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回流的清瓷瑰宝（9）——雍正霁蓝釉塔式瓶
金立言（佳趣雅集学术顾问）
督陶官 唐英 （1682-1756） 所作的《陶成纪事碑记》在本系列连载中已被数度提及，其为研究清初官窑烧造与官窑制度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
《陶成纪事碑记》，文如其名，原为 唐英 所撰碑文。其后，碑文被录入了《浮梁县志》乾隆八年本 （1743） 及乾隆四十八年本 （1783 ，图 1） 。 （注 1）
▲ 图1 《浮梁县志》所载《陶成纪事碑记》，乾隆四十八年本。各种彩釉条目的最末尾为“仿东洋抹银器皿”。
碑文开头为 “计开，烧造各色条款” ，随后列举每年官窑烧造所需费用、御器厂内工匠的人数及分工、每年运往北京的瓷器数量等。 “仿古采今” 的 “各种釉水款项” 中，列举了从 “仿铁骨大观釉” 到 “仿东洋抹银器皿” ，共五十七种釉彩。
经过对比相关文献，我们发现在《陶成纪事碑记》的基础上， 唐英 又增补了他的供职及督陶经历，撰写成《陶务叙略碑记》。从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所收《江西通志》 (图 2) 中所载此文的内容来看， 唐英 回顾了自己从青年时期开始在内务府养心殿的工作经历，之后又论及从雍正六年 （1728） 八月起就任 “监督江西窑务” 的经历。在文中，他不仅拜谢皇恩，也意识到责任重大，表达了全心全意履职的真切意愿。
▲ 图2 乾隆《四库全书》本所收《江西通志》载《陶务叙略碑记》，乾隆《四库全书》总目。各种彩釉条目的最末尾为“厂官釉大缸”。
《陶务叙略碑记》中上述文字后的内容是与《陶成纪事碑记》相同的 “各种釉水款项” 。值得注意的是，该文 “各种釉水款项” 的最后一项并非 “仿东洋抹银器皿” ，而是增添了一条 “厂官釉大缸” ，彩釉的条目也从五十七条增加到了五十八条。如果仔细阅读《陶务叙略碑记》，可知此文的前半部分应该是《陶成纪事碑记》的序文，因为文中写到： “举而条列于后，镌石珠山之阳，俾后之继。” 并且，根据“迄今乙卯，七载于兹”一句可以确定，此篇碑文完稿于《陶成纪事碑记》成文的同年，即雍正十三年 （1735） 。
除了《陶成纪事碑记》与《陶务叙略碑记》，还有一则被称为《事宜纪略》的史料，在 尾崎洵盛 、 杉村勇造 等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中经常被提及，该文中也列举了各种彩釉的条目。但在这些先行研究中，并未提及其出处，经过查找相关资料，我们发现在《匋雅堂谈圃》 （《匋雅集》第五） 中收录了《事宜纪略》的拓本。 （图 3）
▲ 图3 小森忍著《 匋雅堂谈圃》 （1923年版）所载《事宜纪略》碑拓片， 雍正13年冬月（11月），各种彩釉条目的最末尾为“厂官釉大缸”。
《匋雅堂谈圃》是活跃于二十世纪前期的陶艺家兼古陶瓷学者 小森忍 （1889-1962） 的中国窑业调查记录 （注 3） ，于大正十二年 （1923） 出版。此书由正文及附录两部分构成，附录主要收录了陶瓷图版和其调查时拍摄的照片，其中第六十三图为 “位于御器所环翠亭之侧的《事宜纪略》碑” 。图版抄录了装裱好的石碑拓片，由于图片非常模糊，完全无法看清其中的文字内容，不过最上方的 “事宜纪略” 四个大字清晰可辨。
所幸，同一页上誊写出了碑文内容，可以看到碑文分为上、中、下三段，从 “烧造各色条款” 开始，这与之前提到的《浮梁县志》的记载相同，彩釉条目的最末尾为 “厂官釉大缸” ，与《江西通志》中的记录一致。碑文末尾署有 “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冬月督陶使者沈阳唐英记” 的落款及 “协理厂务笔帖式” 等多位官员的名字。另外，落款中的 “冬月” 指十一月。由此可见，《事宜纪略》石碑曾立于景德镇环翠亭旁，时在雍正十三年十一月。
▲ 图4 《景德镇陶录》御窑厂图（红框内为“环翠亭”所在）
该石碑长期下落不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残碑被发现 （图 5）（注4） 。根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 江建新 先生的报告，发现的残碑长92厘米，宽72厘米，厚5厘米，有火烧痕迹。石碑上段遗失，中段文字从 “东青釉，有浅深二种” 开始，最后以 “釉里红器皿，有通用红釉绘画者，有青叶红花者” 结尾。将残碑碑文与《匋雅堂谈圃》所收录的拓本 （图 6） 两相比较，显然是《事宜纪略》石碑的中段部分。江所长将碑文与乾隆八年《浮梁县志》的记载对比，指出了文献中的误字、脱字等，得出了新发现的碑文为相关文稿底本的结论 （残碑现由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保管） 。
▲ 图5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的《事宜纪略》残碑（左图为残碑右半部分拓片） 尺寸：92cmx72cmx5cm 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藏
▲ 图6 《匋雅堂谈圃》所收录的《事宜纪略》拓本，由于图片非常模糊，完全无法看清其中的文字内容，不过最上方的“事宜纪略”四个大字清晰可辨，所幸，上书同页誊写出了碑文内容。
接下来将以上相关史料、碑文的综合讨论概括如下：
· 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纪年的《事宜纪略》碑为各类史料的底本，当时， “仿古采今” 的 “各种釉水款项”“五十七种” （碑文原文） 官窑瓷器已经烧造成功。
· 在《事宜纪略》碑文的基础上，唐英增加了自己的经历等作为序文，写成《陶务叙略碑记》。从文章中的语句判断，两文年代相符。文章收录于乾隆四库全书本《江西通志》时，总称为《陶务叙略碑记》。
· 乾隆八年版及四十八年版《浮梁县志》所录的《陶成纪事碑记》的内容与《事宜纪略》碑文相同，但省略了最后的 “厂官釉大缸” ，与碑文中 “五十七种” 的记述一致。这也是至今广为流传的《陶成纪事碑记》名称的由来。
有待研究的是，为何《事宜纪略》其后改称为《陶成纪事碑记》？笔者推测这或许是唐英在此文将被收入《浮梁县志》时，加以修改润色，在删除了彩釉最后一项 “厂官釉大缸” 的同时，也将《事宜纪略》的标题更改成为《陶成纪事碑记》。 （注 5）
那么，雍正十三年十一月， 唐英 为何留下了这样的碑文？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推测是出于以下原因。
原本，内务府总管兼淮安关监督为 年希尧 ， 唐英 是为了 “协造” 年希尧 官窑运营而至景德镇赴任的。从雍正六年八月至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两人齐心协力，尽职尽责地推进雍正官窑烧造的事务。在《瓷务事宜示谕稿序》 （乾隆元年，1736） 中， 唐英 叙述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注 6） 。他在初抵景德镇的三年内，与陶工同其食息，终将自己锻炼成精通窑业管理与瓷器烧造的专家。 年希尧 也相当器重 唐英 ，称赞他： “偕余董其事，工益举而制益精。” （《重修风火神庙碑记》） 于是，雍正官窑获得了长足进步，在原有的青花、釉里红烧造技术的基础上，开发出各种仿宋瓷单色釉品种，与此同时，受西洋影响的瓷胎画珐琅 （珐琅彩） 、洋彩瓷器也日臻完善，官窑瓷器烧造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情况。
雍正帝非常信赖 年希尧 ，在瓷器器型、纹饰等相关问题上，雍正帝频繁地对 年希尧 （非唐英） 作出指示。此外，雍正帝还命内务府将作为烧造官窑样本的各类器物，交给 年希尧 的 “家人” 郑天锡 转送其处。在记录着宫廷工艺品制造的《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中，此类记载甚多。因此，雍正年间的档案资料中与 唐英 有关的记载较少，出现较多的是督陶的主要负责人 年希尧 的名字。
不过， 年希尧 的命运与雍正帝息息相关。在雍正十三年八月末雍正帝驾崩后不久，江苏巡抚 高其倬 马上弹劾 年希尧 ，十一月二日 年希尧 被罢免 （注 7） 。 唐英 对这一系列变故心知肚明，随着 年希尧 的罢免， 唐英 预料到自己的职务也会发生变化。果不其然， 年希尧 被罢免淮安关监督是在十一月二日， 唐英 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走马上任。不难想象，在此升迁之际， 唐英 是以总结其自雍正六年以来到景德镇 “协造” 官窑瓷器烧造成果为目的撰写了《事宜纪略》。碑文上的年款 “雍正十三年岁次乙卯冬月” ，即雍正十三年十一月。
以上费了相当笔墨介绍了 唐英 的事迹，本次介绍的器物是雍正霁蓝釉塔式瓶 （图 7） 。该瓶的器型类似佛塔，因此被称为 “塔式瓶” 。雍正官窑尤喜烧造此类器型，除了霁蓝釉外，还有红釉 （图 8） 、窑变釉 （图 9） 、炉钧釉等多种釉色，以及青花画龙纹 （图 10） 、花卉纹 （图 11） 的同类作品。如此在相同器型的器物上施以多种装饰技法的特色，在雍正到乾隆年间的器物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关于此，乾隆十二年的谕旨中 （图 12) 也提到了相关信息： “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 换而言之，在这五十二种琢器上，釉色和纹饰的相关交替使用是被允许的。
▲ 图7 清雍正 霁蓝釉塔式瓶及底款 高：27.3cm 私人收藏
▲ 图8 清雍正 红釉塔式瓶及底款 高：27.2cm 故宫博物院藏
▲ 图9 清雍正 窑变釉塔式瓶及底款 高：27.3cm 故宫博物院藏
▲ 图10 清雍正 青花龙纹塔式瓶及底款 高：27.5cm 故宫博物院藏
▲ 图11 清雍正 青花塔式瓶及底款 天津市*物文**交流中心藏
▲ 图12 乾隆十二年的谕旨中也提到了相关信息：“琢器五十二件，样式、尺寸不许更改，其颜色、花纹，或与此内酌量互相更换，尚可。”
霁蓝釉，即《陶成纪事碑记》 “五十七种” 条目中的 “仿宣窑霁青” ，以明宣德官窑为祖本。
▲ 图13 清雍正 宝石蓝釉弦纹直颈塔式瓶 成交价：HKD 5,310,000 中汉拍卖（香港）2018年秋
此件霁蓝釉塔式瓶是赏心悦目的雍正官窑单色釉器物，收藏器物的日本木盒上的题签写有 “雍正年御制，琉璃釉细口花瓶” 。此器在2018年秋天的中汉拍卖 （香港） 中倍受瞩目，多人参与竞拍，最后由香港名店永宝斋收入囊中。
注 释:
1、张发颖编，《唐英督陶文档》，学苑出版社，2012年。据说明，其中收录的《陶成纪事碑记》源自乾隆八年本，并根据乾隆四十八年本校订。
2、陈宁，《唐英与陶瓷文献编纂》，《清代陶瓷文献学论纲》，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此外，关于《江西通志》中《陶瓷叙略碑记》相关的论述，参见荒井幸雄《清朝陶磁の古文献について》，《世界陶磁全集 十五 清》，1983年。
3、小森忍，《匋雅堂谈圃》，匋雅会，1923年。小森忍等匋雅会成员的中国古代陶瓷研究可参见：长谷部乐尔，《鑑賞陶器のはじまり》，《国宝を中心とする古美術名品》，東京美術倶楽部，2006年。在小森之后，藤冈了一（“清代の陶磁”陶瓷讲座，1935年）、尾崎洵盛（《清代の官窯》，1958年）、杉村勇造（《清の官窯》，1973年）、佐藤雅彦（《陶器講座·清》，1975年）、中泽富士雄（《清の陶磁》，1998年）等人以《事宜纪略》为出处，讨论过其中记载的彩釉问题。
4、江建新，《唐英<陶成纪事碑记>及其出土残碑遗文校释》，《督陶官文化与景德镇》，江西美术出版社，2011年。残碑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现于御器厂遗址周边，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所长推测石碑为太平天国战乱之际被废弃的。但是，从注3可知，直至1923年，石碑仍伫立在“环翠亭”之侧，石碑的破损当晚于此时。
5、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根据《事宜纪略》中列举的条目，彩釉种类的总数并非碑文开头所提到的“五十七种”，而是五十八种。关于这一点，除了在注3中已经提到的日本学者的研究之外，以下文章中也有涉及。李胜疆、黄胜辉，《旧碑新拭——<陶成纪事碑记>内容价值评析》，《中国陶瓷工业》第二十七卷第三期，2020年6月。
6、佐久间重男，《景德镇の督陶官唐英について》（1983年完稿），《景德镇窯業研究史》，第一書房，1999年。此文中提到了《瓷务事宜示谕稿序》中的“今上龙飞之乾隆元年”，乾隆元年唐英所写的上文与《陶务叙略碑记》一样，也带有工作总结性质。
7、童书业，《清初官窑瓷器史上几个问题的研究》（1957年完稿），《童书业说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傅振伦、甄励，《唐英瓷务年谱长编》，《景德镇陶瓷》第十四期，1982年6月。
说明：本文原发表于日本《陶说》杂志2021年第12期（NO.823）。撰文期间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物文**馆荣休馆长林业强先生、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江建新先生、翁彦俊先生、肖鹏先生、景德镇陶瓷大学陈宁老师、天津市*物文**交流中心赵磊先生的协助，谨致谢意。
THE END
| 金立言博士编著 |
▼
| 囧 艺 出 品 |
▼
