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买买”，无非是为了“用用用”和“吃吃吃”，可有的人却是为了“赔赔赔”。从往年的“职业打假”“钓鱼打假”到如今的“碰瓷式维权”，说法在变，但一些人的做法没有大的改变，他们为了获得赔偿而消费，把购物当成了生财之道。且不论他们的目的，他们对商家的“吹毛求疵”，对推动商家规范经营、维护公共利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不过从商家角度看，面对他们提出的高额赔偿要求，不免有种“因小过而受重罚”之感，往往为此付出巨大成本，甚至面临灭顶之灾。
最近一段时间，苏州就有多家商户称遇到“碰瓷式维权”，有的选择妥协，有的则决不妥协但饱受困扰，正常经营受到影响。对此，您遇到过“碰瓷式维权”吗？您对“碰瓷式维权”怎么看？
“买买买”后要你“赔赔赔”，商家直呼“大意了”
如果按照“一赔十”算的话，朱先生算了算，他面临的赔偿金额高达16万元，而背后的原因，是他把两款咖啡豆包装上的标签“贴混”了。
这件事，已经困扰了朱先生3个多月，至今还没划上句号。作为连锁品牌咖啡店的经营者，朱先生原本只卖咖啡成品，去年11月初，有两位客人进入朱先生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一家咖啡店，但他们不喝咖啡，却要买店里的咖啡豆。“咖啡豆一般是店里自己用，除非是比较熟的客人要买一点，才会卖一部分。”那天，两位客人要的咖啡豆比较多，店里没有足够的库存，店员便婉拒了生意，但对方却很执着，称可以等店里进货，还添加了店员的微信。
见对方愿意等，而店员确实希望通过接大单来提高业绩，便同意了。等店里咖啡豆到货，店员通过微信通知对方取货。接下来的一个月内，那两人又数次进店买咖啡豆，且购买的数量较大，其中最大的一笔花了近6000元。“前前后后一共买了差不多1.6万元的咖啡豆，如果只是家里喝，一天喝两杯的话，足够喝上一年半载的了。”那时，在朱先生和店员看来，那两人出手爽快，堪称店里的“贵宾”了。
引起“碰瓷式维权”的咖啡豆。 受访人供图
但“贵宾”转身就把朱先生的咖啡店举报了。去年12月，朱先生收到信息，那两位“贵宾”中的一人，以咖啡豆外包装上标注的生产商与生产许可信息不匹配为由，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要求朱先生赔偿。“起初要求一赔十，后来降到5万元，我不同意调解，愿意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调查和处理。”
事后回头看，朱先生承认自己确实是大意了，一是没有注意咖啡豆外包装上的标签“贴混”了，二是对两位“贵宾”的异常消费行为没有提高警惕。
一边是“利”一边是“弊”，孰轻孰重如何评判？
中招的不只朱先生。仅他的咖啡店周边，还有多家茶馆遇到了类似的纠纷，其中有的商户选择了花钱消灾。
如今，中招的茶馆大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苦”，在朱先生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因小过而受重罚。以他自己为例，他能提供咖啡豆的正规来源渠道证明及产品合格检验报告等，“咖啡豆是同一批，因为和家人注册了两家公司，不小心贴错了标签，并不是故意贴错，而且咖啡豆原本只是店里做咖啡用的。”对此，朱先生承认既然已经售出，且确实标签存在问题，就愿意配合和接受市场监管部门的处理并承担后果。至于购买人提出的赔偿要求，朱先生坚决不接受私下调解，并认为这是对“碰瓷式维权”的纵容。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朱先生所遇到的那位购买人的名字为关键词检索，可以找出数十条当事人姓名及出生年月相同的消费类案件信息，被其起诉的商户位于全国各地，最多的是茶叶店，此外还有酒店、商超、药店等。诸多案件中，有的判定购买人胜诉，并获赔达数万元的“十倍赔偿”，还有的被驳回，购买人需承担数百元的诉讼费。
朱先生自信产品是合格的，拿出检验报告。记者 叶永春摄
对此，朱先生愿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此事。他认为，近年来各地都在提倡优化营商环境，采取包容审慎监管，甚至推出了“免罚轻罚”清单，在净化市场的前提下，给经营户一定的纠错空间，不仅利于市场规范，还利于市场发展。而“碰瓷式维权”，在他看来，无异于对经营户的过度处罚，经营户不仅有可能要付出高额赔偿，还要为此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
不过，站在消费者角度，有人认为无论“碰瓷式维权”的目的是什么，应该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即对规范经营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打假”“钓鱼”“碰瓷”，是非功过谁人说？
“打假”“钓鱼”“碰瓷”，购物行为被贴上哪个标签，取决于其购物的目的，而购物目的，往往影响着对纠纷的判定。今年以来，湖北蓟春、广东南雄、江西龙南等多地法院发布多起涉“碰瓷式维权”案件，案件涉及产品过期、售假、三无产品等，其中多个案件的购买人被认定“知假买假”“以牟利为目的”，最终判定结果不支持惩罚性赔偿，而仅支持退款。
而今年3月31日，海南省印发《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要求“依法严厉打击损害竞争对手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以‘维权’为幌子的敲诈勒索行为。”这被认为是对“碰瓷式维权”的一种态度。
实际上，对“碰瓷式维权”如何判定，目前仍存在争议。苏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益律师团成员、江苏丰云律师事务所主任鲁云亮介绍，“打假”职业化的背景，大致可追溯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颁布实施，明确了商家的惩罚性赔偿责任，此后逐渐有人故意购买有瑕疵的产品，进而向商家索赔。而起初，法律在民事角度对“职业打假”是支持的，渐渐地“职业打假”遍地开花，形成了群体，甚至有人注册了“打假公司”。
不过渐渐地，为了牟利而“职业打假”，甚至“钓鱼”和“碰瓷”，引起了社会一定的反弹，进而引发对“消费行为”的讨论，是不是必须是“生活消费需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消费行为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但怎么划分是不是生活消费还是有争议，比如买1部手机是生活消费，那么买5部手机是不是？”据鲁云亮观察，对“职业打假”“碰瓷式维权”，各地的判定结果并不一致，“有的地方不管消费是什么目的，都要求商家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有的地方则认为购买人以牟利为目的，驳回其诉求，甚至有的地方将其定义为敲诈勒索。”
“正因为对能不能获得支持没有底，于是有的打假人换了思路，采取向行政部门举报的方式给商家施压，有的商家为了息事宁人，通过赔钱让打假人撤销举报。”鲁云亮认为，这种打假方式占用了一定的公共资源，且还被认为是在扰乱市场，但对消费环境而言，客观上起到了净化作用。
因而，在仍存有争议的背景下，鲁云亮认为除非有充分证据证明购买人的购物行为存在明显恶意，否则还需借用老话“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商家应充分认识到相关经营行为的后果和风险，并有应对各种各样消费者的准备，做到不断规范、完善和诚信，以此压缩“碰瓷式维权”的空间，进而避免被“碰瓷”。
（ 第81期码上议事厅主持人 叶永春 蒋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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