者面临的风险。若金融机构承诺对理财产品进行刚性兑付，那它就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谨慎、周全地评估底层资产的风险。因此，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理财产品中采纳“买者自负”的原则，可能并不完全恰当。
当然，做出了承诺，就要守信。言而无信，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桃园三结义后，刘备、关羽和张飞都较好地坚守了各自的承诺。尤其是，关羽身在曹营心在汉、千里走单骑，已成为坚守承诺的美谈。信息优势方的诚信和对承诺的坚守，对缓解信息不对称是极为重要的。试想，说话不算数，出尔反尔，那是不可能在信息不对称中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的。正是孔子说：“人无信而不立。”
抵押与净值
虽然信息优势方的承诺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方式之一，但承诺可能是不可信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像关羽那样，能够信守当初的承诺。那些不怀好意的人，总是会轻易做出各种承诺，以此获得他人的信任。因此，当我们在与他们做一笔金融或经济上的交易时，对方满口答应对你有利的种种承诺时，就得要小心了。“食言”“背信弃义”者并不在少数。
为了使承诺更具有可信性，信息优势方还会提供其他方法。抵押就是常见的一种。
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往往会建立同盟关系，但盟国也可能背约。为了打消对方的疑虑，诸侯国就把世子或王孙送去做人质，这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普遍方式。到了清朝康熙时，吴三桂的势力受到朝廷的削弱，他担心朝廷怀疑自己，就将自己的儿子吴应熊送到京城做人质，试图打消朝廷的疑虑。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另一种办法就是通婚，这其实是一种变相抵押，典型的是秦国与晋国之间的通婚，直到现在，人们还把姻缘缔结称为“*晋秦**之好”。在刘备集团借荆州的案例中，东吴一开始并没有向刘备集团要求提供抵押品，完全是“信用放款”。只是后来才想起这茬事，就借刘备续弦之需，把刘备哄到东吴取孙权之妹，想趁此机会，把刘备变为抵押品，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
在金融活动中，抵（质）押同样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措施。若借款者投资失败，*款贷**者可从抵押品中收回自己的全部或部分权益，降低了贷出资金面临的不确定性。重要的是，判断财物（抵押品）的价值，比判断人品容易得多。还有，若借款者跑路，他就必须掂量自己失去抵押品的损失。因此，若抵押品比较完善，骗钱者在借贷前就需好好地思量一番，好的抵押品本身就是对诚实借款者和不诚实借款者的一种筛选机制。另外，好的抵押品会促使借款者在投资风险比较高的项目前三思而行，遏制了道德风险。由此看来，抵押品具有双重功用，一是把*子骗**赶出市场，二是降低借款者那种机会主义的冒险冲动。
因此，现在银行在发放*款贷**时极少不要求抵押或担保的。我们申请住房信贷，银行一般都要求以所购买的住宅作为抵押；银行在向企业发放*款贷**时，也会要求企业以相应的设备、厂房等作为抵押。抵押品的价值与*款贷**额之比越高，借款者违约的可能性就越小。若借款者发生*款贷**违约，*款贷**者可变卖抵押品，并用出售所得的款项补偿未清偿的*款贷**余额。
然而，人们往往不能从感情上接受抵押。《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借了3 000英镑给安东尼奥，抵押品是安东尼奥胸前的一磅肉（约为0.45千克）。人们强烈谴责夏洛克行为的势利和残忍。但《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中指出，恰恰是作为抵押品的这磅肉，才使得威尼斯商人得到了他想要的借款。尽管《威尼斯商人》是对高利贷的控诉，但从金融角度看，安东尼奥以胸前的一磅肉作为抵押品，非常好地解决了夏洛克与安东尼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为，对夏洛克而言，他真正需要的，是安东尼奥偿还的钱，不是那一磅肉；对安东尼奥来说，自己胸前的肉无比宝贵，失去了那一磅肉，就会失去生命，若非万不得已，他也决不会违约。
当然，*款贷**要求抵押，可能会加剧不平等。这并不是说，若借款者违约，*款贷**者索取抵押品造成了不平等，而是因为，*款贷**者事先就可通过抵押品限制*款贷**，结果是，只有有产者才能够得到*款贷**。这正是：“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净值发挥着与抵押品相似的作用。
净值=总资产-总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上，它相当于所有者权益。
以个人住房抵押*款贷**为例。假设张三买了一套价值600万元的房子，首付20%（即120万元），从银行借480万元。这意味着，一开始，他在这套房产上总资产为600万元，总负债为480万元，净值为120万元。
假设一年后，房价上涨了50%，他在这套房子上的资产总额就变成了900万元。再假定他在这一年中还了银行30万元的本金，那他就还欠银行450万元。就是说，他欠银行的钱不会随房价上涨而相应地增长。这时，他在这套房子上的净值就从原来的120万元增加到了450万元。
相反，若一年后房价下跌了50%，也就是现在只值300万元了，那他在这套房子上的净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房价下跌了，现实是银行没有那样的同情心将张三所欠的*款贷**减少一分的。在他偿还银行30万后，还欠450万。这意味着，他在这个房产上的净值就是-150万元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负资产”。
这两种不同的情况有什么差异呢？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会积极工作，努力挣钱，按时还本付息，保留对这个被抵押的房子的所有权。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理性选择就是，违约！
由此可见，净值越大，即便借款者从事了导致亏损的投资，出现了违约，*款贷**者仍可取得公司净值的所有权，并将其售出，用销售所得款项补偿未清偿的*款贷**。净值越大，借款者违约可能性就会越小，他拥有偿还*款贷**的缓冲资产。当企业家个人投入项目中的净财富占投资总额的比例越高，企业家对项目的选择就越谨慎。对*款贷**者而言，发生逆向选择的概率降低了；而且，企业家投入项目中的净财富越高，企业家改变资金投向，去从事一些高风险的不利于借款者利益的动机也会减弱。
住房抵押*款贷**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资产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借款者的净值。资产价格上涨，借款者的净值就会相应增加；反之，资产价格下跌，借款者的净值就会下降甚至变成负资产。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环境里，违约事件就要少很多，而在资产价格下跌的环境里，违约事件就会成倍增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政府阻止房价下跌的动力，会远远超过防止房价上涨的动力。
信息劣势方如何应对
信息劣势方也可从多方面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包括主动收集信息、重复博弈、信号甄别与机制设计、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等等。
主动收集信息
由于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是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因此，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就是解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关键。我们常说要“三思而后行”，其含义之一就是，在行动之前要尽可能地收集各方面的信息，以免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
“黔驴技穷”就形象地说明了周详地收集信息是如何避免了逆向选择的。毛驴刚到贵州时，老虎见它是庞然大物，不知毛驴有多大的本领，于是就躲在树后偷偷观察；过了一会，老虎就从树后走出来，渐渐接近毛驴，毛驴大叫一声，老虎被吓了一大跳，仓皇逃跑了。
后来，老虎对毛驴的叫声习以为常了，觉得毛驴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领，就故意去冒犯毛驴。毛驴一怒之下，用脚去踢了老虎。毛驴这一脚，向老虎传达了它所有本领的信息，老虎据此判断，毛驴的本领不过如此。老虎经过详细、耐心地收集毛驴的信息，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最终将毛驴吃掉了，老虎避免了自己反被毛驴吃掉的逆向选择。
所以，在金融活动中，人类要向老虎学习，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前，主动去收集足够多的相关信息，这是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避免损失的必要手段。银行在提供一项*款贷**之前或机构投资者在购买公司债券之前，往往都会做尽职调查，不仅事前如此，在提供*款贷**或购买债券后，它们还会对借款去向进行跟踪。所有这些，实际上就是主动去收集信息的过程。
重复博弈
在单次经济或金融活动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突出或更严重。“一锤子买卖”，人们会更容易上当受骗，也就是面临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在一次性博弈与交易中，声誉机制发挥不了作用，总有一些信息优势方只顾眼前利益，声誉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力。
那些志在打造百年老店的生意人，则更愿意向消费者传递更积极的信号，因为它们需要消费者在不断的重复交易中，建立对自己的信心和信任。这就是一家拥有金碧辉煌大厦的银行，会比一个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办公的网络理财公司更安全的重要原因，前者需要在重复交易中让金融消费者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而后者更可能做“一锤子买卖”，甚至公然地进行金融欺诈。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就非常好地说明了，在重复交易或重复博弈中，可以让信息劣势方获得更多的恰当信息。对信息劣势方而言，重复博弈也可以让他们“吃一堑，长一智”。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从重复博弈中得到了解释。
信息甄别与机制设计
拥有“好信息”的一方会主动通过信号传递的方法来告诉对方自己的信息。但通常来说，拥有“坏信息”的一方并没有积极性披露自己的真实信息，甚至还可能发送虚假信息，误导对方。周瑜就通过制造假书信，让曹操将自己麾下擅长水战的两员大将杀了；周瑜打黄盖，蒙蔽了曹操，让曹操以为黄盖真会给他一船一船地运送粮食来。在金融活动中，企业向银行*款贷**时，可能不愿意如实告诉银行自己项目的风险，投保者也不愿向保险公司披露自己真实的健康状况。更恶劣的是，有的上市公司通过编制虚假财务报表，误导投资者。
面对信息不对称，有时可借助于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比如，鉴别某件贵重的物品是否为赝品。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基米德为叙拉古国王鉴定金皇冠。当国王收到金皇冠时，怀疑里面掺了银。他要求阿基米德鉴定是否为纯黄金打造，但不能毁坏它。阿基米德开始一筹莫展，但他在洗澡时发现，从浴缸里溢出的水量，等于他身子泡在水里的体积。他推而广之，认为浸入水中的物体所排出的水的体积，等于该物体自身的体积，而且，即便物体的重量相等，但体积不一定相等。紧接着，他就用黄金和银分别铸造了与皇冠重量相等的两块金属，放入水中测量它们排出的水量，再把皇冠放入水中测量其排出的水量，发现皇冠排出的水量多于金排出的水量、少于银排出的水量，据此他判定，皇冠不是纯金打造的。
然而，在金融与经济活动中，很多时候并不能通过实验来得到真实信息，但信息劣势方可设计一些激励方案，让信息优势方“说”真话，这就是“信息甄别”或“机制设计”。
“谁是孩子母亲”的故事，就阐明了一种机制设计原理。有两个妇女争论说孩子是自己的，为此，她们闹到了所罗门王那里。那时没有DNA鉴定，所罗门王并不知道谁是孩子母亲，但两个妇女都知道谁是亲妈。所罗门王说，既然你们都说孩子是自己的，争论不休，我只能把孩子分成两半，你们一人拿一半好了。这时，一位妇女放声大哭，说孩子不是自己的，不要了，另一位却无动于衷。所罗门王据此断定那位放声大哭的妇女才是孩子亲妈。
《梦溪笔谈》中也讲了一种信息甄别方法。陈述古在建州浦城任县令时，有一家丢了东西，官府抓了一些嫌疑人，但所有人都矢口否认。陈想了一个办法，说，“庙里有口钟，能辨认窃贼”。他把那些嫌疑人带到钟前，告诉他们，每人摸摸钟，若不是窃贼，摸到钟时，它就不会响；若是，它就会响。他用黑布将钟罩了起来，又暗地里派人用墨涂了钟壁。他再让所有嫌疑人去摸钟，然后查验手掌，断定那个手掌上没有墨的，一定是窃贼。
这种机制的设计原理，被广泛地运用到了产品定价中。企业并不知道张三和李四各自愿为它的产品或服务付多少钱。它是否有办法把不同付费意愿的人识别出来呢？其中，最常见的办法就是，针对不同顾客索取完全不同的价格，即经济学里所讲的价格歧视。
张维迎在《博弈与社会》一书中，就讲了富人花钱、穷人受罪的价格歧视的故事。在19世纪中期，法国火车上有头等车厢、二等车厢和三等车厢，不同车厢价格相差较大。头等车厢非常舒适，二等车厢有顶盖，三等车厢没有，坐在三等车厢的旅客就要忍受日晒雨淋的痛苦。实际上，给车厢加个顶盖并不需要多高的成本，为什么铁路公司不这样做呢？
原因与不对称信息有关。铁路公司想从每一个旅客那里赚更多的钱。但它并不知道每个乘客愿付多少票价。若有财力坐二等车厢的乘客选择了三等车厢，对铁路公司是个损失。因此，铁路公司故意不给三等车厢加顶盖，有财力坐二等车厢的人，就不会到三等车厢忍受痛苦了，只有那些实在没有财力的人，才会坐三等车厢。这种让富人花钱、穷人受罪的做法，其实是获取不同人群付费意愿的一个机制设计。
类似的例子，在我们的生活中屡见不鲜。比如，现在家长一般都会去影棚给自己的宝贝拍周岁照和全家福。为了吸引家长，影棚可能会承诺打折，还会制作一套精美的相册。但影棚并不知道哪些家长愿意为宝贝花更多的钱，影棚是否可通过一套机制（想办法）将不同类别的家长区别开来呢？
带自己宝贝拍过照的家长马上就能回答了。按照原来看起来有吸引力的价格，影棚是绝对不会将底片拷贝给家长的。若要拷走底片，影棚可能会标价每张底片（比如说）80元。在照相套餐中，售价高的可拷贝，售价低的不可拷贝，就把家长的支付意愿直接区别开来了。实际上，家长拷贝一份照片，对影棚而言，其边际成本为零。
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
与老虎收集毛驴本领的信息相似，解决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办法，是向资金供应者提供那些正在为投资寻求资金的个人或公司的详细情况。若保险公司能识别司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他就可针对司机出事故的概率大小来收取保费。若你知道你那位好友会把你借给他的钱拿去买彩票，你大概也不会把钱借给他；若你和其他投资者知道那位好友不会如实报告经营业绩，你们就会要求对咖啡馆每天经营情况做出详细记录。
在金融活动中，你在投资之前，也可对拟投资的公司进行调查。然而，信息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公共产品，其效用并不会因为别人的使用而下降，信息产品消费的边际成本为零，而且对信息的使用是难以监督的，很难像有形私人物品那样通过市场交换后才能获得效用，在信息消费中，广泛存在搭便车的现象。加之，信息收集和加工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遗憾的是，许多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鉴于此，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作用，便是缓解信息不对称的另一种重要途径。
金融机构，比如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它们实际上都是信息生产商。金融机构能够成为生产借款者信息的专家。银行具有从信息生产中获利的能力，是因为银行在长期*款贷**活动中，可以积累起对公司信息生产和加工的经验。银行之所以有收集这方面信息的激励，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它们主要发放私人*款贷**，而不是购买在公开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这就有效避免了搭便车问题。由于信息收集、处理和加工成本不因*款贷**规模的大小而有大的变化，银行去收集处理企业的信息，然后向企业发放*款贷**，就有效降低了投资的单位信息成本。
但是，金融机构只是部分地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并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全部。事实上，金融机构也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之苦。为了更好地获取信息，还可以采取其他手段，这其中，合约的正向激励就非常重要。
合约的正向激励
合约的正向激励就是交易双方在签署金融合约时约定，若信息优势方没有出现有损于劣势方的行为时，信息劣势方将会以优惠条件向后者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在保险合同或资金借贷合同中，通常会有合约的正向激励条款。比如，在汽车保险中，若在投保后没有发生事故，那么，在下一次投保时，保险公司会给予更高折扣的保单。
再比如，若过去没有违约记录，那么，银行可能会以更优惠的利率向借款者提供*款贷**。2009年10月，央行在调整利率时，将住房抵押*款贷**利率的下浮区间扩大到30%，即商业银行发放的房贷利率可在央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上打七折。但许多银行规定，能够享受这一优惠的借款者，必须过去没有违约记录。有的借款者因没有及时还清信用卡极少的利息，在征信系统中产生了不良信用记录，无法享受到七折的利率优惠。
理财中的信息不对称：非法集资
在普通人的理财活动中，常常遇到的信息不对称就是非法集资，它给财产安全造成的危害特别大。非法集资一般有4个特征：
•非法性，即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
•公开性，通过一切可能的媒介大肆公开宣传，扩大信息传播面，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利诱性，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并且承诺给予远远超过正规金融机构（比如银行存款或国债利率）的收益率。以高收益为诱饵是非法集资的典型特征。
•不特定性，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它借助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大肆地利诱宣传，从发达城市到偏远农村，从拥有高学历的白领到辛勤劳作的农民，都可能向集资者贡献他们好不容易积攒的钱财。
银保监会消费者权益保护局结合近年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典型案例，为作为信息劣势方的老百姓支了“三招防骗术”。
第一，不受高收益诱惑而冲动投资。不要轻易相信所谓的“稳赚不赔”“无风险、高收益”宣传。不法分子就是抓住一些集资人——尤其是老年人等特定群体——害怕风险、贪图利益的心理特点和金融知识匮乏的弱点，编造无风险、高回报谎言骗取资金。金融投资专业性强，涉及种种风险，人们应当保持理性投资观念和风险意识，正确评估自身经济实力和风险承受力，切莫因一时冲动被骗入局。
第二，不轻信不明身份的机构或个人。要了解融资合法性，除了看是否取得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对于主动找上门来，口若悬河地介绍“投资商机”的“营销人员”，要格外提防，不要盲目相信造势宣传、熟人介绍、专家推荐。要坚决远离不具有相应资质、超范围经营、经营异常或自称公司在境外接受监管的机构。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金融产品，不与银行、保险从业人员等个人签订投资理财协议。
第三，不轻易投资不透明、不了解的产业或项目。遇到投资集资宣传，不要受宣传误导盲目投资，要认真了解产业或项目的资质许可、经营模式、真实性、资金去向和获利方式等，考虑自己是否了解市场行情、规律和潜在风险，远离看不懂的业务、说不清楚的风险点或看不透风险的产品，不要被各种噱头迷惑。
总之，无论非法集资如何花样百出，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想方设法套取公众财产，非法据为己有。防范非法集资，保护个人财产，应始终保持清醒和理性。2018年，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就曾公开说，“在打击非法集资的过程中，努力通过多种方式让人民群众认识到，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收益率超过6%就要打问号，超过8%就很危险，10%以上就要准备损失全部本金”。这是非常有道理的。
第三方的作用
市场化中介机构
会计师事务所、信用评级机构都是作为第三方，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缓解信息不对称。它们都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商业性信息生产商，在缓解信息不对称中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
席勒在《金融与好的社会》中将会计师和审计人员誉为“金融架构的护航者”。他说，如果首席执行官是大脑的前额皮质，那会计师则是大脑的海马体，它将短期记忆转化为长期记忆，并把大脑中不同的记忆串联在一起。会计师是核心信息的储存者，因此，他们也是维护机构道德标准的监督者。会计师则对公司的财务报表、销售凭证等进行真实性审计，当他们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时，这表明，他们认为公司财务数据是真实的；若无法出具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就意味着存在严重的会计质量问题。
类似地，信用评级机构也会对证券发行企业进行跟踪评级，评级本质上也是信息生产、加工和输出的过程。1909年，穆迪开了公开企业债券评级的先河。但直到1929年大崩盘，美国监管部门才开始要求银行、保险公司等要重视评级。后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创造了全国认定量化评级组织的设计理念。但2001年的安然事件让人们意识到，评级存在重大缺陷，三大评级公司在安然倒闭前5天都对其给予了很高的评级；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前，评级机构对美国次级抵押*款贷**债券也曾给予了相当高的评级。
利用第三方中介机构，可能存在利益冲突。它是指，当作为中介机构有多重目标（利益）时，其中一些目标与另一些可能存在冲突。当不同目标和利益间存在着潜在冲突时，它们就可能选择隐瞒或散布误导性信息。比如，投资银行为了获得巨额承销费，就可能帮助拟上市公司隐藏不利的会计信息。中国股票市场因欺诈发行而退市的第一案——欣泰电器，作为保荐机构的兴业证券，就没有尽到勤勉尽责而被证监会处以重罚。会计师的审计费用是由被审计的上市公司支付的，为了不失去业务机会，会计师可能对明显不利的会计信息视而不见。康美药业数年间财务报表中长期趴着并不存在的300亿元的货币资金、虚增利润，作为其审计机构的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并没有做出任何专业性的提示，实际上都是利益冲突的表现。
利益冲突会促使那些本应勤勉尽责提供完全信息的中介机构降低信息量，甚至成为财务欺诈的帮凶，反而会加剧、恶化信息不对称，不仅不能将有限的金融资源分配给那些善于经营的企业家，而且也给投资者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因此，我们需要另一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信息不对称缓解机制，那就是，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
◎强制信息披露
在世界各国，金融业都是受政府严格监管的领域之一。各国都制定了法律，要求公司使用标准的会计准则，以便人们更容易判断公司的真实经营状况；政府还规定，上市公司必须定期公布财务报表，对各种重大经营事项要及时在指定刊物上予以披露。我们几乎每天都可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等媒体上看到一些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告，这是它们按照监管要求履行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义务。
需要注意的是，尽管上市公司都披露财务信息，但提供虚假信息，隐瞒亏损或虚构盈利，屡见不鲜，这通常叫财务欺诈（或会计欺诈）。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案例，康美药业300亿元的货币资金竟然是会计差错。康美药业以中药材贸易起家，经过20余年发展，市值一度达到1 200亿元。然而，2018年第四季度后，该公司股价急速下跌，市值大幅缩水。该公司后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
后来，该公司发布了“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公告”，称“由于公司核算账户资金时存在错误，造成2017年货币资金多计299.44亿元”，同时，“由于采购付款、工程支付及确认业务款项时的会计处理存在错误，造成存货少计195.46亿元”。康美药业后来不仅债务违约，股价也一落千丈，投资者损失惨重。
第二个案例，獐子岛的扇贝游走了。2018年年初，上市公司獐子岛称，预计2017年亏损5.3亿元到7.2亿元。但在3个月前，它还预计盈利9 000万元到1.1亿元。为什么利润出现如此大的变化？它给出的理由是，原来播下的虾夷扇贝存货异常，需要计提损失准备。此前，该公司在2014年就宣称，由于遭遇异常冷水团，导致价值7亿元的虾夷扇贝遭遇灭顶之灾，公司股价应声而落。作为投资者，就算懂得在投资前需要根据所有可得的信息全面评估，但也不可能直接潜到海底去对它养的扇贝探个究竟。
这两个案例告诉我们，根据会计信息做投资决策时，仍可能面临信息不对称。会计欺诈会严重误导投资者，使投资者不能恰当地评估和管理风险。
◎征信
除了监管，政府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借款者的信用状况当作一种准公共产品向金融机构提供。为了弱化信息不对称给我国银行业带来的不利影响，2003年，央行成立了征信局，建立了征信系统。我国所有个人借款者（包括个人在学校获得的助学*款贷**和工作后的住房抵押*款贷**及偿还情况）的信用信息，在这个系统里都有完整的记录。若小王大学期间借过助学*款贷**，毕业后没有如期还本付息，要再申请其他*款贷**可就难了。
征信系统的应用，已经超越了金融范畴，它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评价“人品”。2019年，央行副行长陈雨露就表示，征信已逐渐被用到了社会领域，很多女孩找男朋友，未来的岳母担心宝贝女儿遇人不淑，就要求男孩把个人征信报告拿来看看。不守信用的代价会越来越高，被列入失信人员名单的，可能在一段时间内坐不了飞机、高铁等。
◎监管
信息不对称是政府对金融监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信息不对称产生后果越严重的领域，就越需要强化政府的监管。金融正是这样的领域，例如，信息不对称导致金融市场波动过于剧烈，以至于引发了金融危机，就可能使经济陷入全面的衰退之中。
正因为如此，政府无一例外地会对金融体系实施全方位的监管。比如，中国对金融机构就实行特许经营制度，并非“有钱就可任性”，不能随心所欲地注册和经营金融机构。不仅如此，政府还要求金融机构必须有充足的资本，使其有足够吸收损失的能力；金融机构管理人员也有任职资格的限制。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比例达到一定标准的股东，买卖本公司股票都有严格的约束；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一旦被发现，甚至会有牢狱之灾。
2014年，银监会要求，银行发售普通个人客户理财产品时，需在宣传销售文本中公布所售产品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产品登记系统”的登记编码。该编码具有唯一性，客户可依据该编码在“中国理财网”查询产品信息，未在理财产品登记系统登记的一律不得销售。登记编码的格式都是统一的。在中国理财网通过查询登记编码来验明理财产品的真伪，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