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丐，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虽然乞丐是社会最底层的贫民，不为历代的统治阶级所重视，很少被载入正史之中，但是在文人墨客的私家笔记或野史中，却留下了许多关于乞丐的记载。其中以清朝的武训先生最为有名，被后世尊称“千古奇丐”。
武训先生（1838——1896年），行七，原无名，名“训”是清廷嘉奖他行乞兴学时所赐，字蒙正，自号义学症，谥号义学正。山东省堂邑县（今冠县柳林镇）武庄人。中国近代群众办学的先驱者，享誉中外的贫民教育家、慈善家，行乞三十八年，建起三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穷家子弟，是中国历史上以乞丐身份被载入正史的唯一一人，被誉为“千古奇丐” 。
公元1838年12月5日（道光十八年十月十九日），武训出生于山东堂邑县西北乡柳林镇西武家庄的一户穷苦人家。武训有两个哥哥，一个叫武谦，一个叫武让，武训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七，乳名叫武七，亦称武豆沫。
武七7岁丧父，便和母亲一起行乞度日。讨到汤饭必先让母亲食用，讨到零钱，武七就攒起来，买一份尚好的食物，亲手捧到母亲面前。有时远在二三十里外，他都星夜赶回孝奉老人。武七孝贤的品质，让后人敬仰万分。武训离世后，堂邑县知县金林赞曰：“该善士其性至孝。”
一次，在行乞者中，小武七不经意踏在一本破旧的书上，那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三字经》几个字，武七赶忙用小手捡了起来，问母亲上面写的是什么，母亲摇摇头，她也是不识字的。
小武七默默地把书藏好。又一次，行乞中，小武七路过一家私塾，朗朗的读书声使他不由得驻足观看，那天，他竟然忘了去要饭了。衣衫褴褛、食不裹腹的小武七非常渴望读书，但多次被私塾先生拒之门外，因为他穷。
十五六岁时，武七到馆陶县薛店远方亲戚张变征家做佣工，尽管武七非常勤恳，什么脏累的活都敢，喂猪、看果园，披星戴月起早摸黑，任劳任怨。但几年过去了，张老辫没开给他一点薪水，因为他做了个假账本，骗过了武七。
“崇贤义塾”学员刘子舟记载武七被张变征欺骗后，曾大睡三日，不食不语，醒来后，狂奔三日，自名“义学症”。在后来置办的土地契约上，他都签上了“义学症”三个字。由于吃尽文盲苦头，武七决心行乞兴学。
咸丰九年(1859)，21岁的武七开始着手实施他的“伟大”计划，到各地去行乞集资。他头发脏乱，面目污黑，烂衣遮体，但却很快乐，一边走一边唱着自己编的歌谣，四处乞讨，“边乞边佣”。几年下来，这个苦并快乐着的乞丐，足迹所至，遍及山东、河北、河南、江苏等地。
每次讨得较好得衣物和饭食，他就设法卖掉换钱。而自己则象一个苦行僧一样，只吃最粗劣的食物，边吃还边唱：“吃杂物，能当饭，省钱修个义学院。”。他有时还象个江湖杂耍艺人一样表演锥刺身、刀破头、扛大鼎等节目，甚至吃毛虫蛇蝎、吞石头瓦砾，以取赏钱。他还将自己的辫子剪掉，只在额角上留一小辫，装扮成戏里的小丑模样，以获得别人的施舍。
武七白天乞讨，晚上纺线绩麻，边做活边唱：“拾线头，缠线蛋，一心修个义学院;缠线蛋，接线头，修个义学不犯愁。”在农忙时还经常给富人打短工，并随时编出各种歌谣唱给众人听。另外，他还为人做媒红，当信使，以获谢礼和佣钱。
武七的行乞讨要，堪比和尚云游，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过程中，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人，有人吝啬，有人给他白眼，不给东西时，武七脱口就唱：“不给俺，俺不怨，自有善人管俺饭。”
当遭遇疾声厉色的谩骂时，武七反过来宽慰他们：“大爷大叔别生气，你几时不生气，俺几时就出去。”
被骗了血汗钱的时候，武七总是自言自语：“只见好人盖高楼，没有恶霸行到头。”
从二十一岁到离世，武七行乞了大半辈子。经过多年的辛劳，武七终于积少成多，存了一笔数目可观的钱。由于他居无定所，钱款无处存放，就打算找一富户人家来存放。他打听到本县有一位举人杨树坊，为人正直，名声很好。武七觉得这个人值得信赖，于是跑到杨府求见。由于他是乞丐，主人拒而不见，他便在大门口一跪就是两天，最后终于感动了杨举人。武七把乞讨积钱、兴义学之事原原本本叙述一遍，杨举人大为感叹。杨举人不但答应帮他存钱，并且表示要助他办学。
随着款项的增多，武七开始典买田地，备作学田。同时他以三分息给他人放贷，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在他49岁时，武七已置田230亩，积资3800余吊。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的财力了，可是他依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乞丐身份而选择享受，他继续过着赤贫的生活。这时他觉得时机已经来临，决定创建义学，于是他向杨举人提出建义学之事，杨举人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武七应先娶妻生子，武七唱道：“不娶妻，不生子，修个义学才无私。”
光绪十四年(1888)，武七花钱4000余吊，在堂邑县柳林镇东门外建起第一所义学，取名“崇贤义塾”。武七用了整整三十年的时间来实现他的理想，在这三十年里，他受尽苦难，但始终坚定的一步步迈向他的目标。学校建成后他亲自到当地有学问的进士、举人家跪请他们任教，并到贫寒人家跪求他们送子上学。当年招生约50余名，依循惯例分为蒙班和经班，学费全免，经费从武训置办的学田中支出。每逢开学第一天时，武七都要先拜老师，次拜学生，这种仪式持续多年。每次置宴招待老师，他都请当地名绅相陪，而自己则站立门外，专候磕头进菜，待宴*吃罢**些残渣剩羹便匆匆而去。
平时，他常来义塾探视，对勤于教课的老师，他叩跪感谢;对一时懒惰的老师，他跪求警觉。有一次老师睡午觉睡过了头，学生在学堂内打闹，武七径直来到老师的房前，跪下高声唱道：“先生睡觉，学生胡闹，我来跪求，一了百了”。老师十分惭愧，以后再也不敢疏懒。对贪玩、不认真学习的学生，他下跪泣劝：“读书不用功，回家无脸见父兄”。就这样，义塾老师对他十分敬惮，而学生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大家都严守学规，努力上进，学有所成者甚众。
光绪十六年(1890)，武七与寺院合作，在馆陶县杨二庄兴办了第二所义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武七又靠行乞积蓄，并求得临清官绅资助，用资3000吊在临清县御史巷办起第三所义学。武七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免妻室之累，他一生不娶妻、不置家。其兄长亲友多次求取资助都被他拒绝，他唱道：“不顾亲，不顾故，义学我修好几处。”
山东巡抚张曜闻知武七义行，特下示召见，并下令免征义学田钱粮和徭役，另捐银200两，并赐名武七为武训。同时奏请光绪帝颁以“乐善好施”的匾额。武训的绝世奇行轰动朝野。清廷授以“义学正”名号，赏穿黄马褂。从此武训声名大振。
光绪二十二年(1896)4月23日，武训病逝于御史巷义塾。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武训)病革，闻诸生诵读声，犹张目而笑”。就这样，武训在众学童朗朗读书声中含笑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五十九岁。
出殡当日，堂邑、馆陶、临清三县官绅全体执绋送殡，遵照武训遗嘱归葬于堂邑县柳林镇崇贤义塾的东侧。各县乡民自动参加葬礼达万人以上，沿途来观者人山人海，一时师生哭声震天，乡民纷纷落泪。
同年，梁启超为武训作传。武训的影响并没有因其去世而消失，恰恰相反，“武公义迹，乃大显于世。”
宣统元年（1909）山东巡抚袁树勋奏请清廷，为武训建了忠义祠。袁树勋称：“臣愚以为如武训之行，则可谓大义。武训之心，则可谓至仁。合应仰恳天恩，特降纶音，宣付史馆立传，以彰奇行。”不久，武训事迹被国史馆列入孝义传内。
《清史稿》对武训的孝母尊师、行乞办学、救贫扶困等义行给予很高的赞扬。一位民间义丐，以其超越一己之私、重教兴学、矢志不渝的高尚品格而被写入正史史册的，武训是唯一的一位。
到了1934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发起了对武训的九十七岁冥诞纪念活动，蒋介石、戴季陶、冯玉祥、段祺瑞、蔡元培、郁达夫等军政文化界人士采取了各种方式纪念武训，将武训同孔子塑像供奉在一起，给其戴上了圣人的光环。
武训事迹本身所表现出的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智慧的崇高品质，感动了很多观众。当时上海育才学校的师生看过《武训传》后被感动得哭了，他们认为：“中国历史上有武训先生这样的一个人，正是我们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