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读梁实秋先生的怀旧散文《疲马恋旧秣，羁禽思故栖》，文章记述了几件作者童年的趣言趣事：
“内院上房三间，左右各有套间两间，祖父在的时候，他坐在炕上，隔着玻璃窗子外望，我们在院里跑都不敢跑，有一次我们几个孩子听见胡同里有“打糖锣儿的”的声音，一时忘形，蜂拥而出，祖父大吼：“跑什么?留神门牙!”打糖锣儿的乃是卖糖果的小贩，除了糖果之外兼卖廉价玩具。泥捏的小人，蜡烛台，小风筝、摔炮，花样很多，我母亲一律称之为“土筐货”。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祖父还坐在那里，唤我们进去。上房是我们非经呼唤不能进去的，而且是一经呼唤便非进去不可的，我们战战兢兢的鱼贯而入，他指着我问：“你手里拿着什么?”我说：“糖。”“什么糖?”我递出了手指粗细的两根，一支黑的，一支白的。我解释说：“这黑的，我们取名为狗屎撅；这白的为猫屎橛。”实则那黑的是杏干做的，白的是柿霜糖，祖父笑着接过去，一支咬一口尝尝，连说：“不错，不错。”他要我们下次买的时候也给他买两支，我们奉了圣旨，下次听到糖锣儿一响，一涌而出，站在院子里大叫：“爷爷，你吃猫屎橛，还是吃狗屎橛?”爷爷会立即答腔： “我吃猫屎橛！”这是我所记得的与祖父建立密切关系的开始。
……
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回忆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大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到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然后已。炕上有个炕桌，那是我们启蒙时写读的所在。我同哥姐四个人，盘腿落脚的坐在炕上，或是把腿伸到桌底下，夜晚靠一盏油灯，三根灯草，描红模子，写大字，或是朗诵“一老人，入市中，买鱼两尾，步行回家”。我会满怀疑虑的问父亲：“为什么他买鱼两尾就不许他回家?”惹得一家大笑。”
由此，我联想起了南漂广州的青年作家荆方的一本书《我是60后》。里面有一篇短文同样描述了作者童年的一次趣言：
“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对于当时的普通老百姓来说，除了从有线小广播和收音机里频繁地听到“尼克松”这个抽象而陌生的名字外，平静的生活没有被搅起任何波澜。
尼克松访华时正是冬天，奶奶家堂屋的墙角里，照例用泥土埋着一簇过冬用的大葱。当时已经被收音机和小广播耳濡目染的我，有一天看着墙角的葱，突然醍醐灌顶！我手指大葱郑重地告诉奶奶：“尼克松就是泥里面有棵葱！”我的话一出口，立刻在家人中引起一阵爆笑。我丰富的、无厘头的联想，使“尼克松”这个遥远的名字，生动地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我也由此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一件傻事。
我小时候那会儿，正是*革文**时期，文化生活如沙漠般贫瘠，除了八个样板戏，什么也没有，课外书几乎没有。我们家住在学校东南角，隔着护城河，墙外是一个叫“水鸣庄”的村子，这个村子的高音喇叭，一早一晚广播北京时间和“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如今我还算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就是叫这个大喇叭日复一日给熏陶出来的。
校外村子里的大喇叭里整天喊：黑暗的解放前……万恶的旧社会暗无天日……。时间一长，我就纳闷“暗无天日”不就是天上没有太阳吗？我当时不理解这是一个修词句，以为是真的。憋了好长时间，终于有一天鼓起勇气，小心翼翼地向父母发问：“解放前真的没有太阳吗？”父母听了到没笑话我，母亲对我说：“傻孩子，这是打比方啊！没太阳人怎么活啊？！……”
问完了我发觉自己真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